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一文，提出四声说产生于佛经转读。学界多年来认为佛教唱诵对齐永明体的产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多肇基于此。其说作为学术观点还可讨论，不过在四声说研究史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该文最早发表在《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2期，后来收入陈寅恪先生自编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初编》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为《陈寅恪文集》之二（以下或简称上古版《初编》，下引该书页码均据此）。200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次出版《初编》，收入《陈寅恪集》（以下或简称三联版《初编》，下引该书页码均据此）。需要说明的是，上古版《初编》虽然出版于1980年，距1969年陈寅恪先生去世已逾十年，但其编集定稿却在陈寅恪先生去世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参考社内存档案资料指出，陈寅恪先生在1963年即已向中华上编（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交稿（参高克勤《陈寅恪著作的标点符号》，载2020年7月2日《南方周末》）。可知最初发表刊物《清华学报》所载与上古版《初编》所收《四声三问》，都经过陈寅恪先生亲自审定。
在《四声三问》文中，陈寅恪先生除引《南齐书》《梁书》《南史》《诗品》等文献外，最为倚重的是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依次征引支昙籥、释法平、释僧饶、释道慧、释智宗、释昙迁、释昙智、释僧辩、释昙凭、释慧忍凡十家经师传记。笔者学有未逮，无意探讨四声说相关研究，仅就在担任《陈寅恪文集》重排本复审工作过程中的发现，对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中引用的《高僧传》产生好奇，试就其可能使用的版本稍作探究。
疑问的产生
问题起源于笔者的偶然发现，即《四声三问》在先后刊出的三种出版物中引用《高僧传》的文字，存在明显的校改痕迹。
以上三种出版物所载《四声三问》一体同源，历史并不复杂，不过实际上晚出的三联版《初编》在出版时重核了《四声三问》的引文。重核引文的工作符合三联出版《陈寅恪集》的工作体例。《陈寅恪集》2000年的“出版说明”明确说明：同其他《陈寅恪文集》已出版过的品种一样，出版社对其中的引文，“一般依现行点校本校核”，“尚无点校本行世的史籍史料，大多依通行本校核”。三联版与《清华学报》、上古版的文字差异，最初注意到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支昙籥、释法平寓居地名称。《清华学报》与上古版（P330）均作“支昙籥……寓居建康”，“释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康”。两处“建康”在三联版中均被改为“建业”（P369）。
二、释僧饶与释道慧年龄的表述。《清华学报》与上古版（P277）均用“春秋”，如释僧饶“春秋八十六”，释道慧“春秋五十有一”，而在三联版中，“春秋”均被改作“年”，即释僧饶“年八十六”（P369），释道慧“年五十有一”（P370）。
上古版《初编》与《清华学报》的文字相同，能够理解，毕竟都经作者生前审定。不过三联版既然校改，必有所据，笔者充分相信出版社或相关参与校订编辑人员的审慎，只是有如下疑问：他们为什么会改这两处文字，是因为陈寅恪先生引用《高僧传》文字确实有误，还是有其他可能？
陈寅恪先生在1962年曾就《金明馆丛稿初编》致信中华上编，其中有两条意见与本文所论有关：“原稿交付尊处当即付印，不愿由尊处修改增删”，“引用书未能一一注明版本页数”（参前引高克勤《陈寅恪著作的标点符号》一文所引陈寅恪信）。根据这两条意见，一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初编》作者已审定，出版社将不会作增删改动，另一方面因为版本页码没有注明，也使得我们一时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高僧传》版本，用于核实上述异文。
