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城市史和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长芦盐业对天津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政治上，长芦盐在对天津的行政建制和行政管理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如宁河县、香河县和宝坻县的设置与长芦盐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由于长芦盐管理机构与中央政府关系特殊，其移到天津后管理者也监管地方行政事务，进一步沟通了天津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清末成为构筑北洋军阀崛起和北洋政府的基础；另外，盐业管理者、盐商等参与修筑城墙、桥梁、街道、花园和寺庙，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经济上，盐业不仅是天津经济的主要支柱，更为重要的是盐业的产销促进了天津城市初期的发展，并从增强天津的吸辐能力和自身的经济实力等角度，说明长芦盐业对天津工商业城市与经济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最后，简单概述了长芦盐业与天津城市性格的关系，认为盐业管理者、盐商与中央政府的这种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津城市性格中来自代表国家的中央政权影响力和控制力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这也许就是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的特征。
【关 键 词】长芦盐业；天津；城市史；经济史
【作者简介】张利民（1953—），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博导。
长芦并不是天津周边的地名，长芦盐最初也并非特指天津，而天津却与长芦盐有着不解的渊源。近代以来，随便问天津人，对长芦盐、盐业银行、盐商，都有一定的了解，有的还可以顺口给你讲一些与此有关的奇人异事。那么，长芦盐究竟给天津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关注的研究课题。这里仅仅从两个方面阐述一些想法。
一、长芦盐业促进了天津政治地位的提升
我们都知道，天津1404年后设卫筑城，开始进入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天津初期发展与元代以后首都设立在北京有很大的关系，具体的讲一个是漕运，一个是盐业；而漕运是得到了首都的眷顾，将南方的粮米通过运河和海运运到首都，供应首都民众，并有部分供应北方边境的军队。那么盐业呢？并没有直接得到首都的关照，是民众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是天津自身经济的崛起，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长芦盐是天津经济的支柱产业。
天津最早的盐场建立在后唐时期，也就是公元925年镇守芦台的幽州节度使赵德钧看到遍地盐卤，建芦台盐场和盐仓，从此天津附近有了盐业的生产、贩运和销售。从盐业出现到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盐业影响的痕迹。
其一，长芦盐在对行政建制和行政管理上发挥了的一定作用。由于盐业带来了无限的利源，盐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汇集，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和商业兴盛，宁河县、香河县和宝坻县的设置与长芦盐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后唐时在芦台附近有了盐场，进而有了宁河县；宋代这里是边境和战场，人烟稀少，到了金代，天津附近的盐场有所增加，盐业生产开始增长，遂建立的新仓镇和香河县。金王朝建都燕京，周边开始聚集各色人口，盐作为国民之必需，新仓镇愈发繁荣，1171年金世宗冬至曾巡幸“人烟繁庶”的新仓镇，并将其上调为县，该县的县名也与盐业有关，“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宝之义”，这样宝坻县出现了，新仓镇又成为宝坻县的一个镇。可以说设置宝坻和宁河县与当地盐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二，长芦盐管理机构移到天津，不仅使天津成为长芦盐的管理中心，由于盐业管理者也监管地方行政事务，促进了天津地位的提升。
长芦盐的管理机构原来设在沧州，天津各盐场有分支机构。最主要的官衙有明代朝廷设置的长芦巡盐御史，一直到清代的咸丰十年（1860）裁撤，存在了200余年，该官常驻北京，一年出巡一次，在天津等地有行馆。这是中央政权直接委派的钦差。主管长芦盐生产、转运和销售的是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其主管是运司运使，下设分司、批验所和盐课司等，成立于明初洪武二年（1369），直到近代以后才被取代。该机构清康熙十六年（1677）移到天津。为什么迁到天津，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总结，诸如天津自身盐业的发展，盐产几占长芦盐三分之一；沧州所属盐场产量下降，运销不利；天津附近私盐问题日渐严重，以及天津地理位置优越等。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阐释盐业管理机构的迁移。就是天津本身的吸引力，也就是地理和社会环境的优势。天津紧邻首都，长芦盐管理机构驻在天津，方便了管理等机构、盐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天津此时已经开始发挥河海交汇的优势。