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民众激于义愤，群起抵制日货。煤矿商以为日煤从此摈出中国市场，不料沪案协定签署后，日煤又再卷土重来，在上海及长江一带，不断跌价售卖，历时一年有余。抚顺煤出煤成本极低，在东北缴纳极微的出井税和出口税外，进口到关内不用征税；[1]且有东北市场作后盾，它以近销所获得的盈利，补贴远销的亏蚀，日煤则无此优势。[2]因此中国煤矿商最忧虑者不是日煤，而是抚顺煤。国煤虽一再削价求售，但因成本所限，售价不能随意伸缩。不特如此，矿商尚有种种额外的耗费，为抚顺矿所无。例如，矿商虽缴纳各项捐税，而得不到国家的保护，自设警备，年费巨款。浙江长兴煤矿就聘用了144个警备员，一个月的支出便花了2,344元。江西鄱乐煤矿每月的保安费也要2,000元。平均来说，两矿产煤一吨，保安费约5分至1角。[3]第二，铁路沿线偷窃之风甚炽，路局无从保护，矿商被迫自雇夫役，向铁路购买客票，沿途押运，耗费既多，但偷煤之事尚不时发生。[4]第三，国民政府虽在1931宣告裁厘，但事实上各路沿线杂捐依然如故。同一税捐，甚至另立名目征收。[5]据六河沟煤矿陈述，在1933年向河南省地方缴纳的捐税，便有25项之多，共计18,000余元，「近年以来煤业凋弊已达极点，如再不将苛捐一律免除，则成本不能减轻，营业何能发展？」[6]凡此种种，矿商所费不在少数，实无法与抚顺煤竞争，营业遂一落千丈。
所谓倾销，根据中华民国1931年2月9日公布的倾销货物税法规定，凡外国货物在中国市场的趸售价格有下列情况之一，均可视为倾销：[7]
（1）较出口国主要市场的趸售价格为低。
（2）较运销中国以外任何国家的趸售价格为低。
（3）较货物的制造成本为低。
现看一下抚顺煤在东北和上海的售价。
抚顺煤售价表（单位：日元/吨）
| 营销地点 | 售价 | 铁路运费 | 码头装卸费 | 海运费 |
| 奉天 | 7.7 | 1.2 | - | |
| 大连 | 10.7 | 3.5 | 1.0 | |
| 上海 | 7.5 | 3.5 | 1.0 | 1.1 |
资料来源：《国煤救济委员会专刊》，页15。
上表可见抚顺煤在大连的售价，每吨除去运费及装卸费，应合日金6.2元。在上海的售价，除去运费、装卸费及海运费，每吨仅日金1.9元。两地价格相差4.3日元，其倾销行为明显不过。
中国煤矿业经过长江煤荒与日煤倾销两次危机之后，其积弊愈加显露。实业部尝试插手援助，分别于1931年11月召开「救济长江煤业会议」，商讨解决长江煤荒办法，1932年10月召开救济国煤会议，商议抵制外煤倾销；1933年5月召开全国矿商会议，磋商筹募资金，修理机车货车，畅通煤运事宜；同年11月再召开救济国煤会议；1936年6月召开全国煤业会议，研究煤产联合运销计划。1933年中国大幅提高外煤进口税，日煤进口实时减少，煤业本有喘息机会，怎料中国受世界经济衰退波及，煤炭销路不振，一直到1936年中才好转过来。本文以抚顺煤在上海倾销的活动，分析其原因、经过和影响，并阐述政府救济煤矿业的措施及其成效。
一、抚顺煤倾销的背景
抚顺煤大举倾销中国，是因为销售额比预期低，导致存煤过剩，满铁惟有被迫割价出售，免遭损失。[8]见下表：
1926-1931年度抚顺煤产销情况（单位：千吨）
| 产量 | 销量 | 剩余 | |
| 1926年度 | 7,223 | 6,991 | 467 |
| 1927年度 | 7,646 | 7,476 | 561 |
| 1928年度 | 8,169 | 7,961 | 652 |
| 1929年度 | 8,375 | 8,155 | 780 |
| 1930年度 | 7,940 | 7,481 | 1,190 |
| 1931年度 | 7,193 | 7,279 | 844 |
资料来源：满铁抚顺炭矿：《昭和十七年度抚顺炭矿统计年报》，第一编，大连，1943年，页5、7；中华矿学社：《矿业周报》，南京，199号，1931年7月21日，页484。满铁：《第六十四回帝国议会说明资料》，大连，1932年，页207。
备注：各年度是指每年的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上表可以见到抚顺煤的存量逐年增加，1930年度即使减产40多万吨，但销量却急跌60多万吨，令存煤量增加40多万吨，幅度超过一半。1931年度的存煤量稍为减少，但仍有80多万吨，而且销量皆陷入低谷，情况比上年度还差。抚顺煤之所以滞销，可归纳为以下原因：
第一、1925年以前抚顺煤一直垄断东北煤销市场，但之后东北当局极力提倡使用国货，无论开采、运输、贩卖都给与特别援助。风气所及，华资煤矿陆续出现，旧井相继复产，开采技术也子进步，煤产量遂大增，其中尤以热河的北票、八道壕煤矿，辽宁的西安、尾明山、蛟河煤矿，吉林的火石岭、穆棱煤矿，黑龙江的鹤岗煤矿等发展较快，直接威胁抚顺煤的销路。[9]此外自1929年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银价下跌，金价相对上升，抚顺煤向以金价结算，因而售价骤涨，销路再受打击。[10]见下表：
东北主要煤销市场销量表（单位：吨）
| 年度 | 满铁以外的煤 | 抚顺煤 | ||
| 销售额 | 增长率% | 销售额 | 增长率% | |
| 1925 | 493,259 | 100 | 1511,209 | 100 |
| 1926 | 681,700 | 138 | 1,669,849 | 111 |
| 1927 | 884,321 | 179 | 1,818,377 | 120 |
| 1928 | 1,148,263 | 233 | 2,002,772 | 133 |
| 1929 | 1,055,255 | 214 | 1,921,846 | 127 |
| 1930 | 1,659,192 | 336 | 1,599,594 | 106 |
| 1931 | 912,593 | 185 | 1,373,617 | 91 |
资料来源：《满铁史资料》，第4卷，第1册，页232。
备注：主要销场包括大连、营口、沈阳、四平街、长春、哈尔滨，当中以大连、长春和哈尔滨为抚顺煤四大市场，约占东北销售量的65%。見滿鐵經濟調查會：《滿洲の礦業》，大連，1933年，頁214。
上表显示抚顺煤的销售量，由1925年度的151多万吨，增加到1928年度的200多万吨，增长率33%；反观满铁以外的煤，同期增长率却有133%之多，1930年度的销售量更达到166万吨左右，超过了抚顺煤的销售量，市场占有率亦由24.6%上升至50.9%。1931年抚顺煤的销路又遇挫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一片混乱，铁路运输中断，对外贸易萧条，生产停顿，金融市场萎缩。[11]直至满州国建立初期，东北义勇军仍然与日军对峙，经济无从恢复正轨，抚顺煤销售情况全无起色，所以这年度的盈利只有16,938,000日元，是满铁经营抚顺煤矿有史以来最惨淡的一年。[12]面对以上困难，抚顺煤曾于1930年6月和12月、1931年4月、1932年11月先后减价促销，但依然未能扭转局面。[13]
