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2020年夏天开始，日本关西大学的沈国威教授就开始张罗给内田庆市教授编辑一本《退职纪念论文集》。这是日本学术界的一个传统。由于内田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史，因此我将自己最近写的一篇有关德国汉学家福克司（WalterFuchs，1902—1979）与《华夷译语》（丁种本）发现的论文，交给了沈教授。
内田先生在日本从事汉语教学40余年，在关西大学也有30年的教龄。这期间他与中国，乃至欧美的高校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多年来，他育人无数，桃李遍天下，既培养了日本的学生，也有无数的中国乃至欧洲的弟子。
2021年2月19日，由于疫情的原因，我没能前往关西大学内田先生“最终讲义”的现场，但还是在线聆听了他题为“沿途逗留的研究人生”（道草ばかりの私の研究）的精彩演讲。内田先生从他在大阪大学攻读汉语研究博士学位讲起，谈到了毕业后在自己的家乡福井大学任教，到复旦大学访学，以及后来到关西大学任教的情形。
内田先生于1951年3月22日出生于福井县，早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对日本古典文学和汉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是从书店买回《源氏物语》《枕草子》《徒然草》等众多古典名著，拆解分析其中的词汇，乐在其中。也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时枝语法、桥本语法等理论。而我的汉文知识是结合《史记》《十八史略》《古文真宝》等的白话版本的学习而得。”他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的经历时写道。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这些文学名著，都成为了他的精神家园。由于受到欧美学生运动的影响，1969年内田考上大学之后，正赶上日本的乱世——全国的大学都在罢课：“全校罢课期间，我与几位伙伴自主举办了研究会，阅读鲁迅的《呐喊》和杂文选，以及毛泽东作品选。在翻阅辞典仔细研读的过程中，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态度认真对待中文与中国，收获良多。”之后他师从寺冈竜含（1910—1994）、香阪顺一（1915—2003）、宫田一郎（1923—）等日本汉语学界的著名学者，从事汉语语法研究，颇有心得。1981年，内田与当时研究英语语法的日本学者宫下真二（1947—）教授合编了《现代语言学批判》一书。内田的论文《〈马氏文通〉（1898）以前中国人的词语分类》阐述了中国传统的“虚实论”。内田认为，中国人的这一理论与铃木朖-时枝诚记的词辞论，以及17世纪中期在法国产生的普遍唯理语法学派，或称波尔·罗瓦雅尔（GrammairedePort-Royal，1660）语法学派的词类二分法惊人一致，亦即文章是由主体表达和客体表达组合而成的。内田认为这正是语言所具备的普遍性。他引用《马氏文通》中的“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来证明他的观点。内田先生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普通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和语言学史。
20世纪80年代，内田赴复旦大学进修，师从语言学家许宝华（1933—）先生。在上海的旧书店，他结识了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并旁及文化语言学、中外语言接触史等方面研究工作的周振鹤（1941—）先生。正是与周先生的相遇，使得内田的学术方向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文化交涉和语言接触领域，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关西大学的东亚文化研究科也成为了语言和文化接触研究的重镇。内田先生后来也担任了周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的日文版主编，多年后这部有关汉语方言的专著得以在日本出版。
内田先生很会讲故事，我想这也是他的课特别吸引学生的地方吧。那天他在“最终讲义”所做的“退职纪念随笔：沿途逗留的研究人生”报告也是一次时空的旅行：在他娓娓动听的讲述中，他将历史与个人、故事与感想、伟大的时代与生动的细节全都交错在了一起。
二
我跟内田先生的初次见面是在2005年夏天的北京。那是我从波恩留学回国的第二年，当时我们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兴会议中心举办一场有关汉学的研讨会。内田在开幕式上致辞，他的友善、含蓄以及流利的中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6年夏天，我在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Erlangen-Nürnberg）访学半年，8月底的时候在该校汉学系参加了“中国与西方在思想和知识方面的交流——网络与机构”的研讨会，探讨如何以网络和机构的形式，梳理出中西思想和知识交流的脉络。内田和沈国威教授也带着一群学生前来参加，他做的报告题目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内田希望到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HerzogAu⁃gustBibliothekWolfenbüttel）去查一些珍稀的文献。我帮他联系好了之后，告诉他这座城市在什么地方、如何坐车、到那里后去找谁。回来后，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查到了哪些他心向往之的西文孤本、善本。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我们过从甚密。我们在一起组织中日韩研究生论坛、申请亚洲校园项目……，我们相聚在北京、大阪、大邱、罗马、纽伦堡……特别是2014年年底，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院，内田作为关西大学的代表专程从大阪飞到北京，参加我们的庆典。之后他告诉我说，其实全球史的专门史研究，也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2017年春天，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的第9届年会在北外召开。第二年11月，我们成立了“近代东西语言和文化接触研究中心”，由内田任中心主任，并且召开了两次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明末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的宗教、科学、文化等也一并输入。