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绵延日久的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以及城乡手工业生产与这种市场网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以邢台、邯郸为中心的冀南地区，长期以本地出产的土布交换西北省区出产的皮毛，形成了一条重要的长途贸易商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传统商业网络仍继续存在，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在国内外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下，冀南土布除满足当地农村部分需求外，开始“专以西北为销场”，西北市场成为冀南土布生产赖以维持的关键。另一方面，冀南土布换来的西北毛皮支撑了邢台毛皮制作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促使邢台成为近代中国毛皮生产和集散的中心之一。“土布换皮”的主体是冀南的农民皮毛商贩，他们遵循传统的交易方式进行活动，却同样承担着与近代经济体系相关联的商品运销，从而把近代商业体系无法触及的边地农村同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土布换皮”贸易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浸染上近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特征。
【关 键 词】市场网络；土布换皮；近代变形；冀南；西北
【作者简介】王翔，浙江财经大学经贸学院教授，杭州，310018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内商业流通和市场环境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国内的商业流转和市场运作。诸多新旧因素或交替出现，或长期并存，影响大小、作用机制以及范围广狭各不相同，导致商品流向、市场格局、商业网络以及交换方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导致了国内商品贸易和城乡市场兴衰起落的曲折过程。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市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业已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1】，但是比较而言，不仅仍很薄弱，而且很不平衡。已有的成果对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市场研究较多，对广大内地和边远地区市场研究较少；对新式商业的研究较多，对传统商业的研究较少。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内地市场研究方面，也主要集中于农村集市（地方小市场）的研究，对长途贩运贸易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在内地传统市场网络的延续与蜕变方面，积累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对于其具体的运作过程以及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更是知之甚少。加强这些薄弱点面的研究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河北省南部的邢台、邯郸地区【2】，处于华北平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翻越太行山脉，与山西毗连，进而可以到达陕北、甘肃、宁夏、青海、内外蒙古，形成了一条连接华北平原与西北边地的重要商路。【3】绵延日久的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以及城乡手工业生产与这种市场网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本文利用新近发现的邢台、邯郸等地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辅以广泛收集的方志、报刊等资料，探讨近代冀南土布与西北皮毛的长途贸易，考察其对当地产业结构和商业业态的影响，以求加深对近代中国市场体系和商业形态的认识。
一、西北的毛皮产出与棉布需求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中国西北部的一些省区向以畜牧产品为出产大宗，而棉花种植和棉纺织生产则甚不发达。清康熙年间，山西灵县“山瘠多寒，蚕米故无……妇女不事纺织，俗多衣皮。”【4】乾隆时的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5】道光年间的方志记载，山西偏关地区“俗早嫁，女子年十四五有抱子者，然皆不省纺织，暇辄于户外藉草趺坐，且夏间多有着半臂露乳者，或竟裸体相向，恬不为怪”。【6】受自然环境及物产资源所限，西北一些地区的民众过着以“衣皮食肉”为主的生活方式，服饰结构基本上是皮衣、毛衣，“男无襦袴女无裙”。【7】
不少地方官员从表现政绩和改善民生考虑，曾经试图在当地培育和推广纺织事业，但多成效不着。山西偏关曾大力提倡纺织，忻州也曾请榆次老妇前来教习纺织，“然可暂而不可久。盖本地无木棉，必购诸顺天、保定两处。由顺天、保定至偏关，路逾千里非直，价值必昂，即输运亦多未便，此无源之水，所以立涸也。”【8】仍然没有摆脱“不事纺织，俗多衣皮”的生活状态。
西北盛产的皮毛虽然有抵御严寒的功效，但年中许多时日的一般穿着，毕竟还是以棉纺织品较为合宜。近代以后，西北省区的衣着服饰习俗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普通牧民衣着基本是外衣以皮，产自当地；内衣小衫则多为布衣，必求诸市场。但是，自然条件及物产资源的限制并未解除。光绪年间，山西忻州“郡寒早暖迟不宜棉，地沙不宜麻，台域不宜桑……惟机杼纺绩之声无闻焉。”【9】代州“土人既不解织，布匹皆取给于直隶，至麻亦鲜有植者”。【10】时迄清末，陕西绥德州妇女“织纺非素所习，尺布寸帛皆仰给于境外。近日东南乡妇女间有事机杼者，然合境内计之，盖犹晨星云。”【11】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付梓的地方志书中仍有许多类似记载：陕西紫阳县“不产棉花，所用棉布皆取给他处，故妇女亦无讲求纺绩者”。【12】神木县“除盐碱、皮货而外，并无出产，一切花布、绸缎及日用之物，俱仰给于他省”。【13】
如何解决自然禀赋与衣着偏好之间的矛盾?西北民众以本地物产（特别是毛皮）交换其它地区的棉布就成为一种自然合理的选择。西北省区“幅员甚广……其中唯土货为生活者居多，而尤以各草地为甚。草地居民，均不耕种，专恃牧养牲畜，易粮为生，倘土货滞销，有关生命。”【14】其实，“牧养牲畜”不仅“易粮为生”，还须易布为衣。清代前期，甘肃甘州府居民“用线皆市买，不自绩……布絮其来自中州，帛其来自荆扬，其值昂。”【15】陕西延安府“棉花不种……少织布，所需白蓝大布率自同州驮来，各色梭布又皆自晋之平、绛购以成衣。”【16】榆林府葭州“市中布匹悉贩之晋地，而黄河一带实为利源，北通河套，南通汾平，盐粮之舟疾于奔马”。【17】