第二、满铁大可将过剩的存煤运往外地发售，藉此达到供求平衡，这是满铁惯常的策略。[14]然而日本和中国关内这两处最大的出口市场，发挥不了调节的作用。
日本的煤矿主要在北海道和九州岛。九州岛的矿区位于人口稠密的地带，廉价的运输鼓励了开采事业，使之成为日本最大的生产区。北海道的煤矿因发展得较迟，且人口稀疏，运输不便，生产量不及九州岛。日本煤储量并不丰，不过自1912年至1928年的17年间消费量增加了96%，单靠增加生产额犹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其余便要由贸易上的变更补足，即输出减少和输入增加。[15]过度的开采使生产成本上升，国内的工业界常抱怨煤价过高。外煤于是逐年增加。由1923年起，输入日本的煤量已超过输出额。[16]
早在1908抚顺煤年便打入日本市场。因此，而且输入量一直上升。1926-1931年间，运往日本的抚顺煤约占总输出量的五成，而日本进口煤当中，有六成以上被抚顺煤所夺去。见下表：
抚顺煤输入日本趋势表（单位：吨）
| 年度 | A抚顺煤输出量 | B日本输入煤量 | C 输入日本的抚顺煤量 | C对A% | C对B% |
| 1926 | 3,181,996 | 2,044,726 | 1,346,242 | 42.3 | 65.8 |
| 1927 | 3,388,071 | 2,703,125 | 1,607,737 | 47.5 | 59.5 |
| 1928 | 3,619,335 | 2,778,588 | 1,681,431 | 46.5 | 60.5 |
| 1929 | 3,783,045 | 3,254,484 | 1,891,545 | 50.0 | 58.1 |
| 1930 | 3,636,200 | 2,692,684 | 1,652,661 | 45.5 | 61.3 |
| 1931 | 3,723,264 | 2,692,546 | 1,718,127 | 46.1 | 63.8 |
| 1932 | 3,176,371 | 2,673,222 | 1,207,388 | 38.0 | 45.2 |
资料来源：《昭和十七年度撫順炭礦統計年報》，第1編，第7頁；《滿洲の礦業》，頁207；桑村剛次郎：〈撫順炭の內地輸入制限問題に就て〉，《燃料協會志》，东京，1933年1月，页58。
抚顺煤无论煤质或成本方面都远胜于日本国内生产的煤。抚顺煤虽不能炼焦，但因灰分少，挥发分又多，极适合工业发热及制煤气之用。日本的八幡制铁厂拥有煤气发生炉20余座，如使用抚顺煤，只要开动12座便足够了，所以属意专用抚顺煤。军方使用的煤，绝大部分也是抚顺煤。这样抚顺煤很快成为日本用煤的标准。[17]
对于消费者而言，输入抚顺煤自然是好事，既可减轻负担，又有调节日本国内煤价的作用。煤商初时并不忧虑抚顺煤的竞争，但随着1923年「抚顺炭贩卖会社」[18]的创立及增产计划具体化后，日本煤矿业开始感受到抚顺煤的威胁。[19]1925年起日本石炭矿业联合会与满铁达成协议，限制抚顺煤的输入量。见下表：
抚顺煤输入日本之协议量（单位：吨）
| 1925年 | 1926年 | 1927年 | 1928年 | 1929年 | 1930年 | 1931年 | |
| 数额 | 1,250,000 | 1,350,000 | 1,550,000 | 1,742,084 | 1,893,125 | 1,955,567 | 1,762,475 |
资料业源：〈撫順炭の內地輸入制限問題に就て〉，頁58
1932年初，日本还未摆脱经济衰退的缠绕，煤炭滞销，煤价下滑。[20]矿工数目由全盛时期的34万人减至23万人。[21]6月，筑丰的中小型煤矿主发起请愿行动，谓继续输入抚顺煤不仅影响煤矿经营者的利益，更是70万矿工及其家人的死活问题，要求停止输入抚顺煤。[22]后来拓务省及福冈县议员出来调停，结果石炭矿业联合会将原先185万吨的协议输入量调低至165万吨，换言之，下半年突间失去20万吨的销售额。[23]抚顺煤不仅遭中国抵制，还被日本市场排挤，因此满铁急于寻找其它办法消化过剩的存煤。
中国自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商民愤于日人的暴行，一致抵制日货，抚顺煤输入量激减，当中以广东最彻底，往时占主导地位的日煤，事变后几乎绝迹。[24]天津和北平一向是开滦煤的地盘，抚顺煤难求突破。它惟一的出路便是长江地区。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达成上海停战协议，协议第一条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25]抚顺煤即趁机向长江地区恣意倾销。
二、抚顺煤倾销的经过
沪案协议后，中国煤商一反数月前厉行抵制日货的态度，不理煤业公会的呼吁，购进抚顺煤和日煤。上海尽管出现「血魂锄奸团」、「铁血除奸团」等组织，用炸弹威吓煤商不得再购入日煤，但成效不大。[26]
煤商甘冒奸商之名，部分原因是迫不得已的。国煤因运输入欠便，价格又贵，推销已甚困难。采办国煤的煤商或煤号又必须现银交易，更有货未装来，先付几成定银，或做押汇装货，在在需款。[27]淞沪战事后，闸北工业区尽成瓦砾，多数工厂，非遭炸毁，即停工生产，一时间不易复原，加上世界经济萧条开始吹袭中国，销煤厂家多周转不灵，凡经销国煤的商号莫不亏本。反观日商在倾销时期，不但不收现款，且俟煤号收到客户的款项后，再行解给；[28]又或者用放账放法暂时准予赊欠，以三至五个月为交款期。[29]在湖南长沙湘潭地区，抚顺煤更直接送到厂家，销煤以后，才给煤款，而市价又承诺比当地煤便宜两成。[30]煤商在这样利诱之下，遂不顾一切，相率向日商大批订购。
抚顺煤倾销长江地区，司分为三个阶段。现就抚顺煤在上海活动的情况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缓进期（1932年1月至5月）
抚顺煤在1932年1月己开始削价，但商民同仇敌忾，进口无多，2月份更断绝输入。见下表：
上海抚顺煤市况表（1932年）
| 头号统市价（元/吨） | 头号屑市价（元/吨） | 抚顺煤输入量（吨） | |
| 1月 | 14.75 | 12.13 | 31,00 |
| 2月 | 14.38 | 11.95 | ~ |
| 3月 | 14.13 | 11.78 | 7,100 |
| 4月 | 13.88 | 11.58 | 28,100 |
| 5月 | 13.38 | 11.33 | 27,700 |
资料来源：《国煤救济委员会专刊》，页55-62。
3-5月份，进口虽有增加，但相比1931年上半年每月平均的82,738吨，已减少了75%。国煤也有同样的遭遇，开滦煤在1932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减少30%，国煤总输入则大幅减少74.6%。[31] 其主要原因是上海的工厂多受战火的摧残，生产未复旧观，煤需求减退所致。此时期有部分国煤也贬价求售，但幅度轻微。例如中兴屑只减了1.9%，中兴统0.8%，开平二号屑5.3%，博山大山统6.5%。削价的理由不在于抚顺煤或日煤的减价，而是与整体煤市不振有关。[32]
