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末年，章太炎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讲授《文心雕龙》，为中国现代“龙学”的诞生，撒下了“种子”。弟子黄侃、朱蓬仙和刘师培等人，相继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心雕龙学”，即“龙学”。围绕现代“龙学”的诞生，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现代“龙学”的创建，也经历了前赴后继。其标志性的成果，主要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这三部专著，既有理论阐述，也有校勘和注释，既包括了“龙学”的内涵，也涉及到了“龙学”的外延，走出了古典“龙学”的窠臼。根据新出现的资料，对前辈和时贤往昔的提法进行了梳理和订补。同时，在对标志性成果的赞扬声中，添加了几句异样的评语。
关键词：章太炎 黄侃 文心雕龙学 刘咸炘 范文澜
山东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27659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之一。
我在拙著《刘勰志》中，谈及民国时期的“龙学”时，曾经提到黄侃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与刘师培等人，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并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标志着现代“龙学”的诞生。但是囿于当时资料的限制，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时，学生的笔记被发现并影印出版，以及相关人物当年的日记也陆续出版发行，“龙学”界朋友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够精确的地方也显示出来了，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有必要对往昔的提法和结论，以及前前后后的故事，重新梳理和订补，以就教于同道大雅。
我曾经把中国的“龙学”即“文心雕龙学”分为古典“龙学”和现代“龙学”，主张黄叔琳先生的《文心雕龙辑注》为古典“龙学”的集大成，黄叔琳也就成了古典“龙学”的终结者。那么怎样看待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发展呢？这是“龙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同仁中也有不少论及者，但是，我感觉还不够，尤其是忽略了章太炎先生对现代“龙学”的作用。我认为，现代“龙学”的播种者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成果，没有写成专门的著作流传下来，多亏他的学生把他的讲课记录留存世间一部分，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章先生的部分观点，他的这部分“龙学”成果，虽然不显眼，却是火种，可以燎原；具有酵母的能量，可以发酵，成为现代“龙学”的种子。
（一）章太炎其人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仰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家。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评价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而流亡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再次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组建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避难，并参加同盟会，受孙中山委托，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了共和，不惧牺牲，登门与袁世凯抗争。被袁世凯禁锢北京，袁世凯死后被释放，一生为反清，数次被捕入狱。晚年愤恨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从1917年开始，革命热情逐渐淡漠，在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关于章太炎对民主革命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关于其学术成就，也有其宏富的论著为证，而容二者于一身成为“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汤炳正语），确是近代史上第一人。为了保种而主张国学传薪，病重至晚期，仍然坚持讲课。据王基乾《忆余杭先生》记载：“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卷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1）
（二）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问题
