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的多如牛毛，能考上的凤毛麟角”，这是多年前，社会上对高考形象的评述。当千军万马走过独木桥，顺利通过的学子便成为“天之骄子”，他们通过上国内大学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
近期，一个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每到高考咨询会，能提供双文凭或讲授美国等国家课程的学校展台前都会挤满家长。出国读大学，正成为更多家庭的选择。
与此同时，国内高校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教材教法僵化、缺少学术规范和社会责任、教授忙于科研”，高校是“维持型高校”，校长是“维持型校长”，大学发展速度缓慢……越来越多的人追问：“国内大学如何面对挑战？”
挑战之一：来自生源
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5%，“上大学”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上好学”成为更多学生、家长的新目标。很多家庭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国他乡。
北京某留学中介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选择国外高校进修本科教育的高中生正成倍增长，还有不少学生选择中学就远赴国外。
有评论总结，“国内高校由于大规模扩招，正在失去自己的特色和竞争力，人才流失成为必然”。扩招是否导致高校影响力下降？人才流失会不会给高校发展带来影响？而最先受到影响的又是那类高校？
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旭东认为，扩招带来竞争力下降的说法不足信，适龄人口下降是生源竞争的症结所在。
“随着高等教育不断发展，中国高校规模达到空前高值，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步下降，由此带来高校生源竞争日益加剧，甚至一部分高校面临‘关停并转’。特别是受到高考生源歧视的民办高校，三本及以下学校，最早受到冲击。生源递减的震荡波，会逐步波及到二本院校乃至一本院校。在二本院校、一本院校中，受冲击比较早的则是坐落在开放程度不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的城市里的高校。而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同样也面临着激烈的相互生源竞争。”杨旭东说。
那么，我国高校怎样应对愈演愈烈的生源竞争？
杨旭东分析，中国大学吸引优质生源方面，亟待关注的首先是倡导“中国文化元素”，彰显汉语及其思维。其次，还应在招生宣传中突出优秀毕业生成就和师资水准，这是大学的“硬通货”。
挑战之二：来自高等教育定位
翻翻大学招生简章，目前社会上所有稀缺人才的专业设置几乎都涵盖到，为什么这样的人才照旧缺乏呢？很多专家认为，原因在于“大学缺乏特色、定位模糊，有章无法”。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是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像发达国家通过发展社区教育、私立教育、职业教育来实现大众化，而是利用公办学校、过去的精英教育学校，迅速扩大招生规模来实现。这样的发展途径，让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迅速稀释，同时挤占了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造成的结果是，学校的定位完全模糊，各类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学生成才模式极其单一。”熊丙奇说。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学校的定位特色、教育督导等是高等教育问题的中观，它的不明朗使存在高教微观的“教育、教学、教材、教法、考试、评价等”也处于混乱之中。“因此，定位特色清晰十分必要。”程方平说。
大学应该怎样办出特色、彰显优势呢？
杨旭东认为，定位模糊的解决之道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来自国家、社会、高校三个层面。从国家层面上说，大学在精神上和制度设计上应相对独立，在财政上能得到国家及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一些‘社会力量’日益强大，社会层面的大学制度创新呼唤大学与社会结合的制度性考虑;高校自身的制度创新是指大学真正可行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我认为，大学应该按照‘知识树’的逻辑设计学科、专业及其教育。”杨旭东说。
挑战之三：来自创新人才培养
具有创新能力的精英人才缺乏，是大众对高等教育的另一个不满之处。
一些声音把问题的原因指向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事实上，尽管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有所提高，但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为何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高的国家，没有产生这么严重的精英人才培养问题呢？有专家认为，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高校资金充足，实验室等硬件条件良好。对于这个观点，程方平并不认可。
程方平认为，从宏观层面找原因，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对人才的选择面过窄，对创业的激励不够，使本应多元的学习需求和人才需求被扭曲，生存和就业的风险未能充分分摊化解，致使人才创新能力缺失;从教育内部找原因，教育结构和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比例严重失调，高等职业院校、地方类高校地位偏低、数量有限，大家都趋向名牌高校。因此，职业类、地方类高校无法脱离“二等品”的怪圈，自信心和创新的欲望被牢牢束缚。而被定为重点、名牌的高校，可以抱着“一等品”的招牌轻易获取机会和资源，其创新动力也会大打折扣。
在采访中，专家表示，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发展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十一五”即将结束，“十二五”面临开局，《教育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有利于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正待实施。挑战，终将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