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墨子》一书的命运和经历相当独特。比如，很多传世先秦典籍至少在唐以前就形成了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经典文本，可《墨子》的经典文本至今都没有形成。从秦汉至清中叶，历代统治者均不提倡《墨子》之学，士人也绝少理会，以至于两千多年间几无学者研究或批注该书。今天我们读《墨子》，最好是读孙诒让《墨子间诂》，而以今人吴毓江《墨子校注》作辅助。
《墨子》堪称古代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逻辑、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据学者研究，今本《墨子》之前两篇，即《亲士》和《修身》，应为墨子自己所作，带有学于儒家又脱离儒家的痕迹；接下来五篇，即《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可视为墨子中年时期讲学的记录，乃墨子去世后其弟子根据记录增益而成，为墨子思想之纲要；第八篇到第三十九篇（中缺八篇），共十一个题目，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各题往往分上、中、下，大多数篇章均以“子墨子言曰”开头，殆为墨子去世后墨家三派各据所记而整理的墨子讲学记录，是研究墨子和早期墨家最基本最可靠的材料；第四十篇到四十五篇，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应当是战国后期墨家之作品，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出自一时；第四十六篇到五十篇，即《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是墨子后学关于墨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记录，写成时间应当较早，为研究墨子生平事迹的可靠材料；第五十二篇到七十一篇（中缺九篇），即《备城门》等，当是墨子讲授防御战术和守城工具的著作，由禽滑釐及其弟子根据记录整理而成，写于墨子晚年及禽滑釐时代。（参阅孙以楷等《墨子全译》前言）
读《墨子》，首先要了解墨子言说之特点。
众所周知，墨子“非乐”。如果把墨子反对之乐看成艺术的代表，可以说在艺术方面，墨子表现了小生产者汲汲于功利的特点，他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知美却反对求美的学者。无疑，墨子之“非乐”不仅反对音乐活动本身，而且反对社会上层欣赏音乐时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因为这些不符合兼爱百姓之道。可无论如何，他毕竟是出于功利的考量，摒弃了美好的艺术。《墨子》文章映射了墨家重功利的特点。在先秦诸子中，它们可能是最缺乏文采的，无《论语》之简约深远，无《孟子》之雄辩恣肆，无《荀子》之缜密精细，更无《庄子》之奇诡谬悠。先秦时候就有人说它“不辩”了：“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实际上，向世人宣传自己的理念和学说乃先秦各家“为文学、出言谈”的一致取向，其用世之追求是一致的。故司马谈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论六家要旨》）在为文学出言谈时，各家往往采用特定手段，以期在听读对象那里得到更好的效果。墨子及其后学则跟其他诸子大异，他们刻意彰显为文学出言谈之“用”，而贬抑有可能带来干扰的“文”，遂使其文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成为史上一大憾事。然而换一个角度说，“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陶渊明《饮酒》二十首“青松在东园”），《墨子》一书不仅因为特出之思，而且因为独到之文，强化了先秦诸子的多元性，何尝不是史上的幸事呢？
《墨子》文章有多种类型，具体的读法不能千篇一律。
读《非命》等篇，要留意其论证方法即“三表”（或曰“三法”）。《墨子·非命上》云：“……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下》说言有三法，内容大抵与上引三表相同。《非命中》提及言之三法，表述稍有差异。至于实践方面，《非命》上、中、下，《非乐上》，《明鬼下》等篇，都是运用三表法的典型作品，唯有时有所侧重，非平均用力罢了。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墨家对立言方法极其可贵的探求、总结和实践。从文章写作尤其是论议文写作方面看，围绕某些基本原则来立言，意味着历史前进了一大步，对文章逻辑思维、主体结构及表述方式的成熟有重大意义。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超出了开辟儒家的孔子与开辟道家的老子，甚至超出了孟子；在这一方面，就其所为文学所出言谈而言，墨子在荀子以前是罕有其匹的，就其为文学出言谈达到某种自觉而言，即便是荀子以后，墨子也罕有其比。