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查核当前的通行整理本，即汤用彤先生校注、汤一玄整理的《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收入《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下引该书页码均据此）。汤用彤先生1964年去世，工作未竟，哲嗣汤一玄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续成。据出版说明，汤用彤先生的校勘工作已基本完成，汤一玄先生在整理时对校勘作了取舍。稍作比对，可知于上述两条异文处，三联版正与通行的《高僧传》整理本一致，并非无所依据。
再生疑问
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无论是作者或者是编辑，出于精益求精的目的，对已出版的作品进行校改，非常正常；三联书店继上古版文集之后，出版了《陈寅恪集》，整体品质得到学界认可，殊为不易。三联版上述两处校改文字已得证实，本文似应就此收笔。事实上，回顾当时复审《陈寅恪文集》重排校样的情形，当时差点就接受了三联版的改动。
不过，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笔者在使用通行整理本《高僧传》进行核校时，解决了小疑问，却又发现了新问题，而这一发现使得彻底厘清陈寅恪先生征引《高僧传》所据何种版本显得更为紧要，故不得不探个究竟。
笔者发现，陈寅恪先生所引的“支昙籥”以下十人传记，在通行整理本《高僧传》的卷十三，而上古版与三联版明载“高僧传十五支昙籥传”，卷数存在“十三”与“十五”的差别。更为奇怪的是，最早刊发《四声三问》的《清华学报》却著为“高僧传十三支昙籥传”。显然，陈寅恪先生将《四声三问》编入《金明馆丛稿初编》时，对《清华学报》所载支昙籥等人所在《高僧传》中的卷数有所修正，也即他将“十三”改成了“十五”。上述所举三联版所改的“建康”与“建业”、“春秋”与“年”，毕竟意思相同，无关宏旨，而引文所在《高僧传》的卷数存在不同，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
笔者曾有闪念，是否有可能在作者编集的某个环节将卷数“十三”误植为“十五”，因为“三”与“五”字形相近。作为编辑知道，此类形近致误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个想法很快被自我否定，因为《清华学报》写作“十三”，但上古版“十五”，依陈寅恪先生的习惯，文集行文所及卷数都作大写，故“十五”写作“拾伍”，这也是《陈寅恪文集》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三”与“伍”字形相差太远，几无可能在转抄过程中因形近致误，唯一的解释是陈寅恪先生有意校改。
既知“（卷）十五”为陈寅恪先生的订正结果，而“（卷）十三”又是通行整理本《高僧传》原本，只能说明陈寅恪先生引用《高僧传》文字另有所据，与通行整理本《高僧传》不同。
进一步研读通行本《高僧传》，可知“十三”与“十五”卷数差异形成之端倪。汤用彤先生于1963年12月为整理本《高僧传》撰写的“简略说明”如是交待：整理工作以《大正藏》为底本，同时以《弘教藏》《碛砂藏》《金藏》（即《赵城藏》）及金陵刻经处本互相校对，另参校其他文献。我们发现，在卷十四“序录”一卷中，原属十三卷的“晋中山帛法桥”条目前有一括注，云“金陵本以下作卷十五”（P549）。这里的“金陵本”也就是书前“简略说明”中的“金陵刻经处本”，而经师“晋中山帛法桥”以下，有经师十一人，正包括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所引《高僧传》“支昙籥”（含）以下经师十人，“支昙籥”前就是“中山帛法桥”。是金陵本分卷虽然不同，但其编次与《大正藏》及其他各本完全一样。
此时，相信大家不难想到：陈寅恪先生在引文卷数著录上与通行本所述金陵本《高僧传》的分卷相符，是否意味着《四声三问》一文所引《高僧传》用的是就是金陵本，故与通行本所据的《大正藏》本《高僧传》不同？
文本内外的证据
谨慎起见，为证实上面的推断，还需目验为实。
已知在诸多版本《高僧传》中，分卷之异是金陵本特异于其他各本的一大特征。金陵本毕竟后出，分卷有所调整而内容编次不变，并不能作为判断版本优劣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判断引用者所据何本的证据。如上古版《初编》所引经师十人传记所在“（卷）十五”如与金陵本《高僧传》相合，则陈寅恪先生在编集《初编》时的这次校改，可作为他使用金陵本《高僧传》最为有力的内证。
借助现有便利的检索条件，我们很快查得上述所说的金陵本《高僧传》，即清光绪十年（1884）金陵刻经处刻本《高僧传初集》（4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著录该本，并据天津图书馆藏本制成图像文本，可供读者在线全本免费查阅。经查，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分卷正如通行整理本《高僧传》所说，为十五卷，且经师中山帛法桥、支昙籥等十一人在卷十五。笔者进一步查《大正藏》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藏宋板元刊《高僧传》，皆分为十四卷（含序录卷），且经师中山帛法桥、支昙籥等十人都在卷十三，金陵本《高僧传初集》明显与众不同。
