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盐业是政府控制下的经济活动。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对盐路的开拓，也为民间开展商业活动准备了交通条件。长芦盐路形成于明清时代，《长芦盐法志》的记载较系统，说明那时的盐路运输网十分完备。长芦盐路整合了一个覆盖整个直隶和部分河南地区的水路运输网，这个运输网在天津开埠以后大放光彩，即使在铁路网形成后，依然承担着很大的运输量，成为近代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交通条件之一。
【关键词】盐路；商业网络；形成
【作者简介】陈克（1948—），男，天津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必有其独特的原因，学术界一般认为漕运和盐业是古代天津城市的两大支柱。漕运和盐业都是古代社会的政府行为，同时又是政府控制下的经济活动。来自官方的动力除了对这两项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之外，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对商路的开拓和维护，也为民间开展商业活动准备了交通条件，对天津来说，就是大运河和长芦盐路的开拓。漕运和盐运是朝两个相反的方向运输，漕运是把粮食从分散的产地集中，北京是终点，天津是这个集中路线上的重要枢纽。盐业则是从集中产地向消费地分散，天津是这种分散运输的起点。以天津为集散中心的交通网络，是由政府构建和开拓出来的。长芦盐路形成于明清时代，明代关于盐路的材料较少，可能那时的运输系统正在形成中。清代《长芦盐法志》的记载较系统，说明那时的盐路运输网已经完备了。这个运输网在运河停止漕运功能后仍大放光彩，成为近代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交通条件之一。
宋元以前，天津及附近是个人烟稀少的地区，是因为金元的漕运才提高了三岔河口的地位。三岔河口地区最初只有煎盐的灶户，产量有限。煎盐时期，天津产盐的地位很差，明初连引额都没有，“天津地方旧无行盐引额，嗜利者屡告添设，宪司并不允行”[1]。引进晒盐方法不是从天津附近的海岸开始的。据明章潢《图书编》卷九十一《长芦煎盐源委》记载：“……有大口河一道，其源出于海，分为五派，列于海丰、深州海盈二场之间，河身通东南而远去。先来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令灶户高淳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小三段，次第浇水于段内，晒之，浃辰（即十二天）则水干，盐结如冰。以后，本场灶户高登、高贯等，深州海盈场灶户姬彰等共五十六家，见此法比刮土淋煎简便，各于沿河一带择方便滩地，亦挑修为池，照前晒盐。有古三五亩者或十余亩者，多至数十亩者，共古官地一十二顷八十亩。或一亩作一池，或三四亩作一池，共立滩池四百二十处。所晒盐斤，或上纳丁盐人官，或卖于商人添色。”[2]《图书编》写于万历十三年（1585），海丰在今山东无棣县一带，深州在河北沧州一带，说明最先引进滩晒法的地区是在沧州一带。滩晒法比灶煎法更先进，产量更大，因此明代的河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一直设在沧州是有道理的。康熙初年长芦盐区大规模改煎为晒后，天津地区盐场的生产潜力发挥出来了。产量多了就有转运的需求，因此长芦盐的管理机构也移到天津来了。清康熙七年（1668）和十六年，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司分别从北京、沧州移驻天津，康熙二十七年，驻于鼓楼东街。
人对盐的需求是有一定量的，《管子·海王篇》：“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小女也）食盐二升少半。”[3]如果忽略度量衡的差异和盐引制度中的其他水分直接计算，长芦的盐引在不断的增加，明清以来长芦盐市场一直在逐步扩大。《畿辅通志》载：“明洪武初年，长芦岁办大引盐，每引四百斤，共计六万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另。已而改办小引盐，每引二百斤，共计一十八万零八百零七引一百八十八斤。”[4]按每引400斤算，约折成12，630吨和18，032吨。“国朝顺治间岁额正改盐七十五万八千六百引”[5]，按每引200斤算，约折成75，360吨。“康熙十六年八月，户部给事中余国柱条奏清查割没，部议额引七十七万三千二百九十二引，每引加盐二十五斤”[6]。按每引225斤算，约折成86，985吨。《长芦盐法志》载，“雍正二年以前岁额引九十二万七千二百四十六道”[7]。按每引225斤算，约折成102，949吨。与明初相比大约是十倍。