第二阶段：高峰期（1932年6月至12月）
自上海停战协签订后，抚顺煤即竭力推广销路，给承销者不须垫款，不限期结帐的种种便利，输入量骤增。7月16日，满铁与日本石炭矿业联合会签订新协议，调低抚顺煤的输入量，上海煤市再添压力，煤价继续跟随上一阶段下滑。见下表：
上海抚顺煤市况表（1932年）
资料来源：《满铁调查月报》，12卷11号，页216-218；《矿业周报》，209号，页650，213号，页702，236号，页1105；《国煤救济委员会专刊》，页55-61。
抚顺头号统由6月的12.8元跌至12月的10.25元，相差2.63元，每月平均跌幅达3.71%，比上一阶段的2.41%高1.3%。抚顺头号屑跌幅更厉害，每月平均4.14%，比第一阶段的1.69%高2.46%。9月，国民政府对东三省输入关内的货物改订征税办法，将原来只征转口税变为征进口税。抚顺煤由每吨纳关平银一钱，增至0.89海关金单位，即合规元一两三钱五分。这项措施似乎阻止不了抚顺煤倾销的势头。12月，头号屑、头号统的市价跌至全年的最低位。
开滦煤的销路受到抚顺煤和日煤的压迫。10月，总计有100万吨的存堆积在秦皇岛、汉口、芜湖等地。开滦矿局一面缩减成本，将原有600辆运煤车，退回200辆予北宁路局；[33]另一方面为求争回市场，也加入倾销阵营，不断减价促销。下见表：
上海开滦煤市价表1932年（单位：元/吨）
| 头号统市价（元/吨） | 头号屑市价（元/吨） | 抚顺煤输入量（吨） | |
| 6月 | 12.88 | 10.0 | 36,700 |
| 7月 | 12.38 | 9.88 | 40,800 |
| 8月 | 11.88 | 9.38 | 40,400 |
| 9月 | 11.13 | 8.88 | 32,300 |
| 10月 | 10.63 | 8.5 | 30,700 |
| 11月 | 10.63 | 8.13 | 31,000 |
| 12月 | 10.25 | 7.75 | 65,100 |
资料来源：吴半农：〈日煤倾销中之国煤问题〉，《社会科学杂志》，3卷4期，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页527-528。
当中尤以开滦筛块跌幅最大，可见其割价程度，实不在抚顺煤之下。华资煤在抚顺、开滦、日煤三方的夹击下，销路大受影响。
华资煤矿面对滞销的压力，也被迫削价售卖。上海市商会呼吁中兴，六河沟、鄱乐、大通、华东、井陉、正丰、大同、长兴、博山等各省华资煤矿，在政府未有具体办法遏止倾销之前，宜减轻煤价，与外煤竞争，并通告全市各厂商购用上列国产煤。[34] 商会又说「外煤倾销之害，非但危及国煤，实与国计民生，关系至巨。如为目前自私自利，不啻饮鸩止渴；俟至国煤生产停顿之时，而外煤未必贱卖，尤恐抬价居奇，再欲购用国煤，挽回利权，杜绝漏巵，皆不可能，其时痛苦，悔之已晚。」[35]
华资煤矿尽管削价求售，但销售情况却强差人意。输入上海的华资煤占总输入量的百分率，由5月起一直下降。见下表：
上海煤炭输入量表 1932年（单位：吨）
| 头号统市价（元/吨） | 头号屑市价（元/吨） | 抚顺煤输入量（吨） | |
| 6月 | 12.88 | 10.0 | 36,700 |
| 7月 | 12.38 | 9.88 | 40,800 |
| 8月 | 11.88 | 9.38 | 40,400 |
| 9月 | 11.13 | 8.88 | 32,300 |
| 10月 | 10.63 | 8.5 | 30,700 |
| 11月 | 10.63 | 8.13 | 31,000 |
| 12月 | 10.25 | 7.75 | 65,100 |
资料来源：《满铁调查月报》，12卷11号，页216-218；《矿业周报》，209号，页605，212号，页702，220号，页840。
华资煤输入量在10月份比8月份多2.7%，但总输入量相应增加2.9%，所以实际上仍处于低潮。
第三阶段：衰退期（1933年1月至5月）
抚顺煤在这阶段的煤价普遍上升，头号统在3月基本上已回复到倾销前的水平。见下表：
上海抚顺煤市况表（1933年）
| 1月 | 6月 | 12月 | |
| 筛块 | 10.66 | 8.90 | 6.50 |
| 特别屑 | 10.63 | 10.02 | 9.50 |
| 一号屑 | 9.27 | 8.94 | 8.3 |
| 二号屑 | 8.97 | 8.06 | 7.70 |
资料来源：《矿业周报》，227号，页964，232号，页1044，235号，页1095，239号，页1159，242号，页23、31，253号，页197-198。
不过再仔细留意输入量，便发现抚顺煤即使没有削价倾销，仍然超过5万吨，普遍比上年下半期为高，且占总输入17%与20%之间。反观华资煤的输入量平均占总额的22.5%（上一阶段24%）。
上海煤炭输入表（1933年）
| 开滦煤 | 华资煤 | |||
| 输入量(吨) | 占总额% | 输入量(吨) | 占总额% | |
| 1月 | 107,800 | 35.1 | 69,000 | 22.5 |
| 2月 | 121,800 | 40.7 | 65,900 | 22.0 |
| 3月 | 150,700 | 45.1 | 62,800 | 18.8 |
| 4月 | 116,800 | 34.4 | 91,300 | 26.9 |
| 5月 | 90,300 | 30.1 | 66,200 | 22.1 |
资料来源：《矿业周报》，242号，页23，253号，页197-198。
这个情况有以下原因：1933年1月至5月塘沽协议前后，华北一直有战事发生。1月3日，日本关东军占领山海关，2月23日，进攻热河，十日后占领承河，并且迫近长城。关东军在古北口、冷口遇到中国军顽强抵抗，遂分头进攻。5月下旬冀东22县尽为日军所侵占。华北煤因战事受阻，以致输入华中的数量骤降，抚顺煤乃大加推销。
此外在战事期间，军队调动频繁，平汉，平绥货车锐减，往时晋省的阳泉保晋公司，每日经正太、平汉运销平津的煤炭约千余吨，此时只能输出二三百吨，销路仅限于石家庄以南顺德一带。[36]据实业厅调查所得，阳泉保晋公司旧有六大矿厂，已有四厂停工，原有千余工人，缩减至二三百人；大同晋北煤矿公司煤裕口矿厂，亦全部停工。[37]抚顺煤趁着这个机会，向平津一带倾销，价格每吨跌落三两左右。[38]开滦煤一向垄断平津销场，如今销路被夺，矿场堆积了百多万吨的存煤。[39]
抚顺煤在这阶段不仅压迫华中的煤市，而且深入平津市场，大肆倾销，为前阶段所没有的现象。
5月22日，国民政府调整进口税率，抚顺煤与外国煤一样须纳每吨1.8海关金单位，比从前的税率约增加一倍。这项措施立竿见影，7月份输入上海的抚顺煤数只有8,300吨。
抚顺煤输入上海数量表 1933年（单位：吨）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上半年 | 下半年 | |
| 输入量 | 26,200 | 9,300 | 11,900 | 15,400 | 18,000 | 18,700 | 37,100 | 320,600 | 109,400 |
