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文献的发达，是华夏文明迥异于其他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让华夏文明弦歌不辍，绵延至今，历久弥新。
我们在先秦到秦汉之际的历史文献中，已经隐隐约约窥见到了一个神秘而庞大的远古帝王谱系。其中最让我们所熟知的是炎帝和黄帝二神，其次是伏羲、盘古、西王母、女娲、神农，再就是尧、舜、禹，此外还有共工、颛顼、帝俊、蚩尤、轩辕、祝融、有熊氏、燧人氏、太昊、少昊、鲧、喾等诸神。还有的学者将华夏诸神谱系概括为两大创世神、八大主神、十二辅神。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为后世构建了一个以黄帝为共祖的远古帝王谱系。这个具有血缘关系而且世代相传的大一统的华夏远古帝王谱系，似乎成了定论，一直让后人深信不疑。
人类对历史的记忆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衰减。我们先民对始祖神、部落神以及族源的历史记忆，同样逃脱不了这一定律。历史文献为后世所呈现出的华夏文明远古帝王谱系，其实是一个芜杂的谱系，一幅混乱的历史拼图，最突出的表现是诸神形象的重叠与移位。这一令后人十分困惑的问题，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显露出来了。
《国语·楚语》曾记载了楚昭王与楚国大巫师观射父之间的一段著名对话。这段对话讲的是华夏文明洪荒时期的一起重大事件：楚人的始祖神颛顼主导的“绝地通天”。按现代语境来说，就是颛顼部落发动的宗教改革，也就是神权垄断的出现。从楚国君臣二人对话内容来看，出现这一重大事件的原因是“九黎乱德”、“蚩尤作乱”。这场本应发生在颛顼与蚩尤两个部落之间的宗教战争，却发生在黄帝与蚩尤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记载了这一本应发生在颛顼与蚩尤两个部落之间的宗教战争。与其说楚文明代表了典型的南方文明，不如说楚文明代表了华夏文明已经失落的文明形态——巫文化。保留上古神话传说最多的是楚辞，记载殷商王朝世袭最完整的也是楚辞。论巫史传承的久远与完整，在当时没有哪一个王国能与楚国比肩。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天问》中更是对许多历史事件发出了质疑之声。屈原的困惑与质疑，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先民的历史记忆已经出现了混乱。事实上，即使是太史公司马迁对《五帝本纪》的记载也并不自信，甚至有些心虚。他在该篇结尾道出了心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首。”他在写作《史记》时，更是明言“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另一个突出例证是对“三皇五帝”的不同解读。作为炎黄子孙精神世界的源头，历史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就多达四五个不同版本。种种迹象表明：先秦到秦汉之际的历史文献对华夏文明远古始祖神、部落神的记忆，在经过几千年口头相传之后，在无情岁月的不断风化剥蚀下，已只剩下零星的历史碎片，与真实的历史形象已相去甚远了。
重构华夏史前帝王谱系，解读华夏文明的原型编码，实际是在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甲骨卜辞发现以来，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试图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史前帝王系统，以重构华夏文明古史，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王国维、郭沫若等先贤目光如炬，洞烛幽微，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破译解读，证实帝俊、帝舜、帝喾三神实为一神，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闻一多先生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苦心构建的坚不可摧的远古帝王谱系，在上世纪开始动摇了。
重构华夏史前帝王谱系，在故纸堆中寻找证据，只能是相互证伪。甲骨卜辞的不断破译，众多考古成果的新发现，无数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让重构华夏远古帝王谱系、探寻华夏文明起源之迷这一终级之问的前景一片光明。当然，还原华夏诸神的真实历史形象，还迫切需要新思维、新理念，迫切需要多学科支撑、多维度解读。
二
人类语言跟所有物种一样，也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按照现代语言学家的分析，人类语言的最早形态是简单的元音音节，所有人类语言都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元音音节到复杂的混合型单音节，再由单音节慢慢发展到双音节，最后到多音节的漫长进化过程。汉语也同样经历了这一演化过程。
汉字的音节也是由元音和辅音拼合成，但与印欧语系不同的是，元音在汉字占据绝对优势。根据研究，辅音占优势的语言容易形成拼音文字，而汉字以元音为主，音节发音响亮而且音节界限分明，这种语言特点，则容易形成了用一个符号来表示一个音节的文字形式。从汉字的六书造字法看，不论哪一种造字法，都遵从一个字符一个音节的要求，从而很好保证了汉字的单音节特点。这一语言特点，形成了用一个符号来表示一个音节的文字形式。自古以来，汉字一直具有突出的单音节特点。我们先民对这种一音一字的单音节特点可以说情有独钟，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具有图商腾意义的单个汉字，不仅具有玉石的光洁与坚硬，也有如星辰般的浩瀚与深邃，在内延的深度与外延的广度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汉字的魔力，是华夏民族的集体潜意识。这也是汉字几千年来仍然保持一音一字的单音节特点的秘密所在。
根据甲骨卜辞和先秦历史文献来看，汉语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单音节词的历史阶段。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之辞，以及《尚书》中的文诰，均为两个单音节词组合的句子。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的夏王朝、殷商王朝、周王朝的世袭来看，夏王朝17个帝王、商王朝的31个帝王，其名均为单音节词。夏王朝开国帝王叫禹，末代帝王叫桀。殷商部落的始祖叫契，开国帝王叫汤，末代国王叫纣。周王朝的37个帝王中有30个名为单音节词，开国功臣周公叫旦，周武王叫发，周文王则叫昌。
