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引用“山积而高，泽积而长”一语，指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全球环境治理需要各方持续坚韧努力。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源于唐代诗人刘禹锡所撰《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这篇为王俊写的碑文中，有韵的部分为铭文，起首即言：“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圣人之后，必大而昌。由圣与贤，或为霸强。”刘禹锡采用比兴手法论证：土石日积月累形成了不断高耸的山，点滴积聚汇集形成了长流不断的水；人的修养成功至“内圣”之后，“外王”的事业自然可大加兴盛，而圣贤伟业之奠定，又或能为国家富强打下良好根基。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哲理延伸到国际治理层面，阐明了任何问题的最终解决，都需要人类经过长期不断的积累，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铸就辉煌的成功。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在给人类带来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通过大规模的战争，以“死亡”的方式和手段揭示了文明外衣掩盖下的罪孽。75年前，联合国的成立，实际上是人类痛定思痛，“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决心确立“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解决国际争端的组织框架和制度性安排。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都极为珍视人类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
世界能够总体保持75年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机制和框架功不可没。当然，天下并未真正实现太平。相反，还有一些世界性“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抛开联合国另起炉灶单干或另行组团，还是巩固、完善、改进其职责、使命？显然，靠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零和游戏，既解决不了本国问题，更应对不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有效行动、共同行动的前提是新理念、新思路的指引。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在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同时，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造福了世界人民。
许多新思路、新理念实质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内生性规定”。“止戈为武”，对“武”字作这样的结构分析，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对战争的理性思考，昭示了热爱和平的特征。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少对外发动战争，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不同的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强者法则”非常推崇。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这样的思想根本不会产生在中国的历史土壤中。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矛盾时，一般不主张对抗的方式，而往往采取中和的方法，认为对立双方的平衡、协作、互补同样在事物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无疑，今天的世界是“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某些单边主义和政治势力喜欢搞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游戏，如此则“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自己的挑战”。北宋儒学思想家张载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最后5个字“仇必和而解”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处理尖锐矛盾的方法——不是“仇必仇到底”，两败俱伤或一方完全克制另一方，而是以“和”而解。无论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均占主流。显然，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如何相处？中国理念中“即此即彼”“亦此亦彼”的智慧远比“非此即彼”更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世界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之道必不可少，融入东方智慧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势在必行。我们既不能撇开历史累积起来的有益启迪而另起炉灶，更不能忽视二战以来人类通过联合国组织框架所积累的经验。当今世界的问题，有些是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是经济社会发展新产生的，但只要各国起而行之，“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把理念化为各会员国的共同行动、合作行动，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一件一件事情去落地，积土成山，积流成海，人类社会就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作者：朱康有，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