资料来源：《矿业周报》，253号，页197-198页，255号，页228，263号，页367，267号，432，274号，页534。
满铁坦承加税措施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抚顺煤输入关内最大的打击。[40]其后东北煤炭进入统制状态，以备作战，大部分的抚顺煤留在东北作军需生产，甚少运到关内销售。
三、抚顺煤倾销关内的影响
中国关内的煤矿在北伐期间，大多受战事波及，不是关闭就是减产，经济甚为拮据，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筹谋整顿，但迟至1930年前后，军事依然频繁，成效难收。
关内煤矿未恢复内战前蓬勃之际，忽有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百业停工，煤需求骤降。上海煤市为全国竞争最激烈的地方，煤商为求自身的出路，不惜割价求售。见下表：
上海华资煤市价（每月平均） 单位：两
| 中兴统煤 | 悦生统煤 | 贾旺统煤 | 贾旺筛块 | 北票屑 | 井陉统煤 | 长兴统屑 | |
| 1月 | 13.50 | 11.50 | 10.50 | 12.50 | 9.35 | - | - |
| 4月 | 12.89 | 11.00 | - | 11.50 | 9.25 | 12.13 | 8.25 |
| 10月 | 11.50 | 10.50 | 6.70 | 7.5 | 8.16 | 10.44 | 6.50 |
资料来源：李紫翔〈外煤倾销与我国煤工业之前途〉，《申报月刊》，2卷11号，1934年，页47-48。
上表显示华资煤无不下跌，而事实上其降价的幅度远比抚顺煤和日煤之上，否则无法竞争。华资煤矿的经营成本向来已高，这样减价下去只会令情况更加窘迫。中兴出井成本约3元，加上捐税、运费及各种开销，运至上海须售18元左右才不亏本，10月份售价11.5两，每吨即亏蚀2元左右。贾旺煤品质稍逊，更要减价四五元一吨。[41]
汉口亦有类似情况。抚顺煤的价格由1931年的19.6元降至1932年的11元。平汉沿线出产的煤堆积在汉口无法出售，当中以六河沟的煤为数最多。矿局被迫将存煤投向矿区附近兜售，其中有81.7%运至郑州，汉口则不5%，结果沿线中小煤矿又受到压迫。[42]在这样互相倾轧之下，煤价有跌无升。这一连串的减价战，引发部分煤矿需要举债、停工、裁员。1934年资源委员会的报告谓，倾销「现虽事属过去，但国煤所受之痛创，至今尚未能恢复」。[43]
至于个别煤矿所受到的具体影响，现略述如下：
冀鲁豫的煤矿距离上海或汉口较远，运输成本甚重，自然难与抚顺煤和日煤竞争。对于那些以上海、汉口为主要销场的煤矿而言，损失尤大。淄博地区的煤矿就是一个例子。当长江地区于1931年闹煤荒时，淄博煤销路颇畅，矿厂皆要抬高工价，争雇工人。[44]翌年抚顺煤和日煤在上海倾销，淄博煤运至上海的成本，每吨12.34元，完全敌不过抚顺煤。[45]矿厂为维持营业，经矿业公会议决，自7月7日起一律裁减工资四分一。各厂工人多有不满，群起反对，自7月7日至9日期间，共万余工人罢工。然而工人平时既无组织，罢工后又闲居在家，丝毫不能团结。后经厂方与工会磋商，工人允许复工，工资仍照前数减四分之一。[46]淄博煤矿除鲁大公司盈余百多万外，其它无不赔累不堪。省府虽免征煤斤补助费，营业依然不振。[47]
萍乡煤矿在1931年6月间全遭水淹，损失惨重，每日出煤仅5百吨。后经江西省政府派员整理，裁撤冗员，生产稍见起色。未几日煤倾销长江地区，萍乡煤囤积武汉，不能脱手。湘鄂路用煤一向由萍乡煤供给，路局每日购买200吨，外煤涌到后，萍乡煤滞销，路局每日只购160吨。[48]矿局惟有裁员减薪，将原有工人5千余名减至3千余名，工资亦从每工3角减至1.5角。[49]
长江附近的煤矿，虽然离上海、汉口较近，生产一样低迷。贾汪煤矿须裁员三分一。该煤矿开办以来，三次易主，两次停工，这次减价战可谓雪上加霜。[50]矿局1932年的营业报告有以下描述：「本年煤市衰落之甚，实为近来所未有。始以事变，继以倾销，公司承疲敝之余，适逢其会，艰难搘拄，益见劳拙。虽产运销之数量，较诸去岁为激增，而全年决算，除折旧摊提不计外，尚实亏二万余元。」[51]
四、国民政府救济国煤的措施与其成效
长江中下游因九一八事变抵制抚顺煤和日煤，而有煤荒现象。后经实业部召开国煤救济会，与铁道部磋商合作办法，多拨车辆五十列，由铁道部直接指挥，专备各路运煤之用。浦口、汉口等埠，每月较平时多到五六万吨，故当时运输的问题大致解决。[52]自一二八事变后，煤炭运输问题一转而为销路问题。换言之，即成本问题。抚顺煤以成本低、运费廉，又以日金跌价，实行倾销。国煤之中的开滦煤亦跟随其后，削价出售。华资煤矿既须缴交矿税，复有各种杂捐，益以设备不善，成本自高，难与国内的外资煤竞争。下表是1932年主要国煤的生产成本。
国煤生产成本费 单位：元/吨
| 矿厂 | 矿山成本 | 事务费 | 合计 |
| 中与 | 3.81 | 1.35 | 5.16 |
| 淮南 | 4.111 | 0.065 | 4.176 |
| 贾汪 | 4.01 | ||
| 悦升 | 3.78 | 2.17 | 5.95 |
| 中源 | 2.575 | 1.262 | 3.837 |
| 六河沟 | 4.722 | 0.264 | 4.986 |
| 怡立 | 5.14 | ||
| 井陉 | 3.245 | ||
| 柳江 | 3.718 | ||
| 正丰 | 1.65 | 1.24 | 2.89 |
| 大同保晋 | 3.808 |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六），页598-605
以上11个华资煤矿的生产成本平均在4.3元，远远超过抚顺煤和开滦煤。吴半农在〈日煤倾销中之国煤问题〉一文中，指出华资煤矿成本重的原因有下列五个：
〈一〉华资煤矿，一切用人行政多趋于衙门化，以致一般腐化现象，如滥事开支，奉送干薪，领取回扣等随处可见。
〈二〉华资煤矿，规模都很狭小。矿方没有能力从事大规模的整理。
〈三〉华资煤矿多欠工人薪资，极易发生工潮；同时矿厂附近常有匪患。矿方须额外聘请大批矿警。
〈四〉华资煤矿大多负债累累，每年应付利息为数甚巨。
〈五〉华资煤矿所付矿税较抚顺、开滦为重。[53]
在抚顺煤倾销中国之初，国煤救济委员就提出挽救国煤的治本方法，「首以发展产量，便利运输、减轻成本」。[54]实业部也认为救济国煤的根本办法，应从生产成本着眼，由各矿技术人员补充机器设备，竭力整顿，务使生产增加，成本日轻，庶能自立不败之地。[55]可是国煤积弊已久，一下子要改进煤矿的经营，减轻成本，谈何容易。矿商惟有吁请政府先行减轻运费、税捐及向外煤加征税项。
（一）减轻铁路运价