从此以后，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都被卷入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四百多年的中西语言文化的接触和互动，给双方带来了很多的变化。以往东亚的研究者常常关注欧洲语言对汉语、日语等语言的影响，但实际上，如果西方的语言学家没有认识作为“孤立语”的汉语的特征，就很难建立语言类型学，而所谓普通语言学也难以成立。东西语言接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几十年来，基于中、日、欧三方学者共同的兴趣与探究精神，更由于这些学者在语言接触领域孜孜不倦的耕耘，东西语言接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内田先生认为，语言接触是文化交涉的前提，文化差异的最主要表征亦在于语言。因此研究东西方语言接触不但有自身的语言学与文化史意义，而且能为东西文化交涉研究提供最重要的基础。东西语言接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
其实早在2007年，关西大学就成功申请到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项目“东亚文化交涉学教学研究基地形成”计划。在有关文化交涉学的定义方面，内田指出：“文化交涉学突破以往以国家或民族为分析单位的局限，设定了东亚这样一个具有某种综合性质的文化综合体，关注其内部所发生的主要是针对某个领域的文物、制度等的专门研究，从综合性的立场出发，以多元化视角对文化交涉的整体形态进行阐释。”正是在文化交涉学的框架之下，内田先生认为，明清之际基督教圣像画的中国转换，是一种“文化翻译”。为此我们于2019年6月在关西大学召开了有关“文化翻译与圣像变容”的研讨会。这也大大扩展了“翻译”的范畴。
在内田先生寄来的《最终讲义》的小册子中，他几十年来的学术出版物，仅目录就有20多页。除了一些具体的研究之外，内田先生不断反思当下人文研究的现状。他认为，仅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出发，把同一事物作为研究对象，便失去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从而也失去了研究的整体性。因此他特别强调文化交涉学的重要性：跨领域、跨文化、跨地域、多对多、多元的视角、用外语传递信息、从周边看中心。学者何为？他借用铃木觉的话来说明学者的使命：“胆怯者不经过充分的思考就跻身于当世流行的学说，以求安身立命。然而这种没有主体性的态度并不是学问的正道。”
我之所以服膺于内田先生，不仅仅由于他学术上的造诣，更因他人格的魅力。内田先生待人温厚亲切，做学问一丝不苟，谈吐随和风趣。他有高雅的趣味和平和的风度。期间我们也共同经历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人与事，内田先生对这些不过是淡淡一笑。“达士志寥廓，所在能忘机”，豁达之人从来不把无谓之事放在心上。我想正是内田那宽广的胸怀和超脱恬淡的性格，化解了大学生活中的一切狭隘和黑暗。
三
内田喜欢北京的鼎泰丰。有一年夏天他来北京，我们在这家餐厅就餐，我发现他穿着的T恤上印着他自己的书法：众人皆异，众人皆美。内田的毛笔字，有黄庭坚行书的特点：大撇大捺，给人以极为舒展的感受。他的《退职纪念论文集》封面上的“文化交涉と言語接觸”也是自己题写的，既有浑融萧逸的雅韵，亦有骨力遒劲的气魄。
内田先生特别喜爱美食，除了中餐，他也爱吃意大利餐。其实除中国之外，他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罗马了。即便是在日本关西，每次我去他那里，我们也经常会在大学门口的意餐馆吃饭。香脆的比萨，口味醇浓的各类面食，再配上几乎可以感受到意大利土地味道的葡萄酒，意餐馆给人以高贵、典雅的感受，而这正符合内田先生的气质。每次看到坐在餐馆里的内田，与其说他是一位学者，毋宁说他是个美食家更为贴切。其实南欧人不论是对美食还是美酒，从不暴饮暴食，他们更多地是享受阳光下的快乐生活。
内田先生的穿戴总是整整齐齐。我见到他的多数时候，他都穿着西装，并且每次都打着与西装颜色特别搭配的领带。开会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管什么时候，他都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想这也是他在众多弟子眼中的先生形象吧。
尽管内田先生常常沉浸在书的海洋之中，但他并没有为珍贵的图书所累。不论是熟人还是陌生者，只要有需求，即便是再珍贵的文本，他都会慷慨提供。而为了搜集这些珍贵的文献，他无数次往来于中日、东西之间。他常常跟我谈起他在“孔夫子”网站上跟周振鹤教授共同拍古籍的情景，每次谈到此类的事情，他都会发出源自内心的爽朗笑声——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有的笑声。内田先生有三万册有关东西语言接触史的专书、辞典、读物以及其他文献——如今依然摆放在他在关西大学以文馆三楼的研究室中，成为关西大学几个文库之外最吸引研究者的一道“风景”！正是在像内田教授一样的学者的倡导之下，东西语言接触研究才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内田先生曾经有六年的时间担任关西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在各类文献的数字化和公开化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日本学术有一个传统，除了出版研究成果之外，也不断影印出版相关的文献。从《伊索寓言》的研究，一直到最近的文化翻译研究，都有很多相关珍本、善本书籍的影印版出版，嘉惠了学界。
拉丁文中有一个说法：“Cae⁃sarnonsupergrammaticos.”字面的意思是说：皇帝也比不上语法学家。这句话用在内田先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汉语语法研究以及文化交涉学、文化翻译等领域，乃至对生活的热爱上，内田先生都有着皇帝所望尘莫及的地方。
从锦瑟年华到如今的古稀之年，内田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汉语及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几十年如一日。而拥有这般毅力、能力和成就的学者并不多见。唐代陈希烈（？—758）《省试白云起封中》中有一句“东西任所从”，我想这正是内田自27岁便进入大学工作，并在沿途逗留43年的研究人生所达到的境界吧。
2011年3月，内田先生在北京过6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为他写过一首小诗，其中最后的两句为：“苍茫云水隔不断，天人之际论究竟。”以往的内田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的旅行者，但由于疫情的原因，他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往返于中日、亚欧之间了。但我相信，等全世界的疫情得到控制后，他一定会是第一个飞跃“苍茫云水”，往返于东西，继续成就他那“究天人之际”的事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