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到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一次例行的午餐讲演会后闲聊时，不知哪位在书架上翻看旧报，忽然呼道：“看哎，这是写哈佛校门的”！几个便凑过去。一看正是刊登张梦阳先生《哈佛的校门》一文的《中华读书报》“家园”版，我立时笑了，告诉同行：“一年前我就读过，不仅报上读过，而且在发表以前就在邮件里先睹为快了。因为跟作者是朋友嘛”。
说笑间，同行们不禁对我“刮目相视”……
文章说的是梦阳去美国看望女儿，也游览各地，壮伟奇景，令他颇觉不虚此行，然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哈佛的校门”。因为在他的想象里，这所号称世界第一学府的名校，“一定很堂皇，即使不像纽约那样矗立着摩天大楼，也一定很现代，很富丽的”，而迎接他的“竟是一座古旧、简朴的校门”，于是他被这种巨大的反差惊呆了，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我想：说不定还有新建的堂皇的大门。就向旁边走去。可是，周围的旁门依然是红砖、铁栅，依然很简朴。
我被这种古旧和简朴惊呆了！
走进校园，依然是古朴的红砖楼房。很墩实、安静，却并不华贵。校园也不大，仅相当于中国一所地区性学院。这就是我久已向往的哈佛大学吗？
梦阳由这种震撼当中联想到了中国的名校——那些大学和重点中学，那些花费成百上千万元搭建起来的“壮观”校门，并开始了他的议论：学校的好坏不在校门的大小（大意）。
从文章的描述里，哈佛的人们马上就能判断出作者说的是哪个校门，中文应该叫“麦基恩门”（The McK?鄄EAN GATE）吧，在哈佛园南侧偏西的位置，出去就是马萨诸塞大街。或者可以调过来说，每天都有观光大巴停在那条街上，而观光客人也就在导游的带领下从“麦基恩门”进入校园，簇拥在哈佛先生的铜像前。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哈佛校园参观路径，因此“麦基恩门”也可以说是多少人的必经之门了。然而，似乎只有梦阳先生关注并记述了这道不起眼的门：“红砖砌成，拱形的门洞，黑色铁制的大门，门框上面是三角形的尖顶。两边围墙也是红砖砌的，中间是陈旧的铁制护栏。”可以说，这的确是一个发现。
我走进哈佛的校园时，并没带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倒是在迈进校园的那一瞬间就想到了梦阳的《哈佛的校门》，虽然走的并不是“麦基恩门”，而是略大一些的“约翰斯顿门”（Johnston Gate）。后者距前者不到数十米，为现存哈佛最古老的校门（1889），也是通常所说的“主门”，重要仪式都由此通行。出了红线地铁哈佛车站，便是哈佛广场，从广场横过皮博迪街（Peabody Street）就自然对着这道门，不必特意找。但即便是这个校门，也实在没什么特别，红砖砌成的门柱，铁铸的门栅，宽窄能通过一辆轿车而已。以目前国内的开发眼光看，或许要被画上一个“拆”字圈也未可知。
那么，是什么让人在感受上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仔细想来，主要原因恐怕在于这30多年间国内土木工程的翻新和跨越。不妨回顾一下，当今中国还有哪座城市找得到30多年前的旧貌？40岁以上的人还有多少人能找到自己度过童年的旧房子？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但人们已经对这种惊人的变化习以为常。中国在开始感受“西方”的古老与陈旧，至少在城市建筑的外观上是如此，虽然“欧式”“美式”之类还是住宅新区的主要卖点。而且，这也不完全是国人自己的感受，在本家“西方”来的人似乎也这么看。记得也是2008年，《纽约时报》的主编或主笔跑了趟北京，回来后写篇特稿引起不小的反响，题目就叫做《北京和纽约，哪个更“乡下”？》。很显然，他的回答是后者。只要两间行走一趟便都会看到，中国城市的新兴建筑群，正对比着芝加哥、纽约搭建于100多年前的、业已陈旧了的那些摩天楼，就像中国大学新建的校门正对比着哈佛的“约翰斯顿”和“麦基恩”等老校门一样。我们感觉上的反差就源自这里。
“高楼万丈平地起”，大兴土木，最能令人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不过，如果弄过了头，也会导致对文明发展方向的物质化、狭隘化理解，以为“发展”就是土木GDP。当然，中国的学校不能没有校门，尤其在一个讲究“门第”的国度，连国家都有“天安门”的国度，不让各级政府和学校建造豪华的大门也不现实。只是建了也罢，却不能修了拆，拆了再修地反复折腾，搞得过于豪华。就拿哈佛的“约翰斯顿门”来说，当初也是很大一件事，是哈佛1855级学生塞缪尔·约翰斯顿赠送给母校的礼物，花费大约10000美元建起来的。这笔钱在那个时代不是个小数目，折算成修铁路华工的工资，要100个人连续干100天还得自带三餐才挣得来。但修好后就一直立在那里，也一直被当做“好东西”，至今仍是哈佛的主门。而进这门左手边的哈佛会馆（Harvard Hall）和右手边的马萨诸塞会馆（Massachusetts Hall），则都比校门更古老，前者建于1776年，后者建于1722年，都有200多年了。然而，谁都清楚，哈佛大学却既没停留在200多年前，也没停留在一百多年前，而是处在现今世界顶级大学的最前列。在近400年的校史当中，它更新的主要不是那些砖瓦，而是智力以及促成智力更新的教学与研究机制。这些才正是“常青藤”的奥秘所在。那些古老的校舍和陈旧的校门亦因此而游人不断，下自成蹊。
“本源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文化偏至论》，1907），鲁迅当年留学时，面对世界文明的如此感受，也适合于用来表述“哈佛校门”带来的启示。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最难学习，也最值得学习。但愿百年之后，中国的那些名门学校的校门仍在矗立，既不扒，也不倒。
几年过去了，久居国外，并不知道《中华读书报》创刊于何时，也记不清自己是从何时开始阅读的，却还记得从这报纸上读到的那些事，那些想法。这是份给读书人办的报，书讯和出版动态当然少不了，不过我的阅读偏好却是那些读书人的想法，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并不是和书直接相关的想法。那身处哈佛校园时的关于“哈佛校门”的议论，至今仍历历在目，而那张带来这一话题的《中华读书报》也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记得有年轻的学者还以此为契机，居然把哈佛园的所有校门都拍了一遍。
最近，看到“我与中华读书报”征文启事，才知这张读书报原来已经办了20年了。她不仅在中国读书界，而且在世界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两年前一位日本同行学者寄来一份《中华读书报》的复印件，上面有篇与我商榷的文章。我就此写了《歧路与正途——答〈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及其他》一文，发表在该报2012年9月12日第3版上。这是我首次给《中华读书报》写稿，从它的读者变成一个作者，殊觉缘分匪浅。（作者为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