自全国铁路商运会议召开后，运价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大会原本责成铁道部设立矿产运输委员会，负责厘定最低标准的运价。矿商期望政府可减轻运费，然而迟迟不见行动。抚顺煤及日煤来华倾销初期，铁道部只是继续冻结铁路运煤加费，但矿商依然不满，认为现时运费过高，无从与外煤竞争。平绥路及平汉路的运价最受矿商批评。大同煤矿出产的青煤，质优藏量又丰，惜地处偏隅，全凭平绥路连接矿厂与河北之间。1930年政府为鼓励晋北煤出口，平绥、北宁两路与晋北矿务局订立出口特价，由口泉车站至塘沽出口，享有每吨2.95元的专价。[56]晋北其它煤矿大加反对，认为应一视同仁。翌年，铁道部干脆取消专价。这个决定对晋北矿务局影响尤大，因为平绥路全长四百多公里，沿途人迹罕至，销煤甚少，晋煤非运至四百公里以外的平津，不能销售。然而单是运至天津的费用已是7.5元，加上煤价实超过十元，远不如开滦煤之价轻，运至长江一带，更不能与抚顺煤角逐。大同矿商感叹谓，即使晋煤「无偿奉送，亦有不能竞争之势」，盼请政府早日减低运费，并援用胶济路办法，先将运费记帐，待煤销出后再行核收。[57]
平汉路在1931年修订三十二款运价。矿商发觉新款与旧款大同小异，且新款的短途价率订得太高而各段价率的差数过大，较以往六八二五的专价在近站增加四倍，最远的站亦增加一倍。矿商促请政府「切实核减平汉路运价以苏商困而维矿业」。[58]对于这些要求，铁道部的态度相当坚决，认为国煤滞销的主因在于其它成本过高，而非运费过高。铁道部覆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的信里说：
铁路运价正如普通营业机关货品之售价，为成本所构成，不能随意低减。例如国煤售价成本之构成，简略分析之，计有〈一〉矿场出产成本，〈二〉矿至铁路运费及装卸费，〈三〉铁路运费，〈四〉码头费、上栈费、销场搬运费，〈五〉税捐，〈六〉水路运费，〈七〉经手佣金，〈八〉商人利益等。……所谓国煤不足与外煤竞争者，自指售价而言，国煤售价成本所构成分子已如上述，种类甚多，铁路运价仅占其构成分子之一，实居极少部分。…现时日煤倾销，其价格与国产煤斤相差极远，可资救济国煤之道，不在减轻运费，而在各矿自行改良经营开采及其它可以节省之费用，现行运价已极低廉，所请复位最低煤斤运价一节，应无庸议。[59]
矿商同意改良生产成本为治本的方法，但非短时间可以完成。矿业联合会反驳铁道部谓：
矿场出产成本，关系资产折旧，职工薪资，机器设备，产量数额等四项。资产折旧，原属固定，不能任意削减。职工薪资，照社会生活程度状况，亦系有增而无减，各国皆然。比年工运方兴，工资日增，工作效率日低，应付工潮疲于奔命，何能减低工资。…机器设备，吾国各矿因资本不充，或不免因陋就简之处，然欲求改良，须先筹资金，且非仓卒所能为力。至产量数额，当然产额愈多，成本愈轻，然亦必先集巨资，方能扩充设备。…矿至铁路运费及装卸费，除已通铁路各矿外，其它用人力或牲畜运输者，用费均属工资一类，不能骤减。码头费、上栈费、销场上搬运费等项，大都管理之权，不属矿商，且此类工资近年以工潮迭起，一再增加，决非矿商所敢言减。水路运费各矿无自有轮只，运费须视市面之供求为准。经手佣金，日煤倾销正以重利诱经手商号，矿商欲于此时再减经手煤号之佣金，更不啻作茧自缚。商人利益，矿商于兹非常市面，保本尚难，敢言利益。综观以上情形，铁道部所开国煤售价成本之构成各点，或资力不足，或权非所属，一时实无从再减，至税捐及铁路运费两项，是尤仰望于政府之予以救济。[60]
随着危机加剧，铁道部改变初衷，谓「惟近来外煤倾销，希图摧残矿业，扰乱市场，际此国难方殷，本部为救济国煤，决定不计牺牲，共同奋斗。」[61]部方从1932年起分别减轻为减轻胶济、平绥，平汉、道清、湘鄂、正太和粤汉等七条铁路的运煤费。[62] 1936年铁道部再全面调低运价，实业部称「虽不能尽偿各矿所愿，然已近于合理水平」。[63]
（二）借款修理车辆计划
中国频年战乱，军运过多，铁路车辆毁坏不堪。铁道部在1932年开应急会议时披露了以下数字，见下表。
各路机车货车数目对照表
| 1924年数目 | 1932年数目 | 相差数 | 相差百分数 | ||
| 平汉 | 机车 | 229 | 191 | -38 | -16.6 |
| 货车 | 3,906 | 2,418 | -1490 | -38.1 | |
| 北宁 | 机车 | 225 | 287 | +62 | 27.6 |
| 货车 | 4,284 | 4,045 | -239 | -5.6 | |
| 津浦 | 机车 | 136 | 127 | -9 | -6.6 |
| 货车 | 1,969 | 1,642 | -327 | -16.6 | |
| 平绥 | 机车 | 138 | 98 | -40 | -29.0 |
| 货车 | 1,507 | 742 | -765 | -50.8 | |
| 正太 | 机车 | 55 | 68 | 13 | 23.6 |
| 货车 | 744 | 863 | 119 | 16.0 | |
| 道清 | 机车 | 12 | 11 | -1 | -8.3 |
| 货车 | 325 | 190 | -135 | -41.5 | |
| 胶济 | 机车 | 108 | 112 | 4 | 3.7 |
| 货车 | 1,673 | 1,861 | 188 | 11.2 | |
| 共计 | 机车 | 903 | 894 | -9 | -1.0 |
| 货车 | 14,408 | 11,761 | -2647 | -18.3 | |
资料来源：高鹿鸣：〈铁路对于救济国煤制定运价所应依成本之刍议〉，《平汉铁路月刊》，37期，1933年5月，页15。
观上表可见机车和货车，除北宁胶济正太三路略有增加外，其余平汉津浦平绥三条运煤较多的铁路均告减少。机车货车既缺乏，运价即使减轻亦无补于事。路局为自身利益设想，断不会舍弃贵重的货物，而专运廉价的煤炭。所以铁路载煤，时有忽停忽运之事，以致路局常引来外间诟病。[64]当时任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如能想出一个方法增加车辆，使到煤炭畅销，就算负担稍重，也有可为。他深知各路财政窘迫，若能筹出一笔资金，替铁路修理车辆，坏的车立刻可走，煤矿的煤立刻可销，可谓一举两得。[65]
1933年6月，实业部与矿商达成协议，由华北银行界垫资二百万元，给路局作修理机车车辆之用，以后一切平常及意外修理所需费用，完全由路局负担。车辆也由路局保管，惟支配权属于路矿双方。为求有效管理、分配车辆等事宜，路矿双方各派代表组织「路矿修车联合委员会」，矿商遇有运输上困难，均由委员会设法处理。至于还款方法，路局须将运煤费用的半数拨归银行，直至本利清还为止。[66]可惜这项计划最终得不到铁道部的支持而搁置。[67]
（三）由煤业公债到英商借款
1931年11月实业部召集救济长江煤业会议时，提议发行煤业公债，经大会讨论后通过，并由实业部会同财政部及国煤救济委员办理。当时此项公债本想用作扩充设备，以求增加产量。其后，抚顺及日煤倾销中国，国煤救济委员会认为发行公债刻不容缓，而且主张应容许矿方自购机车货车。[68]委员会马上草拟方案，呈交实业部再转咨财政部核准。公债计划发行二千万元，年息八厘，期限十年。矿商须得到其它三家矿商担保，再经国煤救济委员合调查后，始交实业部核准领用。[69]