近代以后，更是如此。陕西横山县“布匹、百货买自山西、顺德等地，皮毛、羊绒则由晋商、洋行岁来购买”。⑩汉中府宁羌州“布之销数，合城内及各乡镇计算，岁不下数千捆，皆自城固县陆运入境，分售各处，而本境织纺之风几于绝迹”。【18】蒙古地区，“本地汉蒙交易，以粮米、布、茶、糖及牲畜、绒毛、皮张为大宗……蒙旗需要品以粮米、糖、布、茶、酒为大宗，汉商换得品以皮张、绒毛、牲畜为大宗。”【19】清光绪三十四年前后，内蒙古土默特旗“其服唯茧绸，来自山左登（州）、莱（州）等郡，大布、夏葛之类亦购自客商”。【20】宁夏一带，“马、牛、羊皮皆为出境之大宗物品”。【21】。当地“居民衣服以棉织品为主要，来自湖北、陕西、河南等省。以现在计，虽极粗布匹亦甚昂贵，人民服尚均甚俭朴。”【22】西北边地与内地省份物资交流的加强，催兴了一些重要的商埠。与本文研究对象关系密切的首先是绥远的包头。“包头昔名博托，蒙古语也。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为极小之市镇，隶萨拉齐厅。同治十年始修有城堞，民商渐多，街道略备。面积纵横各二百里，城周十余里，有东西大街横贯其中。因舟车之便，故商民群驱若鹜。”时人预料：“其发达未可限量也。”【23】到民国年间，“包头为西北之门户，当水陆之要冲，东由平绥路直达平、津，南连晋、陕，西接宁、甘、新、青，北通内外蒙古，凡由内地运往西北各处之零整杂货，均以本县为起卸转运之中枢。其出口货以皮毛、牲畜、药材为大宗，进口货以绸缎、布匹、棉纱、砖茶、糖类为大宗……各业均集中于县城，乡镇之较著者仅有麻池镇、苏木兔、大树湾等乡，均无大宗买卖。”【24】
包头之外，还有归化。“归化为长城以北、蒙古以南三大商业区之一（俗称张家口为东口，包头为西口，归化居两口之间），为货物转运中枢，商业自昔称盛。民国八年塞北关报告，输出羊皮九十余万张，牛、马皮次之，羊毛一千万斤，驼毛二百余万斤，甘草六百余斤，马四万三千余头，牛二万六千余头；输入土布二百余万匹，茶砖四万余箱，其余洋广杂货输入之数虽未得其详，然亦不下五六百万。”【25】不难看出，北省土货虽品类甚多，然出口大宗者，不过生熟皮张，驼羊毛绒，牛马甘草数种，而在进口商品中，土布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26】
发生在这些商埠的大宗贸易，长期为人们所瞩目，一些统计数字的存在也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外还有遍布民间的小额、零星物资交换，可能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出现在任何地点，实际上也是近代西北皮毛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应该纳人研究者的视线。这种面广、量少的民间物资交换，并无固定的交易场所，往往是“无铺面，多就家中贸易。所居皆土屋，甚湫隘。”【27】在蒙疆牧区，多以宗教会期为贸易时点，寺庙周围既无常设市场，又无固定店铺，“就旷野为市场，物贵者蔽于帐，物贱者曝于外，器物杂陈”。【28】有些地方“产羊毛，而无售羊毛之所；有制毡房，而无售毡之商店；产各种兽皮，而无硝皮售皮之商铺”，外地客商收购毛皮“须觅诸民家。”【29】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民风习俗的影响，这些民间物资交换时常带有原始物物交换的特征，“耕牧兼营，商贾云集，惟草莱甫辟，泉刀未甚流通，民间交易多以货物抵换，尚存布粟相易之古风”。【30】
二、冀南土布生产与西北市场
在西北边地与内地省份的棉布与皮毛贸易中，冀南地区历来扮演着重要角色。
冀南农村的棉纺织手工业生产历史久远，范围广泛，是当地的一项重要产业。但以往关于近代河北手工棉纺织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阳、宝邸、定县等地，对冀南地区则很少涉及，了解不多，以致作出该地“几乎不生产商品布”【31】的误判。实际上，冀南的土布生产和贸易，向来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并成为与西北边地贸易的主要商品。
这里“向产棉花，既多且佳”【32】，在自然经济框架下具有耕织结合的天然优势，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棉花种植和手工棉纺织业即已相当发达。“棉纺织工业普遍地发生于一八九○年代洋纱输入以前，其发生盖以当地或其近邻棉花土线供给之便利为条件。”【33】《威县志》记载：“自宋、元之交，草棉遍及于中国，而棉布遂为出产之一大宗。本境产棉最富，所织之布亦坚实耐久。”【34】《清河县志》说：“草棉……旧有白、紫二种。白种产额颇巨，每亩产量百余斤，县东及南二部为主要产区，总产额约占全县物产总额三分之一。有所谓晋州种者特良，绒粗而短，用作土布，子可榨油作肥料。”【35】《广平府志》记述：“永年（县）之临洺关、邯郸（县）之苏、曹二镇（棉）花店尤多，山西、山东二省商贩来此贩运。”【36】磁县、成安等县，也是“向来堪称植棉区域”。【37】既然有着广泛的棉花种植，在“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当地自然也就存在普遍的农村手工棉纺织生产，“因产棉故，纺织遂为家庭间之普通工艺，无贫无富，妇女皆习之”。【38】
鸦片战争以后，与通商口岸地区甚至同省的高阳、定县等地相比，僻处内陆的冀南地区，遭受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要迟缓得多，棉纺织手工业中洋纱机纱的使用不仅在时间上要晚，在受影响的程度上也不可同日而语。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曲周县仍是一派田园风光，“地平而土疏，田非膏腴，俗无机巧，田舍翁勤耕织”。【39】八九十年代，鉅鹿县还是自给自足的景象，“妇女专以纺绩为业，男子无事亦佐理之。每值冬令，机杼之声，彻夜不断。虽土瘠民贫，而抱布贸丝，皆足自给。”【40】广平府的出产以土布为大宗，“有粗布、细布、紫花布，一物异名，而贩于山西潞安等处及北口外者尤多”。【41】南宫县“因产棉故，纺织遂为家庭间之普通工艺，无贫无富，妇女皆习之。线分白线、红花线数种。二三十年前，其输出西自顺德以达泽、潞，东自鲁南以达徐州，销售既多，获利自厚。布曰粗布，其上者缜密细白，以五区之建城村最为有名，西运太原，北至张家口。而赫家屯布店尤多，自古北口输出，内外蒙古皆其市场也。”【42】可见早在20世纪以前，冀南土布已经行销西北省区，西北边地已经成为冀南土布的重要市场。
进入20世纪以后，西北市场对于冀南棉纺织手工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作为冀南土布产销的主要集散地，邢台的情况可说是一个典型。大约从光绪末年起，国外机制棉纱开始进入冀南当地市场：“近年民间织布，其线大多买自东洋，亦系因无纺织机器，以致有此漏卮。”【43】起初，这种现象仅限于利用洋纱织布，土布市场尚未受到大的冲击。邢台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记载：在1926年前，“邢台市的土布业在棉布市场上，无论是本地和外埠销售上都占了绝对优势，城乡居民几乎百分之百都服用土布”。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6年以后，“洋布开始在市场上抬头，土布销路便感到初步威胁，不过终由于洋布货色虽美而价格太高……所以洋布的销路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即在城内来说。穿洋布的人也不过十分之一二。”【44】
