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建设一个国家级长远工程，构建基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下海量存储的云端文献资源库，集存中华五六千年历史文献，暂名“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
4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为新时代的古籍工作开拓新境界，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且十分重要的贡献，令人鼓舞，催人发奋。
时代背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历经曲折磨难，百废待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同志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情怀，更加关注“粮食”和“古籍”，派秘书肖华光、王玉清先后到中华书局、北京大学等处调研，与相关部门和老同志们谈话，形成一些基本意见，1981年9月10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9月17日发布中办37号文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文件从重要意义、整理方式、领导机构、制定规划、善本保护、人才队伍、经费投入七个方面阐明古籍整理重大意义和相关举措。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前后任为齐燕铭、匡亚明）。此后，各地相继成立专业古籍出版社，80多所院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室），培养了大批专业古籍人才，一批批古籍整理成果纷呈涌现，成为继1958年成立国家古籍规划领导小组后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2014年9月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创”），2017年1月以中央文件的方式下发成为后来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指针和方向，尤其是对四十年前中央文件中缺乏融合发展、融入教育和普及的时代局限有重要补正。
五个支持性案例
其一，除了国家出版基金、古籍专项补贴外，上海文化发展基金、陕西文化产业项目等地方财政资金一直持续支持历年国家规划、古籍整理专项规划和一些重点古籍出版项目，使得这一板块形成学术与普及并重的古籍出版大格局。
其二，几十年间各地方乡邦文献、乡贤文人全集整理出版成为地方独有文献汇集与整理贡献，从“七全一海”到五湖四海，湖湘文库、浙江文丛、江苏文库、广州大典、荆楚文库、八闽文库等等各呈其繁盛浩博，形成长时段多朝代到中华全域全方位的古代文献蒐集汇编集成。
其三，古联公司等筹建中华经典古籍资源库和籍合网等大型数字文化项目平台建设，已收集20亿字的古籍标注文献，开启古籍数据集成新时代，建议以此为基础，在多项分支分项资源库的前提下大力建设“历史文献资源总库”。
其四，响应37号文件号召于1982～1983年相继筹建的齐鲁书社、凤凰出版社、岳麓书社、巴蜀书社等近四十年来独树一帜，成为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的代表，突出特色，强化品牌，做好特色营销，大力培养新型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值得推崇和敬重，几十项重点出版工程，荦荦大观，两个效益双丰收，驰名海内外。
其五，贯彻执行中央37号文件以来，最可称道的是有一大批优秀的古籍出版大家伴随时代成才成家并引领时代潮流，新时代古籍出版必须要向前贤致敬（赵守俨、傅璇琮、段文桂、薛正兴、钱伯城、魏同贤、高纪言、李国章、赵昌平、萧欣桥、陈学振、程毅中），向坚守此岗位三十余年的古籍出版元老们致敬（包括宫晓卫、姜小青、徐俊、马建农、高克勤等古籍出版掌门人）。吾有幸与之同行，并见证了古籍出版向新时代迈进的征程。
建议与展望
对于未来的古籍工作，特提出四个建议。
在健全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机构后，有必要推动各地建立省级古籍出版领导机构。据知，上海、吉林、四川、山东、安徽等均有相关领导小组，领导各地方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并形成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和标志的古籍出版物。
各个专业古籍社应紧密联合起来做几个大的项目，如黄河文献、长城文献、大运河文献、敦煌文献，各地文化景观大全，海外所藏古籍书目等，依靠新小组新规划，分步分区域逐年实施。
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目标计，建议建设一个国家级长远工程，构建基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下海量存储的云端文献资源库，集存中华五六千年历史文献，暂名“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这将是立足于百年乃至千年的最大规模的文化整理与传承的宏大工程，它不仅是对国民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工具，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途径。其内容是中国历代文献的资源总集，不仅有我们习见的版刻图书，亦应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碑刻等各种载体和类型的存世文献。“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要能够灵活地为使用者服务，让使用者可以按照多种方式筛选出个性化的数字资源库。比如可以形成某一朝代或某一长时段的文献总集（如英国已构建一个18世纪历史文献数据库供民众使用），可以筛选出某一作者合集或某一类别的图书，还可以按照不同载体形成不同类型的资源库。承担“资源库”项目，将有利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稳定和持续培养锻炼，累经数年，在项目规划运作过程中，通过人才吸纳与项目培育，逐步建设成“国家历史文献编纂出版中心”，聚合全国的优势出版资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弘扬作出应有贡献。
《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研究都是资源库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前置准备和学术积累，“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是自成体系的中国文献资源总集，也是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的基础性平台。将中国古籍文献集成化成果供全世界使用，最终受益的将是全体民众和我们的后代子孙。
我们知道，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是中华文明不间断历史的主要传承载体，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正有赖于通过古籍文献的传承和人类文明物质遗留的揭橥。新时代的古籍出版规划，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的持续工作和努力，借重新一代古籍出版人的学术准备和熟悉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应用，从而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同时借助中外文献进行文明比较，在比较中可以更多地感悟到我国灿烂多姿的优秀文明所承载的人类文明贡献率，并努力增强古籍对外传播工作。彰显中华文明在发展道路、文献积聚、科技成就、文化传播、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等等多方面的独特贡献，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以预见，随着人们对重大考古发现的热情关注，对《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中华版本传世工程等重大古籍出版项目的高度重视，《意见》的出台，将迎来古籍工作的又一春天。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