草案交到财政部后，犹如石沉大海。矿商一再催促，财政部推说煤业公债虽由矿商自行偿付本息，但经部方发行，政府责任重大。如商人自行发行，称为公司债，政府不会过问，所以对于公债发行与否，须慎重考虑；[70]之后又说公债推销困难，迄未核准。[71]实业部于是与煤商代表，直接向银行界接洽发行公债办法，但苦无结果。[72]公债计划拖至1935年，实业部以「担保品难于切实指定，且于其它公债不无影响」为由，决定放弃。[73]
实业部继而与英商乔治麦克班公司磋商借款事宜，同年8月1日双方签订借款合同。麦克班公司共借中国银币一千万元予矿商，年息八厘，合同有效期三十年，实业部每年所得的六十万元矿区税作为担保。这项贷款的用途比最初的提议更为广泛，包括勘探、测量、开采、启发、经营、投资、补充资金或改良运输设备之用。实业部须另组矿业金融调剂委员会监督借款；又规定承借款项的矿商，将每年所出的矿产品按每吨提出数角，用作矿方对实业部还本付息的保证金。[74]
实业部预计此项借款可以「补救垂危之煤业，如运用得宜，各矿产量三数年后，必可激增，成本亦可减轻，既足以抵制外煤之侵入，且可向国外推销，于矿业前途殊关重要。」矿商反应踊跃，两个月内已有二十宗申请，请求额差不多二千万元。[75]有了麦克班借款作后盾后，实业部便决心统制煤矿业。
（四）税捐改革
捐税过重是矿商另一项关注的问题。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矿业条例，矿产税照出产地附近市场的平均市价纳百分之二，后改为百分之五，较之北洋政府时期的千分之十五，已增加了两倍多，且实际征收轻重不一。开滦煤矿甚至从未缴纳过矿产税和矿区税。矿商多次请求政府一律平等对待中外合资和完全华资的煤矿，或将外资所办的煤矿酌加税捐，藉此遏止开滦煤任意倾销。矿商又建议将国煤所纳的出口税当作现金缴付其它税项。[76]1934年以后这些要求陆续实现。1934年9月，开滦煤矿协意遵照矿业法纳税。[77]1935年7月，财政部接纳华北各矿的请求，对于出洋的煤焦，准照统税办法，于缴纳关税后，即退还原征的矿产税。[78]
除矿商必须缴交的正税外，最足以使成本增高者，莫如地方的苛捐杂税。经财政部切实查办后，苛杂已逐渐减少，惟僻远地方，仍难免除。[79]
中国自清廷签订南京条约以来，一直无关税自主权。进口货品只须缴纳极低微的税率。1928年国民政府与美国等多个国家取得协意，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并且准备在翌年2月实施新的进口税则。但是日本百般阻挠，要求先订立互惠协议，整理无担保的日债等事项，新税则惟有作罢。[80]中国为求早日得日本承认有关税自主权，于1930年5月与日本签订「中日关税协议」，在三年内不得大幅提高日货关税。换言之，日本在1933年5月以前，依然享有类似最惠国的待遇。日煤倾销期间，每吨只缴纳0.89海关金单位，约合关平银一两。
抚顺煤缴纳的税款更轻，当初日人与满清政府订立条约，规定抚顺煤出口每吨纳海关银一钱，二十多年来，未尝更变。如有任何修改，必须经过外交谈判。因此在中日关税协议未结束之前，矿商希望政府尽快加征倾销税。但是国民政府发现向抚顺煤和日煤征收倾销税存在实际困难。东三省固然遭日人侵占，但名义上依然是中国领土，如向抚顺煤征收倾销税，即视东三省为外国，亦即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81]这在主权立场而言，绝不能施行。至于日煤方面，则遇到执行上的困难。日煤因种类繁多，格价相差悬殊，倾销税率也就高低不一，此种高低不一的税率，在其它商品或属可行。煤本身没有明显的商标或记号以资识别。原本征收较高税率的煤，难保冒充其它牌号，避重就轻。结果倾销税形同虚设。[82]财政部长宋子文得悉倾销税难于实施，即命国定税则委员参酌情况，妥拟进口煤新税率，一俟中日关税协议完结，马上施行。[83]
1932年9月25日，满洲国宣布视中国为外国，自关内至东三省或自东三省至关内的货物，决征进出口税。日方既有此公告，中国不得不想出对应方法。财政部长宋子民谓「目前状态之下，政府不能在东省各关合法征收关税，故在东省应征之税改于关内征收，如此则收入税额与进口税相同，而将来仍可随时采取较严厉之办法。」[84]行政院接纳宋子文的建议，自9月25日起，将哈尔滨、牛庄、安东，龙井村各海关封闭，暂由国内海关征收。由此四处运来的土货征收转口税。至于东三省最大的进出口港大连，国民政府宣称日本「拒绝中国海关根据大连海关协议行使职权，以致货物之出入大连者，海关无从确定其来源与其目的地」，对大连运至关内的货物，一律征收进口税。[85]抚顺煤多在大连出口至关内，从此要中国海关每吨0.89金单位进口税。抚顺煤虽加了关税，倾销之势，全无收敛的迹象。矿商曾主张拒绝抚顺煤入口，并令海关不准煤船卸载，否则暂由海关指定的堆栈储存，直至东北主权恢复以后，方可放行。[86]
1933年5月15日，「中日关税协议」期满，中国调整日本货物进口税率，抚顺及日本煤须纳每吨1.8海关金单位，约合国币3.4元。新税则相当有效，但是却衍生另一个问题。[87]抚顺及日煤入口既衰，其所遗下的市场本可由国煤补充，不料各矿为推销起见，即自行竞争，价格日落。凡铁路沿线资力雄厚，产量较多的矿，销路渐广；小矿远矿因交通不便资力单薄，仍走不出困境。
（五）煤业联合销售计划
抚顺煤倾销期间，国煤竞相割价求售。部分矿商醒觉到长此下去必两败俱伤。在个别的省份开始组织一些产销合作公司，避免恶性竞争。最早出现这类合作计划的地区，是晋北大同煤矿。1932年6月晋北矿务局、大同保晋分公司、同宝公司及山西省营业公社成立大同煤业公司，专办大同煤统一运销业务，资本金30万元全由营业公社拨给。三矿的煤产除当地零售外，对外运销全交给煤业公司办理。遇有盈余，各矿皆分得红利。三矿的销煤比例有严格规定：晋北50%，保晋25%，同宝12.5%，其余由小矿供给。[88]1933年以后，晋北煤业日渐抬头，盈利渐见，其中原因，即在改变以往散漫、无计划的销售方法。[89]
1933年6月建设委员会的淮南煤矿与商营的大通煤矿组织联合营业处，双方协议在淮河及涡河流域划定销煤额和煤价。[90]其后业务范围扩展至长江流域，一直至抗战前夕仍合作无间。[91]
1933至1934年胶济路沿线煤矿也尝试组织分产合销公司。鲁省政府十分支持，谓矿商即使搞不成，政府将会接办。[92]1934年5月，矿商得到省政府的担保，向银行借款50万元。中日合资的鲁大公司一直不肯加入合销公司，其它矿商曾与鲁大接洽。初时鲁大表示愿与将来的合销公司订立协议，之后又提议加入合销公司亦可，但要得到一半的营业权。[93]鲁大在三十年代的产量，占胶济路的份额不断上升，如果加入合销公司或会损害鲁大的利益，又不符合日本欲在中国扩张势力的原意。[94]没有鲁大的首肯，其它矿商也无意自组合销公司，于是这个计划就此难产。
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制，随即向外收购白银，中国白银迅速外流，导致银根奇紧，都市工商不振，煤炭需求不佳。1933年实施新的进口税率后，外煤数量虽然大减，国煤为争夺抚顺煤和日煤遗留下来的市场，没有停止竞价争销，煤价跌落的程度比一般物价还要大。[95]开滦煤在上海受中兴华东等煤的竞争，在汉口又受河南煤的抵制，市场日渐蚕食。[96]1924至35年期间，淮南煤为侵占上海市场，售价（减去运输费）竟比之矿山价格还要低。[97]