我们先民对单音节词的痴迷，决定了他们的族源符号都是一个汉字。殷商部落的族源符号就是商，周人的族源符号就是周，楚人的族源符号就是楚，吴越人的族源符号就是吴。每个部落的族源符号，也是部落每个子民的精神图腾，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对族源符号的命名，是一个部落一场庄严的祭祀活动，那么我们先民对山川的命名，同样是是一场庄严的祭祀活动。南方的大江就叫江，北方大河就叫河，汉水就叫汉，洛河就叫洛，淮河就叫淮，渭河就叫渭，漳河就叫漳，中原地区就叫豫，南方就叫楚，四川盆地就叫蜀，三峡地区就叫巴，环泰沂山地区就叫鲁，没有任何例外。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伟力，支配着我们先民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我们可称其为单音节魔咒。这股神秘伟力就如地心引力一样，让我们先民长久蜗居在一音一字的单音节世界之中。
真正的双音节词，在战国时期才开始陆续出现。他们小心翼翼打量着一音一字的单音节世界，谨言慎行，显得孤独而寂寞。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视双音节化列为汉语语法史的最重要的五个变化之一。曾有学者统计过以下重要典籍的单音节词、多音节词的比重：《论语》单音节词126个、占总量的75%，多音节词378个、占总量的25%；《孟子》单音节词1589个，占总量的71%，多音节词651个，占总量的29%。华夏文明诗歌源头的两部巨著《诗经》、《楚辞》，单音节词比重均在75%左右，双音节词(即传统所谓“连绵字”)占比在25%左右。如果考虑到多音节词中以联绵词叠音词占据优势的情况，以及现在视为多音节的词在当时实为词组或短语的因素，《诗经》、《楚辞》单音节词比重应该在80%以上。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涌出现出来的多音节词，以形容词为主，在人名、地名、水名上仍然沿袭了单音节词传统。
在商周时期虽也出现少量双音节词，但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双音节词，而是叫“合文”。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中虽有孤独的双音节词声影，但在表现形式上仍然是一个汉字。如金文中西周姬发的谥号为双音节的“武王”，但在青铜器铭文上却只有一个汉字：即“珷”。即使到了战国时期，注重巫史传统的楚王朝，仍在竹简中使用“合文”，如 “太乙”、 “太丁”、 “太甲”等等。由于“合文”不符合一字一音节的汉字习惯，后来逐渐被淘汰了，但后来汉字中还是顽强保留了的少数“合文”字，如甭、廿、卅、俩等。他们是汉语从单音节词过渡到多音节词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先民徘徊在单音节词与多音节词之时难以取舍的见证者。
根据先秦时期单音节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与战国时期少量多音节词的出现，我们可以断定，华夏诸神中最让我们所熟知的是炎帝和黄帝二神，是在战国及以后才出现的名称，像西王母、有熊氏、燧人氏、轩辕氏三个音节的称谓出现的时间则更晚。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中，只有尧、舜、禹、鲧、喾等诸神的记载，我们一直苦苦寻找不到关于炎帝、黄帝、共工、颛顼、帝俊、蚩尤、盘古、伏羲、轩辕、祝融、有熊氏、燧人氏、轩辕氏等诸神的片言只语。
越是最早的历史记忆，越接近历史真相本身；越是稍后的历史记忆，越是离历史真相越远。尧、舜、禹、鲧、喾、羿等以单音节命名的诸神，才是我们先民对华夏远古诸神的最底层历史记忆。可以肯定，炎帝、黄帝、共工、颛顼、帝俊、蚩尤、盘古、伏羲、轩辕、祝融、有熊氏、燧人氏等诸神，只是我们先民对华夏远古诸神的浅层历史记忆，是我们先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尧、舜、禹、鲧等诸神的第二次、第三次编码。这也是华夏远古诸神彼此形象移位、重叠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为后世构建了一个以黄帝为共祖的远古帝王世系：少典－黄帝－昌意－颛顼－鲧－禹。这个远古帝王世系似乎无懈可击，天经地义。但从我们先民遵从的文化编码规则来看，从汉语遵循的的演化规则来看，也就是先秦时期以单音节词编码，到战国时期才慢慢过渡到以多音节词编码，司马迁构建的以黄帝为共祖的远古帝王世系，实是时空错乱，前后颠倒，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历史的真相、历史的发展逻辑，从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改变。虽然说司马迁的《史记》在构建华夏民族精神、确立华夏自古大一统传统上居功至伟，但在华夏远古诸神的历史记忆中却犯了致命错误。
尧、舜、禹、鲧、喾等诸神，才是真正的华夏远古诸神。重构史前帝王谱系，还原华夏诸神的真实历史形象，首先要在历史文献提供的蛛丝蚂迹中去找寻尧、舜、禹、鲧、喾等诸神与炎帝、黄帝、共工、颛顼、帝俊、蚩尤、盘古、伏羲、轩辕、祝融、有熊氏、燧人氏等诸神的内在关联。
三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符号系统。这一文化载体，是一个民族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稳定、最持久的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语在国际语言学界向有“亚当的语言”之称，是古老神秘伊甸园的语言。不仅如此，汉字的超稳定构架，不仅使得汉字在几千年来仍然保持汉字在初创阶段时的基本字形结构和语义，从而使华夏文明得以穿越几千年的历史时空而历久弥新、生机勃勃。不仅如此，汉字还具有汉语方言差异下的书同文的空间的超越性。方块汉字对每个炎黄子孙，具有致命的诱惑。华夏民族延续数几千年的大一统局面，超稳定结构的汉字无疑立下了卓越功勋。
