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不是畅销书，是常销书，能够这么被出版的中国作家并不多。对于那些求生存而不苟活的人，想庄严的工作的人，鲁迅能够激发人的生命力，是生命力的能源，无论你领会多少或深浅如何。本期新书解读为您推荐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回望鲁迅”。
清光绪七年辛巳，公元1881年9月25日，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产一男婴。由于这天是阴历八月初三，按当地说法，这男婴和“灶司菩萨”同生日；又因为这年是闰年，男婴出生时的衣包是“蓑衣包”（绍兴话，指婴儿的胎包质地薄，像蓑衣的样子），所以年长的邻居和朋友都说：闰年出生的人，又是“蓑衣包”，而且和菩萨同生日的孩子，是很少的。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只怕难以养大。因此他一生下来，周家全家，上自爷爷，下自父母，想方设法使他顺利长大。他是这一房的长子长孙。
这是鲁迅的母亲——鲁太夫人鲁瑞在几十年后和一个曾是邻居且亲密的晚辈的俞芳小姐闲谈时所叙述的一个故事。她的儿子如期长大，但并不顺利，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之后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声名赫赫、地位独特的伟大人物，吻合了他出生时的传说。剔除其中迷信的成分，鲁太夫人的叙述不过表现出一个母亲对于儿子的焦虑、期待和所有的爱。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按惯例逢10必有大型的纪念活动，正式活动恐怕要等鲁迅先生生日前后，我们现在只能翘首以待。实际上记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在翻云覆雨的出版界，在新世纪的初年，在鲁迅先生诞辰周年纪念活动中如何大显身手。
“回望鲁迅”大型丛书抢渡滩头
相信有眼光的出版社绝不会错过这一最佳的出版机缘，有识之士也绝不会袖手旁观，于是记者近日看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回望鲁迅”，由鲁迅研究者孙郁、黄乔生主编，首版共22本，分散文和论文专著两部分，它们分别是：
散文部分
《无限沧桑怀遗简》孙优园等著
《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钟敬文、林语堂等著
《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周作人、周建人著
《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周作人、周建人著
《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柳亚子等著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萧红、俞芳等著
《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许广平著
《编辑生涯忆鲁迅》赵家璧等著
《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史沫特莱等著
《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孙伏园、许钦文等著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后期弟子忆鲁迅》胡风、萧军等著
《冯雪峰忆鲁迅》冯雪峰著
《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许寿裳著
论文专著部分
《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李长之、艾芜等著
《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汪晖、钱理群等著
《鲁迅史料考证》朱正、陈漱渝等著
《围剿集》梁实秋等著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瞿秋白等著
《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
《心灵的探寻》钱理群著
《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著、尹慧珉译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汪晖著
鲁迅先生一直是记者深为敬爱的作家，为了采写这篇文章，记者在数日内将这套浩繁的丛书重新翻阅，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毕业前后看过的，重读时似乎回到了那个善感而落寞的青春时期，鲁迅先生的书信、散文、小说和有关回忆文章如何安慰过一个年轻的心灵，他的人格的魅力和文字的魅力持久不衰地打动着记者。感谢编选者的努力，他们将这一切近乎完整地提供给读者。
在《北京日报》办公大楼里，“文艺周刊”主编孙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孙郁曾在鲁迅博物馆工作过4年。调入《北京日报》后，编报之余，他终日研读、著述，其著《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出版后都有相当程度的反响。据他介绍，《回望鲁迅丛书》的缘起并不复杂，1997年他的《鲁迅与周作人》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相邻的河北教育出版社总编王亚民找到他，提出想出版一套有关鲁迅的大型丛书，于当年开始筹划，2000年底付梓出版。孙郁自认对史料还不够熟悉，请鲁迅博物馆的黄乔生先生选编这部分，他自己选编了论文专著部分。首印只有2000册，因为编选这套书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王亚民所希望的是：自己出版了完整的有关鲁迅的资料丛书之后，别的出版社在此再难以有所作为。说白了，是使别的出版社无法超越，无法再出。而这套书是可以拆开单卖的，可能有些会卖得好，有些卖得不好，出版社不会介意。
在市场经济时代，有关鲁迅的作品在出版业仍有强劲的竞争力，成为现代以来少有的文化出版资源。
