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述春秋后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的言行事迹的古典文献，是研究晏子以及当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晏子（？-前500年），名婴，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弱之子，先后事灵公、庄公，相景公，前后五十余年。《晏子春秋》记载的事情主要是发生在景公时期。
《晏子春秋》共八卷，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内篇六卷即刘向所谓的“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者，有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等；外篇二卷即刘向所谓的“复重，文辞颇异”及“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各一篇（《晏子叙录》）。全书共二百一十五章，各章长者数百字，短者几十字。这些篇章，既有历史上真实的晏子的言论事迹，又杂合了大量民间传说，记载了人们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塑造了晏子这位为政贤明、堪称楷模的杰出政治家形象。
《晏子春秋》的作者争议
唐代以前，一般都认为《晏子春秋》是晏婴自著。从柳宗元开始提出怀疑后，历代学者对于《晏子春秋》作者问题各抒己见，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五种意见：
1.晏子即晏婴。《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儒家类》《直斋书录解题·儒家类》等历代目录学著作都持此观点。
2齐国墨子之徒。唐代柳宗元说：“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柳河东集》卷四《议辩·辩晏子春秋》）
3.齐国或久住齐国的人。今人高亨认为：“作者当是齐国人，或久住齐国的人。当时齐国有自己的史书，而民间和士大夫间，有许多关于晏婴的传说。作者大概是根据传说及史书而写成的。”（《〈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
4.秦博士淳于越。今人吴则虞提出：“《晏子春秋》的成书，极有可能就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在秦国编写的。”（《晏子春秋集释·序言》）董治安的《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谭家健的《〈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等论文均已详辩其误。
5.六朝后人伪造。清代学者管同说：“吾谓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其文浅薄过甚，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与？”（《因寄轩文初集》卷三〈读晏子春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出土已经证明其误。
在此问题上，高亨的观点是中肯的。从《晏子春秋》反映的信息观察，作者熟习齐地情况，我们虽然无法确知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但可推知作者是西汉初期齐地人或久居齐地的人。大概正因如此，《晏子春秋》撰成后在齐鲁地区广泛传播，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晏子》的出土可以为证。
《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
从汉到唐，一直把《晏子春秋》的作者定为晏婴，其成书时间自然也认为在春秋末期了。然而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却一直存在着分歧，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战国说、秦朝说、汉初说、六朝说。
这四种见解各有所论，综观前人研究，《晏子春秋》成书于西汉初年证据更为充分，被接受程度较广。理由有二：第一，清末学者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里把《晏子春秋》的引《诗》说成是《齐诗》学派。今人吴则虞经过考证认为：“《晏子春秋》的引《诗》与《齐诗》并不相同，而恰恰和《毛诗》是同一学派。”（《晏子春秋集释·序言》）由此可知，《晏子春秋》的成书当在《毛诗》之后。第二，西汉贾谊的《新书》、司马迁的《史记·管晏列传》和刘安的《淮南子·要略》等已征引过该书，而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都著录过该书，所以《晏子春秋》成书年代应当在此之前，具体来说应在最早成书的《新书》之前。因此《晏子春秋》的成书在西汉初年著作《毛诗》和《新书》之间。
《晏子春秋》的学派归属
《晏子春秋》不仅是一部具有政治思想色彩的古典文学作品，更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哲学、文学的重要文献资料。学术界关于其学派归属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1.儒家说。《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认为《晏子春秋》属于儒家学派。这种说法在唐代以前基本没有异议，刘歆的《七略》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最早把《晏子春秋》列入“子部书”中，并奉为“儒家者流”的首篇。另有近人吕思勉指出：“今观全书，称引孔子之言甚多，引墨子之言者仅两条。诋毁孔子者，惟外篇不合经述者一至四四章耳。陈义亦多同儒家，而与墨异，以入墨家者非也。”（《经子解题·论晏子春秋》）。