黄霖先生编的《文心雕龙汇评》一书的后面有一附录，内中刊载了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记录稿两种：第一种题目是《文心雕龙札记》，署名章太炎讲授。可惜这个记录稿只记录了《文心雕龙》第一至第八篇，这个听课记录是毛笔记录稿，首页有如下文字：“钱东涔记；璅录（即杂货店也）；文心雕龙札记；稿本。首页背面题“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钱东潜、钱东涔为钱玄同别名。内页记录《文心雕龙》第一至第八篇听课记录，字迹潦草，时有涂抹。第二种为钢笔记录稿，字迹工整，颇有简帛味道，不著记录人。题目是《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署名章太炎讲授；这个听课记录稿，只是从《原道》第一至《论说》第十八止，后面有一页内容和时间进度表：计划分五次讲完全书：第一次开讲是三月十一日，内容是一至八篇，第二次是三月十八日，内容是九至十八篇，第三次是三月二十五日，内容是十九至二十九篇，第四次是四月初一，内容是三十至三十八篇，第五次是四月初八日，内容是三十九至五十（完）。听讲人共六人，分别是：潜（钱东潜）、未（龚未生）逖（朱逖先）、蓬（朱蓬仙）、兼（沈兼士）卓（张卓身）。据周兴陆的《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一文介绍，这两份记录稿，原有的封面题“朱逷先撰《文心雕龙札记》”（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引用书名简称中，就称“朱逷先等笔记”）。朱逷先就是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上水村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章太炎得意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等校教授。为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然而，记录稿的内页第一页封面题目是：钱东涔记《文心雕龙札记》藁本。
这个资料现藏上海图书馆，多亏黄霖和周兴陆先生发现，并公之于世，为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创立，找到了来龙去脉，也可以订正一些学者在谈到黄侃“龙学”渊源时，在时间上的一些推测之误。这个记录稿是章太炎先生哪一年的讲课记录呢？
根据记载，章太炎的讲学活动有十几次，但是“兴师动众”的主要有四次：第一次在日本讲学，时间是1908年至1911年，地点是在东京一所叫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同时又为鲁迅、周作人等开一小班，地点是在《民报》内章太炎住所里；第二次是从日本回国后，1913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期间，“以讲学自娱”，地点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第四次，1933至1936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盛况空前，学生达五百余人。在国内的讲课活动，当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份《文心雕龙》授课记录稿无关。因为据周兴陆研究，这份记录稿用的稿纸上有制造厂家标记，即“松屋制”，周兴陆请教日本学者得知，这“松屋”是日本一家专门制造稿纸的店（厂）家名字。另一个证据就是听讲者朱蓬仙于1919年在北京逝世，龚未生也于1922年去世了。龚未生，名宝铨，字士衡，号未生，亦作“味生”，系章太炎的长女婿。这就是说，1922年后开设的讲习班，与这份《文心雕龙》记录稿无关。
关于在章太炎寓所开设的小班，据许寿裳在《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一文记载：
民元前四年（即1908年），我始偕朱蓬先（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逖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家治），前往受业。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 。（2）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也是这么著录的，并交代：“前四人是从大成（中学）来听讲的。”这件事周作人在《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章太炎在寓所开设的小班，主要是浙江籍的学生多，黄侃是湖北籍（先世是浙江籍）。
那么，章太炎在日本讲《文心雕龙》的时间是哪一年呢？周勋初先生在《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说：
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季刚先生考入湖北崇文普通学堂学习。……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主持《民报》笔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季刚先生向《民报》投稿，开始追随章氏。宣统二年（1910），章氏在东京聚徒讲学，季刚先生正式投入其门下 。（3）
周勋初先生把章太炎在东京讲学的年份，与亲自听讲者的著录后延了两年，可以说不靠谱，更谈不上具体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了。而童岭在《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先生文心雕龙讲录两种〉简述》一文说：
综合我现有材料，似可断定此稿当为太炎先生1908年以后在日本的讲演笔录。但仍有不可解处，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朱希祖日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所载，太炎先生的讲演有《说文》、《新方言》、《庄子》、《楚辞》、《尔雅》等，其中似乎并无《文心雕龙》一书。对此我只有存疑以俟时贤指教了 。（4）