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情势逆转。一方面，“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市场，便极力压低洋布价格，每匹曾一度落至5.8元”；另一方面，“又通过洋商买办，在河北棉产区大量吸收棉花，提高了棉花价格”，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并抬高了土布价格，“这使土布价格便因原料昂贵而每匹售价增至1.5元了。这样按四匹土布折合一匹洋布计算，土布还要比洋布贵些。因之洋布便在本地市场活跃起来，城市居民用洋布者几乎达到50％，而不少乡村也有接近30％的人们用起洋布来了。”【45】
到了1935年，日货在华北大肆走私，“东洋布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冀南市场，因讨了漏税的便宜，每匹价格曾落至5.5元左右”，甚至比土布还便宜许多。在这种情况下，“土布在城内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了，只在农村市场上还保留着一部分阵地”。【46】据1937年的统计，当时邢台市场上洋布和土布的销售情况如下表：
国外机制棉纺织品攘夺冀南土布市场的严峻局面，也为这一时期的方志资料所记载。南宫县，“自洋布盛行，其业（指手工棉纺织业——引者）渐衰，外人市我之棉，易为纱布，以罔我之利，而我之线布遂不出里门，唯集市间尚有零星售卖者，无工业之可言矣”。【47】广平县，“以前家庭工业产有土布一种……自洋布充斥以来，现在有等于无。”【48】《威县志》作者则记述了当地“卑视土货”的社会现象：“洋布可着一年者，棉布可着至三年。无如近人心理卑视土货，着棉布者不过一二老农而已。以中上社会自命者，无不以着棉布为可耻，致使最良之品销路日滞，吾不知是何故矣。”【49】
但是，即使在进口洋布咄咄逼人的竞争之下，甚至当土布占冀南本地市场份额锐减之时，冀南农村土布生产并未就此一蹶不振，销声匿迹，而是继续维持着一定的规模。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西北边地市场成为冀南土布的销泄尾闾，为冀南土布生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市场支撑。
以邢台为例。这里是冀南土布的集散中心之一，土布来源除了邢台本地以外，还有邻近的“南和、沙河、内邱、任县、平乡、曲周、鸡泽、隆平、鉅鹿等地，特别是内邱之官庄（这是近几县有名的土布市场）和任县城，这两处来布占邢台土布交易额中之70％”。【50】虽然遭受洋布的剧烈竞争和强劲冲击，邢台土布交易的量和值有所减缩，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这里的土布交易仍然蔚为大观。见表2：
表2
究其原因，正是在于西北市场的支撑，“特别是西北市场，土布还是占上风，因此，土布业仍保持着一定的销路”。【51】历史档案记载：“在西北市场上，因该地居民（特别是绥蒙一带）习惯于着用土布，对洋布始终不感兴趣，故在当时土布的销路上，几乎绝大部分被挤到边地市场了。”【52】冀南土布除满足当地农村的部分需求外，“专以西北为销场”，西北省区市场实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土布推销地区也很广远，西至晋南之潞安府所属各县，晋中之昔阳、平定、辽县、榆社、黎城一带，晋北大同一带，更西到陕西延安、定边、榆林、神木及甘肃、宁夏部分县份，西北到绥远之包头、河套蒙古居民地，西南销至四川部分地区。”【53】
冀南方志的记述，与档案资料是吻合的。民国年间，任县一带“布之类有三，曰水线布、曰庄布，曰换花布。水线布最上，出产无多。换花布最下，销数亦少。唯庄布为大宗，由任城布行销行山西忻州一带，常年平均约五十万匹，常价每匹制钱五百文……另有洋线布，常年出额十五六万匹，白宫庄行销归化城。”【54】20世纪30年代中期，清河县“全县中等家庭妇女，大半以织纺为业，用本地棉、旧式机织成布匹，俗名粗布。兼有织各种花样，曰花布；用花棉织成者，曰紫花布。借织布以生活者约占全县之半数，多运销陕西、天津、口外等处。”该县西部西小屯、大堤村一带，开始掺用洋纱，“织成布匹，售于布商，运往各处”，据说“产额极巨”。【55】
威县土布业“自民国以来渐知改良，昔用旧式织机，今多改用新铁轮织机，以洋纱作经，而以本地棉线为纬，出布较佳，销路较广。多输出于西河营、归化城及张家口等处。经营布业者以邵固寺庄为最着。织布者如侯魏村、沙柳寨、东西王曲里、固罗、张庄、辛台、林官地村、丁家寨、七级寺庄、雪台、赵村、辛庄、魏垌、章华等村所在皆是。每村织机数十架至数百架不等，就中以官地、丁家寨为最多。官地织机四百余架，日出布八百余匹。丁家寨织机八百余架，日出布千余匹，并均织有花样，尤受社会欢迎云。”1929年前后，“（土布）销行于他境者，则白布发往蔚州、西河营及太原、平遥、太谷等处，每年约一百二十万匹。净花发往山东周村、胶州一带，每年约一百三十万匹。缠带发往山西太谷、平遥、忻州、交城各处，每年约六百万把。红绳子发往山西，每年约七万斤。以上皆陆运。”【56】
在行销西北边地的过程中，冀南土布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即各县货色都有其固定的外地市场，各霸一方，互不侵扰。如内邱、任县布专销西北陕、甘、宁及绥、蒙地区，在本地甚至无人问津。南和布专销和顺、辽州等地，鸡泽、平乡布则专销晋北大同一带。曲周布便专销潞安府以西地区，南宫、冀州、新河、柏乡等地布则北走石（家）庄……据土布行谈，这是因各地喜用之成色、尺码不同，形成了历史习惯，所以各地货色便各有自己的‘顺路’了。”【57】
三、冀南皮毛产业与毛皮商贩
冀南土布贩运到西北省区，主要用来交换当地出产的毛皮，这是由冀南地区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而担当这种长途贩运贸易的，主要是冀南的农民毛皮商贩。
冀南地区的皮毛加工手工业历史悠久，可与棉纺织手工业相媲美。早在明万历年间，邢台西南乡一带便出现了农民家庭熟皮生产，集中在前留家庄、后留家庄、西北留、中留和王村，号称“四留一王村”。当地农户多以种田为主，兼营熟皮，家庭成员按男女分工劳动，男人熟皮，女人裁剪缝制皮衣。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熟皮技艺不断提高，制作的皮货光泽洁白，皮板柔软，平光似缎，轻暖宜人，闻名国内外。熟皮的利润很高，农家兼营熟皮手工业者日渐增多，以致当地长期流传着一首民谚：“顺德西南乡，熟皮最养人，学会皮手艺，终身不受贫。”【58】随着熟皮手工作坊的兴起，熟皮手工业逐渐由农民家庭副业向经营性熟皮作坊转化，邢台也逐步发展成为远近知名的皮毛生产和交易中心。
邢台毛皮手工业的原料供应，起初主要依托于当地及邻近地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本地毛皮越来越不敷需要，拓展原料来源成为迫切的市场需求。“由于熟皮手工业的发展，需要的生皮原料日益增多，而邢台所产皮毛数量很少，远不能满足熟皮生产的需要，大量的生皮原料要从省外盛产皮毛的地区购进，皮贩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59】在向外寻求原料产地的过程中，人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畜牧业发达、盛产皮毛而又地理位置相近的西北省区。入清以后，邢台熟皮手工业的原料来源构成，已经是“以陕甘和绥远包头来的最多，山西次之，本地也来一部分”。【60】于是，就催生出了一支从事远途贸易的农民队伍——“皮贩商”，并发展出一种独具特色的交易形式——“土布换皮”。