盐引量的增加，间接反映了引岸人口的增加。明清华北的人口统计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有材料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北平（相当于今天北京、天津、河北）人口293万。明末崇祯初年大约有人口1200万。由于战乱中死亡、逃离，以及清军人关以后被驱逐，从山东迁入上百万，康熙初年有人口约800万[8]。乾隆年间直隶人口约为20，56万[9]。虽然明清之际直隶人口波动较大，许多材料说明，到清中期总的人口趋势还是成倍增加了。
造成盐引数量增加的因素还有长芦引岸的增加。明万历以前，长芦盐引岸为顺天府、永平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延庆府、宝安府等九府148州县。万历十七年增加了开封府属22州县，康熙五年增加了杞县、通济、太康、蓝阳、仪封等五县。以后康熙年间又陆续增加了宣府口北的深井、东城、西城三处煎盐地，河南怀庆府的河内、济源、修武、武陟、孟县、温县、陈州、项城、舞阳等县。不管是因为人口的增加，还是因为引岸的增加，盐的运输量都增加了。这使九河下梢的天津的位置优势显现出来。
水运是古代大宗物资运输的首选方式，明人邱浚估计，“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10]。盐是大宗物资，河运最划算，芦盐的盐路实际就是以海河水系为主干线展开的。天津地势较低，成为海河水系各河道的汇聚地，也使天津成为直隶省水运的枢纽。
大部分芦盐首先运到天津的盐坨地，汉沽地区产的盐是先从蓟运河出海，再从海河运到天津河东的盐坨地集中，塘沽盐场的盐则直接从海河运到天津，然后再从这里分运到各县。雍正《长芦盐法志》提供了一幅完整的长芦盐运销图，以北河（北运河、蓟运河等）系、淀（大清河）系、西河（子牙河）系、御河（南运河及卫河）系为骨干，辅以陆路，基本覆盖了整个直隶省和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包括直隶的九府、六直隶州、一百二十五州县、二营，河南的六府、一直隶州、五十三州县。
有一部分县距离盐产地较近，可以直接从盐场运达。北路从汉沽陆路直接运达的县有：卢龙、抚宁、昌黎、临榆、滦州、迁安、乐亭、遵化、（蓟州由北河）丰润。南路从沧州直接运达的县有：沧州、南皮、盐山、庆云。其他的州县都是从水路运达的。
北河包括北运河和东河，即蓟运河潮白河等，其中杨村和张家湾为主要落厂地。杨村是个小中心，除武清县本县外，东安县、旧州营也从杨村落厂换车运，武清部分引盐由河西务落厂。张家湾是个大中心，宛平县、大兴县共十五六万引盐都在此落厂，其次通州、顺义、怀柔、密云、昌平、延庆县都是从张家湾落厂换车运。采育从北运河马头直接落厂。通过蓟运河运达的县有：宁河（汉沽）、宝坻县（汉沽至马营落厂）、三河县（汉沽至宝坻县潮河上的白龙港落厂）、香河县由石灰厂落厂遵化（汉沽至北河新安镇落厂转）、蓟州（汉沽至北河宝坻县白龙港落厂转）、玉田（汉沽北河至新安镇落厂转）、平谷（汉沽至北河白龙港落厂转）。
淀河包括大清河及白沟河、潴龙河、唐河等支流，直接运达的县有：文安、霸县（苏家桥）、保定县（新镇）、清苑、雄县、安州新安镇、永清（至霸州换小船车运至新安镇）、安肃（清苑县南关东）、安州、高阳（至刘李厂）、任丘（至本县赵北口）。大清河的转运中心一是保定县的张青口，保定县就是今天的新镇，张青口属于今天的雄县龙湾乡。由张青口落场转运的县有固安（换小船至茨村落厂白沟河）、定兴、博野、蠡县、涞水、房山（换小船白沟河至本县拒马河琉璃河落厂）、良乡（换小船白沟河至本县拒马河琉璃河落厂）、肃宁（由河间落厂转运）；一是保定府（南关府河），由保定府落场转运的县有满城、唐县、完县、易县（及定兴县北河）、阜平、行唐、新乐、定州、曲阳。
西河指子牙河及滹沱河和滏阳河等支流。通过西河直接运达的县有：献县（至臧家桥）、大城（南赵）、束鹿（至武邑圈头落厂）、河间（至本县沙河桥）、蓟州、武邑（圈头）、衡水、隆平（牛家桥）、宁晋（白木）、武强（小范）、巨鹿（张家庄）、任县（邢家湾）、永年、曲周、鸡泽（旧城营）。宁晋县白木码头是较大的中心，从白木转运的县有正定、获鹿、井陉（由白木车运至获鹿再用驴驮至本县）、栾城、元氏、赞皇、平山、晋州（原由衡水53年改由白木落厂）、赵州、高邑。在任县邢家湾转运的有：沙河、南河、唐县、内丘（如遇水浅即于隆平之贵王庄转）。在衡水转运的县有：无极、平乡（换小船至本县下庄桥落厂）、邯郸（换小船至本县苏漕落厂）、成安（换小船至邯郸县苏漕转）、磁州（换小船至本州琉璃镇）、武安（换小船至邯郸县苏漕转）、涉县（换小船至邯郸县苏漕转）。在武强转运的县有：饶阳（小范转）、安平（小范转）、深泽（小范转）。在隆平转运的县有：柏乡（牛家桥）、临城（牛家桥如遇水浅即于辛庄霸王营转）、邢台（如遇水浅即于隆平之贵王庄）。从其他处转运的县有：新河（由冀州埝口转）、深州（武邑县圈头转）、肥乡（曲周转）。
御河包括南运河及漳河、渭河等支流。通过御河直接运达的县有：静海、青县、交河（泊头）、阜城（泊头）、宁津（连镇）、景州（安陵）、故城、东光、大名（龙王庙）、元城（小滩）、清河（油坊）、内黄（楚旺）。通过御河转运的县有：吴桥（景州安陵转）、南宫（故城郑家口转）、枣强（故城郑家口今改为衡水转）、广宗（清河县油坊转）、威县（清河县油坊转）、广平（山东馆陶县馆陶镇落厂转）、开州（至内黄楚旺落厂转）。御河最重要的转运码头是大名府龙王庙，直隶从这里转运的县有：南乐、清丰、长垣（龙王庙换小船至濬县道口转）、东明（另从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道口转）。
