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这里所说传统学术，指西学传入以前的中国固有学术，是以四部分类为格局，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以文本解释为重点，以文献会聚与考证为特色的学术工作，绵延两三千年。专家多皓首穷经，得成就一书以存名后世；大家通人则博通群籍，淹贯浩博。西学之科学严谨，分野清晰，学科壁垒森严，探讨深入，近代以来取旧学而代之，是必然趋势。将近四十年前，国家号召整理古籍，传统学术获得新的生机，本人工作也适应了这一趋势。就我之认识，传统学术之学科格局与现代学科设立有重合，更多有其特殊性，如经学、方技、术数、谱牒即被排除在现代学术以外，而传统学术之治学方法，如以经学为指导，以小学为入门，以辞章为润身，以札记为初阶，以博通为有识，有合理因素，与现代教育也明显取径有别。
本人从学四十多年，前期多承传统。比如唐诗文辑佚，前期多受南京师范大学两位前辈学者孙望先生与唐圭璋先生之影响，更增加了从复旦王运熙先生所得通目录以掌握全部存世典籍的指导，也从史学大家陈垣先生处体会凡引书皆求史源的律条，从本师朱东润先生处体会读书务存怀疑并追求力透纸背之融通，也间接从蒋天枢先生处体会读书必先校书、务求善本之必要，虽然后起，而能有超越前辈的收获。本人从学的前二十年，生活在前数码时代，书是一本一本读的，学问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同人间比较学问大小，以读书多少、见解通达、探讨深密、发明新警为标志。
网络时代的到来，我的感觉很迟钝，全未得风气之先。就此言，中国学者之了解网络，用计算机写作，大约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286时代，我则到2001年才采用计算机写作，2008年方决定用电子文本处理全唐诗歌。互联网的普及当然带来获取信息的便捷，但更让我震撼与兴奋的是以四库全文检索为起点的古籍文本阅读与取资方法的变化。以往的文献辑佚与考订，完全依靠遍检群书与博闻强记，最大的困惑是见宋人引一句唐诗，无法确知《全唐诗》中有否。记得最初提出重编《全唐诗》的河南李嘉言先生，为此组织师生编《全唐诗》首句索引，再编每句索引，但如果元人诗歌误为唐人呢，仍然很无奈。四库全文检索开始的古籍检索，很方便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凡治文史之学者，无不欢欣鼓舞。我的工作得到众多便捷，但同时也遭遇许多困扰。有学者断言，从此以后，以文献考订辑佚为标志的传统学术，不再有存在的意义。此话有一定道理。比方唐人李繁《邺侯家传》之辑佚，现知逸文存于唐宋三十多种古籍里，以往不通读数百种古籍，不可能将其逸文收齐，现在一加检索，几百条线索就堆在你的面前。再如治语词者，以往几乎每人都有特殊语料的卡片箱，长期积累，现在要证明“孝子贤孙”晚出，唐人习用“孝子顺孙”，一检即得，似乎不用再翻书。在现代技术面前，博通群籍的大学者与粗知皮毛的初学者，几乎回到同一起跑线，真让人情何以堪。
传统学术如何应对现代科技的便捷与挑战，不同学者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我在改用计算机写作后不久，就在一段当时未发表的文字中感慨：“古籍电子文本不仅查阅、剪贴方便，而且能作逐字逐句的检索，改变了传统学术靠记诵和个人资料积累的习惯，必将给文史研究带来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其中如汉语史（特别是文字训诂学）、古籍辑逸和训释，以及古代人事、典籍、制度、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得益最为直接。”认为“传统文史之学应利用网络时代的种种便捷，提升学术层次，改进研究方法”。甚至曾幻想可以在网络空间完成《全唐诗》的重编，每天展示进度，不断吸取批评，逐渐增订完善。2009年在为门人史广超博士论文《〈永乐大典〉辑佚述稿》作序时，认为“古籍数码化提供了古籍全面检索的极大便利，无疑可以带来文史研究的革命性变化，一些倚靠文本积累的基本文献工作，得益尤大”。那年曾作文《〈中国基本古籍库〉初感受》，表彰该数据库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就分类未允、版本未善、繁简误失等问题提出商榷。
