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开展适当的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作为党史上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延安整风坚持和运用了诸多教育方法，收到了显著效果。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内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运动。它之所以能够谱写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史上的壮丽篇章，关键之一就在于这次教育运动坚持运用多种灵活而科学的教育方法，至今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问题为中心
以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历程中形成的深刻认识。延安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强调，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和世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缺点，主要表现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虽然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更谈不上对具体情况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不可等闲视之，要切实改正，使全党能“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在毛泽东要求改造学习风气的号召下，全党理论学习的重点转向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党内逐渐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环境以及国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同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也明确指出，当时延安干部教育过程中的基本缺点，“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些缺点，必须强调在全党使调查研究工作成为学习的基本方面，激发党员的学习兴趣，努力使他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培养他们养成这种习惯，以便在学习结束之后能更好地分析问题、指导实践。1942年3月，毛泽东重申了干部教育的过程就是培养他们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了解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相统一的过程这一重要思想。他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在这一思想要求的指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党日益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内在实情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依据中国的特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古今中外”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是要把它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而应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要熟知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通晓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和差异。
毛泽东认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后来，他又将其简要地概括为“古今中外法”，并作了具体解释。他说，以“古今中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熟知“古今”便于总结经验，深化认识;通晓“中外”便于分析比较，借鉴利用。两者结合便能克服教条主义的根本缺陷，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
在研究“古今”方面，毛泽东一贯主张“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他批评党内一些人对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而反以为荣的反常现象，批评他们没有认真动手去研究近百年来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继而他强调了加强对党自身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从根本上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彻底搞清楚，是澄清全党思想认识，明辨问题是非，科学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当今路线政策，有效推进党内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必要措施。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在研究”中外“方面，毛泽东强调，谈到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讲到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古今”和“中外”对照起来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在以“古今中外”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了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研究党的历史，不能把目光只聚焦在犯过错误的少数几个人身上，而要根据事实去探究历史事件的实质与客观原因。如果过分关注几个人的错误，就会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就会误读历史唯物主义，走上主观主义的道路。二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才能更好地研究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三是要坚持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世界的东西，切忌以外国为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就机械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
三、“挤”、“钻”和“学到底”相结合
在整风学习中毛泽东告诉全党，身为共产党员就要学习理论，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就是能够积极地想办法去解决已有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和躲懒。为此，他在全党提出了著名的“挤”、“钻”和“学到底”相结合的学习方法，要求全党在学习实践中严格贯彻和灵活运用。
首先是“挤”，即针对时间少、工作忙的情况，要以“挤”时间的办法来学习理论。毛泽东形象地说到，用“挤”来对付忙，“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虽然是特定时期，每个人工作忙、时间紧，但通过“挤”，可以为学习争取到不少时间。“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下，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挤”时间参加理论学习和接受教育的良好气氛。
其次是“钻”，即针对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理论的情况，要以“钻”的办法来进行学习。毛泽东指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他强调，只要持之以恒，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这样长期坚持研究和学习，党的所有干部和党员就能逐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实践中变成巨大的物质推动力量。
此外，为了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还采取“学到底”的办法。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整风学习开始后，他更是把对理论的一知半解，学不到“底”，看成是学习的最大敌人。他多次劝告全党，参加学习应该抱以自觉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决心，一定要学到底，不但要学懂，更要学精，学会对理论的实际运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客观上要具备良好的气氛和环境，而这种气氛和环境的营造又有赖于党内民主的充分发扬。“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只有打开窗户，广开言路，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毛泽东力倡要通过坚持发扬党内民主，来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民主氛围，以使每位党员都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从关怀爱护和对党负责的角度出发去监督别人、反省自己。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开展离不开发扬党外民主，即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因为在涉及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时，仅仅在党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够的，还要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教育全党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至于实践中的具体做法，那就是“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具体规定：凡学习期间，人人有批评的自由和自我批评的义务，要把无私无畏地自我批评看成是纯洁党性的崇高表现，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以适合于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共产党人，进行深刻地自我批评，“以灵魂与人相见”，不但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形象和地位，相反却能够体现出其勇敢和无畏的革命精神与风格。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下，广大党员在理论学习的同时，极为重视从世界观的高度来剖析自己，认识别人，主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
五、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分类指导
延安整风采取了大规模的集中学习形式，从延安到各个根据地和边区，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党员都参与其中，大家各自情况不同，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以及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如何做到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提高学习教育的实际质量，成为首先需要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经过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真分析和了解教育对象的具体特点，提出要区别对待，突出重点，进行分类指导。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主要是指从党员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他们的学习时间、理论水平与知识文化水准来确定教育内容的精深度与侧重点，在不同的阶段和条件下，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确立不同的教育目标，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有步骤、分类别地完成学习进度和任务，既坚持整体性，又注重层次性、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单一性。
整风学习运动中，中央提倡领导干部要集中学习高深的理论，以便指导革命的运动，一般干部和党员要加紧学习文化，建立学习理论的必要基础;有相当理论水平的干部则必须以个人阅读与研究为主要方式，在确保自己学习时间的同时，还应去帮助与自己有直接工作关系的其他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学习。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基础上，学习活动还应该抓住主要矛盾，依据形势和实际需要来突出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方面的重点，分清主次，做好中心工作。1942年2月，中央发出指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更为详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在教育对象上，要突出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这一学习人群的重点，使普通干部和一般党员围绕在他们周围，接受他们的引导，并互相监督;在教育内容上，要把思想教育即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为重点。只要把握住了这两个重点，并以此来带动全局，学习活动的成效就能明显地体现出来。
历史和实践证明，理论教育工作的成效直接取决于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合理应用。综上所述的这些基本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党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深刻经验和优良传统，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理论教育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时代变迁对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但这些方法，我们仍应珍视。
来源：2012年第8期《高校理论战线》，摘自《环球视野》第48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