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为避让明皇陵，多花了2.3亿元，多建了近6公里的桥梁，多挖了285米隧道。这组数据的披露，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热点。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明皇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沪高铁项目更改设计方案为其让路，只是在遵守法律规定。然而，这一底线正义，之所以成为媒体追逐的新闻，网友关注的焦点，也从侧面折射出文物在施工挖掘机面前，往往扮演被伤害者的角色。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我国近30年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与工程为文物让路相比，映入公众视线的，更多的是工程破坏文物的事件。这种文物为工程让路的悲剧一再重演，守法成本和违法代价的失衡是一大动因。根据《文物保护法》，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这就意味着，倘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落实相关文保规定，施工方既要增加工程开支，又会延误项目进度。相反，如果破坏文物，只需面临最高50万元的处罚，简直就是罚酒三杯。两害相侵取其轻，许多建设单位甘愿受罚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时，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也成为一大推手。在一些地方看来，项目开发是显性政绩，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文物保护则是隐性政绩，只见投入不见产出。一些市、县重点工程，特别是一些“首长工程”、“形象工程”，往往是长官意志代替法律规定，基层文物部门迫于压力，无法开展正常的执法工作，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在GDP挂帅的理念下，文物保护处于“讲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尴尬似乎也就习以为常了。
要想“工程为文物让路”不再成新闻，首先需要强化法律刚性，提高违法成本。目前《文物保护法》修订工作已经启动，除了提高对破坏文物的处罚上限外，有必要引入公益诉讼，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对文物损害案件依法提出经济赔偿；其次，厘清权力边界，完善文物保护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促使地方政府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自觉摒弃单纯追逐GDP、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