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文中指出：“古人说：‘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出自唐太宗李世民所作《晋宣帝总论》。黎元，亦作黎玄，古代指百姓民众。句意是说，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发展脉络中源远流长，其开端至少可追溯至虞夏商周时期，尤以《尚书》的记载最为久远。《尚书》通过记叙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以明仁君治民之道。开明君主认识到民众在权力转移、王朝更替、国之兴亡盛衰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力量，告诫继任者要敬德、重民，民本思想开始萌生。《尚书·五子之歌》有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禹之孙太康遗忘了先祖大禹的训诫，骄奢淫逸，招致民怨，最终失邦失国。后又有商汤灭夏、周革殷命，周初统治者也意识到人心所向是周成功代商的关键，“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德政可以融通天命与民意。
首先，民为邦本，顺应天道就是顺应民意。《尚书·泰誓》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怜爱百姓大众，百姓想得到的，上天也一定会遵从。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百姓所听到的。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过渡，由皇权天命论转向民意天命论，虽然仍有“天命观”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文明之初即确立“民本位”的价值立场，这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其次，君主敬德、爱民可以实现天命的转移。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天命转移的判准就是君主能否实行德政，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拥有使人民归顺的“德”。而施政者有德行才能够配享天命，得到上天的护佑，敬德的主要标准和内容就是做到“怀保小民”，即爱民、护民。最后，敬民、爱民的道德情怀通过安民、利民的民生实践表现出来。《尚书》提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观点，书中记载了大量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三代执政者重视农业生产，通过设官督农、制历授时、兴修水利等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安民、养民的丰功伟绩。
《尚书》中丰富的民本思想资源为后世儒家继承发展，民本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孔子系统地阐述了“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民为国之本，施仁爱于民是执政者的最高德行，也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孟子力诫君主“行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至汉代董仲舒确立儒家正统地位后，越来越多的君主笃信、笃行民本思想，对民众抱有敬畏之心，将“民为国本”“仁政爱民”的圣哲古训视为江山永保的圭臬。唐太宗引证荀子的名句，总结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世名言，更以“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自戒，这足以反映他对民众力量的清醒和历史自觉。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星光熠熠、辉煌灿烂，然而回望其在历史上的政治实践却寥若晨星、暗淡无光。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体制无法为民本思想的实践提供可能的条件，只能成为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愿景，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民主制度成为承载民本思想的现实接口。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用崭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实践了古之圣贤难以企及的政治理想。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发展了民本思想的精华，赋予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高度自觉，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政治担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开创新的时代辉煌。
（作者：董冰，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副教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