董婧宸在《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一文，也谈到这两份《文心雕龙》听课记录稿。董婧宸说：
据《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四上午，章氏在寓所讲授《文心雕龙》。与此同时，2月20日至3月27日，每周三、六下午，章太炎在寓所讲授《汉书》。这两门课程也是交叉进行 。（5）
董婧宸的这个说法是笼统的概述了《钱玄同日记》对这段时间的记事，而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的《黄侃年谱》1909年条3月18日下说：
……《钱玄同日记》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师处午飡，傍晚时归。与季刚同行，……季刚有阮胡子《燕子笺》一部，借来于枕上看，一夜看完。”并注明引自《钱玄同日记》，第678页 （6）。
这3月“18日……《钱玄同日记》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文心雕龙》讲课记录稿著录的时间和内容进度表完全一致，可见，章太炎是严格按照计划讲学。并从日记得知黄侃也在听讲之列。
至此，钱玄同日记资料证明，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寓所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是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虽然记录稿不全，仅有十八篇，从内容和进度表看，其内容目标是《文心雕龙》五十篇。但是董婧宸这个研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1、这个记录稿只是记录到第十八篇，其后的三十二篇没有记录稿和整理稿，全书是否授课完毕？2、这两份记录稿是随堂记录还是日后整理稿？3、第一份毛笔记录稿首页背面的“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是什么意思？4、第二份记录稿即钢笔记录稿是单线竖排稿纸（第一份记录稿是双线竖排稿纸），最后一页是毛笔写的，而且是方框竖排稿纸（如同现在的学生作文稿纸），分为上中下三栏，上栏是内容进度，中栏是讲授的时间进度表，这个时间表是指的阳历还是阴历？5、最后一栏是与内页符号对应的“潜未逖蓬兼卓”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大都在《钱玄同日记》里。我们将《钱玄同日记》里，关于他们在日本东京章太炎寓所内听课的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的日记有关听讲《文心雕龙》的著录部分录出如下：
1、3月11日（二月二十日）晴，今日讲《文心雕龙》八篇，讲毕即归。
2、3月18日（二月二十七日）晴，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处午餐。傍晚时归。与季刚同行，彼走得甚快，余追不上，不知其去向。晚间叔美未来。季刚有阮胡子《燕子笺》一部，借来于枕上看，一夜看完。
3、3月22日（闰二月朔日），晴，天气温和。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龙》札记，草录一通。
4、3月25日（又二月四日），晴。《文心雕龙》今日讲至二十九篇。
5、4月7日（闰二月十七日）晴，大风。天甚热……午后札《文心雕龙》稿二纸。
6、4月8日（闰二月十八日），晴。上午去上《文心雕龙》课，今日恰好讲完了。
根据从《钱玄同日记》录出的这些资料可知，上海图书馆藏第一份《文心雕龙》听课笔记当就是这第三条资料即3月22日说的：“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龙》札记，草录一通”的“稿本”。这首页背面的“蓝本五人”正是1909年3月22日，借取五人笔记整理成“稿本”的人名，这就是钱玄同“草录一通”的成果。可以断定，这个笔记是钱玄同汇合了以上五人笔记的整理稿。这3月22日之前，太炎先生也正是把《文心雕龙》讲至第十八篇。这第二份记录稿，也应该是根据六人笔记的整理稿。这是一份尚未整理完成的稿本，其题目“文心雕龙”四个字字体为隶书，内容笔势为简帛味很浓的行楷字体，系钢笔书写。我查阅了《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书前收录的钱玄同多种笔记书影和网上公布的钱玄同书法作品，与之相比较，虽然仍然不敢说一定是钱玄同笔迹，却倾向于钱玄同。但是，最后一页的毛笔草稿，应该断定是钱玄同的笔迹无疑。这一页的下栏对应的六人，是指整理稿中录用了他们的记录，其中右侧“共六人”下有符号说明：◎，为“上者”；△为“未上者”。我们可以说，在这六人的笔记中龚未生是五次讲课全到场，且均有笔记，但是，符号中表明，前两次记录稿清楚，后三次潦草。朱逷先五次听课均有记录，朱蓬仙前三次讲课，没有去听，或者说，听课了，没有做笔记；沈兼士后三次没有到场听课，或者到场，没有笔记；张卓身只是有3月18日的笔记，其他四次，没有去听课，或者听课了，没有笔记，而钱玄同自己在四月初一这天画的符号是△，为“未上者”。这就是说，章太炎对《文心雕龙》讲了五次课，钱玄同只缺四月初一这一天，查《钱玄同日记》，四月初一没有出现去听课的记录，只记录了这一天传说闹地震，其他四次《文心雕龙》授课，钱玄同在日记中，均有记录。第二份记录稿，我们之所以说他是整理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据许寿裳说：报馆章氏寓所讲堂是“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这种条件，没法把笔记做得太正规，坐久了需要动一动，这就是鲁迅为什么给钱玄同起了个绰号“爬来爬去”的原因。许寿裳说：听课“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这句话在这个第二份最后一页的下栏符号中朱逖先一天也不缺席，也是证明。