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百代诗话之祖”，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章学诚语），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双璧。《诗品》中的诗学史观、诗歌发生论、诗歌美学和批评方法论，都垂远百世，沾溉后人，对我国文学理论、诗歌理论以及日本和歌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奠基诗学的意义。
《诗品》的作者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永明三年(485)秋天，钟嵘入国子学。因好学，有思理，明《周易》；得到国子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但长期充当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
《诗品》的产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当时五言诗蓬勃发展；社会上文学鉴赏、文学批评风气兴盛；士大夫有很盛的著书文化风气。同时是钟嵘富于天才的创造。
《诗品》共品评汉迄齐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上品”十二人（古诗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此数字实包含了钟嵘的结构思想与良苦用心。
《诗品》的体例，分三品论诗人。“上品”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中品”略次；“下品”则为次要诗人。在论述上，“上品”较详，“中品”次之，“下品”较略；重要诗人专论，次要诗人合论。大抵以源流相同，风格类似，或以帝王、父子、君臣、女诗人、沙门僧侣为归。
整个《诗品》分序言与品语两部，互为表里，互相发明。其整体框架，横向以三品论诗，纵向先溯其流别，再逐一品评自汉魏迄于齐梁的诗人。这种结构形式，横向可见历代五言诗人之优劣，纵向可观五言诗歌之发展。发展分建安、太康、元嘉三阶段，分别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轴心，辅之以刘桢、王粲、潘岳、张协和颜延之，使一百二十多位诗人连成一个流动的整体，勾勒出一幅自汉迄梁的诗歌史。
钟嵘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主要包括诗歌发生论、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和诗学理想等几个方面。
诗歌发生的根源，钟嵘认为首先是“气”的作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的性情受气的感荡、物的触动，就形成独特细腻的内心感受，用吟咏的形式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就形成了诗歌。“气”，既是抽象的东西，是充盈于天地宇宙间蓬蓬勃勃的元气；又是具象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萌动，能触于物而感于心。《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四季感荡人心的诗歌发生论，已是西晋以来诗论家的共识。如陆机《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但诗歌发生，并不仅仅是由于四季感荡，在四季感荡之外，社会生活中的人际感荡，同样是诗歌发生的重要原因，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是钟嵘。他在阐述四季感荡之后，《诗品序》又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盻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
由于气的发动，四季迭相更递，万物盛衰变化；社会动荡不宁，人际悲欢离合。这一切，都使人心变得更敏感，使情愫变得更丰富，最后产生了驰骋情志、抒发情愫的诗歌。
与此紧密关联，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的，是人内心情感自然地流露。基于对诗这一本质的认识，诗当与经国文符、撰德驳奏有本质的区别。
“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张华断句），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在创作论上，钟嵘强调诗中“赋、比、兴”的作用。与汉儒的诠释不同，钟嵘给“赋、比、兴”下了新的定义，使它更接近审美，更接近表情达意。他重新解释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钟嵘主张“赋、比、兴”三种方法应酌而用之，避免因单用某种方法而带来的弊端。《诗品序》阐释说：
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诗经》是四言体，出于对《诗经》的信奉和崇拜，不少诗论家仍视四言为正宗，瞧不起五言。包括刘勰的《文心雕龙》也这么认为。钟嵘则以为五言是四言发展的必然结果，今人多习五言，是因为五言形式在表达感情方面比四言更为优越，更有回旋的余地，也更具滋味，其摹状写物，也更详切，更具审美价值。
