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辞书奇缺，《新华字典》停售。上级提出修订《新华字典》，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辞书奇缺给社会各界带来极大的不便，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据传某地一位小学教师，备课中有些字不认得，便跑到附近的公路上，等过路的人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向他们请教。
《新华字典》修订工作开始后，成立了修订班子，教授几乎都参加了，成员有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袁家骅、朱德熙等先生。魏先生在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邀请周祖谟、金克木等，动手编一本适合大众学习的字典，献给新中国。这就是后来出版的1953版《新华字典》。
魏先生认为所编的字典，要有一个突破：是白话文字典。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目标。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相结合，取得了胜利，在文学创作上鲁迅、茅盾、巴金等都采用白话文。
然而，在应用文方面，文言的势力还很大，公文、新闻、书信等，文言的影响还比较大。辞书领域也受影响。请看1948年出版的《国音字典》对“刀”字的注释：1.供切割斩削之利器。2.古钱币，作刀形故称。3.小船。“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见《诗经》。而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释则不同了：1.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一把菜刀、刀刃、单刀、镟刀。2.纸张的单位（数目不定）。
《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普遍的赞赏。然而在“文革”中却被禁售了。于是提出修订。修订什么呢？迟群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肃清字典的“封资修”流毒。大家觉得无法去做，因为压根儿没有什么流毒可言。
当时领导字典修订的是国务院科教组，我们向他们汇报修订遇到了困难。他们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回答是：要实事求是，不要神经过敏，不要胡改。传达总理的指示后，大家就清楚了指导思想。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认真去检查字典的内容；“不要神经过敏”就是找不到“封资修”的流毒，不要硬去找。修订工作可顺利进行了。修订采用1965年版的《新华字典》作底本，一仍旧贯，正文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找到一个错字，在qì音节中的炁，错成了㤅（ài），这应该说是手工排版之误。反过来说找不到《新华字典》内容上之误，证明其质量之高。
当时补充的内容主要体现在附录上，如“常用化肥和菌肥”“常用化学农药”“节气表”和由朱德熙先生编制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周总理的正确指导，挽救了《新华字典》。
在修订班子中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工宣队的郭宽师傅为组长，我是副组长。平时修订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由我负责请示教授们解决。魏先生1921年考入北大，是一级教授，周祖谟先生1932年入北大，是二级教授。周先生住北大中关园，与我家距离很近，我请示问题通常去周先生家。
《新华字典》修订稿到了定稿阶段，我到周先生家请周先生过目，周先生说，放心吧，没有错。
1971年4月12日晚，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工作的汇报，科教组通知我们《新华字典》组派人参加。军宣队指定郭宽和我参加。
学校派了车，我们按时到会。不一会儿，有人大声地说：“总理到了。”大家不约而同，“唰”一声立正迎接总理。我非常激动，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
落座后，总理按会议提供的参会名单一一点名。周总理点到“曹先擢”，我立即站起，答：“到。”总理说：“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河南潢川。”总理说：“潢川离光山不远。你读过周一良的《世界史》吗？”我回答：“没有。”总理说：“隔行如隔山啊！”我深感愧疚。读书少，知识面太窄了。
后来讲到出版《柳文指要》等，总理还问到上海的沈尹默的情况，等等。
最后轮到《新华字典》的修订出版事。总理看了字典的封面上“新华字典”的字，问这是谁题的字，我们回答：是集鲁迅的字。总理说，鲁迅怎么可能为《新华字典》题字，集字的做法是对鲁迅的不尊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197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其封面用字就改了。
我们在上面提到《新华字典》所依据的是1965年的版本，这一版的《新华字典》贯彻了1963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的规定。1965年版的《新华字典》还未及广泛发行，就被勒令停止发行。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完全采用1965年版的《新华字典》，所以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在“文革”中将审音成果推向社会，方便大众应用，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