语言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编码，是人类认知现实的一种符号系统。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民族的编码体系。对于生活在温带海洋性气候、以狩猎为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夏天就是狗吐出了长长的舌头。但对生活在东亚的农耕汉人而言，夏天就是稻粟结实灌浆的季节，是太阳的象征，同时也是南方的象征。越是古老的汉字，越是具有图腾的价值与意义，隐藏着我们先民的精神密码，隐藏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没有哪一种文字，可以像汉语一样能让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到我们先民蓬勃的心跳，芬芳的呼吸。汉语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宣称语言隐藏着一个民族精神密码的语种了。
尧、舜、禹、鲧、喾、羿等诸神的名号，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无疑是最早的一批汉字。这也是我们先民对祖先神的第一次编码。在河流边，在桑林中，在熊熊燃烧并升腾的火焰中，我们先民围绕着圆形的祭坛，载歌载舞，狂野而肃穆。尧、舜、禹、鲧、喾、羿等诸神，就是照亮我们先民内心的一束光。在一场又一场的祭祀仪式中，祖先神一次又一次复活了。
甲骨文中已有“尧”、“虞”、“舜”三字。甲骨文中的“尧”就是一个人顶举陶坯的样子。汉字初期的同音字意思都是相近的。从“尧”和“窑”的同音现象来看，尧可能就是擅长制作陶器部落的领袖人物。尧又称陶唐，“陶唐”也就是烧制陶器的意思，因此尧的部落叫陶唐氏。同尧一样，舜也是一个部落酋长、大巫师。“舜”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人手持火把在舞蹈，“虞”在金文中就是巫师戴着兽头面具在祭神，大巫师的身份特征十分明显。从字源来看，尧舜就是一个部落的大巫师。传说中虞舜的眼睛有“重瞳子”，所以后世又给他加了个“重华”的名号。我们在四川盆地三星堆看到的青铜面具上突出的双眼，可能就是虞舜在祭祀活动中所戴面具的突出特征。在华夏夏传世文献中，尧、舜二帝一直以圣人形象并称。很显然，尧、舜二帝这一历史形象，与儒家精心打造的圣人形象相去甚远。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舜还有一个弟弟叫象。从“豫”在甲骨文中呈现出的一个人牵着大象在稻田踩踏的生动画面来看，再联系到久远的“象耕鸟耘”历史传说，舜与象的历史形象就更加清晰：南方稻作部落的大巫师。也许，象与舜本就是同一神。象与舜，可能既是部落的名称，也是部落首领的代言词。在历史传说时期，部落的名称与部落首领的名称可能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山海经》虽然保留了部分尧舜二帝的历史记忆，但惜墨如金，甚至可以说是吝啬。这一现象暗示了两种情况：一是尧舜二帝要比颛顼、蚩尤、共工、西王母等诸神所处的时代要更加古老久远，二是尧舜二帝的形象被别的神取代替换了。从传世文献透露出来的尧舜二帝与其他诸神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零星历史拼图来看，第二种情形可能性最大，也就是尧舜二帝是与大禹、颛顼、蚩尤、西王母等诸神是同一时代的始祖神。殷墟卜辞出土以后，王国维首先发现其中的“高祖夒”实际上就是《山海经》中的帝俊，也就是传世典籍中的帝喾。而郭沫若进一步认为，高祖夒、帝俊、帝喾、帝舜诸神实为一神，是一神的不同分化或化身。殷商部落的高祖“夒”，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蚕蛹，即将化蝶重生。这个高祖“夒”可以阴阳轮回，是不死不灭的神。这一结论，很好解释了《五帝本纪》、《山海经》中帝俊传说与帝舜传说的相似之处，以及帝俊、帝喾、帝舜三神形象的重叠移位问题。
同尧、舜二帝一样，在华夏夏传世文献中鲧禹也一直是并称的，所不同的是，鲧禹二神是对立的关系，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胜利者。禹后来前面加了一个“大”，也就是伟大或强大的禹。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中，鲧禹二字编码模式惊人相似：鲧是执鱼之人，禹是执蛇之人；鲧字突出的是鱼，禹字突出的是蛇。纯粹从字源来看，鲧就是一条在水中游来游去的鱼，禹则是一条在草丛中爬行的蛇。两个古老的汉字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晰：鲧是鱼图腾部落的首领、大巫师，禹是蛇图腾部落的首领、大巫师。
鱼图腾、蛇图腾作为我们先民精神价值链的重要两环，有着众多的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佐证。龙图腾最初的形态就是在水中游来游去的鱼、在草丛中爬来爬去的蛇。没有关中平原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彩陶上的人面鱼纹、人面鱼身，也就没有后来的人面蛇身、人首牛身。特别是双鱼复合图案，已让我们影影绰绰地看到太极图中的原始要素。蛇之所以从草丛中进入我们先民神圣的精神殿堂，一是因为我们先民对蛇与生俱来的的恐惧、对苦难与黑暗的抗争与解脱，二是蛇与蚕、蝉一样，可以蜕变，不断重生。我们先民之所以坚信人可以生死轮回、阴阳循环，蛇与蚕、蝉无疑具有示范性意义。如果说水和鱼是龙图腾的底色，那么蛇就是龙图腾的伟岸身躯。
如认真比较尧与舜、鲧与禹的神格，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蹊跷：舜的神格远高于尧，禹的神格则远高于鲧。如果剔除儒家学派为尧打造的圣人形象，尧就是一个陶工，可以说平庸无奇。而舜不仅大巫师身份特征鲜明，而且一会儿是桑叶中的蚕，一会儿是沉睡的蚕蛹，一会儿又是在空中翩跹起舞的蝶，近乎不死不灭。如果说尧这一名号突出的是技能、创造、工匠精神，那么舜这一名号突出的则是神权、生死轮回。也许，我们一直在误读尧这一华夏的始祖神。甲骨文中“鲧”，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教民以渔”。同尧一样，鲧这一名号突出的也是技能、创造、工匠精神；禹则与舜一样，凸显的是神权、永生，有着多种生命状态。禹的神格远非一条蛇那么简单。在古汉语中，“禹”与“鱼”、“羽”、“玉”读音相同，意义也相通。大禹的神格，就体现在“鱼”、“羽”、“玉”上。大禹不仅是一条蛇，同时也是一条鱼、一只鸟、一块玉。在大禹那儿，在天空飞翔也就是在水中游弋，在水中游弋也就是在天空飞翔。当他累了，就化作一块闪耀着五彩的玉石。对大禹的这几种神性，先秦众多文献记载较多。鲧作为失败者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了。