这些皮贩商都是四乡的农民，“虽然勤劳耕种，但终年不得温饱。为了谋求生活出路，他们在农闲季节（冬春两季）就外出贩运生皮，经营皮毛商业，以维持生活。”当地流传的“农夫辛苦难温饱，弃业宁做贩皮翁”民谚，正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写照。【61】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农民们固着在狭小土地上竭力维持生计的状况，也可以看到他们寻求和利用不同资源的能力，“家庭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农业劳动和其它资源，或者通过手工业、商业和其它职业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62】
近代史上，这条由冀南农村皮毛商贩沟通连接起来的“土布换皮”商路不仅没有衰落湮没，相反在国际市场开通、国内外机制工业品的冲击之下更加兴旺起来。一方面，邢台皮货在国内外市场的热销需要更多的原料供应；另一方面，遭受洋布冲击的冀南土布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对西北皮毛的需求与推销本地土布的需要叠加起来，使得冀南农民从事“土布换皮”生意的越来越多，他们利用冬春两季的农闲时间，携带本地出产的土布，前往省外，特别是西北省区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往陕甘宁之安边、定边、榆林、神木及绥（远）、陕（西）之草地，绥（远）、蒙（古）、河套等地。及晋西、晋北、晋东南一带收买皮毛”。【63】
小贩们收来的皮子分为不同的种类：“一种叫长皮（包括牛、马、骡、驴皮）；其它有羊皮（分羔皮、胎羔皮、二毛皮、老羊皮，均白色；滑子皮、黑板皮、黑绒皮，均是黑色），狐皮（分草狐、沙狐、青狐、黄狐、红狐、小狐，草狐最多），草兔皮（分五色，有花的、白的、黑的、灰的等）。”【64】不同的皮货适应着国内外市场的不同需求。“牛皮过去就是军队用得多，如做皮带、皮包、皮鞋等。马、骡、驴皮多民用。胎羔皮、小狐皮走西洋多，中国也销一部分……胎羔皮在价格高时卖过30两银子。这种皮有的不熟，有的熟了不裁，有的裁成马褂、褥子，运回再修理（据说褥子出口税轻，所以走褥子最多）。黑板皮完全销到外国做军用。狐皮到外国，有的用整皮子做围巾，有的做皮袄，中国也销一部分。草兔皮到外国多做好礼帽用，有的做女皮袄，价值都很贵。”【65】
这时的西北地区，金融汇兑事业很不发达，“以上地区绝大部分都是以货换货，小贩去时带土布杂货及洋布碎货，而其中尤以土布为大宗”。【66】这些皮毛小贩携带土布等踏上西去的途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赶集赶会，走村串户。他们熟悉沿途的道路，会讲当地的语言，了解人们的生活习俗，“通过和当地人民交朋友，真诚相待，住上几天，临走时留下布匹等用品，换取对方一年来吃肉后剩下的毛皮，带回家乡”。【67】冀南农民皮贩遵循传统的交易方式进行活动，却同样承担着进出口贸易或与近代经济体系相关的商品运销，正是通过这些农民小贩的长途贩运，才把近代商业体系无法触及的边地农村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了一起。在货币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许多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由于成本过高或条件缺乏而难以实现，相反，“土布换皮”这种物物交换的形式则适应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分工水平。在这里，实行物物交换并以土布、皮毛作为媒介，是对货币的替代，在特定条件下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了交易费用，可以说这是冀南农民在物资和货币极其匮乏的条件下能够从事远程商业活动的秘诀之所在。
正是皮毛小贩的风餐露宿，肩挑车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促进了邢台毛皮制作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皮毛成品交易中心和集散地，皮毛业也跃升为“顺德府五大行”之首。【68】光绪年间，邢台“货之属，羊皮为冠，狐貉亦有之，土人习攻皮技者制为裘，鬻之齐、豫、吴、皖诸省，只牟十一利。近十数年来，津、沽之人贩走海舶，鬻于泰西诸国，岁恒致百余万金。毛毳堆积如丘山，运售之外，织毡厨者以之。”【69】当时，邢台街市已经相继开设了30多家皮货店，其中同慎和、同顺和、万顺、福泰、广泰、永茂、同盛等10余家规模较大。从光绪十一年（1885）起，德商洋行开始来邢台收购皮货，转销欧美，获利颇多。此后，美商新泰兴洋行、和平洋行等也来邢台收购皮张。据估计，“当时邢台皮毛市场每年皮毛交易额约为1200万两白银”。【70】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区域商业中心的形成，并不一定都是由通商口岸向内地辐射的结果。诸如邢台这样的同全国市场乃至海外市场发生联系的中小城市，成为联结内地农村与通商口岸之间的商品交换中转站，依仗前近代已经存在的经营实体、商业网络、交通手段和传统渠道，不仅处于区域商业中心的位置，还可能成为跨区域贸易的重要结点，下通内地农村，上连通商口岸，活跃在这个流通网上的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商人群体，甚至可能是流动着的农民商贩。
进人民国以后，京汉铁路建成通车，南北商品流通更为便捷，国内外皮商来邢台做买卖的日益增多。20世纪20年代，皮毛制作业“在邢台为第一大行，在全国亦占相当重要地位。全国有三大皮毛市场：第一为张家口，第二是邢台，第三是焦城。所以皮行为邢台枢纽，其它商业均围绕着皮行发展而发展，皮行兴衰对其它各行有很大影响。”【71】当时邢台城乡，“各种作坊，以制造皮袄者为最多，大小共一百余家，其中在南关一带者约三十家，其余均散在西南乡，距城二三十里许之王村、先贤村、前留家村、李村、由留一带，大都以农民而兼营制造业。其中有资本者极少，普通皆系向皮毛店借出资本，或洋皮、鞣皮所用之黄米面（即黍米），亦系向粮店赊借，俟制品售出后，再偿还之……制皮裁皮均系男工，缝皮则为女工。此等作坊，大都以春季买进生皮，人四月即开始制造，至七月底停工，八月至十二月则中心的形成为出售制品之期。通常系将制品送交皮毛店代售，但资本较大之作坊，亦有派人将货物运往外埠，直接贩卖者。”【72】
到20年代末，邢台的皮毛业发展到极盛，所产轻裘皮装以质量优良而闻名于国内外，每逢皮毛购销旺季，国内外客商云集，交易繁忙。“生皮店增加到72家，熟皮行增加到15家，外销的洋装皮货占整个皮毛成交额的60％以上。”【73】当时政府摊派的各种税捐中，由皮毛行业负担的达70％左右，故有“皮大头”之称。其后，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皮毛行业经营一度出现困难，但为时不久又形好转。1934年后，外汇涨价，皮货畅销，皮毛行业重新活跃起来，“皮毛行店曾发展到八十多家”，“每年贸易总额可达1500多万两白银”。【74】皮货的销路很广：“国内是东北、河北、河南、山东，南方的汉口、上海、南京、江西等，四川也有来买的。国外多销于西洋，如英、德、法等国最多，东洋日本、美国较少。”【75】