大部分河南的引盐也是从大名龙王庙和白水潭转运的，包括祥符、陈留、汲县、新乡（龙王庙换小船至本县落厂）、辉县、获嘉、汤阴（龙王庙换小船至本县五陵镇落厂）、延津（龙王庙换小船至汲县卫辉车运至本县）。河内、济源、修武、孟县、温县、洪县（龙王庙换小船至汲县落厂转）。原武县通过大名白水潭换小船至汲县落厂转车运。有一些河南的县在大名白水潭或龙王庙落厂后，通过一段陆路再渡黄河，包括杞县、尉氏、仪封厅、蓝阳、通许（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蓝阳县李六口渡黄河至七村落厂）。封丘、中牟（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本县）。洧川、鄢陵（白水潭换小船至汲县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换车）。郑州、荥阳、荣泽、汜水、密县、新郑（白水潭换小船至汲县落厂车运至荥泽县渡黄河）。禹州（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砦车运至本县）。淮宁、项城、沈丘、许州、舞阳（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由贾鲁河舟运至本县）。扶沟、郾城（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由贾鲁河舟运至本县）。商水、西华（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由贾鲁河舟运至淮宁县周口河东落厂）。临颍、长葛（白水潭换小船至濬县新镇落厂车运至阳武县渡黄河。至祥符县曹桥永顺厂车运至本县）。太康（龙王庙换小船至濬县道口车运至蓝阳县李六口渡黄河，至七村落厂）。河南还有几个县也是通过御河转运的，安阳、临漳、林县（至内黄潭头口落厂转），阳武（御河至道口落厂），濬县、滑县（大名白水涧换小船至道口）。
长芦盐路整合了一个覆盖整个直隶和部分河南地区的水路运输网，这个运输网为近代天津开埠以后准备了交通条件。在铁路修通之前，这个运输网承担了天津与腹地间的大部分商品运输。许多学者认为清代布匹贸易超过盐贸易[11]。乾隆三十年（1765）直隶省棉田面积达耕地面积的20——30％[12]，平原地区所产的棉花“凭山复海之区，外至朝鲜亦仰贾贩，以供棉布之用”[13]。当然这方面还要进一步作定量研究。
近代天津开埠以后，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的集散需求突然增加。河南的药材、棉花；山西及河北磁州的煤、瓷器；河北南部的粮食、棉花及草帽缏；山东北部的棉花、羊皮、羊毛等大都通过南运河运到天津，仅河南船队每年有3000个航次[14]。这时，长芦盐的生产正在逐年走下坡路，盐在河运中的比重在下降，而内河运输量却在上升。1905年南运河进出天津的民船有33992艘，货运量达92．48万吨[15]。同一年通过北运河进出天津的民船有16288艘，货物运输量达42．44万吨，通过西河（包括大清河和子牙河）进出天津的民船达35621艘，货物运输量达84．17万吨[16]。1912年，即便在铁路运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天津的内河运输量仍占天津对内贸易总额的43．6％[17]。1915年后天津形成了几条主要内河轮船航道：子牙河——滏阳河航线：“该河航线绵亘数百里，河流旺畅，颇利行轮，且沿河码头鳞次栉比，旅客络绎，货物充轫”[18]。主要停靠码头杨柳青、高庄子、独流镇、霸台、王口、子牙、姚马渡、南台埠、白杨桥、双摆渡、刘各庄桥、范家疙瘩、念祖桥、沙河桥、康宁渡、沙窝桥、臧桥、贾庄桥、范屯桥、小范桥、赵桥、龙店、圈头、衡水、范庄、岭闸口、李家庄等[19]。津保航线（大清河），途经杨柳青、高庄子、抬头、石沟、左各庄、苏桥、苑口、药王庙、史各庄、十方院、王家寨、新安镇、保定南关[20]。
在日益繁忙的内河航运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中转码头：子牙河的南赵扶、臧家桥、小范、邢家湾、苏曹；大清河的苏桥、张青口、保定南关：北运河的杨村、河西务、张家湾、白龙港；南运河及卫运河的泊头、龙王庙、白水潭、安陵、连镇、馆陶、油坊等。甚至出现了几个叫“小天津”的地方。如山东临清、滑县道口镇、故城郑口镇等。天津开埠以后，华北商业格局的变化带来了城市格局的变化，一些新的城市崛起，如唐山、石家庄、邯郸、张家口等，一些城市停滞，如保定、承德等。交通要道是城市形成的原因之一，上述这些河运中转码头都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城镇，只不过铁路网取代了河运网，使这些中心地的地位一落千丈。不管怎么说，从盐运开辟的河运网，对古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天津大都市的形成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Changlu Salt Roads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ommercial Network in Tianjin
