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一些社科著作与论文中得知，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也有一定的影响。您作为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专家，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两度被重视。一是在西方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都十分推崇中国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并借此来批判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神本主义文化。同时，不少西方学者也都肯定，由东方传入的中国四大发明，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历史的东西——发明”一节中列举的一部分对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发明，其中有好几项是与中国有关的。二是在本世纪初，海德格尔等一些西方思想家发现西方文明在摆脱神本主义以后，又过分地被技术、知性、物欲所统治，因此他们积极提倡新人本主义，而且明确提出要到东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人文文化资源。我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充分注意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这是中国的特色。
记者：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注重实证，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然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模糊学说、混沌学说等却得到了许多现代科学家的关注，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坦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过极大的启示。应如何看待这个矛盾？
楼宇烈：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的实证科学概念至今对我们影响很大。实证科学的概念要求普适性、可重复性、可实证性，以便在实验室操作后推广到社会上。这种研究方法事先在实验室范围内界定了许多变数。然而，在实践中，科学家们发现，宇宙现象纷纭复杂、千变万化，除了普适性现象外，也有许多个别性现象；除了可重复性现象外，也有不少现象是不可重复的。一些现象通过分析的方法可以描述得很清楚，但也有许多现象不能描述得那么清楚。甚至有些看似清楚的东西，细究起来反而不清楚；有些看似准确的东西，细究起来反而不准确。相反，倒是在某种相对模糊的状态中却可以达到相对的准确。因此，原先那种静态的、线性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遇到了动态的、非线性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挑战。进入本世纪以来，古典物理学的结构分析方法也遇到了挑战，从分子到原子，到质子、量子……如此分下去，何时是尽头？是不是永远可以这样分下去？于是，现代物理学开始注目于一个模糊的场的概念，乃至进一步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概念、“混沌”的概念，来描述原始物质物理现象。相对论、量子力学率先冲破了实证科学的框架，西方的科学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本世纪模糊数学、模糊逻辑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的那些整体性、模糊性、个体性的思维方式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本世纪不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曾说过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启迪。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说他深受庄子混沌思想启发。现代物理学家卡普勒所著的《物理学之道》，80年代初在美国畅销一时，其中专门探讨了现代物理学与中国的道和禅宗思想的关系。著名的量子力学家玻尔提出的互补性概念也深受阴阳学说启发，以至采用太极图作为其学说的标志。著名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则特别讲到李约瑟撰著的《中国科技史》对他的影响。他说：“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记者：有些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太讲究团体精神，只讲共性不讲个性，使中国人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以人为本”，就不能脱离和泯灭个人价值。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个人的价值呢？
楼宇烈：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对个人的尊重与个性的发展，即缺乏民主。事实绝非完全如此。民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更是过程；民主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自由和民主都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和民主为前提，而不是像某些人脑子里想象的那种单一的个人为所欲为的概念。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完美无瑕，在西方，民主也是讲价钱的，你没有钱，谈何民主？康有为当年就清楚地指出了西方民主中的弊病，现在大家更明白了。其实，民主和自由要求每个人更严格地约束自己，达到自觉的约束。
现在，一些年轻人最关心的是如何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自我设计，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对于如何来实现自我价值，如何才算实现了自我价值等问题，则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其实，个人价值的实现是要以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普遍认同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得不到社会和他人的承认，那只可能是关起门来的自吹自擂、自我欣赏而已。因此，任何人想要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努力为他人和社会作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注重培养不盲从的独立人格，并且告诉我们为大众服务、为社会贡献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好途径。
记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一项开创性的庞大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艰辛努力。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楼宇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首先要调整好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重关系，要把人文文化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科技发展应该受到人文文化的宏观调控。人为天地万物之灵。一切事都是为人做的事。为了人，我们改天换地，但是如果改天换地对人类造成了危害，我们就要自我反思：该不该、对不对、要不要。科技文化在人文文化的调控之下，才会考虑到哪些应该急速发展，哪些暂缓发展，而且考虑到生产过程及其消费结果所造成的问题，甚至在生产之前，就要千方百计地去避免恶果。每个人都有创造和成就的欲望，喜欢享受在创造和成就之后的满足感，而对自己的创造和成就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消极的后果则往往考虑得很不够。我们能不能在提倡消费促进生产的思路外，想出一些更好的发展生产和经济的路子来，以避免浪费性消费所造成的生产垃圾、生活垃圾剧增，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荀子讲要开源节流，对自然的财富要节约使用，不能随便消费，否则会导致社会争乱。荀子在批评寡欲的同时，积极主张节欲、导欲和养欲，合理地调整人的欲望，否则不仅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同时也会害了自己。只有科技没有人文精神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21世纪，人类应该懂得用人文文化来调节科技文化，用人文精神来自我节制，否则地球资源将难以为继，人类也将深受其害。
其次，对东西文化关系进行调整。我们应花大力气找回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底蕴，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事实上只有认清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的东西；对自己认识得越深刻，吸收外来的东西才会切合需要。中国的人文精神传统是薄拜神教、薄拜物教，强调人本位，注重每个人人格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注重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我们要努力发扬其中的积极方面。积极的、正面的东西得到发扬，落后的、消极的东西就没有市场了。西方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既没有割断历史也没有排斥外来文化，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要“和而不同”。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要只喜欢相同的东西，而要看到事物的多样性，要注意不同事物的不同特性，看到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然后再决定继承和吸收什么。只有同一，事物是不会发展的，只有提倡不同特性事物间的相互取长补短，事物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对不同的文化要相互理解，要善于吸取对方的优点。只有相互理解，各种文化之间才能相互交流，才能相互补充和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