冀南皮毛产业的兴盛，得益于土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交换等价物，满足了毛皮业的原料供应。与此同时，作为西北毛皮的交换媒介，冀南土布也经由“土布换皮”贸易开拓了新的市场，使冀南农村的土布生产得以维持不坠。此后冀南土布与西北皮毛之间的贸易关系仍然维持，由于冀南“皮毛小贩的经营习惯”是携带土布前往西北交换皮毛，所以“土布的销售量仍很可观，依然是与西北皮毛交易中之第一大宗，在邢台土产市场上也依然不失其突出的地位”。【76】每个皮毛小贩都是冀南土布的有力推销者，而冀南土布也确实受到了西北民众的欢迎。“（抗日）战前，陕北、甘边、绥蒙一些地区居民用布，几乎大部分依靠邢台市小贩的供给，因之土布便随着皮毛小贩足迹所至，给自己开辟了辽阔的销售市场。这些地方土布销售量每年约在七十七万匹以上，占邢台土布总销售量的92.2％强，邢台市内销售量尚不及8％。”【77】参见表3：
四、“土布换皮”与冀南商业形态演变
在中国传统经济框架下形成的“土布换皮”长途贩运贸易，在近代经济体系中非但没有衰落，反而更为扩展。近代冀南“土布换皮”贸易的运转，各个环节仍然带有极为浓厚的传统色彩，基本上仍是由传统的商业习惯来加以维持，在一些交通条件和社会发展都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这种传统商业行为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内地农村和边远地区原有的商业网络几乎未加改变就适应了新时代商品流通的需要，说明传统商业体系在并未创立新机制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能够适应扩大市场或出口贸易的需要。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手段的变化，传统的“土布换皮”贸易本身也在发生值得注意的演变，逐渐染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色彩。如果以鸦片战争为界将“土布换皮”贸易划分为两个阶段，可以发现其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在前一阶段，“土布换皮”商业活动具有兼业性、季节性、自备经商资本、亏损或获利全由个人承担等几个相互关联的特点，反映出这种亦农亦商的商业活动，只是在社会分工水平不高的条件下进行的，农民“多以种田为主，兼营皮业，以补充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78】这一时期的“土布换皮”交易，产权制度和分工结构都相当简单。土布交换毛皮的全过程基本上由个人完成，风险也由个人承担，产权中的收益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合二为一。鸦片战争前，这种专业化交换水平很低的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然而，长途贩运贸易一旦形成，市场规模和组织化程度的扩展，个人随着财力、时间、体力、精力投入的加大而提出的报酬递增要求，都使得这样一种商业形式已经不再囿于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藩篱，而开始具有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的性质。
近代以后，邢台毛皮业因打开海外销路而快速发展，扩大了对原料供应的需求，加上冀南土布本身面临洋布冲击，也有开拓新市场的需要，这些都对传统的“土布换皮”交易提出了新的要求，催生出一系列新的变化。
第一，“土布换皮”经营规模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展，催生出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在中国民间传统的商业体系中，小商贩的走村串户，农民、手工业者的赶集赶会，诸如此类的商业活动是其最广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以各种字号行栈为形式的商业店铺，取而代之成为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机构。它们为适应变化了的市场形势，逐渐改变经营方式，提高经营素质，这一趋势成为传统商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象征。“随着皮贩商的增多和外地皮毛的大量流人，（冀南）皮毛交易市场日趋活跃，以代客成交收取佣金（手续费）为主要经营方式的生皮店也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79】皮店多是从皮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皮店的经营者多数是附近农村里长途贩运皮毛的农民，他们当中的经营有方、赚钱有术者，为了能够获得更多利润而发财致富，就利用自己经营中积累的资金，进城开设皮店，或者与人合资经营。”邢台皮毛行业的材料记载：“清朝末年，邢台西北留村路老玉，最早在羊市街开设了皮店，号称同慎和皮店和同顺和皮店。”其后，邢台市内皮店相继开设，“清末时期，顺德府的生皮店已有了3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经营时间较长者有万顺、福泰、广泰、永茂昌、永茂盛、同盛、德益、德昌、永太兴、永泰隆等十多家，号称“十大皮店”。【80】从业人数，“行店（生熟皮行店），人多的约有十三四人，中等的约十余人，较小的有六七人”；资金情况，“生皮行店最高者二万元，中等有一万元以上，还有六七千元的；熟皮店资金较生皮店略少”。【81】
进人民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其间虽有军阀混战的影响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冀南皮毛业的发展一波三折，但总的来说“是较为兴盛的时期”。【82】最盛时皮毛行店的家数，“生皮行店有七十家，熟皮行店十五家，作坊八十余家（城外不算）”【83】，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皮店一般拥有资金15万元左右，店内职员有16—20余人，发放皮贩50多人，占皮店总户数的10％；中等皮店一般有资金四五万元，从业人员10余人，发放皮贩30多人，占皮店总户数的70％；小皮店只有资金一二万元，从业人员五六人，发放皮贩20余人，占皮店总户数的20％。”【84】据此计算，邢台市内的80余家皮店，通过垫付土布，即实物借贷资本的介入而实际加以控制的毛皮小贩约在2000人以上。此外，据历史档案记载，邢台市内的布店也有向皮贩垫借土布，待皮贩换回毛皮变现后收回借款和利息的。专向布店赊借土布的皮贩，总计人数也有三四百人之多。【85】