与尧、舜、禹、鲧、喾等诸神相比，女娲具有鲜明的母性本真的色彩。女娲之“娲”，核心在于“呙”。“呙”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写作S形，明显是在模拟水的漩涡、涡纹形态。在甲骨文中，女娲之“娲”所呈现的S形态，还有一个“乙”字。“乙”既是水，同时也高于水。从目前已解码的甲骨文来看，“乙”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汉字，同时也是与其他汉字组合频率非常多的一个字根，并且大多指向祖先与水这两大意项。祖先与水，通过“乙”字合二为一了。在殷商部落看来，“乙”字作为字根，象征的就是祖先与水神。与此同时，“娲”的读音，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娃、蛙两个汉字。无论是河流边、稻田中的蛙声一片，还是部落中孩子们的欢笑声，都在暗示我们：女娲不仅是始祖神、女神和水神，同时也是生殖神、母亲神。
上述古老的汉字传递出的远古信息十分清晰：尧、舜、禹、鲧、娲等诸神的神格，均隐隐指向南方河流湖泊密布的两湖平原，指向两湖平原上蛙声一片的稻田、河流。华夏远古诸神的原型，均为部落大巫师，同时也是水神。重构华夏史前帝王谱系，要回到原点，回到南方。站在出发的地方，我们会发现，庞大的华夏上古诸神，其实是形单影只的。
四
公元前770年，周王朝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阳，标志着华夏文明一个新纪元的到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东周王室日益衰微，王权已明存实亡、形同虚设。这等同于东周王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诸候们野心日益膨胀，诸子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如百花竞相绽放。这是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构成华夏文明大厦基石的先秦典籍，均成书于这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在西方不少学者眼中，东亚文明就是从孔子、老子等诸多圣贤在黄河岸边行吟沉思、著书立说开始的。
魔盒一旦打开，单音节魔咒便不再灵验了，多音节的魅力开始显现。黄帝、炎帝、颛顼、蚩尤、共工、伏羲、盘古、西王母、神农氏、轩辕氏、有熊氏、燧人氏等诸神的名号就形成于这一时期。新名号并不意味着新神的产生，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先民的历史记忆突然唤醒了。这些新名号，只是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先民对远古诸神的第二次编码，对远古诸神神格的再创造、再升级。他们只是尧、舜、禹、鲧、娲等诸神的升级版。我们对华夏远古诸神的认知，就来源于这一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东周王室对社会主导权掌控力的下降，也就不可能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黄金时代，当然就更没有华夏远古诸神众多名号如雨后春笋般的应运而生。华夏远古诸神的重叠移位问题，就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重构华夏史前帝王谱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思想言论自由、开宗立派，无疑是重要维度，至关重要。
我们很容易在新名号与旧名号之间找到对应关系。共工、盘古、伏羲与尧、鲧的神格是对应的，颛顼与舜、禹的神格也是对应的。
与其他诸圣名号相比，共工这个名号显得很另类。甲骨文、金文中的“共”，凸显的是双手，表示双手在向上顶托一方形物，也就是合作的意思。“工”在甲骨文中就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理解为夯筑墙或者堤坝时用的夯杵，或是制作舟船的斤斧类器具，或是制作陶器、玉器的某种工具。汉语中众多带“共”、“工”的汉字与词汇，大写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神，突出的是劳动与创造，而不是神权。与其他诸神相比，共工的形象要更加鲜活。在共工身上，折身的是华夏文明的理性之光。共工的神格来源于尧、鲧，同时也高于尧、鲧。作为杰出的工匠，共工很可能还擅长制作、驾驭舟船。《史记·补三皇本纪》在记载共工时，有一句点睛之笔：“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共工同时也是水神，应该就与其擅长制作、驾驭舟船密切相关。关于共工的诸多传说，几乎都与水有关，总是与长江、洪水联系在一起。在甲骨文与金文中，组成“洪”字的是“水”和“共”两个符号，“江”则由“水”和“工”两个符号组成。按照古汉语学的观点，“共”、“工”两个符号不仅表音也表义。“江从工声”与“洪从共声”，具有明显的文化上的同构关系。“江”的古音本就读“工”。现在的吴方言、闽南方言仍然保留了汉语这一最初的读音，无疑具有“活化石”的意义。水书中的“祖”，就是汉字“共公”或“共工”二字的合体。我们先民对“洪”与“江”这两个古老汉字的精心编码，隐藏着诸多玄机，无疑耐人寻味。
“鲧”与“共工”不仅读音相近，而且他们的形象在很多方面也是重叠的。鲧与共工不仅都与治水神话相关，而且都是失败者。二神治水采取的方法也是一致的，也就是堙堵的方法。二神的悲惨结局甚至是雷同的，都是被同一神也就是祝融所诛杀。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共工同鲧一样也是“四凶”之一。这并非偶然与巧合，而是鲧与共工本就为同一神。
盘古这一名号保留了汉语最初称母鸡叫鸡母、公鸡叫鸡公的语序，具有“活化石”的标本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洪荒时期的盘。盘古名号的重心在“盘”，而“盘”的重心则在上面的“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擅长制作、驾驭舟船的始祖神。驾驭舟船在河流中盘旋迂回前行，后由此引伸出盘旋之义，顺理而成章。如视“盘”的初义为开端或承水盘器具，那么就无法理解带“舟”的“般”与“槃”所具有的盘旋之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只有与其擅长制作、驾驭舟船联系起来才有合理性。“盘”下面的“皿”，可能与各地发现的史前船型陶器有关。以往被学界所忽视的史前船型陶器，应该就是就是祭祀始祖神尧的祭品。西方文明是神本位，华夏文明则是人本位。盘古只可能是人神，而非天神。盘古做不到开天辟地，但擅长制作、驾驭舟船却是可能的。苗族一直视盘古为先祖神。按照苗族世世代代的传说，拯救苗族先祖的盘古是一个漂泊在水面上的巨大葫芦。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巨大葫芦。在滔天洪水中，只有舟船才能让苗族先民幸免于难。驾驭舟船在洪水中来去自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神。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推论盘古为葫芦，实际上是向我们揭示了盘古的另一神格：生殖神。盘古既是杰出的工匠，也是水神、生殖神。同鲧一样，盘古因创世而身殒，是个悲剧英雄。不同点在于，鲧因治水失败而被部落处死。