上述所列两条异文中的第二条，即有关释僧饶与释道慧年龄的表述，陈寅恪先生原本用“春秋”而不用“年”也可用作旁证。上述两处表述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用“春秋”，而《大正藏》本用“年”。这种同义异文，正如上文所说，虽然无关宏旨，却是版本特征所系，惜通行整理本《高僧传》并未于此出校。考虑到书前“出版说明”，汤一玄先生在整理时有所取舍，此类文字在此过程中删落也未可知。由于这两处异文并非金陵本独有，所见宋板元刊《高僧传》即与金陵本同，姑且视为旁证。
上述两条证据，实为一时偶然发现，然后予以证实。今有赖通行整理本《高僧传》校勘记的提示，还可找出一例供参考。
前此已述《四声三问》引经师十人传记，其中引《释慧忍传》云：“忍所得最为长妙。于是令慧微、僧业、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昙、慧满、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馀人皆就忍受学。遂传法至今。”（此处引文《清华学报》、上古版、三联版一致）引文中所举僧众法名与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完全相同，其中慧微、超明、法昙、慧满四人，在通行本所据的《大正藏》本《高僧传》中为慧满、超朗、法律、昙慧。不过，如同上述“春秋”与“年”的区别，此非金陵本独具，反而可能是《大正藏》本之于其他诸本的特异之处，因与本文所述无关，且不论。
我们再看看文本之外的证据。其一，陈寅恪先生倚重金陵本《高僧传初集》有文献可证。据蒋天枢先生所撰《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经陈寅恪先生批校之书，多在乱世中散失，今存者不及什之一。2001年由三联出版的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三集》中，所收第一种即《高僧传初集之部》，该部开篇即指明陈寅恪先生研读《高僧传初集》的版本信息：“梁释慧皎撰，光绪十年冬十二月金陵刻经处印行。”蒋天枢先生还在《读书札记弁言》中说：“批校最多且最不易整理之书，为梁慧皎《高僧传初集》，其批改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之难于辨识，为所见先生批校书中最难于爬梳者。”陈寅恪先生在《高僧传初集之部》“序”下批注云：“此书若以高丽藏本校之当有发明。”（《读书札记三集》P9）又据《读书札记三集》，书后收有《高僧传笺证稿本·引论》，知陈寅恪先生实有意做出一个《高僧传》的笺证本，并且“引论”部分业已成文。可见陈寅恪先生对《高僧传》的重视与用功程度，若非对《高僧传》诸本源流有全局把握，不会有此洞见与宏大的整理规划。从这个角度也可说明，陈寅恪先生将《清华学报》引支昙籥等人所在《高僧传》的卷数从“十三”改为“十五”，应是建立在对《高僧传》诸本全面了解基础上的勘正。
其二，另有证据支持陈寅恪先生对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的使用。2017年6月4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姜庆刚先生《陈寅恪先生的几则借书记录》一文，展示了陈寅恪先生抗战期间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借书记录：“民国三十三年（1944）3月23日，《高僧传初集》，慧皎，4册。《才调集》，1册。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任职燕京大学时，曾兼任西迁成都后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导师，借书当在其时。从借书记录以及书名、册数来看，陈寅恪先生此次借阅的正是金陵本《高僧传初集》，距1934年发表《四声三问》已有十年。姜庆刚先生认为：“陈寅恪借阅的这些书都是常见书籍，‘开明本《廿五史》’应指民国时期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廿五史》。‘《高僧传初集》’是指梁代慧皎所编的《高僧传》，共十四卷，又称《梁高僧传》《梁传》《皎传》。”姜庆刚先生的发现难能可贵，“常见书籍”的判断也可成立，不过说《高僧传初集》“共十四卷”，是不对的。如果他也曾目验原本，可知《高僧传初集》实为十五卷。“十四卷”不过是其他各种版本《高僧传》的卷数，唯独不是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的实际分卷。
