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揭开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新篇章，对出版界的影响将深远且持续。本报特刊发程毅中、李岩、宫晓卫三位资深出版人的文章，建言献策新时代古籍规划、整理、出版的具体工作，同时更进一步明晰，新时代古籍工作中，出版人的责任和担当。
需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与存藏机构、出版单位、数字化企业联合试办一些“产学研”相结合的基地。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是宋代笔记的一部代表作。1979年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里出版的点校本，第一版就印了18000册，影响很大。书中有一些缺点，如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整理古籍的第一关》里指出的三条（载《出版工作》1983年第4期），王迈先生在《古书标点失误举例》里举出的两条（载《中国语文》1983年5期），宋史专家徐规先生的《〈老学庵笔记〉订误》里指出的28条中的24条标校失误（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1期），其余四条为原著的问题。书中最突出的104页上一副对联标成两段失对的散句，是王迈、徐规两位先生都提到的。最近又发现启功先生一封给我的信，专对《老学庵笔记》校点提出的意见，非常珍贵。可是我毫无印象，可能是当时随手转给了古史室，也可能这封信并未寄出，最近才从他家里发现的。启功先生的意见里，很注重原著的避讳字。如：
p.2，行6，元颜亮，完为钦宗赵桓嫌名，放翁避之改用元。此可存其原字。
p.7，行4，文正，贞为赵祯之嫌名，宋人改为正，是为避讳，似可存其原字。
p.12，倒3行，惟谨而已，此谨字为慎字之换用者，以避赵慎之讳。
p.13行5，元颜璟（见上）
最后，启先生还提出：
书中原用避讳字是否回改问题，鄙意仍存原避之字而出校记。否则一律回改，田登自讳其名，放灯改为放火，又将如何回改？
可见他对此问题非常重视，关注的是原著的历史背景。关于校点的问题，提了四十多条勘误，与上述三位先生提的意见有不少共同的看法，如104页上对联的标点错误，他也指出了。然而多次重印后还是没改对，到《中华经典古籍库》制成电子版时还按第一次印本照样录入，这是很大的遗憾。
前些年新整理出版的一种《老学庵笔记》，改用《稗海》本为底本，作了比较简明的校勘，在点校说明中还表明参考了中华版的点校本，有一些改进的地方，可惜没能充分吸收前人今人已有的成果，包括各界读者的反馈，如这个新整理本的119页，“晁之道为明州船场”一条，校记说：“‘之’原作‘以’，據《宋史》本傳改，下同。”这个“本传”是谁的？ 原书“晁以道”各本都同，“以道”是晁说之的字，“之道”是晁詠之的字，两人是同宗兄弟。晁说之《宋史》无传，但《宋史·艺文志》里有好几种晁以道的著作。《老学庵笔记》卷9“近世名士”条就明说“晁以道（小字‘说之’），一字伯以”。而卷1这条所说他“为明州船场”，还有陆游的《吏部侍郎苏君墓志铭》为证（《渭南文集》卷39）：“城东有造船场，晁公以道坐元符上疏，锢不许亲民，来为船官，所著书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为筑祠立碣，致其师尊之意。”书中多次出现“晁之道”，不能以“下同”来概举。中华版卷3“石藏用名用之”条有“晁之道”，校记【13】定为晁詠之，是正确的。其余“晁以道”都不出校，说明不是一个人。上述那个新版本171页又改了一次“之道”，174页出现了一个“晃之道”，则是排校之误。更突出的硬伤是卷三150页“初虞世字和甫”条，把“初”字独立，加了逗号，人名就改成“虞初”了，不知道初虞世是宋代的名医，著有医书《养生必用方》，见于庄绰《鸡肋编》、周密《齐东野语》等笔记和书目。笔者曾引用本条写过考证，见《从王安石的次子谈校书之难》（《古籍研究》1996年3期）。
最近，见到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的《陆游全集校注》，书中也收有《老学庵笔记》，薛玉坤先生的校注非常详细，这一条的注作：