在西南地区，那位擅长制作、驾驭舟船的先祖叫盘古，但在北方盘古却另有身份：伏羲。盘古兄妹与伏羲兄妹的传说同时流行于西南地区与中国北方，无疑耐人寻味。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同一史实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分化。在传世文献中，伏羲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在《周易》等文献的记载中，伏羲就是集创世神、始祖神和发明神于一身的人文初祖。《周易》中“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我们可以理解为对“鲧”的诠释；“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我们可以解读为共工或盘古的伟业；“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共工或盘古在水上乘舟时对“易”顿悟的升级版本。
在新的历史时期，尧因“禅让”之举而上升为君主的典范，用以统摄天下万民并不是合适人选。鲧治水失败了，而圣人是不允许失败的，圣人只能成功。共工因怒触不周山而导致洪水肆虐，民怨四起。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过于虚无飘渺了。只有近乎完美的伏羲，才足以统摄万民、凝聚人心。伏羲这一尧、鲧、共工、盘古等诸神的合体神，无疑是商周以后的历代巫官、诸子们精心编织的一个文化符号。
与舜相比，那位发动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颛顼大巫师的身份特征更加鲜明。所不同的是，颛顼是头戴玉冠。从字面来看，颛顼两个字都突出了“页”，也就是头。“颛”表示头在山顶，并且这座山像太阳一样浑圆。“顼”表示头戴玉冠。颛顼的形象，生动体现了史前先民以玉为祭的传统。同禹、夔一样，颛顼也有着多种生命形态。按照《山海经》的记载，颛顼既是鱼，也是蛇。《山海经·大荒西经》是这样描述的：“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作为五帝之一的颛顼也是不死不灭的，可以在生与死之间不断轮回。舜也因“禅让”之举而上升为君主的典范，成为圣人。统摄圣君治理下的万民之心，舜显然不是最佳人选。于是，舜在春秋战国时期涅槃重生，化身为颛顼。颛顼还有一个分身：高阳氏。
在这一时期，禹执蛇的形象一再重现。《山海经》一共记载了454个人物，其中与蛇形有关的人物就达到了138个，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华夏诸神的手臂、耳朵或其他一些部位总是盘绕着某种蛇形，这也是华夏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不仅颛顼同时兼具鱼和蛇的特征，女娲也是人面蛇身，共工则是蛇的身躯，火神祝融有时也化身为蛇的形象。剔除这一现象后世附会的因素，禹执蛇的形象一再重现可能在暗示我们：以蛇为图腾的禹或颛顼的部落，在华夏史前诸部落中脱颖而出了，并对华夏文明的走向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也是颛顼跻身五帝之列的秘密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尧舜上升为君主的典范，其实是在暗示我们：神权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王权时代也已走向式微，皇权或帝权时代已初现曙光。巫、玉、王、黄、皇五字清晰的语义演化脉络的背后，是女权到男权的转换，是巫权、神权、王权、皇权、帝权的演化轨迹，浓缩了早期华夏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在“黄”基础上产生的“皇”，标志着华夏文明成熟国家形态已在北方出现，皇权帝权已悄然兴起。周王室的衰微，群雄逐鹿神州大地的乱象，让诸子们忧心如焚。重现周王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盛世，维护华夏大一统的道统，是春秋战国时期忧国忧民的诸子们的历史使命。于是，炎帝、黄帝这两个神圣名号应运而生。炎帝、黄帝这两个神圣名号的产生，也为后来秦始皇称皇、刘帮称帝埋下了伏笔。
当然，炎帝、黄帝这两个华夏共祖，并非凭空产生，也只是对尧、鲧、舜、禹等诸神的重新编码。以前的部落大巫师不再戴面具了，而是穿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服。
五
神话与传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恒话题。这是因为神话与传说深深烙印着一个民族的魂灵、精神的本原，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之根和理性之源。华夏远古诸神，总是与历史神话传说紧紧捆绑在一起。我们对炎黄二帝及其诸神的认知，均来源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传世神话。神话这一概念，并非华夏文明土产，而是上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以人为本位的华夏文明，决定了华夏远古诸神均为人神，而非自然神。以西方文明的神话观念来解读东方的华夏传世神话，或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来还原华夏远古诸神真实历史形象，有可能离历史真相会越来越远，永远到达不了那个迷雾重重的彼岸。
楚辞和《山海经》所构筑的昆仑神话世界，实际是一套独特的隐喻系统和精神符号，是世世代代汉人先民心灵深处对久远历史记忆的沉淀，是对远古时期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层层文化编码。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历史叙事。也许，我们一直在误读这些神话。如果拨开神话世界的层层迷雾，炎黄二帝的真实历史形象就会初露端倪。
