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粮食生产和储运是古代王朝的头等大事，直接关乎国家兴衰存亡。从先秦到明清都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粮食仓储制度与储存方式，以保证粮食供应和有效抵御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不足，仓廪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发展，逐渐演化成国家治理的核心观念和制度安排之一。汉唐时期通过建立有效的国家与民间储备，将国家收储、粮食赈贷、民间储存、百姓互助等结合起来，履行粮食生产与收储以及储粮备荒等职能。
中国古代储粮制度的形成与意义
千百年来的王朝统治者多实行积极的粮食储备政策，广泛营建官方和民间仓廪，形成了“积贮为国本”的态势。《礼记·王制》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直观表述出粮食储存与国家政权存续之间的关系。从储粮数量上看，国家官仓在全国粮食总储量中占比大，体现为官营仓廪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中央集权（国家权力）弱化，国家储备在粮食总量中的占比呈现走低趋势。
中国古代王朝不断改良粮食加工及储存技术，营建多种类型的储粮设施，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粮食储备调节机制。粮食储备作为农业生产及社会发展变革的调节器，可以用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保障灾年的有效供给，同时将粮食储备以赈贷的形式发放，成为农民从事农业再生产的储备周转资源。首先，中央层级粮仓是仓廪系统的核心，存贮于官仓的粮食主要用于政权机构及军队的消费。“集中存贮”体现出国家对粮食进行统一调控、严格管理的需求，也是昭示国力的重要内容。其次，存贮于民间仓廪的粮食主要用于抵御灾害，保证百姓的口粮供应，“分散存放”体现出民间应对自然灾害的自救方式。再次，以常平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粮食储备调节及相关思想，逐渐演化为国家统治的核心观念之一，为后世提供了积储备荒、调节粮食余亏的典范。
可以说，中国古代仓廪制度经过长期的继承发展，逐渐演化成国家治理的核心观念之一，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维系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稳定、改善人民生活功不可没。汉唐时期作为中国古代两个强盛的中央集权王朝，也是农耕文明（仓廪制度）发展的关键阶段，其储粮方式有何特点，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究明这些问题，对了解古代储粮制度、汲取经验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汉唐时期储粮方式的相同点
汉唐两朝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大一统格局，汉朝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唐朝则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汉唐强大综合国力、经济与文化不断繁荣背景下，储粮制度和技术也表现出不少共同的特征。
汉唐时期都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以国有官营的方式统一管理粮食调运、中转、分配。汉唐用以储备粮谷的官方和民间仓廪种类繁多，形成了仓、廪、庾、囷、窖等十余种仓储类型。各类型储粮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对维系政权稳定、救荒赈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汉中期后，京城人口不断增长，边境连年征战，各方对粮食的消耗也在不断增加。据《汉书·食货志》载：“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仓廪体系营建的核心在于解决粮食储存及保障品质安全，仓廪管理重点则需解决粮食在受纳、籴粜等方面的运作，从而进一步优化粮食资源在社会中的配置，并形成管理有效的运行体系。
在继承先秦以来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通过融合吸收外来建筑技艺，汉唐时期中国传统木构营造技艺日趋成熟与完善，并运用于粮仓建筑。汉代官仓中广泛采用了地面房式仓的做法，虽然唐代至今未有涉及地面房式仓的考古成果发现，但从宋刻唐太极宫图残石中对太仓的刻画描绘与留存至今与唐代基本同期的日本正仓院中正仓的仓储形式，或能间接显示出唐代应也采用地面房式仓的储粮做法。
汉唐时期的储粮形式中呈现出集中与分散、地上与地下交织并存的演进历程。汉唐以来形成了以常平仓、正仓、太仓、军仓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贮”和以义仓、社仓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存放”现象。皇家仓廪因其重要性与规模性，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赈济职责；而民间系统则有效弥补了在官方难以维系时的不足，显示出对于百姓生活的保障属性。
