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对儒学的初步认知，源自欧洲传教士或学术精英。美国学者熊玠指出，美国独立之初，开国元勋为了与英国现行制度决裂，便将目光投向孔子，以其所注重的公德和私德作为自由的道德基础，用来应对美国新兴国度之急需。1784年，美国人山茂召抵达广州开展贸易，中美两国方有初次相遇。美国对中国的直接了解始于《山茂召日记》。此后二三十年，美国人来华仅仅从事贸易活动，在他们遗留的信札中很难找到关于“儒学”的只言片语。19世纪30年代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明恩溥、丁韪良、傅兰雅等人来华传教，为了推动传教活动，开始接触、研究中国文化，其中涉及到儒学。不过，此时美国人对儒学的研究依然处于欧洲汉学传统笼罩之下，通常将儒学比附于基督教，始终以拓展西方基督教文明为己任。
一度，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充满传奇色彩。美国商人范百澜在费城建造的“中国休闲居”和内森·邓恩在宾夕法尼亚州建造的“中国博物馆”曾经轰动一时，使美国上层社会对中国几近痴迷。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基督教复兴运动兴起了一场向异教徒宣教的热潮，经过鸦片战争以及大批华人追随淘金热移居美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西文明出现碰撞，美国人开始讥讽中国“懦弱”“古怪”“保守”，并将孔子归结为阻碍文明进程的根源，认为中国亟待基督去拯救。
然而，作为这一时期的精神领袖，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创立的“超验主义”尽显孔子般的济世情怀。爱默生吸收儒家“天人合一”观念，赋予“上帝”以道德性，提出“超灵”观念，将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融为一体，以推动美国大众文化发展，使民众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和机会。他大力提倡孔子“疏食饮水”、颜回“箪食陋巷”的东方安贫精神，以抗衡美国疯狂的物质主义。19世纪六七十年代，爱默生多次发表演讲，提出孔子与耶稣本质相通，孔子学说与基督教具有共同的黄金准则。儒学与超验主义的相遇，是儒学应用于美国社会问题的尝试，也使儒学在美国社会的质疑声中得到一些理性支持。
基督教至上和西方中心主义，是美国学者在儒学研究中难以逾越的两大障碍。进入20世纪，美国学者们尝试摆脱“传教士”式的宗教使命，开始从哲学的视野去关注儒学。受欧洲学术传统影响，美国重视哲学理论研究，但是又服膺于“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习惯将欧洲哲学看成理论的起点和支点。在这种背景下，儒学要想在美国得到认可十分困难，取得“哲学”的合法身份更是希望渺茫。
然而，杜威、费正清、史华慈、陈荣捷、狄百瑞、芬格莱特、柯雄文、南乐山、杜维明、成中英、安乐哲、戴梅可、安靖如、普鸣、朱莎莉等四代美国儒学研究者艰苦努力，笔耕不辍，赋予儒学以宗教儒学、社群儒学、自由儒学、进步儒学、政治儒学等丰富的哲学涵义，使儒学逐渐显现出它的哲学轮廓。20世纪中期以后，陆续出现了“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中国中心观”“中西互为中心观”等新的研究范式，“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不再占据主流。
二
儒学在美国的发展可分为以下阶段：汉学笼罩下的儒学认知（1784～1849）、儒学与基督教复兴运动的碰撞（1849～1920）、儒学与美国超验主义的相遇（1849～1920）、美国中国学的兴起（1920～1950）、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的兴起发展（1950～1990）、儒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1990～至今）。从其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儒学经历了从“美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再到“美国儒学”的形态蜕变。
在美国文化土壤中，诞生出许多新的儒学理论学说，开辟了多个研究领域：爱默生“超灵”概念，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陈荣捷“两轮”哲学，狄百瑞“儒家先知理论”，墨子刻“八个预设”，史华慈“问题意识”，陈荣捷“两轮”哲学精神，杜维明“儒学三期说”“文明对话”“精神性人文主义”，成中英“本体诠释学”，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安靖如“进步儒学”，芬格莱特、顾立雅的孔子研究，江文思、信广来的孟子研究，柯雄文、艾文贺的荀子研究，南乐山、白诗朗的儒学与基督教对话研究，田浩、包弼徳的宋代思想史研究，罗莎莉对儒家两性平等理念的论述，等等。这些成果将儒学与西方哲学进行了有效结合，也明显受到美国价值理念的影响，各自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根据地域分布与研究特色，学界划分出美国儒学四大学派和三类学者。（1）蔡德贵认为，美国儒学群体主要有“波士顿学派”和“夏威夷学派”，前者侧重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对话，以南乐山和杜维明为代表；后者侧重哲学诠释，以成中英、田辰山、安乐哲和郝大维为代表。（2）方朝晖认为，除上述两学派之外，还有以倪德卫、信广来、艾文贺等人为代表的“斯坦福学派”。（3）程志华认为，还有从美国早期儒学研究成长起来的“哈佛学派”，以费正清为核心，以其学生列文森、史华慈、柯文为骨干。