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因“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知英州，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最后由原本为外放的地方官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在惠州度过了两年又七个月的岭海贬居生活。
惠州时期是苏轼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型期。苏轼元丰二年（1079）首贬黄州，虽为罪臣，其恋阙之心并未泯灭。这次贬谪的岭南，远离京师，唐代以来就是流贬重罪之臣的首选地。他在惠州说：“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其七）此时作者已再无首丘之念，其佛、老思想的成分明显加重，主体身份已由在朝文官向在野诗人发生转变，其精神世界也由此经过了一次调整与重构。他比在黄州时更快适应了惠州的生活，对心态和情绪的控制已经游刃有余，内心世界较之前此已经平和很多，杜门养疴，登山览胜，或交结人物，都可以用来参悟人生。在《记游松风亭》一文中，他因“足力疲乏”，感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迁居合江楼行馆后，他又说嘉祐寺“幽深窈窕之趣”和合江楼“廊彻之观”，其实各有其美，如“峤南岭北”，并无不同。其《跋所赠昙秀书》借昙秀“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的答语，表达他已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苏轼看来，得失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迁居》）。唯其如此，岭南谪居，苏轼获得了诗意人生。《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食荔支》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纵笔》亦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南宋曾季貍《艇斋诗话》甚至载，苏轼的政敌章惇因不满其尚能享受《纵笔》诗中“春睡美”般的潇洒闲适生活，将其贬到更为荒芜遥远的海南儋州。其事未必然，但侧面反映了苏轼此时豁达的心境。
苏轼在惠州能够消解人生苦难，成功实现主体身份与人生思想的转变，隔代知音葛洪与陶渊明两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前者晚年在惠州罗浮山归隐、炼丹与讲学，与苏轼有近似经历。苏轼将二人与自己并为“三士”，表示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至于柳宗元，那是到儋州后，从友人黎子云处借观“柳文数册”，才将其与从中原带来的《陶渊明集》并列，“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其十一）。苏轼欣赏柳宗元的“南迁诗”与人生态度，对其政治思想并不认同。他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则是全方位、广角度。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欲官则官，要隐则隐，没粮后就去乞讨，十分真诚。苏轼看重的正是陶渊明固穷守节、随遇而适的品性。他创作和陶诗，开创古代唱和亡者诗的先河，实现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其中作于惠州的47首和陶诗，既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内容，也成就了陶渊明宋代以后的盛名。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方式也效法陶渊明，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面对挫折，他潇洒应对，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样样都干。其《定风波》词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与一般南贬蛮夷之地者往往会流露出自身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不同，苏轼反客为主，高调宣称岭南即我家。如果说陶渊明将庄子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诗化，那苏轼就是将陶渊明的诗歌生活化，强调回归自我，强化诗人身份，从而为自己，也为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
我们肯定苏轼应对人生困境的典范意义，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其一，苏轼并不像一般读者所认为的生活舒适，没有烦恼，而是恰恰相反。苏轼在惠州有很多生活痛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作者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痔疾加重，语言不畅，屡次申请的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可见其惧祸之心也不可能完全消解。他在诗词中不太宣泄这些情感，却在比较私密性的230多通书信中，不厌其烦，多次提及。如说“某近苦痔，殊无聊，杜门谢客，兀坐尔”（《与程正辅》其十二）；惠州“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某亦旬浃之间，丧两女使”（《与林天和》其十五），“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同前十二）。
其二，苏轼与同贬岭海的韩愈在应对人生困苦时的态度虽然有别，但双方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却并无二致。《论语·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苏轼寓惠期间，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为民分忧。他充分利用与姊丈兼表兄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米贱伤农的问题，倡议捐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博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抃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建议惠州知州詹范“官葬暴骨”，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在惠州所写的《荔支叹》一诗更是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杰作。由此看来，苏轼在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后，并没有因“处江湖之远”而忘怀现实。
惠州时期思想与生活的转变也引起了苏轼文学题材与风格的较大变化。清代曾经注释过苏诗的王文诰说苏轼诗风有几次大的转变，其中“绍圣谪惠州一变”。确然，苏轼晚年在岭海，诗文风格已由此前的雄放宏肆、议论纵横趋于质朴清淡、闲适从容。苏轼流贬儋州，在时间上与在惠州相接续，在诗文风格上亦承续惠州作品特色，再无较大变化。
苏轼惠州诗文题材渐趋生活化与地域化，是其晚年创作除艺术风格外，最主要的两个变化。就其在岭南创作的诗词文来说，其内容多写莳花种菜、蓄药治病、友朋过从、山水游览等日常生活。他在惠州先后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与自己设计、营造的白鹤峰新居等住宅，就有如《寓居合江楼》《题合江楼》《题嘉祐寺壁》《记游松风亭》《迁居》《白鹤新居上梁文》等多首诗文曾予描写，载述颇详。爱妾朝云绍圣三年七月卒，作者创作有《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白发苍颜）等诗文，前诗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苏轼在惠州的朋友圈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士与前来拜访的客人，特别是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及詹范、方子容、周彦质、王古、林抃、冯祖仁、侯晋叔、程天侔、欧阳知晦等地方官员，既是苏轼精神上的知交，也是其生活上的主要帮助者。他们或陪伴苏轼登山临水，与苏轼诗酒酬唱，或馈赠其各类生活与医药物质。与他们日常交集相关的诗文、书启占苏轼惠州全部作品的相当大比例。
语词的地域性选择亦是苏轼惠州诗文创作的显著特点。苏轼笔下之惠州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物产丰硕、气候特异，有着与巴蜀、中原迥乎不同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与新奇感。他热情描绘、颂赞岭南风光，“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瘴疠、瘴海、瘴乡、瘴雾、瘴风、瘴雨、瘴云、瘴气、蛮菊、蛮风、蛮江、蛮讴、蛮村、蜑酒、蜑雨及蒸暑等带有明显岭南地域特色的意象，在其惠州作品中俯拾即是。枇杷、卢橘、杨梅、蛮果、荔子、龙眼、槟榔、桔柚等热带水果是苏轼在惠州的心仪食品，经其宣传，得到中原人民的普遍喜好与认同。西湖、罗浮山、东新桥、西新桥、苏堤、东坡祠、朝云墓、白水山、汤泉、合江楼、大圣塔（泗州塔）、嘉祐寺等苏轼诗文中或与其关联的景点或建筑，因此而得以留存、复活与开发，成为惠州灿烂的文化遗产。
苏轼贬谪惠州，对他本人而言，是大不幸，但对惠州乃至整个岭南而言，不啻为一件难得的幸事。苏轼在惠州多次表示要搁笔，但据《惠州志·艺文卷》第四编《苏轼寓惠集》统计，他在惠州寓居940天，所作诗词、序跋、杂文、书启等多达587首（篇、封），从写作频率来看，应该高于黄州，更远高于儋州。苏轼给惠州带来文明智慧之光，是惠州历史文化的一张闪耀名片。晚清惠州诗人江逢辰在《东坡白鹤峰故居诗和杨诚斋》诗中自豪地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的南贬惠州及所创作的众多诗文为惠州增添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底蕴；惠州是苏轼人生思想与创作转折的重要驿站，惠州时期作品由此成为读者走近苏轼心灵世界的极好标本。
（作者：王友胜，系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