天津在清代康熙中叶的1685年海禁开放前就已经与福建、浙江、广东有着频繁的海上贸易，海禁开放后，南北沿海贸易迅速兴盛，加之内河、漕运等，这时的天津逐渐成为南北方海运贸易、沿海与内地的货物运销的集散中心，也就是说天津已经从军事城堡转变为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因此，盐务管理、监管等机构移到天津，正符合了盐业和天津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那么，长芦盐务管理机构等迁到天津后，对天津来说表象上是官衙增加，人口聚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这些官员不仅仅掌管和监督盐政，还参与了天津地方行政的管理，甚至取代了天津税官。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强了天津的地方行政的管理，也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天津的操控。长芦巡盐御史是中央政权委派的钦差大臣，有上传下达之便，可以直接面奏朝廷，不受层层报告的繁缛呈文，也摆脱了地方官的干扰。有时御史直接来自内务府，即朝廷的皇亲国戚，所以御史的职能在不断扩大，从最初的杜绝私盐等盐务监督，发展到盐务管理，并且兼管部分地方行政事务，如监理天津附近的河道通浚，监办漕运、负责处理水灾、蝗灾等应急事务，还兼理天津关税务，到1736年以后，天津关税务正式交巡盐御史，成为定制，1751年巡盐御史甚至兼任天津镇总兵，1793年由于巡盐御史是内务府的人，还委派其负责接待来华的英国使团。由于盐业生产、运销和税收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财政，长芦盐运使一直都由朝廷的亲信担任，长住天津。如康熙年间的郎廷极，曾经官至江西巡抚、漕运总督；李法祖曾任浙江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清咸丰二年曾一度由直隶总督兼任长芦盐政。到了近代以后，随着天津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天津的盐业也愈发显露出在天津政治经济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执掌天津的封疆大吏无不看重长芦盐的产销和税收，看重长芦盐与中央政权，尤其是财政的关系，所以朝廷委派的长芦盐运使几乎都是李鸿章、袁世凯的左膀右臂，有的是北洋军人集团中的要员，有的后来在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政府任要职。如崇厚曾经任过长芦盐运使（1859），后来为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周馥（1886）和杨宗濂（1900）是李鸿章的幕僚，前者曾经任两江、两广总督，后者帮李鸿章创办顺直纺织等，是推进天津洋务运动的主官；袁世凯的北洋系中有很多军阀政客都担任过长芦盐运使，如周学熙（1906）、胡燸棻（1889）、张镇芳（1907、1908）、言敦源（1911）、张弧（1912）、段永彬（1917、1925）、张廷谔（1924），以及景星、凌福彭、沈铭昌、季邦桢、杨寿桕、张调辰、汪工元等等，这些人都曾经担任过北京政府的财政部总长、次长，内务部总长、邮传部侍郎，以及江西、湖北巡抚，各省按察使和省长等。当然，这些人的升迁，并不完全取决于曾经担任过长芦盐运使，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派系的归属。但是，长芦盐运使这个位置给他们带来了契机，通过这个职位可以攀龙附凤、笼络同僚，可以聚敛钱财、投资投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尤其是在清末民初，对常年面临财政收支不敷陷困窘境地的中央财政来说，长芦盐运使是他们抓得住，靠得牢的官僚群体，有时甚至是能够解燃眉之急的救命稻草。因此，驻守天津的长芦盐运使对于拉近天津与首都北京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及其自身的晋升，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捷径，在客观上也进一步提升了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这也是当时社会流传的“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含义之一。
其三，城市建设上，盐业管理者、盐商等多次参与修筑城墙，设立和修缮浮桥，并由盐业管理者亲自督理。盐关浮桥则是由盐官联合众盐商捐造的；为了得宠朝廷，盐商等主动修造了柳墅行宫、海河楼、皇船坞、万寿龙亭等，以及十余处私人园林，最著名的沽水草堂、问津堂、水西庄等；盐商还参与修缮城乡的寺庙等。作为一个城市，当时并没有专门经费用于修缮城墙、桥梁和街道等建设，园林厅阁也属私人修建，盐官和盐商的以上行为，虽然有沽名钓誉和取悦朝廷之意，是为了得到社会和官府的认可，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但也对天津城市的基本建设和环境景观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有乾隆皇帝多次到天津巡幸之举。
二、长芦盐业对天津经济发展的作用
天津盐业本身的发展，为全国的盐业和天津经济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自元代以后，天津的盐业生产和转运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到了清代以后，天津盐场的产销在长芦盐区中占了绝大多数，加之各种管理和监督机构也常驻天津，在产量、运销、税收、稽查上，天津始终是长芦盐中心产地、管理中心和转运中心。