第二，“土布换皮”贸易的分工结构和经营形态，演化为“皮贩”和“皮店”两个部分。皮贩就是携带土布前往西北省区交换皮毛的人，而皮店则坐镇邢台，收购和售出皮毛贩带回的毛皮。在某种意义上，皮贩和皮店有些类似于“行商”与“坐商”，两者既有分工，又互为补充；但不仅如此，双方的关系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传统“土布换皮”交易规模扩大所受到的限制，主要来自有限的资本规模。如果不突破资本规模的限制，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布进入与毛皮交换的流程，不仅报酬收入不能增加，专业化分工水平也无法提高。当社会分工已经不容许个人独立完成植棉→织布→换皮的全过程时，要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土布换皮”的分工组织中，唯一的途径就是打破起始资本规模的限制，这就必须有人提供一笔垫付资本，使得“土布换皮”的交易过程开始运转。一旦资本提供者与皮贩之间的分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土布换皮”贸易的扩大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双方报酬的增加。
在皮店与皮贩二者关系中，皮店除了“代客成交收取佣金”即扮演中介商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从事长途贩运皮毛的皮贩在经济上也给予支持与扶助。到生皮上市季节，他们贷款给皮贩，到皮毛产地收购各种兽皮。”【86】与个体小商贩相比，皮店的资本较为雄厚，常为皮贩垫付一部分资本，在当时当地金融货币条件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这种垫付资本往往会由土产手工业品充当，而西北民众对冀南土布“向表欢迎”，于是，“皮毛店为了吸引小贩，更为了发展业务，便也兼营起土布来了……所以许多皮毛行店后院都带有土布店”。【87】皮贩外出换皮，可从皮店预借必须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土布），先不付款，等贩皮回来，再用相应的毛皮抵充。这一方面降低了从事“土布换皮”的职业门槛，使更多的人得以不因初始资本的缺乏而无法加入皮贩的队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共同承担了进行“土布换皮”的风险，使得皮贩的人力投入能够较有保证地获得收益。由此，皮店成为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提供者，传统“土布换皮”贸易中的资本运作过程和运作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皮贩的专门工作变为外出到盛产皮毛的地区从事“土布换皮”，执行物物交换的中介功能，以往由皮贩个人承担的整个交易过程，如今在实物资本提供和商品兑换货币这两个关键环节上已转由皮店来完成：皮贩外出之前，由皮店通过记账借贷提供土布，待皮贩交换毛皮回来后，皮店或直接收购毛皮转卖，或居中代客成交收取佣金，然后结算垫借土布的欠账，并给付剩余的货款。
第三，“皮店一皮贩”结构的产生与运行，形成了一套替代货币资本流通的分工组织，而在当时当地条件下，这一分工组织实际上有利于商业网络的扩大和商业形态的演进。首先，从皮店赊人实物资本（土布），使得“土布换皮”贸易可以不受货币缺乏的限制而扩展规模。“小贩出发时，就贷给他土布就行了（除土布外还须贷一部分款）。布价比市价稍高，但可赊欠，贩回皮毛卖出后再付款，这对小贩是一种便利（因到别的皮毛店须付现）。”其次，“土布换皮”的以物易物交易类似于计件工资，降低了监督成本和控制难度；而且，皮店贷放土布，不仅给前往西北交换皮毛的小贩提供了便利，对于自身的资本周转和效益提升也有积极的意义，“对皮毛店则又多一层利润，同时这对于皮毛店资本也无影响，因每年四月后，正是该行业的闲月（即皮毛交易季节已过），恰好挪出资本收买土布，待到九月后便将土布贷给皮毛小贩，或与皮毛客商交换，这又等于给本号闲月的资本开辟了一个出路。”【88】再次，提高了皮贩的退出成本。预先借人资本，势必要使生意进行下去，而以与皮店关系的好坏来决定资本借贷的优惠程度，又成为对皮贩们的一种激励机制。应该指出的是，对于皮店与皮贩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以往多指责是控制和剥削皮贩的一种手段，“皮店的这种做法名义上是支持，实质上是剥削，而皮贩明知吃亏，但苦于缺乏资金，也只好忍受”。【89】强调了农民行为的无奈感，而忽视了其中体现出来的农民的理性选择。实际上，农民们知道做出的每一种行为选择的收益都属于自己，同时所遇到的风险和花费的成本也要由自己承担，他们之所以从事“土布换皮”，并从皮店借人垫支资本，肯定经过一番计算，每一步都有一个收益预期，这个预期既可以给他们以激励，同时又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说，“皮店一皮贩”分工结构的形成并有效运行，表明“土布换皮”交易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有所提高。皮店与皮贩之间并无明确的雇佣和代理关系，而是用特殊的资本垫付和剩余索取来约束成员的经营行为。皮店于皮贩出发前贷给实物资本以获取利息收入，于皮贩回来成交时扮演中介者以抽取佣金。皮贩之所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利润让渡给皮店，是为了换取皮店的服务，这是皮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种代价以不超过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限；同样，皮店从皮贩那里分割部分利润，是由于它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利息和佣金就是它提供服务的报酬。皮店作为实物资本的垫付者和商品兑换货币的实现者，使得皮贩外出贸易不用担心置备不起用来交换毛皮的土布，也少了换回毛皮后如何售出变现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了皮贩的专业化经营风险，扩大了专业化交换的规模，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土布换皮”的贸易中来。
第四，“土布换皮”贸易的扩大和业态的变化，在冀南土布业的经营方式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最初，邢台土布本不成市，后来就由于它成了皮毛的交换品，而需要量逐渐增加，于是，土布便由冀南产布县份向邢台市大量集中，并有了专营的布店。（有些）皮毛贩子在皮毛店借上款子，到布店买上土布，出去交换皮毛。皮毛店为了吸引小贩，更为了发展业务，便也兼营起土布来了……许多皮毛行店后院都带有土布店。”【90】
近代史上，冀南“土布业中有四种经营方式：一种是皮毛业兼营的布店（有的是联号，有的是投资）；一种是独立经营的布庄（批发性质）或布铺（零售性质）；一种是其它行业所兼营者（如布袋铺代卖土布）；一种就是布摊。在资本及交易额上，以第一种为最大，而小布摊则占很小的比重。”【91】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业态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根据上表统计，四种业态的全年营业额（即全年进货值）与资本金的比率。皮毛行兼布店为5.16倍；他行兼布店为3.66倍；独立经营布店为4.95倍；小布摊为8倍。其中虽“以小布摊之资本周转率为最快，原因在于它是零售性质，即买即卖，流转迅速”，但毕竟资金少，规模小，在土布行业经营中所占份额有限。其次，“便以皮毛行兼营之布店资本周转率为快，因为前往西北贩皮毛者可与店中发生借贷关系，可不必随时付现”，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较高的效益。“所以这种经营方式在战前居于土布行业中之首要地位，在资本额与营业额上占土布业资本总额与营业总额之半数。”【92】1928－1930年时，统计有8家大皮毛店兼营土布，资本约10万元，占这些皮店资本的50％左右。到1932－1936年，兼营土布的皮毛店每年交易量可达45万匹以上。【93】