1933年国煤救济会议上，政府有意统制全国的煤矿业。实业部指现阶段最重要者为大矿与小矿，近矿与远矿的调济问题。政府应彻法使各矿互相维系，共同生存，平均发展。[98] 山西阳泉煤正受到这个问题困扰。太原经济建设委员根据一份在平津京沪各处考察报告称「阳泉红煤，质量优良，成本亦廉，本可畅销各地。惟以各矿商向少联络，甚且互相排挤，跌价竞卖，致煤价忽高忽低，不能稳定。各埠商贩，往往受意外捉失，遂皆裹足不愿贩卖，反宣传贩卖他处之无烟煤。近年销路减缩，营业衰颓，此为主因；运费高昂，犹其次因。」[99]
1936年实业部综合矿商的意见后，认定经营煤矿最感困难者，为同业互相倾轧，运费捐税反而是枝叶问题。[100]现时不妨用政府力量施行统制，惟煤矿范围遍及南北各省，资本且有中外之别，不如由政府督促各矿自行团结，依产煤区域及已占有的市场，组成联合销售机关，较为易办。部方于是根据以上原则推出煤业联合销售办法，供各矿商参详研究。
第一、就产煤地点分划销售区域：以京、沪、青岛、津沽、武汉、闽厦、汕粤等要埠为中心，从最近或最便利的煤矿供给。质佳的煤，尽量输至闽粤及海外，以腾出内地市场，由腹地矿厂供给。
第二、按每一区域内各煤已有的市场，分配各矿的销量：上述销售区域既划定，煤业联合机关即须根据津、沪、京、汉、闽、粤等市场前年销煤量为标准，分配本年各矿的销售量。分配办法亦以各矿在市场每年销额为标准。
第三、分别煤类等级，规定公价：由联合机关，就煤的发热量及化验成分，推算各煤的价格比率。
第四、联合销售力量，防遏外煤倾销：凡在国内的煤矿，不分国资或中外合资，均应平等待遇。联合销售后的对手，应以外煤为限。
第五、节省竞争费用，补助国煤出口。[101]
实业部长吴鼎昌在闭会词上说：政府对于煤业统制，「仅居指导地位」，故煤矿业必先有章程，组织方有力量。[102]两个月后，上海的煤矿业联合事务所成立，章程也拟定了。章程没有具体分配各矿的销售额，然而实业部早先已建议冻结现有的市场占有率。[103]因此要那些扩张速度较快的煤矿加入计划，绝非易事，可是若要计划成功，又非所有大煤矿参加不可。1933至1937年淄博煤矿和淮南煤矿在上海市场不断扩大，如果加入销售计划，增长将会停止，结果这些煤矿拒绝加入。上海煤市的统制计划失败，全国性的产销协议也就无从协议。[104]
结论
抚顺煤倾销中国的前因，固然如上文所说，是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工商业萧条，导致存煤大量屯积有关。不过抚顺煤能够任意在中国倾销，却又反映国民府未能保护国内工业。自1920年代末起，世界各国推行极端的保护政策，抵制邻国货物输入，煤炭贸易也不例外。见下表：
各国煤业之保护政策
| 输入 | 输出 | 运费 | 其它 | |
| 德国 | 1限制数量 2从价税2% |
|||
| 法国 | 1设许可制度 2关税：每吨2法郎 3从价税2% |
铁路设有专价 | 国营事业必先考虑国产煤 | |
| 比利时 | 1许可制度 2从价税2% |
|||
| 意大利 | 1从价税：10%1 2登陆税：2.5里拉/吨2 |
|||
| 波兰 | 手续费：无烟煤3兹罗提/吨 | 路程340英里以上设有专价 | ||
| 澳地利 | 可规定用煤大户使用国产煤 | |||
| 美国 | 消费税：2美金/美吨 | 免征消费税 | ||
| 加拿大 | 以奖励金津贴国产煤用家 | |||
| 安南 | 输入税：6法郎/吨 |
资料来源：《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9、10期会刊，1933年，页32-35。
备注：1铁道用煤与船舶燃煤除外。2指海路输入。
上表可见列国多用征税措施限制外煤输入，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不过征收输入税的前提，必先有个完全自主的国家。自清廷签订南京以来，便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直至1928年国民政府才与美国等多个国家取得协议，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由于中日双方早有关税协议，日本在1933年以前还享有最惠国待遇，抚顺煤与日煤便趁这漏洞恣意倾销。其次抚顺煤背后有满铁支持，日本有三井三菱等财阀作靠山，两方财雄势大，不怕一时亏蚀，随时作持久战。反观华资煤矿经过二十年代的内战后，大多奄奄一息，后来即使恢复生产，也因车辆缺乏而阻碍扩展。不少煤业公司因找不到车辆，竟不敢与上海工厂订立按期交煤合约。[105]其财政状况可想而知。这些可算是外在问题。至于内在问题，有部分也不能怪煤商。华资煤矿常说成本不轻，其中一个原因是矿商不敢投入巨额，他们担心一遇兵祸，随时血本无归。大规模生产使成本降低的办法也说难以实行。矿井如没有恒常资金维护，水淹问题自然发生，以后再想开采，又要花费一笔资金，因此不易吸引新的投资。长兴煤矿自1924年停工三年后，矿井积水，机件残缺，机炉铁道锈蚀，没有投资者肯接手，结果由建设委员会复办。[106]说到内部管理问题，矿商就难以推托。有些煤矿无论产煤多少，开销一样大；小的煤矿竟有庞大的董事会或管理处，甚至在天津、上海、汉口设办事处。[107]
国民政府自长江地区出现煤荒后，有意全面援助煤矿业。首先铁道部实施一连串的减价后，运费大致与二十年代初一样。其次财政部以中央政府层面迫使开滦煤矿局履行矿业法纳税；对出口煤炭给予退税。至于地方的捐税，财政部就爱莫能助了，这反映国民政府没有能力驾驭地方。实业部也有类似的情况。实业部曾构思多项办法挽救煤矿业，最早先替矿商与外商接洽，借款购买车辆运煤；之后又向华北银行界筹款修理机车和货车；跟着再有煤业公债，然三者最终没有落实。实业部继续到处斡旋，得到英商乔治麦克班答应贷款一千万予矿商后，遂决定统制煤业，推行全国性的分产合销计划。可惜实业部有心无力。鲁大公司拒绝加入，固然是日本不肯放弃在华的利益，这还可以理解，但建设委员会不愿支持属下的淮南煤矿加入计划，就显示连中央政府也不团结。煤业统制计划一再拖延，一些矿商只好自组联盟，协调价格和产量。[108]总的而言，国民政府除减轻铁路运费和调整中央税率外，对煤矿业的支持实在不大。
注释：
[1] 1932年的生产成本约合日金1.96元，日煤为5.06元。载解学诗：《满铁史资料》，第4卷，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394。1932年9月抚顺煤输入关内才开始缴纳进口税。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与经济（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486。
[3] 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译：《扬子江流域炭矿调查报告》，上海，1942年，页13。
