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诗路，在海上唐诗之路中占有重要位置。隋唐之前，主要是移民给日本带去中国文化。到隋唐，则主要是日本派使前来，如自7世纪初始，日本4次正式派遣隋使。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宽平六年（894）二百多年间，共派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与遣唐使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为中日海上唐诗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作表列举姓名，留唐学生149名，大部分是学问僧。其实，使团其他成员，包括遣唐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大使之上的执节使或押使，以及随行的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卜部（卜筮者）、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手艺师），也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如押使多治比县就曾从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经书，准判官藤原贞敏从上都刘二郎学琵琶，遣唐医师兼医请益菅原梶入唐钻研医术。经史、佛教、医术、天文、军事、音乐，使团成员来唐几乎无所不学，当然也有文学交流。他们是整体地学唐，将唐诗之路扩展为综合的文化之路。就留唐学生和学问僧而言，著名的有空海、最澄、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惠运、宗睿等“入唐八家”，此外还有圆载、阿倍仲麻吕即晁衡（或称朝衡）、吉备真备、橘逸势、菅原梶成等。从这些人的行迹，也可以窥见中日海上唐诗之路的面貌。
来往路线，唐以前主要通过朝鲜半岛。遣唐使则乘船从海上，由日本难波的三津浦出发，西经濑户内海至筑紫的大津浦。由此前往中国，八世纪之前，主要走北路，由大津浦经壹岐、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横渡渤海湾口，抵山东半岛登州一带。701年以后，则多走南路，从大津浦启航后，沿筑紫西海岸南下，横渡中国东海，到达扬子江口。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唐诗之路”，而海上有数不尽的艰难凶险，特别是南行海路。夏日曝晒自不必说，遇风暴常要漂流数月，沿途还有海盗，遇难而死是常有之事。
吉备真备于734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回国，途遇风暴，船队失散。一条船失踪，两条船第二年第三年才辗转回日，还有一条船漂泊到昆仑国（今越南），一百多名船员，或被当地贼寇所杀，或染病而死，只有4人脱险。晁衡回国，也因遇风暴船破漂流到安南（今越南），全船180多人被当地贼寇袭杀后，所剩也不过10余人，以至好友李白误以为晁衡已遇难。804年，空海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忘身衔命，冒死入海”，“暴雨穿帆，戕风折舵”，在海上漂泊34个昼夜，始至福州。同行最澄的另一船，经历50多天海上险难，漂流到明州。第十八次遣唐使于837年启航，四舶651人，启航后遭遇风暴，第三舶140人仅20余人生还，其余只好返港，次年再次出海，又遇逆风，返港后再次出发，历尽千辛万苦才抵达中国。有人统计，派出的遣唐使船，有四分之一遇风浪而沉于海底。不少人因此借故躲避出行，而留学僧、留学生却是积极争取入唐。空海是上书自请入唐。圆珍未能随从遣唐使，则来回均乘商船渡海。
日本朝廷对遣唐人员发[~符号~]、绵、布等作为入唐费用。留唐期间，外国来宾衣服食宿都是朝廷免费招待。《唐会要》记载对外国学生“衣粮准例支给”。《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僧荣睿等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廿五匹，四季给时服”。各地方有时还有破例优待，学问僧在途，有时也能得到布施，但这只是一方面。学问僧朝拜圣迹，寻师问道，游走各地，有时也很窘困。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和圆珍《行历抄》这两部留唐日记，留下不少这样的实例。有时“主人极悭——乞一盘菜，再三而方与”，“一撮盐，一匙酱酢，非钱不与”，“不许客宿”，且“再三嗔骂”。一行四人的行李，雇人挑，雇驴驮，一天行二十里，三驴每天得付150文。渡河每人5文，驴每头15文。他们也要担心衣食无着。为取得通关文件，要“托有力人用物会计”。住店要付房租，住寺得助缘香火钱，办事托人要通关，巡礼需要旅费，从师要出学费，收罗资料，也须费钱。空海代笔的《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说橘逸势在唐“日月荏苒，资生都尽。此国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束修读书之用”。这种情形，在当时应该不是个例。