在上述四种业态中，各自经营的货色和销行的市场并不相同。因土布业中经营方式与规模不同，所以它们交易的货色也不一样，大布店都是销售内邱、鉅鹿、任县等地土布，在整个大布店的交易中占85％，余如威县、南和、沙河等地布，则数量不多。原因是上述县份的布走得远，随着皮毛贩子，大批向外批发。小布铺和小布摊则以推销南和、沙河等地土布为主，因它的“顺路”多在邢台四乡，便于零星销售，资本周转灵活。【94】比较起来，在此时的冀南土布贸易中，绝大部分都是销往西北数省的。“皮毛行兼营之布店，所有土布完全向皮毛交易地区批发，不销本地。独立经营的布店也是以大量向外批发为主，部分地批发于附近城乡。布袋行兼营之布店主要是批发于邢台山川地区及城边四乡。以上三种布店均不零售，只有小布摊才在市场上零碎销售，多则十匹八匹，少则半匹几尺。但就整个土布交易情况来看，向外批发还是主要的，占到92％以上；销于本地城乡者，尚不足8％。”【95】
有意思的是，涉足“土布换皮”贸易的皮毛行店甚至具有了某种有效抵御经营风险的优势。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时期，世界市场对中国毛皮的需求锐减，随后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北，关外出口断绝，“这时邢台市的皮毛业也同样发生了空前危机，皮毛出口急剧减少，甚至停滞。因之，在营业上便一落千丈，一时倒闭了三十五家皮毛行店。”与之相比，兼营土布的那些皮毛店则大多能够勉力维持。它们“之所以未随着皮毛行店大批倒闭，原因在于是以贷布给小贩，专抽手续费为主的，而倒闭的皮店系以经营洋广皮货（专为出口的）为主者，所以前者还可勉力支持。”【96】“土布换皮”所导致的经营形态的变化，居然成为了经济危机期间冀南皮毛业得以维系的基础。
五、结语
在关于近代中国国内市场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按市场空间的大小或流通路线的长短来分类，一般分为农村集市（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长途贩运贸易）等几个层级，但近代冀南土布与西北毛皮的贸易，则似乎很难归于某种现有的分类。在其运作过程中，明显包括上述几类市场的不同部分，或者说，上述几类市场的彼此连接、相互呼应，方构成了近代冀南“土布换皮”长途贸易的完整过程。由此观之，那种认为短距离的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之类，只不过是自然经济组成部分的观点，用来解释近代社会恐难一概而论。在中国传统经济框架下，农村集市的确主要处理农民之间、村落之间的商品交换，但同时也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反之，长途贸易又往往与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一种长途贸易的市场网络，在近代经济体系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发展，产品的就地贸易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的地位，内地市镇甚至边远农村都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全国性市场、并进而与国际市场发生关联。
冀南“土布换皮”贸易提供了一个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市场体系和商业形态的实例：在以通商口岸和工商业都市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网络和新式商业业态之外，一些传统的商业渠道和市场网络也保留了下来，并继续发挥着作用。这两个市场体系彼此连接，相互制约，在市场网络、市场主体、商业形态和商品种类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在广大内地特别是边远农村，商品流通主要是村落、市镇间传统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交换，利用的也是传统的流通渠道，在其间发挥作用的基本仍是传统的商业惯行。即使如皮货之类最终流向大城市甚至国际市场的商品，在农村地区也是基本沿着传统网络、以传统方式进行交换的。因此，尽管农村市场交换的终端可能与近代产业相联系，同传统市场已有所区别，但仍然保留着传统经济的全部因子，只是在传统商业网络上添加了一两个环节，把交易从农村集市向通商口岸延伸而已。
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充分利用了传统的市场网络。通过层层扩散，资本主义的商业关系也渗透到了内地农村，在许多场合表现为近代市场机制的完善和扩展。但是，近代市场机制的发育依然遵循着传统的途径，并受到地理区位、市场需求、商业习惯、交通运输、交易成本等种种因素的限制，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在市场交易方式上，既存在着现代化的金融信贷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原始形态的物物交换关系；在长途贩运贸易上，既可以看到外国洋行和国内商家的趸购批销，也可以看到小商小贩、甚至兼业农民的零星买卖；在买卖的商品种类上，既有形形色色的国内外机制工业品，也不乏农民家庭的各种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呈现出一种新旧杂陈的复杂情状，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市场体系的多元结构和过渡形态。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手工业转型研究”（05JA79007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主要有：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85年版；魏永理：《关于近代中国曾否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问题》，孙健鳊：《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1987年版；张利民：《试论近代华北棉花流通系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所第1期；沈祖炜：《中国近代商业市场的三重结构（1895－192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张仲礼等：《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二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5年版；[荚]施坚雅着，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8年版；吴太昌：《中国近代商业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午版；吏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张思：《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以洋纱洋布的输入与运销为例》，《史林》2004牟第4期；胡铁球：《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