鲁迅先生曾经希望自己的文字“早日与时弊同时灭亡”，但正与此相反，他至今还常常被人记起，他的文字不断重新出版，鲁迅作品成了开掘不尽的思想宝藏，也给一些出版社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据记者所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发行到第九版，由1981年的人民币50余元上涨了10余倍，地方出版社如漓江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鲁迅散文全编》、《鲁迅杂文全编》、《鲁迅小说全编》和《鲁迅小说》、《鲁迅杂文》等也市场良好，都是出版社的常销书。临近世纪末，有实力的出版社都想编选一些有关鲁迅的大型丛书，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鲁迅回忆录》（6本），当时反映不错，但其规模只相当于河北教育出版社这套《回望鲁迅丛书》的散文部分；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套《鲁迅著作手稿全集》（12卷），极其精美，而其却与资料汇编性质的丛书不同。
鲁迅研究专家，前鲁迅博物馆馆长王得后先生对此解释说，鲁迅先生在中国是最敏感、最能刺激人的作家，世纪末评大师、评经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否有人在读，且常读常新。鲁迅先生永远是个非常刺激人的话题，刺激人的神经，他的作品不是畅销书，是常销书，能够这么被出版的中国作家并不多。对于那些求生存而不苟活的人，想庄严的工作的人，鲁迅能够激发人的生命力，是生命力的能源，无论你领会多少或深浅如何。
浙江文艺出版社著名编辑、评论家李庆西从80年代以来出版过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也是该社出版鲁迅著作的策划人和编辑，他对此别有心得。他说，鲁迅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第一位代表人物，要了解中国文化，鲁迅是绕不开的。你必须了解他，无论你是否喜欢他。梁启超也很重要，但有两个原因限制了他成为像鲁迅这样如此大的出版资源：一个是语言，梁启超的文字不是通俗的白话文，在今天传播起来有困难；另外，他没有参加救亡图存的运动。当然，他也考虑中国富强、救亡图存的问题，但他面临的时代和鲁迅不一样，梁启超局限在文化精英中，而鲁迅的声音传达到了人民大众中去。就了解中国文化而言，就学问而言，梁启超并不在鲁迅之下，甚至更好，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民众的问题，梁启超虽然重视报纸并自办报纸，但他的读者限制在知识圈里。鲁迅的时代新闻业和出版业都很发达，识字的人也多了，所以他的声音能够传达到民众，影响更大。他们都提倡改造国民性，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更透彻一些。
作为主编者，孙郁认为，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有人说，20世纪的亚洲有几个伟大的人物，在革命方面有毛泽东和甘地，在文化方面有鲁迅。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用世俗、流行的话语无法把握鲁迅，因为他的一生都在颠覆世俗和流行。鲁迅研究界是个很奇怪的领域，不仅现代文学专业的人在研究他，哲学界、史学界、古典文学界都有人在研究，而进入者不断被后来的研究者所抛弃，有的观点当时轰动一时，但年轻的学者会抛弃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新从鲁迅作品出发。历史是非常无情的。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研究没有价值，它们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史，至少有史料价值。
具体到《回望鲁迅丛书》，作为鲁迅研究专家和资深出版人的王得后、李庆西是如何评价的呢？王先生认为，这是有关鲁迅丛书中规模最大的一套，相当数量地汇集了有关鲁迅的资料，对于专业研究鲁迅和普及鲁迅都有帮助，把鲁迅研究70多年的学术成就都展示出来了，而且有比较醒目的名字，如《红色光环下的鲁迅》、《围剿集》、《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等，论文专著部分，像它这样的规模还没有过。这套书比较真实的回望了鲁迅，在编辑内容上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李庆西表示，这套书的设计是不错的，具有学术性和资料性，包括一些印象性的东西，关注的点比较多，不同的切入点选得很好，可以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鲁迅，以前还没有过这种出法。从构架上来说，这套书出版之后，别的出版社确实很难再出。
为什么给这套书取“回望鲁迅”的名字？孙郁解释说，这是2000年最后一套关于鲁迅的资料性的丛书，故曰“回望鲁迅”。而这种分类法是为了便于一般读者，是从阅读和普及的角度选取这种分类的。有关鲁迅作品出版的空间很广阔，此番尽量选收那些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论文，例如陈涌，代表50年代鲁研界的最高水平，论文专著部分，选收李欧梵、汪晖等人的专著有编者个人的偏爱和趣味，觉得汪晖的论文在目前是个高度。当然也有很多遗憾，是个“残缺的工程”，比如“外国作家谈鲁迅”很多没有入选；将鲁迅时尚化、人为拔高的文章没有收；围绕鲁迅作品发生争论的文章不能收（或相互攻讦，或涉及版权）；“港台学者谈鲁迅”没有编出；“当代作家谈鲁迅”没有编；很精彩的论文由于篇幅太长不能收等等；国外的论文和专著，由于版权等问题无法收录。而学术界内部的人事纷争，收谁不收谁也使编者有顾忌，编选条件还不成熟。
在记者的询问下，王得后和李庆西也谈了这套书的欠缺之处。王先生说，鲁迅本人极其反感称师弟，丛书中有两本书名为《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后期弟子忆鲁迅》，不妥。李庆西说，丛书中入选的东西大都是比较好的，但所提供的新的东西也不多，论文专著还可再多一些，现在所选的学术观点太相近了。