下面用最简单的数字说明长芦盐的发展和在全国的地位。天津最早的盐场是后唐时期设立的，即芦台盐场，并设盐仓和新仓镇的榷盐院，金元两代又增加新的盐场，元末天津周边共计有6个盐场。明代以后，天津设卫筑城，天津的长芦盐开始迅速发展，其产量从明初的2500余万斤，增加到明末的3600余万斤，占全国的10％，弘治朝以后稳居第二位。清初，长芦盐的产量占全国的12％，到了近代后，产量和销量多数年份都是全国的第一、二位。长芦盐的产量，1912年356．8万担，占全国产量的10.8％；到1921年翻了一番，增加到863万担，占18．4％；抗战期间日本新开辟了大量的盐田，盐田由1931年的14．4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40．7万亩，增加了近2倍，产量在全国占据首位，占25．9％，以后几年均保持在占20％以上。长芦盐销量，明末是近23万引，清雍正年间96．6万引。在1914年至1948年的35年中，居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各10年，还有8年是第三位，也就是说35中有28年长芦盐居前三位。盐税收入明代每年18万银两，居第二位；1914年为1284．2万元，占全同的18．7％，以后一直在15％上下徘徊，有几年因为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下降到10％以下，到1935和1936年增加，占全国的19．8和13．6％[1]。
天津盐业的发展首先是促使盐业成为天津经济的主要支柱。早期的盐业生产是天津为数不多的产业之一，在明代已经在全国有一定的比重。盐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运销网络的通畅，带来了盐业的大发展，迎来了生产的鼎盛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在盐产增加的同时，以盐作为原料的化工业，以及精盐的生产，即永利制碱公司和久大精盐公司的创建，这在全国是第一家，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后，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工业的主体框架，这就是棉纺织、以面粉为主的食品加工业和盐化工业，这是奠定天津近代工业最基础的行业，是当时的支柱产业，至于钢铁、机械、橡胶等则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出现的。当时，天津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的规模与产量还不能与上海、青岛等城市相比，而盐化工业则是在全国长期名列首位，一直到50年代以后。因此，盐业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化工业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促使天津成为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其次，盐业的生产与运销促进了天津城市初期的发展，促进了天津成为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早期的天津，因盐业而兴，即盐业的发展为天津城市的形成和初期发展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因为盐业生产聚集了灶户，盐业管理聚集了官衙和眷属，盐的转运和销售带动了盐商的兴起，带来了丰富的财源。因此，天津的人口增加和商业繁荣，城市性质也从早期的军事城堡转变为具有一定经济腹地的集散中心，都与长芦盐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关系。因盐而兴的表现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这里仅探讨两个内容。
第一，盐业的产销增强了天津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促进了天津经济功能的增强。几百万担的食盐需要有完善便利的运输工具和网络，这是为什么盐业管理机构移到天津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促进了天津与华北内地城乡的经济联系。我们说近代天津之所以发展成为华北经济中心，不是工业革命，不是工矿业的发展，而是因商而兴，即内外贸易对天津经济的推动至关重要，天津如此，上海也是如此，这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天津盐业的产销，促进了水陆交通的进一步发展，盐商利用水陆交通的食盐运销体系，实际上是构建、扩大和完善天津与经济腹地的网络，是以天津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食盐由天津运销各地的同时，也将各地的粮食、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运到天津，并从天津运往沿海或海外，于是食盐、洋广货、舶来品与粮食、棉花、布匹、花生等成为中外、沿海与内地相互经济往来的主要商品，刺激了双方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带动了多方之间从互通有无，到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为主导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也推动天津从1850年，人口近20万人，是有一定经济腹地的集散中心，到20世纪20年代末迅速发展成为人口近百万的涵盖整个华北，以及西北和东北部分地区的经济中心。
第二，盐商和盐业管理者对天津经济的投资，增强了天津自身的经济实力。