再说，根据《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可以证明，这些听课者，并非只有一套笔记。从《钱玄同日记》中，可以看出钱玄同有搜集他人笔记，做综合整理的习惯。仅《文心雕龙》，《钱玄同日记》就记录他两次综合整理。因此上海图书馆藏两份《文心雕龙札记》，第一份首页冠名“文心雕龙札记 钱玄同记”，与末尾一页毛笔草稿，应该看成是首尾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成是钱玄同整理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两种，或者说两套。关于讲课时间是阴历还是阳历问题，我在翻阅《钱玄同日记》之前，按照我们老家习惯把阴历的上旬，称之为“初几”，称呼阳历不说“初几”直接称“1号、2号……10号”，《钱玄同日记》证明，这个时间表用的是阳历，其“初几”之谓，用的是民间习惯。
至此，可以初步结论，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是1909年章太炎在东京《明报》馆内的寓所讲授《文心雕龙》时，钱玄同搜集了其他听课记录综合整理稿。具体时间用的是公历。我们学术界普遍认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产生，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记，我们又从《钱玄同日记》看到黄侃是1909年3月1日从中国返回达日本，3月3日来到章太炎处，并参加了章太炎在报馆寓所的听课（7）。这就是说，章太炎在日本向中国留学生播下的有关《文心雕龙》的种子，首先在北京大学黄侃那里生根、发芽、结果。
（三）章太炎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中表现出来的主要观点
1、文学观
讲《文心雕龙》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和“文学”。我们看到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整理稿的第一种，有一个开场白，讲了什么是文，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周兴陆先生在《章太炎讲〈文心雕龙〉辨释》一文，已经做了阐述。周先生的“辨释”文章，认为章太炎的文学观念是“泛文学观”，或者说是“杂文学观”。主张“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讲《文心雕龙》的开场白，也表现在他在以前讲的《文学总略》中。在《文学总略》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章太炎不仅文学观，即是文体论也深受《文心雕龙》的影响。不仅批评桐城派，也批评了萧统《文选》的言行不一。
章太炎的这段开场白是怎么引起的呢？据许寿裳说，是鲁迅回答章太炎什么是文学的课堂提问时阐述的，许寿裳说：
鲁迅听讲很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有分别的，《江赋》和《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犹爱真理”的态度。 （8）
针对鲁迅的课堂答题，也结合桐城派和萧统《文选》关于“文”的观点，章太炎认为：
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
《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 。（9）
“夫玄黄色杂”至“此盖道之文也”，据此数语，则并无文字者，亦得称“文”矣 （10）。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 。（11）
章太炎的观点，说明不仅文字属于“文”，自然界的景色，也属于文。章氏的话，既讲解了《文心雕龙》的观点，也批评了桐城派和萧统《文选》的狭义性，更是对纪晓岚《文心雕龙·书记》篇眉批的回击。可见学问贵在自得，不可跟在名人屁股后面做应声虫，这一点比起后来的一些“龙学”家高明的多。
2、校勘：
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中，做的校勘不多，只有了了数处。我们仅举一处太炎用理校法做出的成果。校勘之法，向有理校法，在没有版本作根据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力。章太炎对于《文心雕龙·原道》篇说：“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两句，就利用理校法做了校勘。章太炎说：“‘文’‘章’二字当互调，当云：‘形立则文成矣，声发则章生矣’。乐竟为一章。”这一“文”“章”互调的主张，是没有版本作根据的。章太炎的根据就是“乐竟为一章。”《说文解字》卷三，音部“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章太炎是《说文》大家，他根据《说文》“乐竟为一章”，做出前无古人的校勘，不仅高出于他的前辈，而且后来者也没有很好的利用他这一成果，包括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和鲁迅《汉文学史纲》都曾涉及这两句，也没有提到他老师的校勘。理校法是校勘学四法中最难的一法。陈垣说：“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12）现代“龙学”诞生后，《文心雕龙》校注本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诸公对此多未校出，只有郭晋稀在《文心雕龙译著十八篇》和《文心雕龙注译》作了校勘，但郭晋稀用的是本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