那以后我一直用电子文本做《全唐诗》的新编，逐渐积累了较多的体会。2014年10月上海《文汇报》副刊《文汇学人》改版，约我与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分别撰文，谈E时代的文史考据。黄先生从事于此甚早，最突出成就是用文本检索考证与《红楼梦》相关的人事，最早提出E考据之治学方法。我起步太晚，且目标是以唐诗为平台试图重新建立一代文献的基本文本。拙文原题《E时代如何做唐诗文本考证？》，发表时改题《E时代考证的惊喜与无奈》。其中谈到五点惊喜：一是在一个界面中可以展开无数文本的操作。那天的记录是13703个文件，大约6000个在渐次写作，每个文件都可以在一二秒内打开，增补新的内容。二是文本可以反复推敲修改，再三斟酌，逐次写定，不断完善，因此而能将唐诗流传千载中的文本变化立体地加以展示。三是搜寻文献的方便。以往辑佚，要遍检群书，现在输入一个书名，立即给你许多线索。四是通校文本的便捷。清编《全唐诗》的基础是明人的唐诗积累，错误多到不可胜举。彻底清理就必须通检以唐宋总集、史乘、类书、地志为重点的几乎全部引及唐诗的记录，重要著作还必须征及多种版本，不仅工作量大，还有学术观念之转变。我又特别认死理，凡唐宋人曾引录的唐诗，几乎完成全部通校，不存任何侥幸心理。在这方面，现代技术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捷。五是辑佚、辨伪掌握全部线索后，可以客观精密地在两造或几造间作出准确的判断。当然也谈了十点困惑，大约涉及数据库的学术质量、文献检索的精确度、检索不能代替读书、读书贵在融通体会等，不一而足。
二
十多年间，学术环境与学术风气都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我自己踉跄前行，今年十月终于完成汇校唐一代诗歌的《唐五代诗全编》的初稿，更看到前辈、同辈与后辈取得惊人的成就。就我交往不太广的朋友圈而论，我觉得近年来在学术史上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著作，可以举出以下这些。
复旦大学李晓杰教授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已经出版渭水、汾水两卷，《水经注》本文曾汇校数十种珍稀文本，且将古水道与现代地理逐一契合标识，成就卓著。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以十八卷一千多万字的规模，理清从上古到民国间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足以取代历代正史《地理志》。
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教授（1949-2018）积二十年之力，在组织几十篇明代分地域作者研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为明代几千名重要作家理清了生平与著作成就。
中华书局退休编辑许逸民先后出版《金楼子》与《酉阳杂俎》的笺证，是南朝与唐代学术难度最大的两部大型笔记的首度全注。
苏州科技大学凌郁之教授即将出版《容斋随笔笺证》，对宋代最博学的学者洪迈的这部重要笔记完成全部文本阐释。
复旦大学出版社退休编辑陈士强，积四十年之力，独立完成《大藏经总目提要》，首次对全部佛典加以介绍品读，其中《经藏》《论藏》《律藏》《文史藏》已经出版，《大乘经藏》即将定稿，其中仅《大般若经》即历时两年，成文35万字，可称当代三藏。
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继完成朱熹逸文辑考与《朱子大传》后，又完成《王阳明年谱长编》与《阳明大传》，为宋明儒学最伟大的两位学者的研究开创新局。
复旦大学汪少华校点《周礼正义》、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主编《尚书注疏汇校》、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礼记汇校集注》，均足代表当代学者研究传统经学的水平。而汪少华《〈考工记〉名物汇证》，则广征百年来新发现的考古实物，与上古文献所记名物参证，发明尤多。
唐集校注是宋代以来的显学，近十年成就卓著，重要学者有吴企明、罗时进（均苏州大学）、郁贤皓（南京师范大学）、王锡九（江苏教育学院）、蒋寅（华南师范大学）、刘真伦（华中科技大学）、谢思炜（清华大学）、尹占华（西北师范大学）、吴在庆（厦门大学）、郝润华（西北大学）等，其中江苏学者贡献巨大。唐诗研究在辑佚、辨伪、互见推证、本事追究、作者生平研究诸方面成就，举世瞩目。