【2】此地清代为顺德府、广平府辖区，下辖19县。民国时期名称及辖区续有调整。范围仍大致如此。
【3】冀南地区与西北省区的交通古来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是由邢台往南，取道洛阳，再沿所谓“崤函古道”一路西行；一是由邢台往北，经井陉，进太原，入雁门，过云中，抵包头，再向蒙古草地前行。
【4】光绪《灵县志》第1卷，“风俗”。
【5】《乾隆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13，第23页。
【6】道光《偏关志》卷上，“风土”。
【7】民国《马邑县志》第4卷，“艺文”下。
【8】道光《偏关志》卷上，“风土”。
【9】光绪《忻州志》第8卷，“风俗”。
【10】俞廉三修，杨笃纂：《代州志》第3卷，“地理志.物产”，清光绪八年刻本。
【11】孔繁朴修，高维岳纂：《绥德直隶州志》第4卷，“学校志·风俗”，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12】杨虎城、邵力子修，吴廷锡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第196卷，“风俗二·紫阳县”，民国23年铅印本。⑤杨虎城、邵力予修，吴廷锡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第196卷，“风俗二·神木县”。
【13】《函复出口货滞销原因（续）》，《益世报》，1921年7月6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84—685页。
【14】黄璟等纂修：《续修山丹县志》第9卷，“食货·市易”，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15】王崇礼纂修：《延长县志》第4卷，“食货志·服食”，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16】高殉纂修：《葭州志》第2卷。“风俗志·习尚”，清嘉庆十五年刻本。
【17】刘济南修，曹子正纂：《横山县志》第3卷，“实业志·商务”，民国19年石印本。
【18】陈芰芬修，黎彩彰纂：《宁羌州乡土志》，“商务”，民国26午铅印本。
【19】吕贤等修，王文樨纂：《临河县志》卷中，“纪略·商业”，民国20年铅印本。
【20】贻谷修，高赓恩纂：《土默特旗志》第8卷，“食货”，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21】陈必淮修，王之臣纂：《朔方遗志》第3卷，“舆地志·物产·货类”。民国16午铅印本。
【22】桑丹桂修，陈国栋纂：《重修隆德县志》第1卷，“民族·生计”，民国24卑石印本。
【23】廖兆骏编：《绥远志略》，第七章，“绥远之县邑”，第八节，“包头县”，民国26年铅印本。
【24】廖兆骏编：《绥远志略》，第十六章，“绥远之商业”。第四节，“各县商业状况”。
【25】廖兆骏编：《绥远志略》，第十六章，“绥远之商业”，第四节，“各县商业状况”。
【26】《函复出口货滞销原因（续）》，《益世报》，1921年7月6日，《<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第684页。
【27】周希武：《玉树调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178页。
【28】侯鉴之、马鹤天：《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第190—191页。
【29】马鹤天：《甘肃藏边区考察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辑，《西北民俗文献》第20卷，兰州古籍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101页。
【30】姚学镜修、全家骥纂：《五原厅志稿》下卷，“风俗志·习尚”，清光绪三十四年修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牟影印版。
【31】森时彦：《中国近代にぉける机械制绵糸の普及过程>，日本《东方学报》第61册，1989年3月，第538页。
【32】《伊省购定纺织机器运至直隶办理织布局》（伊犁将军长庚奏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沈桐生辑：《光绪政要抄本》，“实业七”，1909年版。
【33】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1934年12月，第61页。
【34】崔正春修，尚希贤纂：《威县志》第3卷，“舆地志·物产”，民国18年铅印本。
【35】张福漾修，赵鼎铭等纂：《清河县志》第2卷，“舆地志·物产”，民国23年铅印本。
【36】吴中彦修，胡景桂纂：《重修广平府志》第18卷，“舆地略·物产·货属”，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37】张应麟修，张永和纂：《咸安县志》第6卷，“实业·农”，民国20年铅印本。
【38】黄容惠修，贾恩绂暮：《南宫县志》第3卷，“疆域志·物产篇·货物”，民国25年刻本。
【39】王廷桂、存禄修，刘自立等纂：《曲周县志》第6卷，“风俗·物产附”，同治九年刻本。
【40】凌燮等修，夏应麟、赫慎修纂：《鉅鹿县志》第6卷，“风土志·风俗”，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41】吴中彦修，胡景桂纂；《重修广平府志》第18卷，“舆地略·物产·货属”。
【42】黄容惠修，贾恩绂纂：《南宫县志》第3卷，“疆域志·物产篇·货物”。
【43】《伊省购定纺织机器运至直隶办理织布局》（伊犁将军长庚奏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光绪政要抄本》，“实业七”。
【44】太行行暑研究室编：《邢台市土布业调查研究初稿》。1946年l0月5日，邢台市档囊馆藏，017／001／041。
【45】《商业调查概况》，1945年12月7日，邢台市档案馆藏，017／00I／008。
【46】《邢台市土布业调查研究初稿》，1946年10月5日，邢台市档案馆藏，017／001／041。
【47】黄容惠修，贾恩绂纂：《南宫县志》第3卷，“疆域志·物产篇·货物”。
【48】韩作舟纂修：《广平县志》第5卷，“物产·工商状况”，民国28年铅印本。
【49】崔正春修，尚希贤纂：《威县志》第3卷，“舆地志·物产”。
【50】《工商业历史发展情况》，1948年8月，邢台市档案馆藏，2／1／24。
【51】《经济情况调查》（1945午12月），“土布业调查”，邢台市档案馆藏，017／00I／006。
【52】《邢台市土布业调查研究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