在汉魏至齐梁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中，最能体现钟嵘诗学理想的诗人是曹植。钟嵘从曹植的诗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想，又以对曹植的理想化，使自己理想的诗学得到体现。其中“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正是钟嵘诗学理想的核心。钟嵘在内容情感上要求“雅”与“怨”的结合。在诗歌的体制风格上，他又要求“质”与“文”，“风力”与“丹彩”等美学要素的统一。在批评实践中，钟嵘正是以这些美学尺度来品衡古今诗人的。
钟嵘重视的“滋味”说，说五言诗体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刘勰对“味”的论述，只是论某个作家或论其他问题涉及到，钟嵘把“滋味”放在《诗品》的中心，贯穿始终，且与诗歌的本质论、发生论、文体论、创作论等交融在一起，成为诗歌审美和诗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钟嵘《诗品》批评方法论垂式千秋。
《诗品》既是一部诗学理论著作，又是一部诗学批评著作。《诗品》用得最多的是“比较批评”“历史批评”和“摘句批评”法。
在运用“历史批评”法时，钟嵘把所有的诗人总属《诗经》、楚辞两大系统，分隶《国风》《小雅》《楚辞》三条源流，按时代先后，世有相因，人有嗣承，如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如评《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评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评阮籍：“其源出淤《小雅》。”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在一百二十三人中，钟嵘追溯了三十六位诗人的礼貌特征和风格渊源，包罗了《诗品》中重要和相对重要的作家，来代表整体、系列和完美。
“摘句评论法”的核心在于“断章取义”，无论景语、情语，只要凝炼，概括性强，可断章取义即可。可以个别代一般，一句代全章，兼有暗示、举例、鉴赏等作用；《诗品序》末标举历代五言警策者，或举篇名，或以佳句指代，如：“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者也。”均为其例。此外，《诗品》有时也兼用孟子的“知人论世法”等等。
《诗品》流传千载，对后世文论、诗论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对唐诗和唐代诗论的影响，除影响的外在形式和诗歌美学，还通过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皎然《诗式》等显示出来。他们的品评，多有祖袭、搬用《诗品》的痕迹。
除了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滋味说”以外，在批评方法上，《诗品》对后世的影响也同样重要。《诗品》被推为“百代诗话之祖”。明毛晋汲古阁本《诗品》跋称《诗品》为“诗话之伐山”。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称：“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
《诗品》不仅对我国齐梁以后的诗论产生影响，还流布海外，对日本的汉诗，特别是和歌，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天长四年（八二七），良峰安世等总其成的日本汉诗《经国集序》中，就有模拟《诗品》成句的痕迹，表明其时已有传入的可能。
日本宽平三年（890），陆奥守藤原佐世奉敕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就有对《诗品》的著录。
日本《古今和歌集》是继《万叶集》之后，第二部有重大影响的和歌总集。延喜五年（905），由第六十代醍醐天皇下诏编选，延喜八年至十三年，纪贯之等进呈；选诗一千一百余首；前后有纪贯之所作“真名序”（汉文序）和“假名序”（和文序）。这两篇序文论述和歌的起源、社会功用和本质特征，揭示了和歌发展的历史，品评历代歌人的优劣，划时代地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创作及和歌批评的理论；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学的基础。因此，一千多年以来，不仅“二序”被日本人奉为圭臬，视为珍宝，每每称引；纪贯之本人也受到日本诗学界普遍的仰戴，并被尊为和歌理论和散文文学的开山祖师。但纪贯之的《古今和歌集序》，是在全面学习、继承、祖袭钟嵘《诗品》的基础上构建的。
纪贯之《古今和歌集序》对《诗品》亦步亦趋地模仿，对诗人的品评，都与钟嵘《诗品》的语言相同。
《古今和歌集》开其端，历代日本天皇都下诏编纂和歌，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诗品》影响。可见钟嵘《诗品》传入日本，已与日本民族文化、审美心理融合，并已和谐地进人日本民族独特的美学结构之中，成为日本和歌精神与日本民族审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解《诗品》东渐及对日本汉诗、和歌的影响，正可考察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影响和形成“周边文明”的历史进程。
中国是一个诗国，清理我们的诗歌理论尤其重要。而钟嵘《诗品》的理论价值及在文学批评史上与刘勰《文心雕龙》并称双璧的地位，即此可成定论。
研读《诗品》，可资参考的书目主要有：台湾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日本高木正一《钟嵘诗品》、韩国李徽教《诗品汇注》、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诗品研究》《诗品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