（4）南乐山认为，共分三类学者：“解释型”学者，主要有陈荣捷和狄百瑞；“规范型”学者，主要有成中英、安乐哲和郝大维；“架桥型”学者，主要有芬格莱特、倪德卫、艾文贺和信广来。目前来看，第一种说法出现最早，学界对“波士顿学派”和“夏威夷学派”较为熟知。但是，斯坦福大学出身的倪德卫、艾文贺和信广来等学者，以分析哲学见长，独树一帜；哈佛大学出身的费正清、列文森、史华慈、柯文更是美国儒学研究的佼佼者，又有包弼德、普鸣等学者加入，亦不可小觑。美国儒学研究四大学派的出现，对儒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儒学研究者人数最多，成果数量最多，且集中在哲学领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西方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儒学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的风向标。美国儒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1）姜林祥、张涛等指出，其带有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特征，强调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研究倾向是为美国的社会发展、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2）王学典、方朝晖、程志华等指出，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美国学者从孔孟、程朱陆王之学，转向儒学思潮、流派、地域甚至师承等研究，将“文明对话”“美德伦理”“关联思维”，以及儒学的“可移植性”和“现代性转化”作为重要课题。
三
近百余年中，当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热衷于“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却在投入重金培养、支持文化精英研究中国。这些文化精英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和社会指向，他们意识到儒学对于美国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孜孜不倦地在其中找寻“治病良方”，去克服现代化冲击对美国造成的不良影响。费正清认为，王阳明式的“有限制的个人主义”比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狄百瑞认为，宋明儒学中具有自由和共同善等现代价值观，可以解答现代新生问题；史华慈认为，严复等人的中国思想可以照亮西方思想；安乐哲认为，以家庭关系为中心的儒家角色伦理可以带领原教旨个人主义走出困境……同时，这些文化精英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促进中美邦交关系基础之上的。这种中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对话，促进彼此了解，增强文化融合，也打破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说。
相对文化精英而言，美国民众对于儒学的认知和接受持中性态度。宋斌和本杰明·莆悌玉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普通美国人认为自己对儒学（Confucianism）有所了解，但是对宋明理学或儒学的另一译名Ruism并不熟悉。他（或她）认为儒学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但具有宗教的或灵性的维度，还认为儒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涉及伦理、灵性生活、德性与荣誉等问题。他（或她）对于‘儒学与21世纪的美国人’这个观点持中性态度，但愿意学习更多关于儒学的知识。”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对儒学持中性而友善的态度：一方面觉得儒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对21世纪的美国人来说可有可无；另一方面表示对儒学不熟悉，有想要学习更多知识的意愿。但是，也正因为美国民众的这种中间立场，一旦受到舆论影响就会出现正向或反向波动。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儒学经历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美国儒学研究硕果累累。然而，近几年来，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孔子学院等中美文化交流通道陆续被迫关闭，儒学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变得紧张起来。
要想使美国及其他国家接受儒学，必须以全球视野来研究儒学，在儒学中找寻共享价值，这是美国儒学研究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在这方面，陈荣捷、杜维明、成中英等美国华裔学者率先垂范，面对全球形势和诸种矛盾，倡导文明对话、交融互通，极力发掘和推广儒学中蕴含的对当今世界有益的优秀资源与人文价值，为儒学向世界传播奠定了基础。美国儒学研究可推动儒学发挥共享价值，仁、礼、家庭、合作共赢、天下观等理论得到了重视，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本文为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