但他们依然遍访名寺。长安各名寺之外，最澄、圆载、圆珍到天台，灵仙、圆仁到五台，普照、荣睿、玄朗、玄法等人到扬州，还有越州。入坛灌顶，研习经论，接受禅法佛法；求取内外书，除求赠外，也省吃俭用购买。《旧唐书》就说他们“所得锡赉，尽市文籍”。他们还大量雇人抄写，自己抄写。空海《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自述“衣钵竭尽，不能雇人，忘食寝劳书写”。《与本国使请共归启》也说他“忘飡耽读，假寐书写”。2004年10月西北大学博物馆征集收藏有井真成墓志铭，记述这个日本养老元年（717）随第八次遣唐使来唐的留学生“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而突然去世。在窘境中强学不倦，不是个例。他们带回大量佛经和文学经籍。空海携回日本就有不少唐人诗集和诗文作法类书，回日本后因此编成《文镜秘府论》。和唐文人交往，空海不论在福州还是在长安、越州，都有文学活动，在越州，有朱千乘等人赠诗。最澄回日本，台州吴[~符号~]等九人赋诗相送。栖白、皮日休、陆龟蒙、颜萱与圆仁、圆载都有赠诗。晁衡与王维、李白、储光羲、包佶、赵骅等诗人的交往更为密切。
这和唐本土文人的诗路之游不同。要在有限的留唐时间里，完成求学求法的使命，日本遣唐留学生、学问僧没有从容潇洒的名山漫游，没有闲逸宁静的隐逸之游，当然，也没有宦游和贬谪之游。这是一条在风浪里艰难搏击之路，在窘境中强学不倦之路。
这些留学生、留学僧，都是经选择的优秀人才。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中等贵族。空海外舅的品级是二千石，圆珍是空海俗甥，吉备真备其父是右卫士少尉，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其父是中务少辅船守，大和长冈其父是刑部少辅从五位上，橘逸势其父是右中井从四位下。出身贵族，使他们从小就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位止中等，又使他们希望留唐学习，通过努力，改变现状。当然，他们也都希望传入中国文化，改变日本的现状。
这就可以看唐代诗人和他们的交往诗作。李白以为晁衡海上落难已死，写下《哭晁卿衡》，“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自是一往情深。其他诗人如昙靖、郑壬送空海诗，“万里洪涛白”“鲸波涉巨津”，王维送晁衡诗，“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徐凝送日本使诗，“鲸波腾水府”，实是表达对他们海上险难的深切担忧。而王维诗写“归帆但信风”，包佶诗写“锦帆乘风转”，实是对他们旅途平安的真诚祝愿。许兰送最澄，写“德重意唯坚”，是对日本留学生求学求法坚毅品格的高度赞扬。而空海《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想想旅途的艰辛，遥隔大海，不难体会作者离别不舍的深沉情思。晁衡《衔命还国作》，一边写“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一边写“西望怀恩日”，既思恋故园，又不舍唐土，正是在唐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
也可以看他们留下的遣唐纪录文字，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圆珍《行历抄》《在唐目录》及《圆珍传》。一方面，是“殷勤安存”，“甚与安存，犹如父母”，“宛如骨肉”，“视如兄弟”，感受到唐人的周到和热情，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记下一路“蚊虻甚多，辛苦罔极”，“入夜雨下，辛苦尤剧”。圆仁开成三年（838）泰州往扬州途中，八月八日“船中人五人身肿死”，十七日“病者金成死亡”，二十一日水手“在掘港镇死去”，开成四年（839）密州到登州途中，四月十三日水手一人病死，“裹之以席，推落海里”，十五日又一水手“病苦未去，落却海里”，二十二日又一人死去，“移置岛里”，五月二日一水手临死，缠裹其身，载艇送弃山里，送人回来说：“弃着岸上，病人未死，乞饭水，语云：‘我病若愈，寻村里去。’”二十二日，得到这个水手终于死去的消息。面对艰难和死亡，圆仁一行仍不停前行。从这些客观的记述中，不难体会出出身中层的日本优秀学子们为求学求法坚毅前行的心理。
这些遣唐日本留学生、留学僧，把唐诗之路延伸到日本，空海、最澄、圆珍等开创了他们的文化事业，也留下了比叡山、高野山等日本唐诗之路的名山胜迹。唐诗之路在日本怎样延伸发展？通行于中日海上唐诗之路的，还有鉴真等中国高僧和其他文人，他们的情况如何？这都需要另外的文章来研究。
（作者：卢盛江，系南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