传世《墨子》五十三篇，“最宏深而最难读者，莫如《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之六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毕沅称此六篇“讹错独多，不可句读”（毕注《墨子》）。谭戒甫先生治此六篇，断续花了四五十年时间，也才“大概弄清楚”。他这样说：“此六篇书，素号难读。梁任公曾举出‘八难’，是确实的。我在四十多年前即开始研究此书，因学过电机工程，就在物理、数学、逻辑一些知识的基础上，得到初步门径。随后大感不足，又专习文字音韵有年，专习周秦诸子有年，专习经史要籍有年，专习佛学因明有年，还涉猎旁门杂术，远及于东西洋各种学艺著作又有年。在这断断续续几十年中间，像作战一样，总是紧紧包围着这六篇书，向它发动无数次的进攻；虽吃过很多败仗，只因艰苦奋斗下去，终于拔除了很多要塞和据点。”（《墨辩发微》序）《墨子》此六篇着实令人生畏。而自《备城门》以下十一篇，注重军事技术，讲论抗敌守备之法等等，岑仲勉先生认为其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然此十一篇亦称难治。章炳麟《孙诒让传》称：“《墨子》书多古字古言，《经》上、下尤难读，《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审曲勿能治。”至少在清中叶以前，《墨子》可称绝学，其《墨辩》及《备城门》部分凡十七篇，约占传世《墨子》三分之一，则可谓绝学中的绝学。谭戒甫、章炳麟诸先生已经提示了研读这类篇章的一些重要方法，各位自可借鉴。
读《墨子》尤须关注它对当下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学说原本是儒学的解构性力量（当然，它跟儒学的关联极为复杂）。儒家立于一尊之前孟子竭力排摈墨学，儒家立于一尊之后墨学不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正显示了它在中华文化构成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下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理应重视它对儒学的某种矫正作用。举例言之：第一，墨家勇于实行，对偏重于向内寻求和拓展的儒、道两家都是一种反拨。第二，儒家倾向于将思维限定在政教伦理范域。如荀子称：“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荀子·礼论》）又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墨家科学精神对这种偏向是有益的修正。尽管从具体层面上看，墨家之科学早已经被历史超越，但其科学精神却可以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根柢，永远不应被遗弃。梁启超尝感慨：“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墨经》而已矣。”（《墨经校释》自序）第三，墨学之兼爱说主张没有等差的爱，从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儒家张扬的君臣父子秩序，故被孟子归到“无父”“无君”之列（《孟子·滕文公下》）。而在当下，用墨子不讲究等差的兼爱思想，来修正孔子不脱离等差的仁爱观念，也许是值得考虑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要求。
除此以外，墨子“非攻”也有极高的现代价值。这种价值不在于他反对攻打别国，而在于他采取反对立场的如下依据：“亏人自利”即不仁不义，“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墨子·非攻上》）。墨家既不讳言利，又反对“亏人自利”，既不虚廓，又有价值担当，比较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墨子还有利他观念。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云：“老子为己者也，孔子人己并为，墨子为人者也，其宗旨愈改而愈优。”（《新民丛报》第三十五号）墨子利他观念当有助于矫正现代人对自我的过度沉迷，激发他们对世人的关爱。墨子有平等观念，这体现在礼教政治诸多方面。比如政制方面，他张扬“虽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司马谈评墨家礼制，尝云：“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论六家要旨》）而这显然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而言之，《墨子》有待开掘的价值甚多。儒学之所以被西汉迄明清的漫长历史选择，主要因为它是维护、促使秩序正常运转的意识形式。而不被这段历史选择或重视的学说，比如墨学，也不见得没有价值，它只是因为蕴含着对体制的挑战，而受到压抑和摈斥而已。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墨学必有不同寻常之处。它对民族生存之重要意义，近代以来，已为很多学者肯定。比如梁启超断言：“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读《墨子》要提防历史上那些板结固化的认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经典，你会发现更多的真相。学界总是有人说，要把握墨家批评儒学的立场云云。其实，严守这一立场，会妨碍我们理解先秦墨家与儒家的真实关联。郭店楚墓竹书等出土文献，足以彰显将这段历史简单化的弊病。其实不惟读《墨子》，读其他经典，也应该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