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宋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特点是：在经济制度与运行方式上，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在政治制度的运行方面则恰好相反，是由注重效率到注重平等。唐代前期在经济制度方面对平等的注重，主要表现在诸如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实行等方面。这里所謂的注重平等，是指机会均等和竞争程序的一定条件下的公正，即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保持某种程度的公平，如唐代初年实行的均田制度即是如此。均田制的实质，“乃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官僚、地主、百姓等臣民依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均平占有土地的制度。这是均田制的基本立法精神和实质。”【1】均田制规定依据一定条件平均占有土地的立法精神，尽管在唐代实行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因素最终并未体现，但其出发点和动机企图追求一定条件下的均平，仍应是肯定的。所谓注重效率，主要指结果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或完成更多的设定目标，是经济学上所指的帕累托最优，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畅其流。【2】唐代前中期在政治制度方面注重效率的标志是：建立选拔宰相制度，设立翰林学士，边境设置节度使，立皇权之下高度程式化运行的三省六部制，实行使职差遣制，大量吸收少数民族将领与官吏任职等等。而科举制的产生与发展，隋唐六部的设立，表明中央国家机构的合理化、程式化和稳定化，显示出较高的行政效率。吴宗国认为，“唐朝初年运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由令式所规定的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是很突出的。”【3】这是唐代前期政治方面注重效率的表现。这种对效率的注重，甚至可以突破程式化的行政机构的约束，如使职差遣制的逐步发展就是重要的标志。“唐代政治制度，虽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但就其大势而言，还是以使职的出现和发展最为重要。这个发展和变化的开端，是从唐朝前期开始的，而结局一直贯穿到宋朝。使职从零星出现到系统化发展，不仅影响到原有的制度，而且改变时事与未来。”【4】使职差遣制的出现到发展，其主要的因素，即为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到开元天宝时期，科举已成为唐王朝高级官吏的重要来源，但“一些从科举入仕的官吏普遍轻视政事实践，甚至连县尉这样的亲民之官他们也不愿担任。这些沿着文学之路上升的高级官吏擅长赋诗作文，但也普遍缺乏政治才干，无力去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这就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他们的仕途。在这种情况下，玄宗便只好依靠那些没有文才，甚至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却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卓越政治才能的官吏来解决当时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各项具体问题。”【5】因此直到唐代中期，唐王朝的统治集团虽出现文学和政事之争，但仍然是主张行政效率的官吏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李林甫之所以能得到玄宗的始终信任，是由于他本人确有相当才干。史称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6】李林甫对于行政事务的才能，使他成为玄宗朝的“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7】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对李林甫评价说，开元天宝时期：“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对外敌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8】而天宝时期的另一宰相杨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机务，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 【9】安史之乱后的名臣杨炎、刘晏等，也无不因其适应时代的效率而得以崭露头角，这正是唐代前期以行政效率闻名的宰相的写照。总的说来，唐代在经济制度领域重平等轻效率，在政治与社会制度领域重效率轻平等。而宋代则恰好相反，在前者重效率轻平等，在后者重平等轻效率。
唐宋之际及进入宋代之后，对经济领域效率的注重逐渐取代了平等。宋代经济效率的提高，包括土地产权逐步由国家平均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向土地私有转换，出现了产权的明晰化趋势，国家权力对某些新兴经济领域控制相对薄弱。此外，制度和组织建立、变迁和运行所产生的社会交易成本也逐步降低，表现在社会商业信用的新体系逐渐形成与逐步完善化。例如在金融货币业方面，唐代后期，长安、扬州等商业发达城市中，豪商巨贾为便利货币的存取，已出现了许多专营钱币存取与贷出的金融机构柜坊，官吏豪商在柜坊中存钱，少则数万贯，多则至数百万贯。除了上述唐宋之际出现的钱币汇兑外，北宋时纸币交子的产生，正是社会商业信用建立的集中体现。纸币的出现，是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的重要例证。其次是宋王朝对于新兴产业部门的国家控制力逐渐松弛。在工商业等流动性大，难以控制的领域开始出现经济效率方面的突破。斯波义信认为，“宋代的异地交易，与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无论是城巿化模式的框架、基本的商业组织、批发巿场组织的架构，还是日常消费物资的流通方式，其差异远不只是具备截然不同的规模与性质而已。这一商业革命的质的飞跃是有充分证据可得到清楚证明的，仅其技术变化与连锁经营这方面就颇具特色。另外，交通技术（尤其是内地水运与海运）得到明显改善，降低了交易费用，带来安全而且迅速的货运。在农业技术方面，占城稻的推广，一年二熟制的推行，水利排灌设施的建设，优良作物推广的各种相关技术，在宋代这一时点上划时代地完成了。【10】宋代的许多手工业部门，如纺织业作坊规模巨大、分工细致、工艺先进。井盐业私营规模大，并已作坊化，出现雇工与业主的货币雇佣关系，显示经济效率的提高。【11】斯波义信又认为，“放宽视野从长期来看，宋代是向大农业集约体系转换的发动期。”【12】集约农业的逐步出现，正是农业领域经营效率提高的表现。但经济效率的提高的另一面，是对平等的淡薄、财富及资源的更高程度的转移与集中。宋代“田制不立”，土地私有制发展，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13】土地兼并盛行，形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现象。【14】