首先，是盐商的投资。在中国长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下，最初盐商的社会地位很低，政府对他们严查，稍有违法就查禁。明万历四十年（1612）朝廷创立“纲法”，目的是疏通历年积压的盐引，盐商开始强盛起来，逐渐成为包买包卖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的代理人。盐商家族实力雄厚，除了通过捐助教育和慈善、兴建园林、延请名士等提高社会地位以外，更重要的是扩大经营范围，以聚敛更多的财富。清康乾盛世之后，靠盐发家的富豪，在财产急速膨胀后，又广泛投资于其他行业，其投资的意向也随着时局而变化，最初是投资盐田、土地，天津经济逐渐繁盛时投资粮食批发零售、典当、银钱业、绸缎业，近代以后投资工矿业、银行、房地产等。靠“发海”起家的汉沽张家，最初只有一家洋广杂货铺，以后发展到米面铺、粮栈、金店，以及合资办银号、当铺，后来又人股永利碱厂和面粉公司，并开始经营房地产，到20世纪30年代有在五大道的楼房13座[2]。著名的李家，曾经大量投资近代工矿业、银行和商业，如清末民初曾经投巨资筹建北京西边的斋堂煤矿，即高线运煤的煤矿，后来曾经投资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华新纺织、寿丰面粉，组织殖业银行和实业银行，以及银号、珠宝店、杂货店、仓库、药店、米店、呢绒店等；而且经营房产，据不完全统计在天津有房产在1200间以上，分别坐落在河北新市区、城里、英租界、南开等繁华地区[3]。
其次，是盐业管理者的投资。长芦盐运使等管理盐政者本身也是盐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近代以后，天津内外贸易繁盛，工商和金融业发展，都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益，买办绅商、军阀政客无不将投资近代工商业、金融业作为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盐商是如此，盐政的管理者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掌控着盐业的生产和税收，还通过私盐和缉私赚取额外的暴利，加之这些人都有政治军事的后台，且清末民初中央政权式微，对地方行政和财政等几乎完全失控，使得这些盐官有机会中饱私囊，并将聚敛的财富投资天津的经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周学熙为代表的资本集团，包括曾经为长芦盐运使的周学熙、言敦源、杨寿枏等，他们主持或参与创立滦州煤矿，拥有大量的股票，也参与开滦煤矿的经营；投资创办华新纺织公司，在天津、唐山、青岛和卫辉设立了四个大型的纱厂；为了更有效的保证运营资金，开办了华新银行，还投资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以及经营棉花等商品购销和贮存的通惠实业公司，形成北方资本最为雄厚的基本集团，被誉为“南张北周”，为振兴天津和北方近代经济的先驱。同时，还有一些曾经是长芦盐运使的官僚投资天津的工商业和金融业。如张镇芳不仅创办了盐业银行，还投资中原六河沟和煤矿等；张弧则主要投资创办永利制碱和久大精盐，还是华比银行和华法银行的董事长、裕大纺织、中华汇业和东陆银行的董事；其他盐运使也曾经投资纱厂、面粉等工厂矿山、银行银号、商店和渔业公司等，并发起组织了德兴盐务公司，以垄断天津盐的运销；同时也投巨资购买土地和房产[4]。尽管这些投资者的资金多来自不义之财，为的是自身的利益，但是带动了天津近代经济的起步和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北方最具活力的工商业城市，代表着北方经济现代化的水平。
三、散论：长芦盐业与天津城市性格的特征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这是综合这个城市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合成的，体现了这个城市的特征，关系到城市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趋势。在中国，各个城市都有自身的特色，具有各自的独特的魅力。天津的城市性格是什么，有什么独特之处，这些特色是怎样形成的，对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有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众多的有识之士共同探索和研究。这里仅仅就与历史有关，特别是和盐业有关的方面漫谈天津城市陸格的一个方面，就是天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天津早期的成长与金元以来定都北京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明清两代无论是军事城堡，还是盐业生产、管理和转运中心，以及漕粮的转运集散地可以说都与近邻首都有关。从地缘政治学看，距政治中心越近，国家的控制力越强，管理成本越低，且越有成效；反过来说包括出现外来侵略等动乱事件的地方，离首都等政治中心越近，对中央政府等国家权力的威胁就越直接，因此就越多的得到国家权力的“眷顾”。天津是天子脚下，保护京畿、拱卫神京是其职责，近代以后西方列强将天津视为清王朝的屏障，强迫天津开埠通商看重的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作用，这与江南开埠有所不同。代表国家的中央政权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天津的控制和利用，天津的朝野也依赖中央政权的庇护，无论是推行新政、提倡实业，还是盐政改制、教育改革，多与中央政权的意向有关。天津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与上海等江南那些尾大不掉的城市有所不同，一直保持着更多、更为频繁和更直接的联系。因此，在天津历史中发生的外国势力的不断扩张、在民族主义推动下的民众爱国举动、军人集团的崛起等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的推进或制约作用更为明显和直接，这与南方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天津与首都的这种渊源是长期的，并不会因为天津发展为经济中心，经济实力超过北京而淡漠，也不会仅仅停留在军阀官僚、政客绅商的层面，而是渗透到各个阶层的言行和思维，形成了行为的一种定式。我们从上述长芦盐运使的升迁上可以看到端倪，还可以分析天津盐商与朝廷相互之间的利用关系。盐商是完全依靠国家的保护得以发展起来的，有的学者将明清时期的盐商列为官商。天津盐商为了减缓税款息银、盐引加价，以及提高社会地位，要时常通过报效和建造行宫、御舟、皇船坞和驳船等向朝廷献媚。