Chen Ke
Abstract: Salt industry is an economic activity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Government mobilized socialresources to build roads for salt transportation, which also facilitated the civil commercial activities. Changlusalt road network form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ystematic record of salt roads in Annals ofChanglu Salt Administration indicated that sal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as complete then. Changlu salt roadnetwork covered the whole area of Tianjin and part of Henan where water transportation was used. After theopening of Tianjin Port, this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Even after the formation ofrailway network, it still carried a great transportation volume, be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condition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anjin in modem times.
Key words: salt road; commercial network; formation
注释：
[1]天津卫志：卷之二·利弊[Z]．
[2]刑润川．关于长芦区晒法制盐的来源[J].化学通报，1977，（5）．
[3]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4]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5]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6]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7]天津府志：卷十三·盐法志[Z]．
[8]程民生．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J].史学集刊，2005，（1）．
[9]姜涛．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J]．近代史研究，1990，（5）．
[10]邱浚．大学衍义补[Z]．
[11]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J].历史研究，1983，（1）；邓亦兵.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3）．
[12]张谢．明清时期河北棉业述略[J].河北学刊，1982，（1）．
[13]方观承．棉花图·跋[Z]．
[14]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书（1902—1911）[Z]．
[15] 《天津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明治四十一年（1908）二月．
[16] 《天津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明治四十一年（1908）二月．
[17] 《天津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明治四十一年（1908）二月．
[18]行轮局．巡按使请暂行试办行轮[M]//王树才，黄诚博．河北省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
[19]津磁行船码头（中华民国四年四月）[M]//王树才，黄诚博．河北省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
[20]王树才，黄诚博．河北省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
来源：《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