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位高考高分考生引起公众的热议。一位是江苏省的“文科状元”——白同学，虽然她的语、数、英三科成绩全省第一，但选修科目历史是B+，按照规则，不能被清华、北大等高校录取，最终她接受了香港大学递来的橄榄枝，并选择了热门的金融学专业；另一位是湖南的“留守女孩”——钟同学，由于受到“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的激励，她选择了北大考古学专业。
作为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抉择，高考志愿无疑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左右。钟同学的选择似乎更加纯粹。在理想主义稀缺的当下，钟同学的选择值得我们尊重。
许多人为钟同学不值，言下之意是选择考古学既没“前途”，也没“钱途”。社会对钟同学专业选择的热议，甚至成为一个话题，最尴尬的其实是考古学本身。从公众的讨论看，有的人认为考古就是挖墓，有的人认为考古就是鉴宝，有的人将考古等同于研究恐龙等古生物，不一而足。
出于公众对考古学的误解，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投身于“公众考古”，立志于向公众普及考古。在这里，我只能简要说几点：考古自然不等同于挖墓，更不是“合法的盗墓”，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对象包括墓葬，但不局限于墓葬；考古学的目标是研究、保护文物，探索古代社会，与盗墓天然对立；考古发掘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保护因基建、盗墓而被破坏的古代遗存而开展的（即抢救性发掘）。此外也有一些为配合某研究课题而开展的主动发掘；考古与文物鉴定不是一回事，出于“瓜田李下”的顾虑，考古学界其实是有不得私藏文物的行规的；有些人常说中国人热衷于挖墓，西方人热衷于探索星空，这并不公允。考古学实际上是西方传入的学科。中国考古学之所以成就巨大，在于丰厚的历史积淀。我们回望历史的同时也仰望星空，二者并不矛盾；考古学与古生物学不是一回事，不过的确有一定交集；现在的考古学已经脱离历史学成为一级学科。它有自身的特性，与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史、地质学、古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等学科都存在交叉。
一个以考古学为志业的年轻人究竟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著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1931—2001）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张先生曾在《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7日）发表过一篇题为《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文章，文中描述了这样的“梦境”：
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
虽然北大考古系并不乏钟同学这样的“学霸”，但与某些专业相比，考古学毕竟相对冷门。张先生建议有志于考古学的青年“不要把他要念的书限制在考古学内。最理想的是要将所有有关中国史前与上古的学科都搞熟悉”，考古学“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它的难在此，它的乐也在此”。考古学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综合能力有极高的要求，文理不可偏废，更加需要“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参与其中。张先生的这一“梦境”，其实说明了考古学从来都不是热门专业。
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张先生的这一断语并没有过时。
张先生同时告诫道：“我也要警告他，你假如想发财，最好去做别的行业。”学考古虽然有稳定的就业面，但考古学也注定不是能发财的专业。考古学不但要求“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更要求“人又天真又用功”“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的年轻人。从事考古学的学习与研究，要承受旁人更多的误解，也要经历求学、治学过程中的困难险阻。
在得知钟同学是在自己的影响下选择了北大考古系，樊锦诗先生给钟同学寄去了亲笔信，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钟同学回信道：“我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为考古献身，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理想是奢侈的，能追逐自己的理想是令人羡慕的。对于以樊锦诗先生为偶像、以考古学为志业的钟同学来说，我相信她对前路的甘苦已有清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