在神话传说中，颛顼、帝喾二神均出生于一个叫穷桑的地方。其实不论是穷桑，还是空桑，以及若水、若木，都还是桑林。“若”在甲骨文中就是桑树的形态。蚕生死轮回的神奇本领，让桑林在华夏文明中具有与昆仑同等的神圣地位。穷桑、空桑、若水，与殷商落的先祖“夔”一样，遵循的是同一文化编码规则：阴阳轮回，生死转换，不死不灭，获得永生。帝喾有一个高辛氏的名号。高辛，也就是高高的柴垛。这个名号其实也是对“熊”下面四点的诠释：对火的崇拜，对光明的向往。高辛氏、有熊氏、高阳氏三个名号，遵循的是同一文化编码规则：祖源记忆，族源符号。颛顼与帝喾二神，实为一神，颛顼就是帝喾，帝喾也就是颛顼。
根据楚人在《国语》中的回忆，数千年前曾发生了一场由颛顼主导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就是“九黎乱德”、“蚩尤作乱”。在甲骨文中，“黎”由“禾”与“刀”两个符号组成，意思是收割稻子。九黎也就是蚩尤部落。九黎部落并非北方粟作部落，而是南方稻作部落。显然，这场宗教战争发生在颛顼与蚩尤之间才是正常的，可却偏偏发生在颛顼与共工之间、黄帝与蚩尤之间。这并非我们先民的历史记忆出现了混乱，而是同一史实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部落之间的不同分化。如果我们视黄帝为颛顼，视颛顼为黄帝，视蚩尤为共工，视共工为蚩尤，那么这些相互矛盾的历史之迷就迎刃而解了。两场战争，实为一场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还有另一版本：黄帝与炎帝之战。这场战争，一向被我国学界视为华夏文明的奠基之战。黄帝与炎帝之战，发生在南方的稻作区才是正常的。不论是涿鹿之战，还是阪泉之战，按历史文献的记载，均发生在北方有着久远黍作传承的燕赵地区。燕赵地区正好是蚩尤后人败后北上的避难之地，向有“九黎之都”的称呼。这场战争发生在“九黎之都”，实际上是在暗示我们：这是战争失败后逃亡到燕赵地区的蚩尤后人对往事的追忆。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是以黄帝胜利、炎帝失败而告终。
颛顼与共工、黄帝与蚩尤、黄帝与炎帝之间的三场战争有三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历史时间节点相同，也就是颛顼或黄帝部落崛起之时；二是胜败者相同，胜利者无一例外的都是黄帝或颛顼一方，而且师出有名；失败者都是具有鲜明稻作部落色彩的共工、蚩尤、炎帝一方；三是这三场战争的讲述者、书写者都是黄帝或颛顼一方。历史的话语权从来就胜利者书写的。共工、鲧、蚩尤三神之所以是负面形象，是因为他们在南方稻作部落的神权之争中遭遇到同一失败命运。三场战争实为一场战争。这场宗教战争，深刻影响了史前华夏各部落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走向，有学者认为是华夏文明的奠基之战，其实也不为过。这三场战争的传说明确告诉我们，黄帝即颛顼，颛顼即黄帝，二神实为一神；蚩尤即共工，共工即蚩尤，炎帝为二神的合体。
关于这场对华夏文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宗教战争，我们先民还有着迵异于三场战争的另类历史叙述。
巴蛇食象是华夏传世神话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则神话。“食象”的“蛇”并非蛇，而是颛顼部落的图腾。所食之“象”，也并非象，而是蚩尤或共工部落的图腾。这个神话隐喻的就是两个部落之间的信仰之争、图腾之争。联系到《吕氏春秋》及历代文献记载的“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真实历史事件，巴蛇食象神话的隐喻就更加明确。这一匪夷所思、荒诞不经神话的背后，是蚩尤或共工部落四处逃亡的悲剧性命运，是华夏文明的血色黎明。羿斩巴蛇是这一神话或这场宗教战争的另一版本。岳阳古称巴陵，正是因为这个神话而得名。羿之所以斩巴蛇，是在誓死捍卫稻作部落象图腾的神圣地位。羿射九日的神话传说，可视为是对两个部落之间神权之争的另一种隐喻：因为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神权也只能由一个部落垄断。神权垄断的出现，是王权出现的序曲。
大禹治水有可能是华夏文明的传世神话中影响最深远的一个神话。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先秦文献中几乎都有记载。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毕竟是渺小的，甚至是卑微的。大禹的治水方法，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围堵还是疏浚，都不过是徒劳。治理洪水，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力物力以及技术水平可以实现的。先秦及秦汉文献记载的大禹的种种治水方法，只能是后来治国理政者的现实需要。这则经典神话，隐喻的其实是两个部落之间的一场宗教战争，也就是颛顼与共工之间的神权之战。大禹所治之滔天洪水，其实就是指共工部落的“作乱”。先秦文献记载的“禹伐共工”，《墨子》一书记载的大禹讨伐三苗的片言只语，以及《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有禹攻共工国山”一句号，无不是对这则经典神话的诠释与补充。
鲧用于治水的“息壤”，并非传统理解的一种可以自动生长的神奇土壤，而是熄灭了的灰烬，也就是草木灰。对于视火为生命的史前原始部落来说，灰烬就是阴火。掌控火种与火源，是一个部落领袖神权的合法性来源。“息壤”象征的其实就是一个部落的巫权、神权。“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隐喻的历史真相是，鲧的部落因信仰不同从而对颛顼部落的神权构成了挑战与威胁。
这则经典神话告诉我们，禹即颛顼，共工即鲧。我们之所以视大禹治水为神话，其实是因为我们潜意识深处一直在置疑这一神话的真实性。
与这则神话紧密相关的是共工怒撞不周山神话。在颛顼部落看来，天下之所以洪水泛滥，就是因为共工撞倒了天柱——不周山，导致天地倾斜。共工所撞之不周山，其实并非山，而是隐喻颛顼部落的圆形祭坛。作为一个部落最为神圣的精神殿堂被毁，无疑就是一个部落最大的耻辱、最深的禁忌。不周山的神秘，其实来源于颛顼部落不可碰触的禁忌。《史记·补三皇本纪》中的“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这一点睛之笔，是对这则神话的补充与完善，同时也告诉我们，祝融即颛顼，颛顼即祝融，二神实为一神。
如果说黄帝是我们先民历史记忆的表层，表层之下的是颛顼、帝俊、轩辕氏、高辛氏、高阳氏、有熊氏，那么最深层则是舜与禹二神。
六
