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休闲娱乐和价值取向等与乡村的不同，造就了城市文化。不同国家与时代的城市和城市文化有自身演进的脉络。中国宋代的所谓“城市革命”，带动了城市文化的兴盛，经过各朝代的不断完善，形成了传统社会的城市文化。它包括了以皇亲国戚为代表的皇族文化、官僚政客营造的士大夫文化、文人骚客推崇的隐逸休闲文化、商人和居民打造的世俗文化等，且城市休闲娱乐场所集中也带来了奢侈之风。但是，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统治理念、重义轻利和重农抑商的价值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以及崇俭黜奢的消费观；城市文化则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特性。
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无差异
城市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与当时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并不突出地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传统时期，支撑经济和社会的主体是农村，绝大多数民众皆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大部分教育设施及书院也在农村或名山名镇，传承着耕读传家等理念，社会精英——士绅也集中在农村，施坚雅指出，清代中期最多仅有四分之一的士绅寓居城市。相较之下，城乡差别十分有限。第一，城市是政治、军事中心，统治和防御为其主要功能；第二，城市是消费性经济，城市居民的生活资源依赖于乡村，城市经济寄生于农村经济；第三，没有城市一级的行政建制和管理机构，一直实行的是城乡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第四，城市中商贩工役等被列为从事“浮末业”的“市井小人”，是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从属群体，政治与社会地位低微，民众亦普遍缺乏公共和自治的意识。
另外，城市与乡村有着紧密的社会关系。城市居民在乡间置有田地，还通过家族、教育、科举等与乡村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虽商贾辐辏，市廛之间，犹未至以华嚣相耀”，其俗仍为“重农务本”（刘瑞芬：《光绪南汇县志》序）。在文人眼中，城市就是名利场，是诡谲遍布、浮华奢靡之场所，崇尚淳朴世风和淡泊心志的士人，特别是高雅隐逸之士仅将城市视为人生之途的驿站，只有衣锦还乡、叶落归根、回归故里才是他们心理情感上的归宿和理想境界。正如牟复礼所言，中国不存在都市优于乡村的概念，衣食住行等“显见的方面，也都没有显示出城乡之间特有的区分”。施坚雅分析，中国基本的文化裂隙是阶级、职业和地区，“而不是城市与腹地的文化裂隙”。刘石吉也曾经谈及，在传统中国没有都市优越性概念，也一直不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可以说几乎没有明显的都市文化或都市特性。美国学者周锡瑞概括为“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城乡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它们仅是一个渐进的统一体”。梁漱溟亦指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因此，城市文化来源于传统文化，但并不能体现传统文化的主流，乡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本质。
近代城市引领中国思想文化
近代以降，中国城市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城乡差别逐渐显著，城市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构成城市文化演进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开始冲破传统文化的藩篱，显露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引领。
西方文化给传统中国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是文化演进的主要推动力。西方的器物文明在冲击着民众视觉感官的同时，部分民众也在享用中得到新的体验；西方非物质文明所涵盖的，诸如生产与生活方式、宗教与习俗，使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进入新的境界，在有认同感的基础上，更为理性地宣传、研究、效法，开始了对传统的思想、文化和体制的变革。中国的城市成为西方文化传播的环境和平台。近代以降，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迅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其功能趋向于多样化和综合化，为中国的各个领域带来新的变化，城市自身的特征——开放性、集聚性和包容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拉大了与乡村的差距。
城市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843年的5.1%增长至1949年的10.6%。上海人口到1945年剧增至600万人，天津人口1936年增加到125.5万人，分别是1840年的30倍和6倍；厦门人口1925年达到近百万。其二，被迫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带动了商业的兴盛，随之带来了近代工矿业的崛起，形成不同范围的经济中心。其三，社会精英荟萃，思想活跃。城市成为新式教育和传媒的中心，招致人才聚集，政治、文化、思想的各种思潮和运动此起彼伏，是中西思想文化冲突和交融的主要场所。其四，西方的体育、休闲、娱乐设施与活动在这里传播，凸显有别于乡村的特质，也造就了富有者享乐的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且有浮华奢侈堕落染缸之说；原本属于乡村文化的剧种、习俗进入城市后也有固定的市场而得到发展。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削减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通融性。
城市文化自身具有的开放、兼容和多元化特性开始日渐显露，与乡村文化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形成鲜明的反差。但一些城市传承着原来的清雅闲逸等道德理念和价值判断，延续着以往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也使得城市文化成为多渠道、多层次文化共存和融合的平台，推动着近代城市文化的演进。
城市文化中的乡村情结
近代中国的城市文化在纵横交错的多重推力下开始形成自身的特征，如引领着文化演进的进程、西方文化的局限性等，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城市中的乡村情结。城市与乡村是两个生存特质不同的空间，近代以来城市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城乡的对立。但是，传统文化没有完全丧失其传承的功能，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乡村文化在城市中的生存与发展，可以深切地体验到城市文化中的乡村情结。
首先，迅速发展的城市都是移民城市。城市移民出于各种需求仍然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其次，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惯性和民族的依托，传统观念浸染深至骨髓，西方文化作为舶来品也常常引起非议和谴责。并且因为城市承载能力有限，失业和无业群体逐年增加，贫富极端不均，许多人挣扎在贫困之中，无力自拔的境遇造成对家乡的眷恋，也促使他们尽量回归以往的生活节奏、习俗。再次，城市的环境与文化氛围也为乡村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空间和土壤。城市移民面对剧烈的竞争和全新的生存环境等，会感到陌生和无助，城市中同乡会、会馆以及有一定业缘和地缘因素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应运而生，除此之外各种聚居也构成了具有一定血缘和地缘关系生活空间，传承和延续着从家乡带来的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习俗等。最后，日渐剧烈的竞争和形同路人的人际关系，加重了进城者对家乡的依恋。他们往往离土不离乡，身离魂未离，在城市里说家乡话，吃家乡饭，听家乡戏，联络家乡人，守家乡风俗，努力通过官场和企业的家族纽带、婚姻关系，以及到家乡招募工人来构筑和顽强地维系着与乡村的关系。于是，带有地域特点的乡村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生活习惯等基因在城市的不同群体中留存、传播繁衍。这些乡村文化的情结也逐渐融入城市文化，成为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丰富和扩展了城市文化的内涵，也促使城市文化的世俗化和大众化，进而形成近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中亦新亦旧、亦中亦西、亦城亦乡的特征。
当前我国城市化加速，但城乡差别依然严重，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在改变城市社会的结构，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系统地了解近代中国城市文化演进的路径与特征、了解城市文化中浓郁的乡村情结，不仅可以探索各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城市性格，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且有助于完善和增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