拙编《唐五代诗全编》正是希望总结前贤今哲的成就，用今天的学术准则来重新写定全部唐诗，倾尽心力，方近底成。与清编《全唐诗》比较，篇幅从九百卷增加到一千两百卷，另附疑伪诗为《别编》二十五卷；清编原有作者2567人，现删去约200人，新增作者逾千人；清编原收诗49403首又1555句，现删去误收互见诗约5000首，新增诗逾万首（以上数字均属估计）。更重要的是努力廓清明后期以来对唐诗的任意改动，尽量恢复或接近唐人所作诗的原貌，且通过会校群籍，立体展示唐诗在各时期的变化轨迹。
以上工作，完全拜现代网络条件、写作手段以及文献公开普及之所赐。就善本征用来说，由于国内外公私所藏善本孤本的广泛公开，得以利用许多珍贵文本。如张籍文集的宋本，通行的是宋蜀本《张文昌文集》，惜缺末卷，而台湾存宋书棚本《张司业诗集》缺首卷，二本重合部分相同，恰可拼成宋刊完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书棚本韦庄集、南安军本韩愈集，都是难得的善本。我曾在日本、台湾与香港访学或任教，得以广备海外论著与善本，近年通过网络所得尤丰，是可珍惜。比方佛藏，以往得取资一藏即称难得，现在可见藏经有十多种，各时期都有，取得不难，得以突破《大正藏》局限，追踪唐宋，还原文本。当然现代的古籍文本检索仍然重要。我将见于宋人笔记中所引唐人诗者几乎作了全面复核，发现凡好诗而作者不详，宋人习惯就称唐诗，没有现代手段，简直无法知其真相。再如白居易诗，存三千多首，中日保存早期文本极其丰富，以往要校其中一句，翻遍三千首诗仍难免错漏，现在用文本检索，一检即得，即校即记，为文本写定提供了莫大便利。
三
举今贤与本人的上述工作为例，是要说明，在以文、史、哲、商、法及管理、新闻等为主的现代人文社科学科格局以外，中国传统学术另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其中很大一部分无法为现代学术所覆盖。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国际大环境中，传统学术也在发生本质的变化。传统集部以收个人诗文为主，目的是为写诗作文提供参考。现代编纂一代文学全集，目的是提供可资信任的基本文献，以满足各种不同目标的学者取资，编者的编修态度绝不可标新立异，成一家之言，而应折中群说，务求平允，剔除谬误，还原真本。前举李晓杰《水经注校笺图释》和汪少华《〈考工记〉名物汇证》尤其值得推崇，不仅旧籍文本做到精密无讹，而且将现代卫星地图与实地勘察与古文献结合，将文献记载名物与出土实物作充分比读，可以说是传统旧学今后的操作方向。
传统旧学在每一个分支都有悠久的传统与基本的规范，现代学者也应严格遵守，不得妄为。比方以“二十四史”校点为代表的新中国古籍整理范式的成立，在会校众本、写定新本的定本式整理原则上，还有一点是不轻易改动文本，尽量少作或不作理校的改动，这是不能轻动的金律。网络时代更高的标准则是，在古籍整理中是否充分参考了海内外存世的善本，在专题研究中是否参考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业绩。在这方面，如我已经感到心力不济，而近年崛起的年轻一辈学人，在这方面表达的气象、格局与追求，足以代表中国学术的未来。
网络时代的传统学术，展示出无限的可开拓空间，我特别希望学者不要满足于各种数据库提供的便捷，更不要因此而满足于草率的学术快餐的制作，应利用现在的各种有利条件，创造一流的学术。观念转变，立场调整，好题目层出不穷。比方我前面说辑佚时提到的一本小书，唐人李繁《邺侯家传》，原书十卷，是李繁在深陷死牢时凭记忆写其父一生功业，司马光特别推崇其治国理念，摘录近万字入《资治通鉴》。现在要辑佚，唐宋有许多书征引，辑佚不难，但司马光引录的万字，是据原书改写，辑佚也应采及。它还有一变异，即《邺侯外传》，接近小说家言。更特别的是，该书说其父在肃、德两朝参与内廷机密，纵论天下要务，说得头头是道。其中谈府兵源流的一大段，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认为多出虚构。要将此书文本辑出，将真相还原，纠正司马光的误失，恐怕非动用涉及政治、军事、制度、人事、礼仪等各方面的手段方能完成。
（本文为作者2020年12月2日在苏州大学承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文学与历史学专场”上的特邀讲演文稿，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