在华夏族群的集体潜意识中，炎黄二帝均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炎黄二帝一直并称，炎帝地位高于黄帝。但在华夏传世文献中，黄帝地位却远高于炎帝。炎黄之战中与其说是炎帝败给了黄帝，不如说是北方的粟作文明在与南方稻作文明的数千年的竞争中后来居上。由于周期性泛滥的洪水和战争，导致大量汉人先民北迁。在大约4000年前，华夏文明演化的中心舞台已逐渐由南方长江流域转移到北方的黄河流域。炎帝的历史形象之所以模糊不清，是因为久居北方的先民滋生了优越的中原中心意识，对南方连同久远的稻作文明感到陌生了。重构远古帝王谱系，特别是还原炎帝的真实历史形象，南方的稻作文明是我们必须要淌过的一条历史暗河。
众多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最早发生的地区，也是稻作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数千年的史前稻作农耕文明曾先后经历了象耕和牛耕两个时代。“豫”这个古老汉字，向我们传递的远古信息十分珍贵：华夏文明曾有过持续了数千年的与大象共舞的历史。各地出土发现的众多獠牙神兽纹为我们留下了象耕时代的重要线索。我们先民对象牙的珍视，视象牙为权力的象征，其实是对稻耕先祖的缅怀，是巫权的延续。
随着气候的变迁，大象逐渐在长江流域消失了踪影，华夏稻作农业的牛耕时代到来了。太湖流域河姆渡、马家浜等遗址出土的大量水牛骨遗存表明，至少在7000年前，牛耕已开始代替了“象耕”。南方两湖平原出土发现的最早的“耒”、数量最多的“耒”和质量最精美的“耒”无不表明：两湖平原的牛耕时代并不比太湖流域晚。在甲骨文中，“牧”就是一人手牵着牛耳在稻田踩踏的生动情形。“执牛耳”象征最高权力即源出于此。甲骨文中的“舞”，就是一人两手持牛尾而舞的形态。巫师的翩跹舞姿，其实是水牛在南方稻田踩踏时的律动节奏。“舞”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牛对南方稻作部落而言，具有图腾的价值与意义。
“牛首人身”的形象，一直被视为神农氏的象征。无论是河姆渡、马家浜等遗址器物上獠牙神兽上的“牛首”，还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玉器中的“牛首”，均呈现出南方水牛牛角的鲜明特征。在《山海经》一书中，“牛首人身”形象多次出现，其频率仅次于人鸟组合和人蛇组合的形象，女娲、炎帝、西王母、蚩尤、共工、伏羲、神农氏均为“牛首人身”形象。可以说，华夏远古诸神均有着鲜明的南方稻作部落的色彩，无不散发着南方湿热的气息。在华夏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炎帝就是属于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牛首人身”形象象征的，其实就是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也是华夏民族的始祖神。
在众多“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中，除了炎帝，蚩尤无疑是最深入人心的。大象、野猪的獠牙，以及獐牙，是南方稻作部落特有的文化符号。蚩尤的字面意思就是草丛中的野猪。与大象的一对獠牙相同的是，野猪的一对獠牙长正好长在下颌骨。蚩尤名号蕴含的深意，让我们对遍布华夏大地的史前猪葬习俗豁然开朗。据有的学者统计，随葬猪下颌骨在史前猪葬习俗的比例高达80%以上，从距今8500年一直延续到4000年前。对野猪以及其獠牙的崇敬之情，其实是南方稻作先民对大象崇敬的延续与升华。大象与野猪长长的獠牙，是南方稻作先民的族源符号。我国学界传统观点一向认为，随葬猪骨旨在为死者提供食物。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失之肤浅了。蚩尤的“牛首”形象，只有在视蚩尤为祖先神的苗人那里，才有最直观生动的呈现。如果我们漫步于苗人的村村寨寨，蚩尤的形象就会变得鲜活起来，蚩尤的“牛首”形象以及蚩尤这一名号所蕴涵的图腾意义就会显得格外直观而生动。根据苗族史诗、歌谣、传说，蚩尤就是南方苗族的祖先神。可以说，蚩尤这位有着“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其南方稻作部落领袖、巫师的特征在华夏诸神中是最为鲜明与突出的。
如果说炎帝是我们先民对这位始祖神记忆的表层，那么蚩尤充其量也还只是表层记忆下面的一层。在这个记忆表层的下面，还有纵深的历史底层。在汉民族中，伏羲遗址最多的地方，也正好是蚩尤传说最多的地方。在苗瑶两个兄弟民族中，盘古、伏羲一直被视为先祖神。可以说，炎帝的历史原形既是蚩尤、伏羲、共工，但又高于蚩尤、伏羲、共工。在纵深的历史底层，还有神农氏、燧人氏，还有尧与鲧二神。这个纵深历史底层的底色，就是南方的稻田、河流、湖泊。
七
先秦到秦汉之际的历史文献呈现给后世的华夏远古帝王谱系，是一个男神群体形象。可是人类文化学研究成果和我国大量史前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一历史记忆出了问题。在北方漳河边举行祭祀活动的殷商部落，也认为他们的祖先神就是男神、父亲。在殷墟卜辞中，祖先之“祖”的右边是大写的男根符号：“且”。在殷商部落看来，男权社会是天经地义的，祖先神只可能是男神、父亲形象。在时间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殷商部落的历史记忆同样经受不住漫长岁月的严峻考验，他们对族源、始祖神的记忆也是零星而混乱的。他们只隐隐经约记得在那遥远的洪荒时期有个“西母”。
殷商以前的诸位圣贤，似乎都是没有父亲的，或者说“父亲”的形象总是若隐若现的。早在《春秋公羊传》等先秦文献中，我们的先哲们就曾发表过“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感慨。华夏早期文明“父亲”形象的隐藏，隐藏的恰好是一个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女权时代，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群婚制或走婚制，造成了这一令古代先哲困惑的无父现象。
那个遥远而漫长的女权时代形成的一整套编码体系，为后世留下了如影像般的鲜活记录。“姓”这一古老汉字中的“女”与“生”两个符号，凸显是女性与生殖两大主题。这两个主题，其实也是一个母题：部落的繁衍。这个古老汉字向我们传递的远古信息就是女性崇拜和生殖崇拜。华夏最古老的姓氏大多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女。姜、姬、姒、嬴、妊、妫、妃、姚等古老姓氏中的“女”，向我们揭示了“姓”氏的产生与女性的紧密关系：后代子孙均从母姓。这一大批华夏最古老的姓氏，是那个漫长的女权时代留下的历史沉淀。