汉唐时期曾出现的由民间乡社所设的仓廪类型以义仓、社仓为代表。这些粮仓中有些具有“半官方”性质，有些则是以民间“自组织”的方式形成的乡间邻里互助储粮模式，带有“赈贷”性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间储粮系统承担了为国分忧、纾解民困的粮食应急保障、储备赈济职能，弥补了官方储粮系统之不足，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维系了古代民间乡社稳定与百姓生活安康。
汉唐储粮方式的不同点
史实表明，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格局下，走向了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道路；唐朝则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逐步走向了“地方分权”不断强化的趋势。具体到储粮状态、方式等方面，汉唐也有不同的表现与特征。
通过考古及文献查证，西汉能够观察到的储粮状态与方式是“分散储粮”，而在唐代则更多表现为以巨型窖穴为代表的“集中储粮”形式。汉代官仓的储粮方式主要以地面房式仓为主，民间储粮辅以砖砌筑或火烤窖壁的小型窖穴；而以窖、窦等类型为代表的地下储粮则成为隋唐时期广为流行的粮食贮存方式，并为国家官仓所广泛采用。无独有偶，为解决中央集权政治与分散闭塞自然经济之间的矛盾、粮食“产区”与“销区”的分布不均问题，至隋唐时期，更需通过长途运输将粮食运抵都城长安。同时，隋唐统治者还要解决因粮食增产而带来的贮存问题，对能够有效解决巨量粮食存放的全新粮仓形式的需求更趋强烈。自隋代开始沿大运河广设仓窖储粮，形成了以隋“大兴城”和“洛阳城”为核心的两大粮食储备中心。
唐代杜佑曾言：“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当时于大兴城皇宫内设置国家级粮仓太仓；洛阳城营建有子罗仓、含嘉仓，并在周边设置回洛仓、兴洛仓、河阳仓等转运仓，以形成对城市粮食供应的有效保障。粮食运输过程中“节级输送”与“沿河置仓”方式的采用，有效缓解了运粮途中的耽误与耗损，保障了都城长安的粮食供应需求。
隋唐时期的储粮中亦呈现“仓屋”与“仓窖”并行的情况，且以窖藏形式居多，官仓更是以巨型地下窖穴储粮为主，体现出储粮设施规划布局严整有序、窖穴容量巨大、进出粮管理规范等特点。在东都洛阳含嘉仓、回洛仓，采用大量的地下窖穴储粮；而在长安都城内的太仓或采用了地下窖穴与地面仓屋并存的形式。地下仓窖具有简易、经济、高效、集约土地等特性，并能有效保障巨量粮食久贮的安全，体现出粮食窖藏的巨大优势。
汉唐时期储粮设施与技术的演变
考古发现表明，汉唐时期遗留下大量与粮食储存相关的遗迹遗物，呈现了古人的粮食储存行为方式，以及采用何种技术来解决储粮需求。
汉代官仓多采用地面房式仓廪进行粮食储藏，民间多以小型地下窖穴存贮粮食。在粮仓规划布局方式上，汉代官营仓廪已形成了规整矩形平面、基础满布柱网、底层架空处理、周边设置通风槽、单位仓房（廒间）等技术与措施。在已发现的汉代储粮遗址中，典型的有西汉京师仓、凤翔县孙家南头西汉仓储遗址、新安县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储遗址等一批官仓储粮的建筑遗址，同时还有如洛阳汉河南县城仓窖遗址这样伴随民间居址的储粮遗迹。汉代墓葬中曾出土了大量模拟粮仓的随葬用陶仓明器（汉画中亦有），可分为仓、囷、仓楼等多种类型，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下，这些模型明器或画像是对人间现实世界的模拟，呈现出汉代仓廪的典型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发现的仓窖数量相对较少，北魏太官仓储遗址为该时期典型代表。从粮窖剖面数据可知，该处遗址对窖壁的处理基本为直上直下，窖口与窖底直径相差不大，在9～11米之间；窖穴深度较浅，约2.5米深。至隋唐时期储粮方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国家级官仓常采用巨型仓窖存粮。隋唐时期地下仓窖口直径常在10～14米，窖底直径在6～7米，深度通常较深，在7～9米。
自隋代开始沿大运河广设仓窖储粮，“节级输送”“沿河置仓”等方式的采用，有效缓解了运粮途中的耽误与耗损。隋唐时期的仓窖规模巨大，选址多位于高燥且排水便利之处，转运仓常沿运河周边而设，并常建有仓城拱卫。隋唐时期，以巨型地下窖穴储粮为典型形制特征，呈现出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纵横有序的群组化布局特征，存粮数量巨大。隋唐时期的仓窖防潮措施完备，顶部常以密闭窖顶覆盖于粮堆之上，在粮食上部形成空气隔层。隋唐时期地下仓窖的广泛采用，低氧、低温环境有利于粮食长久贮存，同时地下窖穴的密封粮堆与低氧状态有效达到抑制霉菌繁殖与杀虫的效果。窖穴中窖底、窖壁上多层次构造措施的采用，对粮食长久贮藏也起到重要作用。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隋唐时期充分利用地下低温、缺氧、气密性佳、受外界干扰小、防鼠防火等储粮优势，在官仓储粮方面，单窖穴储粮数量或已可达“八千石”，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标准化的做法。
（作者：韩国河、王祖远，分别系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教授，河南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