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教学，还是做研究，对学生，还是对自己，我都十分强调要读书，只有读好书，才能教好书，关于读书的心得体会，自然也比较多。
我以前在某网站连载过一部《岸边读书记》，总有四五十篇文字，文言白话各有其篇，文言文占了十之六七强。曾有人问我：何以取“岸边”为名？其实这原本是清代周济批评南宋张炎的词过于局促，如在岸边“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我是反用其意，大意是读书须有中心有主线，亦如在岸边把紧缆绳，虽可放远，但也要能收，收放自如，才能真正彰显读书的能力。如此读书才能既涉猎广博，又不至散漫无归。这个语境或许不能针对所有，我在当时也只是就攻读学位的读书人而言的，因为他们的读书有时限的规定，不容过于流观泛览。
近十多年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王国维、陈寅恪之书上。王、陈二公都是把读书视为生命之人。王国维在自沉前一日，还曾有意去山西避一避，但当他听说当地没什么藏书的时候，就直接放弃了，并说：没有书，我怎么生活呢？陈寅恪在抗战期间，在西南一带颠沛流离，许多曾经批注过的重要书籍在转寄之中丢失了，他只能用他以前悼念王国维的诗句“吾侪所学关天意”来自我安慰。对于王国维、陈寅恪这类天赋读书人，读书真是关合着天意的。
读书与做学问当然是有关系的，但现在学术界也未免将两者绾合得过于紧密了。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都是从读书中沉潜含玩而来的，其初或无关学术，只是读书而已，而广积细流汇合成河，终究成为学术之大用。王国维就曾经说，读书应该“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他早年读“前四史”，并无任何学术的目的，兴趣也寡淡，但闲来翻翻，还是积累了不少上古史的底蕴。后来他寓居京都，因为罗振玉的关系而接触到甲骨文，他很快就把此前所读之史从记忆中唤出，再加以实证覆勘。他著名的“两考一论”，便是由当初读书的“不悬目的”，而成就后来的“自生目的”。陈寅恪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也是如此。此书引证材料十分丰富，而当时陈寅恪双目失明，已不可能再检读任何书籍，故此书所关涉诸多材料，也皆是陈寅恪以前读书积累在心，或沉睡已久，而在撰写此书时适时唤醒、为其所用而已。
读书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的历程和历练，并成就生命的高贵与尊严。有的书或随风而逝，有的书则长存在心。但所有的读书都能积聚成一种生命的力量，或点缀你优雅而不凡的气质，或沉淀为厚重有灵性的学术。
岁月无情又多情，从来不败读书人。诚哉斯言！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