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一文中曾提到文革后一代文人模样的坍塌。他说： “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陈丹青在此触及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经历中最凄惨的一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集体的全面倒掉。这是一个令人惊心的事实。
俄罗斯知识分子更早经历了与中国知识分子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苦难，然而在他们的经历面前，我们并不会感到凄惨，相反，我们感到崇高的敬意。因为在他们的苦难中，人的精神并没有被毁灭，而是更强大地被激发出来。他们的苦难迫使我们在它的面前低下头来。而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之所以凄惨，是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赞许的行动、意志、智慧从这一苦难的经历中成长起来，它是一种没有回报、没有酬答的苦难。
接触当代文学史，我们总是惊讶于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和诗人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作品了？为什么那些曾经出色的诗人，冯至也好，何其芳也好，卞之琳也好，他们的美学趣味何以退化？一些批评者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作家和诗人对青春写作的过分依赖。从现象上看，这听起来似乎也蛮有道理。但这样的观点却经不起深究，因为接下来的问题一定是，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会特别依赖青春写作，既然其他地方的作家并不如此，甚至中国以往的经典作家也并不如此？从历史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威的热衷，远甚于对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兴趣。依附性的人格，软弱的个性，导致了盲从和从众。
当然即使在文革那样的时候，也不能说中国就全无清醒的人。据说，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一直坚持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但这是一种沉默的自由主义。也许只有陈寅恪实现了自己的期许：“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陈氏一人终不能挽回整个知识界的颓势。从这个事实，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无信。
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缺少信仰的维度，虔诚作为一种高贵的品质也从来不为中国知识分子放在心上。宗教在我们这里只是一种话头，从未和我们的生命发生切实的联系。
同样因为无爱，我们的苦难也没有救赎。从法国大革命的苦难产生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从沙皇的苦役中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从斯大林主义的赤色恐怖中产生了《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然而，从我们的苦难中又产生了什么呢？只有沉默和空白。针对中国现代的苦难及其文学表现，美学家潘知常先生曾尖锐地指出：“世纪的精神巨债，以及自己如何在成功的精神叙事中被赎回，进而如何在精神上拯救‘革命’、‘暴力’和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指中国作家）还根本没有涉及”。
无思，无信，无爱：这就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肖像。因为无思，所以无力担责；因为无信，所以不能担责；因为无爱，所以没有救赎。这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彻底坍塌的原因了。这也是1949年后诗人、作家的美学趣味完全堕落的原因了。首先是人的垮掉，然后是作品的垮掉。如果一个年轻的诗人不想重复这条道路——我无奈地看到许多当代诗人仍然在重复这条道路，这对我们真好像一堵无法跨越的鬼打墙——而渴望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渴望在诗歌事业上有所作为，而不是写写所谓的好诗、好看的诗，成为别人眼中的诗人，那么你必得学会思考，学会信仰，学会爱。我思，我信，我爱——我想，这就是做一个诗人的条件。那不是做人的条件吗？有人会问。对，是做一个人的条件，然而也是做一个诗人的条件。做一个诗人，难道不就是做一个人吗？诗歌不就是“在空无一人的世界上开始对人的创造”（奥古斯丁）吗？至于语言的才能，锐敏的感觉，渊雅的知识，这些东西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对诗歌有真正热爱的人，他多少具备，或者经过艰苦的自我训练，他终将具备。而思想，信仰和爱，这些东西不能从外面赋予，而只能从内部产生，所以更重要。
我思，我信，我爱，这就是诗人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