[4] 同注2，页489。
[5] 同注2，财政经济（一），页456。
[6] 同注2，页512-514。
[7] 国煤救济委员会编：《国煤救济委员会专刊》，1933年，页46。
[8] 煤（除无烟煤外）堆在贮存过程中易受氧化，热量散失，时间愈久，经济价值愈低；若堆放得不适当，更还有机会发生自燃现象，损失更惨重。
[9] 滿鐵調查課：〈撫順炭の近況〉，《滿蒙事情》，大連，1931年4月號，頁65。
[10] 顾维钧：《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说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解学诗：《满铁史资料》，第1册，页232-233。
[11] 同上书，页500、503。
[12] 解学诗前引书，第2册，页451；满铁抚顺炭矿：《昭和十七年度抚顺炭矿统计年报》，第1编，大连，1943年，页3。
[13] 滿洲經濟調查會：《滿洲の礦業》，大連，1933年，頁215。
[14] 满史会编，东北沦陷四十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沈阳，1986年，页654。
[15] 奥拆德：《日本新工业之发展》，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页293-294。
[16] 同上注。
[17] 三上安美：《炭矿读本》，满铁抚顺炭矿，1937年，页12。
[18] 抚顺炭贩卖会社负责向日本和台湾推销满铁生产的燃料、金属和各种矿产。之前，满铁指定三井物产和南昌洋行为特约店与一般用户交易。但是满铁认为这个方法会阻碍销售的效率，因此必须组织一个专门售卖抚顺煤的公司，用自己的政策去推销。有关会社的组织，可参考《满铁史数据》，第4卷，第1册，页241-242。
[19] 撫順炭礦庶務部：《炭の光》，第10號，1929年，頁40。
[20] 日本有所谓「常备贮炭」，当时的数额为150万吨。自1929年底以后，贮量经常超过200万吨。见桑村刚次郎前引文，页57。
[21] 中华矿学社：《矿业周报》，南京，216号，1932年11月30日，页762。
[22] 丁振聲：〈昭和恐慌期の石炭獨佔組織の動搖〉，《經濟政策と產業》，東京，山川出版社，1991年，頁131-132。
[23] 条件是石炭矿业联合会承诺减产80万吨，即日本全年减少供应100万吨。见桑村剛次郎前引文。
[24]《中行月刊》，6卷4期，1933年，页14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六），页597。
[25] 罗家伦：《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化供应社，1953年，第36辑，页1,600。
[26]《矿业周报》，201号，1932年8月7日，页513-514，202号，1932年8月14日，页529-530。
[2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六），页485。
[28] 同上注。
[29] 吴丙石：〈日煤在华倾销〉，《国际贸易情报》，1卷14期，1936年，页5。
[30] 《矿业周报》，214号，1932年11月14日，页723。
[31] 满铁调查部资料课：《满铁调查月报》，12卷11号，1932年，页216-218。
[32]《矿业周报》，194号，1932年6月14日，页414。
[33]《矿业周报》，214号，1932年11月14日，页721。
[34]《矿业周报》，210号，1932年10月14日，页658。
[35] 同上注，页659。
[36]《矿业周报》，242号，1933年6月14日，页24。
[37] 同上注。
[38]《矿业周报》，240号，1933年5月31日，页1167。
[39] 同上注。
[40] 满铁：《第六十五回帝国议会说明资料》，1933年，页167。
[41] 李紫翔前引文，页48。
[42]《矿业周报》，204号，1932年8月28日，页565。
[4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六），页624。
[44]《矿业周报》，200号，1932年7月28日，页499。
[45] 侯德封：《中国矿业纪要》，第四次，北平，地质调查所，1932年，页441。
[46] 同注44。
[47]《矿业周报》，249号，1933年8月7日，页131。
[48]《矿业周报》，266号，1933年12月14日，页404。
[49]《矿业周报》，257号，1933年10月7日，页263。
[50] 同注48，页401-402。
[5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06。
[52] 胡博渊：〈中国燃料工业之现状及其自给计划〉，《中国工业自给计划》，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页7。
[53] 吴半农：〈日煤倾销中之国煤问题〉，《社会科学杂志》，3卷4期，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页520-521。
[5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六），页486。
[55]《矿业周报》，217号，1932年12月7日，页780。
[56]《全国铁路商运会议汇刊》，页166-167。
[57]《国煤救济委员专刊》，页29。
[58] 同上书，页25。
[5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六），页486-487。
[60] 同注59。
[6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五），页164。
[62] 俞棪：〈最近三年铁路减低运费略述〉，《铁路杂志》，1卷2期，1935年7月，页3-6。
[63]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煤》，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页72-73。
[64] 凡人：〈煤与铁路〉，《津浦铁路月刊》，3卷5期，1933年5月，页12。
[65] 陈公博：《四年从政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55。
[66]《矿业周报》，241号，1933年6月7日，页11-12。
[67] 陈公博前引书，页55。
[68]《国煤救济委员会专刊》，页11-12。
[69]《国煤救济委员会专刊》，页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