初虞世，北宋名医。与黄庭坚最为友善。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初虞世和甫，名士善医，公卿争邀致，而性不可驯狎，往往尤急于权贵。每贵人求治病，则重诛求之，至于不可堪，所得赂旋以施贫者。最爱山谷黄庭坚，尝言‘山谷孝于亲，吾爱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归山谷。”黄庭坚有《绝句赠初和甫》、《和韵答和甫庐泉三首》诗。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五著录其《养生必用方》十六卷，且云：“虞世，本朝士，一旦削发为僧。在襄阳，与十父游从甚密。”
再看，前面卷三第119页那条，《陆游全集校注》的注作：
晁说之，字以道，一字伯以，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因慕司马光为人，自号景迂生。神宗元丰五年进士。哲宗元祐初，官兖州司法参军，绍圣时为宿州教授，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徽宗崇宁二年，知定州无极县。后入党籍。大观、政和间监明州造船场，起通判鄜州。宣和时知成州，未几致仕。钦宗即位，以著作郎召，除秘书少监、中书舍人，复以议论不合，落职。高宗立，召为侍读，后提举杭州洞霄宫。建炎三年卒，年七十一。事具其《嵩山文集》附录、《宋诗纪事》卷二八……《渭南文集》卷一八有《景迂先生祠堂记》，言“其为船场，则大观政和间也”。《延佑四明志》卷一：“景迂先生晁说之以道以元符上书党人监明州造船场。”《至正四明续志》卷一二：“晁景迂大观庚寅冬为四明船场。”事又具晁以道《嵩山文集》卷一八《康节先生谥议后记》。
那就更清楚了。这才是现有《老学庵笔记》最好的版本（可惜的是，书中有些繁体字与简体字混了），才是后出转精的新版本了，值得推荐和学习。
当然，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要，白文本也可能还有修订重印的机会。认真修订好一部曾有缺点的重点书，其社会效益可能不亚于新出一部非重点的书，比低水平的重复自然更好。即使暂时收不回投入的成本，也应该考虑取法乎上。最近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期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到了“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涉及统筹安排分体裁、题材、地域的通代断代古籍整理工作。现在按地域编纂的大型丛书项目不少，常有交叉重复的品种。为了节约资源，提高质量，可以参照大丛书《江苏文库》的方式，设置“精华编”，采用兄弟出版社已出的书，开列一个存目。江苏省委宣传部主持的《江苏文库》，一般的书都由凤凰出版社承担，其中全国性的名家名著则分别采用其他出版社的书，列为“精华编”，我觉得这样的策划值得推荐。例如中华书局版黄寿成点校的《隋经籍志考证》，是以苏州人王颂蔚的批注本为底本的，就可以推荐给《江苏文库》的“精华编”。又如《叶昌炽集》是江苏人的名著，中华版略有不足，且用了简体字，如果修订后也不妨推荐给《江苏文库》，或可节约人力物力，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同时也保护了初次整理者的著作权。
《意见》中还提到了“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确是迫切又长期的任务。需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与存藏机构、出版单位、数字化企业联合试办一些“产学研”相结合的基地，反复实践，以重点项目为任务，创造经验，逐步推广，但不要太多变动高校古委会原来的设置和规划。要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评价办法，加强古籍优秀成果评选推荐工作。各专业机构要及时评审本单位的古籍整理成果，不能以出书为唯一标准。各出版社有各自的计划，出书有一定的流程。现在往往因为整理者需要参与评审，竭力催促加快出书而省略了必要的编审工序，造成质量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值得认真讨论。出版社对于青年编辑，要给予充分的审稿时间，还要留给阅读“课外书”的时间，不鼓励加班加点。最近看到古籍修复和人工智能的文章，觉得要抓紧培养既懂古典文献又懂智能科技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急需研究的课题。
（本文作者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中央文史馆资深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