据学者统计，长芦盐商仅乾隆朝就报效了288余万银两，嘉庆朝报效了8次，129余万银两，两朝总额达417余万银两，道光年间又为军需和新卫河工需报效了97．7万银两[5]。朝廷为了政局稳定，朝廷内帑和中央财政的增加，也时常用各种方式拉拢盐商，如乾隆六下江南，有四次住在了盐商修建的水西庄，1748年后乾隆曾经十次巡视天津，有九次恩恤天津的盐商，或者赐给皮毛绸缎和福字，或者缓征带征银两和积欠盐课。盐商与朝廷的这种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津城市陸格中来自代表国家的中央政权影响力；另外从天津曾经是对外交涉中心、反抗西方政治经济势力的前沿、北洋军人集团崛起和清末新政的示范等史实上，从天津近代工业的投资者多是军阀官僚而不是如上海那样多是买办和绅商上，也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研究天津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兴衰，不可忽视政治因素和国家的控制力。
Changlu Salt Industry for Upgrading of Tianjin Political Stat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ng Lim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hanglu salt industry on the upgrading of Tianjinpolitical statu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Politically, Changlu salt industry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ty. For instance,the establishment of Ninghe, Xianghe and Baodi counties had some connection with its development. Andafter Changlu salt administration moved to Tianjin, it took advantage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ianjin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laid thefoundation for the rising of Beiyang warlord and Beiyang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salt industry administrators and salt merchant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wall, bridges, streets,gardens and temples, making a contribution to urban construction. Economically, salt industry was more thana main pillar to Tianjin’s economy. Salt production and sale enhanced Tianjin’s absorption and radiationcapability and its own economic strength, which promoted the early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ty and the economic center of Tianjin. In a word, the interavailabile and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alt administrators, salt merchant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flectedthe important political factor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city from the influence and control of the centralgovernment. This might 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society.
Key words: Changlu salt; Tianjin; urban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注释：
[1]丁长清．民国盐务史稿：附表1、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张秀珊．长芦汉沽区滩户桐裕成张家发家史[G]//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3]金大扬．天津“李善人”[G]//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4]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J].近代史研究，1985，（2）．
[5] 《清盐法志》卷三十三，长芦。杂记；《清实录》、（嘉庆）《长芦盐法志》卷五；参见陈峰：《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8、220、228页；张毅：《明清天津盐业研究（1368—1840）》，南开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154页。
来源：《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