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是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2014.8.31-2002.5.5）先生百年诞辰。
从事曲艺工作近30年间，我有幸亲眼观看骆玉笙先生艺术表演的机会不能说很少，但与她的实际交往却非常有限。前后也就四次，而且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半期。但是，留给我的印象与影响，却是非常深刻的。
仔细回味与骆老的交往过程，脑海里蹦出的两个最为鲜明和主要的词汇，就是谦恭和敬畏。所谓谦恭，通俗地说就是谦虚和恭敬。虽然骆玉笙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广影响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十分崇高和伟大，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的确首先是谦恭。所谓敬畏，就是对人对事怀有庄严认真的心理，抱着谨慎小心的态度。而这，正是那些真正有修养、有德行的成功者必备的品格。
骆玉笙先生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样一位秉持谦恭而心存敬畏的人。这可能与她幼时成长于社会底层、长期接受传统教育有关，也与她长期为观众服务，视观众为衣食父母，将艺术视为生命，从而为人作艺严肃认真有关。
具体说来，我与骆老的所有交往，可以概括为4次交道和4篇文章。
第一次是在1991年的5月，第一届中国曲艺节（天津）期间。由于之前给她寄过一篇发表在1990年6月15日《今晚报》上有关她早年学艺精神的随笔《“偷艺”的启示》。她便特地请我去她家里玩。我趁机向她请教了“‘唱曲’与‘唱歌’和‘唱戏’有何区别”的专业问题。记得她面对我的提问，沉吟了足足有两三分钟，最后轻声而又清晰地说出了“曲艺是横着嗓子唱，唱歌和唱戏多是竖着嗓子唱”的话。虽然当时我对她的这个回答也理解得不很确切。但却给我很大的启迪。后来经过多年思考，我在撰写出版《中国曲艺通论》时，据此对唱曲的“说唱”、歌曲的“歌唱”和戏曲的“扮唱”，进行了一些专业化和理论性的阐发挥。
第二次大约是1991年的6、7月间。我去天津出差，给她送去了当年6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她从艺60周年所作《风格独树，老而弥精》一文。她真诚感谢并告诉我，她读了当年3月16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琴师弦师非等闲》一文，非常赞同我的观点。表示琴师和弦师非常重要，她自己就是弦师教授出来的。她1934年拜著名弦师韩永禄为师，才学习的京韵大鼓。正是恩师为她“量体”设计的唱腔曲调，奠定了她自己所谓“骆派”风格的基础。她强调，琴师和弦师是演唱者艺术上的搭档与合作者，红花绿叶要相扶，对他们要格外尊重，不应随便轻慢，面对成绩和荣誉，更不能掠美和独揽。
第三次是1993年国庆节后，我到北京安定门外她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探访，顺便送上了1992年9月26日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骆玉笙在京韵大鼓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她这次没多说别的，而是特别提到我编的《王济曲艺文集》。说这本当年9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她的老团长王济先生第一时间就送她了。她认为我给他们的老团长和天津的曲艺做了一件大好事，鼓励我多做为老同志和曲艺界“攒家当”的事。
第四次是1995年12月，即第二届中国曲艺节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结束后，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礼堂进行汇报演出时。她在后台当着许多候场同行的面，要我也为他们演员写些曲本和唱词。我说我是搞评论和研究的，不会写也没创作过曲本和唱词。她就说曲艺不能没有作家的扶持，曲艺界自己的作家太少。并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几年前担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就应约专门为她写了《文人与酒》的唱词，让她有新的节目可以排演。
现在回想起来，骆老每次与我交流，总是谈专业、谈事业，多称赞、多鼓励。对他人谦恭有余，对艺术敬畏有加，从不夸夸其谈、自我标榜，更没有一些名人大腕的傲慢与轻狂。让人充分感受到一位资深卓越的前辈艺术家对同行晚生的关心、信赖和鼓励、期望。还记得第三次与我谈话时，她说到了自己的“骆派”，认为是否能够成为流派并不重要，能把老祖宗的东西学到手传下去、让听众满意才重要。当时并不清楚她说这话的真正用意与背景，但促使我一直思考她所创立的流派问题，知道关于“骆派”一直有些不同的认识。于是便在2012年她逝世10周年纪念之时，在当年第10期的《曲艺》杂志上发表了《从京韵大鼓“骆（玉笙）派”形成看曲艺如何继承和创新》的论文。这是我迄今所写有关她的4篇文章中，她本人唯一没有看到的一篇。值此骆玉笙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足以告慰九霄之上抑或九泉之下她的是：不管您老的态度如何，京韵大鼓的“骆（玉笙）派”艺术，已然成为后世宗法的重要流派；并将与您本人的名字一道，深深镌刻在中国曲艺浩瀚深邃的历史天幕上，永远绽放于京韵大鼓郁馥葱茏的艺术园圃中。
（作者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