好在《回望鲁迅丛书》并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所有想出而未出，或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后，都可加入进来，出50本也不为多，孙郁说。
20世纪鲁迅研究领域中最坚实的部分，在鲁迅史料的研究和整理；在所有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中，萧红的为最上乘。
《回望鲁迅丛书》将近一个世纪国内外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先生的文字汇编在一起，使读者聆听到鲁迅的朋辈或敌人以及后人对鲁迅的褒贬与对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鲁迅，都认为自己说的对，但若干年后，后代学者发现是个伪问题。孙郁强调指出，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该写回忆文章的都已写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因此那些写的好的回忆录，尤其弥足珍贵。
既然复原真实的鲁迅如此困难，那么鲁迅史料的研究和整理至关重要。鲁迅史料的研究和整理，大约在8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从30年代至今，许寿裳、周作人、曹聚仁、林辰、朱正等几代鲁迅史料专家，著述繁多，考据严明，常于流俗中发掘被遗忘的真实，丛书中《鲁迅史料考证》代表了这些史料专家的灼识。孙郁大胆说，20世纪鲁迅研究中最坚实的部分，在这个队伍中。
而说到回忆文章，研究者们发现，不少篇章重复，往往是许多人回忆同一件事，其间大同小异；又因年代久远，记忆力衰退，常有与实情不相合之处，或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加之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多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自相矛盾。一般认为回忆录写得好的有许寿裳、周作人、许广平，而被鲁迅研究界几乎公认的最好的是，国内属萧红，国外属增田涉。
对于文学青年的提携和帮助以至于给予父爱般的关心，贯穿了鲁迅先生的一生，然而，他也无数次感受到青年人的不可信任甚至背叛。但两萧与他实属佳话。漂泊、流浪的萧红和萧军在上海得到了鲁迅无私的帮助，他们对鲁迅也有着极深的信赖和感情。敏感、聪慧，有着天才般写作能力的萧红，于鲁迅逝世后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文笔细腻，记述传神，由许多个片断组成，似乎不是刻意为文，但信息量极大，又非常生动，通过写日常生活中的鲁迅，将他的思想、智慧、幽默体现出来，是男性作家笔下绝不可能产生的，但未发表前，还被身边的男性讥笑为琐碎，婆婆妈妈，觉得不像回忆录。女性自有女性的笔触，《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一书中的不少女士都表现出观察敏锐、长于描述细节的特点，是这套《回望鲁迅丛书》中最为可读的书之一。女性笔下的鲁迅先生，使他的魅力更突出。
鲁迅研究专家和出版人怎样看待年轻人中不喜鲁迅作品的言论，他们希望出版社提供什么样的有关鲁迅的书籍。
鲁迅逝世时身上覆盖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几乎被全国一致地认同，他被赋予了民族英雄、甚至更高的地位。任何一位中国作家，都不曾像他这样享有如此的殊荣。王得后先生介绍说，在70年代以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差不多没有不研究鲁迅的，专攻鲁迅研究的比较少，约有几十个，像唐、李何林、王瑶等；“文革”末期，由于需要注释《鲁迅全集》，全国各大学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几乎都参加了这个工作，包括工农兵学员，有三四百人；改革开放以后，打破了研究禁区，许多过去被忽视或被批判的作家都可研究了，鲁研界的人力被分散了，只剩下十分之一，专攻鲁迅研究的学者大概有四五十个人，但参加鲁迅研究学会的仍有几百人。
这是几个有趣的数字对比，从中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也许因为过去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经典化”引起的反弹，现在的年轻一代时有不喜鲁迅作品的言论。目前大学生里专攻鲁迅研究者已凤毛麟角了，本科、硕士、博士论文以鲁迅为论题的也很少了，这情形正与80年代相反，那时，教师纷纷以鲁迅研究开课，学生纷纷以此为论题。有多少人在鲁迅作品里成长为学者或一直生活在鲁迅世界的覆盖之下，那是许多人为自己选择的命运。
李庆西说，鲁迅的时代太痛苦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承受这种痛苦。但中国太大了，总会有人喜欢鲁迅，出版社有关他的书籍印数大概不会超过10万册，但一本书印5万册是有的，对现在的出版社来说，5万册就是可喜的数字了，然而，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这个数量还是少。不过，相比之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鲁迅还是一个重要的出版资源，出版数量还是多的。应该有专给青少年看的鲁迅读本，这个选本要能引起青少年阅读鲁迅的兴趣，作为他们了解鲁迅的启蒙读物；还缺少一个很好的鲁迅传，提供给普通读者阅读，要有纪传体的文采，很强的叙述能力。一句话，缺少像余秋雨《文化苦旅》这样的笔调写
鲁迅传。
王得后的建议是，出版社应该提供更多的国外研究鲁迅的书籍，尤其是日本专家的书，日本鲁迅研究专家功力扎实，有独到的见解；另外，1949年以前的文章应该多出版一些。
可以提前透露的是，明年是鲁迅先生东渡日本留学100周年，孙郁正在筹划一本书，由中日学者各写一半，文章都是为此书新写的论文。在采访过程中，孙郁有几句含意颇深之语，记者很愿借用来结束本文。他说，鲁迅从人的有限性出发，在解构别人的同时早已解构了自己，他希望自己速朽，绝不向往自己永恒，他一生没有长篇小说，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短篇，他“安于小”。相比之下，我们的当代作家太希望自己永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