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和安
近年来，“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引发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深刻讨论和强烈反思。这一问一忧，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大学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才培养。应当说，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对大学根本使命的一种追问。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从更宽广和更深层次，对日渐模糊化的大学的根本任务进行全面反思，让大学教育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的职能本位。
大学最重要，或者说最根本的使命与任务是什么？随着近代以来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加上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对大学在直接服务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由此，对大学办学水平的评价，则更多地从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科技贡献率来进行评判。这样一来，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自身，都形成了对大学人才培养职能作用重要性认识的逐渐消解。
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早就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并由此引申出大学的使命——“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行为和思想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蔡元培先生也曾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所以，就大学内部的运行机制而言，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等，固然是不可或缺和不可偏废的，但最终的价值取向应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在社会对大学办学水平给予客观评价时，大学在对自身进行定位时，都应该有此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导致大学根本职能和根本任务的错位，必会出现“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因此，要培养杰出人才，最迫切的，是要让大学的办学理念和职能定位，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和任务上来。
作为大学，怎样才能真正更好地承担起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要回答和解决这一命题，必须跳出改革培养模式、创新教学方法等传统思路，更多地去探究本源性、深层次的答案。我想，至少要涵盖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坚守大学之道、明晰育人理念和侧重人格养成。
坚守大学之道，就是要处理好大学“以自我为中心”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大学在其独立性与社会性之间达至一种平衡。不论这种平衡能否在实然层面实现，大学“以自我为中心”及其“独立性”，都应始终优先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及其“社会性”。也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大学才不至于沦为“职业化人才的加工厂”。
明晰育人理念，需要大学从教育理念或者说“办学信仰”的层面，树立起清晰准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解决好“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纵观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无一不是在育人理念上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斯坦福大学的“造就有文化教养的、有实用价值的公民”、牛津大学的“立足于培养各行各界的领袖人物”等等。对照当前我们在人才培养领域的诸多困境，其实症结之一，恰恰就在于未能明确“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使得创新型人才培养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眼高手低、与职业型人才混淆不清，进而导致流水线生产、同质化倾向等问题，最终的结果，反而是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初衷背道而驰。
侧重人格养成，旨在解决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创新能力作为一种复杂的能力结构，包含三个层次的核心内容：一是探索发现知识；二是重新组合知识；三是首创前所未有的事物。在这个结构中，创造性人格和创新性思维处于最高层次，是创新能力的核心特征。由此，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我们的评价标准，必须由“取得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向“培养形成创造性人格和创新性思维”转变。加强思维训练，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是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经之路，也是大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提升社会贡献度的重要途径和价值作用所在。
我感到，始终坚持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是合乎大学发展规律和实现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个人小传
罗和安，湘潭大学校长，1954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3年获挪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科技领军人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