《四声三问》所引《高僧传》仍需校正
以上通过内外参证，可知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引用《高僧传》的文本，其实是依金陵本《高僧传初集》为据。有了这一大前提，我们可重新核实该文所引《高僧传》文字。笔者发现《清华学报》、上古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版《金明馆丛稿初编》所载《四声三问》的引文异同差互其间，正可借此机会厘清。异文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清华学报》误而上古版、三联版《初编》均已改正者。即前揭初次发表时支昙籥等人所在卷数“十三”之误，陈寅恪先生在编集时已自行改正，为“十五”。上古版改正在前，三联版得以延续。
二、上古版沿袭《清华学报》之误，而三联版已改正者。支昙籥、释法平寓居地名称，《清华学报》录为“建康”，此处异文不独金陵本《高僧传初集》为“建业”，其他笔者所见各本《高僧传》均为“建业”。由于此处《高僧传》各本并无异文，故三联版得以改正。
三、《清华学报》、上古版不误，而三联版据通行本《高僧传》误改者。《四声三问》所引《高僧传》对释僧饶与释道慧年龄的表述，前者本为“春秋八十六”，后者为“春秋五十有一”，本与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合，三联版据通行本《高僧传》改为“年八十六”，“年五十有一”，此举多余，且造成前后矛盾：前揭第一条，三联版延续了上古版源于陈寅恪先生复归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的校改，此处引文却据通行本或其底本《大正藏》本校改，似为不妥。
四、上古版、三联版均沿袭《清华学报》之误，至今未能勘正者有二，俱在《释僧饶传》。
其一，释僧饶擅名之世，三本均为“宋孝武之世”，而金陵本《高僧传初集》作“宋武之世”。一字之差，非同小可。此处通行本《高僧传》有校勘记云：三本、金陵本无“文”。“三本”指《弘教藏》《碛砂藏》《金藏》。知其所据底本《大正藏》为“宋武文之世”，他本多为“宋武之世”。已核《大正藏》本及所见各本，校勘无误。“宋孝武之世”可能是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独有之误，非《高僧传》本文。或以此处为陈寅恪先生考证结论的体现。窃意不然。依陈寅恪先生参引文献的习惯，其引文或有节引述略，但不会率意增字，凡出一己之意补足或说明文字，均以括号括之。《四声三问》自发表之初，一篇之内即有使用括号的例子。又释僧饶于大明二年八十六岁而卒，刘宋兴亡之间才六十年，其擅名之世无论是在宋武（刘裕），还是在宋孝武（刘骏），抑或在宋武文（刘裕、刘义隆）之际，都有可能。故谨慎起见，此处可依金陵本《高僧传初集》，去“孝”字，改作“宋武之世”。
其二，《释僧饶传》末有“同寺复有超慧、明慧，少俱为梵呗”一句，其中“超慧、明慧”，无论金陵本《高僧传初集》，还是其他笔者所见各本《高僧传》，统作“超明、明慧”，并无异文。又，金陵本《高僧传初集》本传“宋京师白马寺释僧饶”题下有小字附注三人：道综、超明、明慧，且卷首目录亦同题如上。此为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引误无疑。顺及三联版此句略有校改，却在“同寺复有超慧、明慧，少俱为梵呗”一句前补一“时”字，使得此句引文完整，以求与其核校之本相合。按陈寅恪先生引文节引述略的习惯，“时”字是否补足并非关键，不过既补此字，却未能纠正同句之中的“超慧、明慧”，有失之眉睫之憾。
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单行本《金明馆丛稿初编》，对《四声三问》引用《高僧传》文字处，即据陈寅恪先生所用的《高僧传初集》重新核校，校改虽然不多，但务求谨慎，上述旧版文集遗留之疑问均得化解。
以上就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诸本间的异文作些饾饤考索，希望厘清这些异文产生的真正原因，无论出于作者原本，还是后起校改，对我们进一步领会陈寅恪先生的著述特征，谨慎处理一些必要的校订有所帮助。
在此过程中，笔者就所见有限的《高僧传》版本略作比较，注意到陈寅恪先生对金陵本《高僧传初集》的倚重，这种倚重想必既有客观用书条件的限制，也有源于《高僧传》版本源流的理解。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作为当下文史哲学科研究都应该关注的基础文献，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三集·高僧传初集之部》的批注或如深山宝藏；惜其《高僧传笺证》虽具“引论”，而全稿未成，将来有学者进行相关整理、研究工作，若据此深入发掘，当有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