2.墨家说。柳宗元最早提出此种说法：“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柳河东集》卷四《议辩·辩晏子春秋》）。其后，此说风靡一时，流传甚广。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均将其列入墨家类。
3.亦儒亦墨说。近人张纯一提出：“综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所以认为“其学盖原于墨、儒，兼通名、法、农、道”（《晏子春秋校注·叙》）。但此说提出后只有少数学者支持，影响不大。
4.非儒非墨说。近人吴则虞认为：“儒家学说的建立，一般断自孔子，晏婴年辈在孔子之前，那时并无所谓儒者之业，可见列入儒家学派不一定恰当。墨子尚俭，晏子也尚俭，两书相同之处只此一端，凭此一端划入墨家，也不合事实。”所以主张非儒非墨说，认为其“确是一部古典短篇小说集”（《晏子春秋集释·序言》）。
《晏子春秋》体现的是晏子的思想，不应将其简单地归为哪一家，其思想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可从这一角度更好的去理解《晏子春秋》的思想内容与精华。
《晏子春秋》的思想内容
《晏子春秋》是研究晏子思想的重要著作。该书反映出晏子作为一位政治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主张，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重民思想。重民爱民，轻徭薄赋。晏子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杂上》），又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问下》），还说“不以饮食之辟害民之财，不以宫室之侈劳人之力”（《问上》）。
2.政治思想。第一，举贤任能，反对馋佞。晏子说“举贤官能，则民与若矣”《问上》），又说“佞人馋夫之在君侧者，好恶良臣，而行与小人，此国之长患也”（《外篇第七》）。第二，廉洁节俭，克己奉公。晏子说“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又说“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杂下》）。第三，以礼治国，依法行政。晏子说“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谏下》），又说“诛不避贵，赏不遗贱”、“刑罚中于法，废罪顺于民”（《问上》）。
3.哲学思想。第一，尊重自然，轻视鬼神。春秋时期迷信鬼神盛行，景公出猎时曾遇见虎蛇，以为不详，晏子则认为：“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遇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详也？”（《谏下》）第二，遵循规律，天人相分。对于盛衰生死，晏子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界的规律，表现出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为可悲？”（《外篇第七》）
《晏子春秋》中的晏子爱民、任贤、尚俭、重礼等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晏子主张爱护百姓，廉洁节俭，减赋省刑，反对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滥施酷刑，这些观点既具有儒家思想，又含有墨家思想。晏子从齐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的内外施政方针，其保国安民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晏子春秋》的版本选择
《晏子春秋》一书在历史流传中，篇数主要有七卷、十二卷和八卷本之说。第一，唐代通行七卷本，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也称：“婴所著书名《晏子春秋》。今其书有七篇。”（《史记·管晏列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为七卷。“盖后人以篇为卷，又合杂上下为一篇”（吕思勉《经子解题·晏子春秋》）。第二，宋代通行十二卷本，如《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和《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均著录为十二卷。第三，元明清以八卷本为主，元刻本（吴方山藏书），明成化间刊本（怀仙楼藏）、明活字本，清《四库全书》本均为八卷本。现在流传于世的多系明緜眇阁刻本八卷。
《晏子春秋》的校注本，清人主要有钱熙祚校《晏子春秋》七卷、卢文弨《晏子春秋校正》一卷。近人主要有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骈宇骞的《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张纯一的《晏子春秋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这几个版本适合研究者使用。
《晏子春秋》的译注本，主要有孙彦林的《晏子春秋译注》（齐鲁书社1991年版）、李万寿的《晏子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石磊的《晏子春秋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卢守助的《晏子春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这几个版本适合初学者使用。其中李万寿的《晏子春秋全译》，每篇依原文、注释和译文一次排版，原文以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作底本，注释参考了张纯一的《晏子春秋校注》，同时以骈宇骞整理出来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晏子》十六章对校吴本的有关章节，译文以直译为主，个别地方采用意译，方便兴趣爱好者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