“母”这个古老的汉字，经过数千年的演化，至今仍然保持着最初图腾符号的痕迹：两个像征母亲乳房的大点。不仅如此，我们先民由母亲生育后代推及生育万物的土地，将大地与母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对于大地，我们先民有一种神圣的称呼：后土。在甲骨文中，“后”就是一个母亲半蹲着产子的形状，“土”则直接描绘母亲的乳房，上面的几个点象征母亲的乳汁。华夏文明记忆中的“三皇五帝”，与其说是始祖神，不如说是母亲神。无论是尧与鲧，还是禹无舜，无论是炎帝，还是黄帝，都是女神、生殖神、母亲神。
与男根符号“且”对应的是女阴符号：倒三角形字v字。汉语中凡是与母亲有关联的事物，其相对应的汉字中总有一个象征母亲形象的倒三角形v字。根据我们先民的编码规则，也就是音近义通的音韵学规律，“帝”与“地”既是同音字，也是同源字，象征的都是母亲、生育、根底、始祖等。“帝”字的基文也是一个倒三角形v字。这个倒三角形明确告诉我们：“帝”字就是专为始祖女神量形定做的一个文化符号，而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上帝、天上诸神。“帝”由女性变为男性，并由人神变为天神，是男权时代的事。在殷商王朝的甲骨卜辞中，“帝”已由母亲始祖神演变为祖先神。《山海经》里出现频率最高的神“帝”，也就是祖先神。“帝”由祖先神演变为主宰一切的天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
近一百多年来的考古成果表明，华夏文明的母系氏族社会持续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仰韶文化时期及以前的众多史前遗址呈现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女性墓葬地位明显高于男性。这种情况与摩尔的女性在血缘氏族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是高度吻合的。辽西地区方红山文化遗址大量发现的女神庙、女神像，更加坐实了摩尔的女性本位说。江汉平原鄂西地区的马家垸古城，距今约4500年，是截止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也是唯一一座女巫之城、女神之城。这座古城出土了大量陶器纺轮。陶器纺轮的主人显然是女性，是女巫。马家垸古城这座女巫之城、女神之城证明：直至4500年前，南方的江汉平原还徘徊在女权时代。
女娲、西王母两个女神，是我们先民对那个遥远的的女权时代的残存记忆，弥足珍贵。
治水神话传说是华夏文明一个传承有序的系列故事，除了大禹治水，还有女娲治水、舜帝治水、共工治水。女娲治水是华夏文明真正的创世神话，也是众多治水神话的总源头。这则神话的点睛之笔是最后一句话：“积芦灰以止淫水。”芦灰也就是芦苇烧成的灰烬，也就是鲧治水用的“息壤”。“淫水”隐喻的就是女性生产时的大出血。“治”与“止”，不仅音同，初始意义也相同：治水之“治”也就是止血之“止”。古代妇女临盆时用草木灰止血的古老方法，在现今的原始部落还仍在沿用。女娲作为生殖女神，不但用这个神奇方法挽救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也挽救了部落众多母亲的宝贵生命，让部落得以繁衍生息。女娲治水之所以被反复讲述书写，是因为我们先民在潜意识中就认定了女娲是华夏之母。这应该就是华夏文明所有治水神话最初的意义。
当女娲治水神话传说的叙述者和书写者由女性转变为男性的时候，这一神话中的“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传说。很显然，“淫水”的隐喻已由最初的女性生产时大出血变成了共工或蚩尤的“作乱”与“失德”。在这则神话中，女娲与大禹的形象重合了。女娲与大禹形象的重合，其实是在暗示我们：女权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颛顼与共工之战、黄帝与蚩尤之、炎帝与黄帝之战，就发生在女权时代、女巫时代。这一时代，应该就处在江汉平原的马家垸文明与石家河文明之间的历史时期，即距今在4500-4000年之间。这也是我们先民的历史记忆变得清晰鲜活的时期。
西王母也许就是我们先民记忆中的最后一位女神、最后一个母亲神。《楚辞·天问》、《山海经》虽然对女娲只有零星片断的记载，但对西王母的历史记忆则相对清晰详尽。这一现象同样是在暗示我们，西王母离我们并不遥远，很有可能是与炎帝、黄帝、共工、女娲等诸神同时代的一个女神。西王母这一神圣称谓的重心，尽在“母”字。“母”字是西王母神格的内核。西王母的真实历史形象其实已被后世仙化或者说妖魔化了。如果我们沦陷于《山海经》折扇叙事的错觉之中，走不出巫师们设置的语言迷宫，就不可能还原西王母的真实历史形象。西王母真实历史形象之迷，就隐藏在传说中的昆仑圣山。
昆仑山被称为华夏第一神山、万祖之山、万神之山。昆仑山其实并不神秘、遥远。昆仑山就是我们先民的祭坛，就是一处寻寻常常的低矮圆形山丘。“昆仑”两个字的繁体上面都有个“山”。从龟甲上“昆”字透露的原始信息来看，“昆”字上面是“日”，下面是“比”。“日”显然是指太阳神，“比”的本意为等列、个个相同。两个符号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日下众生，也就是巫师和她的部落成员聚集一起祭祀祖先神。“仑”表示次序、条理。巫师和她的部落成员聚集在一起，在熊熊燃烧升腾的火焰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祭祀活动，仪式庄严而肃穆。《山海经·海内西经》描述的昆仑“高万仞”，只是昆仑在我们先民心中的精神高度。从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各地史前先民的祭坛都建在低矮圆形山丘之上。《山海经》及其他先秦文献所苦心构建起来的昆仑神境，就是我们先民的涅槃之门、灵魂栖息地。
在《山海经》的记载中，西王母就栖身于昆仑之巅。昆仑圣山似乎就是专为西王母而量身定做的。栖身于昆仑之巅，意味着西王母处于巫权或神权这个金字塔的顶端。这一隐喻，与舜手执火把、头戴面具，以及颛顼的玉身祭祀，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部落女巫的身份与地位也是相同的。帝俊在《山海经》出现的频率虽然多达16次，但远不如西王母栖身一次昆仑之巅。如果西王母只是这个女巫的身份，那么帝俊就是这个女巫的名号。在《山海经》的折扇叙事中，西王母与帝俊的形象也是折迭重合的，二神实为一神。或许，万世景仰的黄帝，其历史原形可能就是那个栖身于昆仑之巅的西王母。
我们视祖国、大地为母亲，视长江、黄河为母亲河，而不是父亲与父亲河，是由母亲在华夏文明中至高无上地位所决定的。这是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不理解母亲形象，就不能理华夏诸神的深刻含义。可以说，华夏文明所有关于族源、祖源的记忆，都是关于母亲的记忆。母亲形象是华夏诸神的原型。华夏诸神无不弥漫着母性的温暖，无不散发着母性的光泽，都是母亲形象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