但在政治制度领域方面，宋王朝注重官吏选拔的公平与机会平等，官僚阶层取代了贵族阶层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朱瑞熙认为，宋代统治集团的特点是：一、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二、官僚地主不再严格地区分清、浊的流品；三、官僚地主的政治、经济地位呈现不稳定状态；四、宋代的官户享有的减免国家赋役的特权较唐代品官要少。【15】以上几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官僚集团内部逐步出现机会平等和身份平等的趋势。宋代政治运行方面，君主之权也受到多种制约，正如朱熹所言：“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16】唐宋之际在政治领域注重平等的另一标志，是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地位较唐代有所提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念的士大夫阶层兴起，出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呼声。“宋代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是与统治思想的进步与成熟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天下国家与法令刑赏已不再是君主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予夺的一己私物，开国宰相赵普就对太祖明确指出：‘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已成为宋代官僚士大夫的共识。”【17】虽然这种政治的平等趋势仅限于统治集团内部，而且仍然是皇权主导下的平等，但较之唐代，仍为明显的变化。
二
唐代后期至五代中央政权统治能力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以及宋代统治集团为保证制度的稳定性的需要，是唐宋之际在政治行政领域，从效率到公平的变迁的内在动力。包弼德（Peter K Bol）认为：“初唐时期人们相信，文化传统能为大一统的秩序提供必要的典范；宋代晚期人们则相信，真正的价值观是内在的理。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思想多样化的特殊阶段。这个阶段始于唐朝后半期，并持续到北宋。”【18】唐宋科举的发展，使得文才取代才干成为高级官吏选拔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政治领域由注重效率逐渐被注重平等所取代的原因之一。宋代强化中央集权与注重政治平等趋势并不矛盾，宋王朝对中央集权的强化，主要集中于剥夺地方藩镇军权，地方政府财权以及实行科举制度等方面，是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叶适对此的评论说：“有大利必有大害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消中弱，以夫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矣。”【19】李华瑞认为宋初形成保守政风，其具体作法是一、相互制衡，分化事权；二、禁防纤悉，悉为之法。【20】即对君主臣下的行事制定严密的规则，如宋太祖造薰笼受制故事。这实际上正是政治上的平等效应与行政措施。但是，经济效率和政治公平的两种演化途径互相作用的结果，使唐宋之际演变出了一种混合的社会制度：其中一部分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部分制度则注意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唐宋之际出现的政治平等趋势，主要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结果是导致官僚统治集团的出现。但高度的中央集权又必然会导致行政事务的低效率与社会交易成本的上升，是无法持久的。而经济领域从平等到效率的演变动力，则主要是为降低交易成本的约束。例如国有土地所有制之下，国家征税与监督这一制度的交易成本高于私人土地所有制。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在唐宋王朝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过渡期中，国家权力放松了对许多经济部门的管制的空隙中出现的。但是，从政治平等趋势中获取利益的统治集团成员占据了主导地位，官僚统治集团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的结果，使经济领域向提高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方向的变迁逐渐停滞，经济领域降低的交易成本，为政治领域的低效率和高交易成本所吞食。
宋代的士大夫具有较唐代更为批判性的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所以有史家认为宋代是一个继春秋战国之后在学术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是宋代在政治领域注重平等的思想基础。但是，“宋学精神也有一定局限性，当学派创建或受压时，独立精神表现十分明显，但当它居于统治地位时，却往往有一种排他性。使其他思想就范，纳入他的轨道，实际上起了禁锢其他学派的作用，这就走到宋学精神的反面。【21】因此，当拥有一定政治平等权利的官僚集团的出现，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排斥其他社会集团利益时，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就成为必然趋势，这就导致国家行政领域的低效率和政治改革的失败。葛金芳认为，“有证据表明，宋明理学在致思路上由外向内的重大转折，拦腰斩断了原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经世路线，不仅加剧了中国士大夫轻视自然科学、鄙弃工艺技术的传统弱点，而且使以‘钱名刑名’为内容的国家行政管理日益陷入低效、无能和混乱的状态之中。” 【22】那么这种在高度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度之下的平等，就隐含着自身的矛盾与衰落的根源。使宋代的官僚政治成为社会进一步变革的阻力，从而使宋王朝未能出现历史性的社会与经济突破，社会的发展逐渐停滞。【23】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标之一，都是为了提高宋王朝的行政效率，然而都在官僚集团的维护既得利益之下遭到失败。斯波义信认为，导致社会变革功能障碍的另外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官僚机构膨胀导致的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及行为规范弱化以及行政费用的增加超过财政负担限度；二是随着社会商业化而导致的财富不平等分配。【24】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唐宋社会的演化逐渐趋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社会效率的提高方面。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认为，宋代经济文化的进步，其原因在于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发挥了引导社会变革的机能，但这一机能从北宋中期起遭遇障碍，使社会的财富与资源的分配出现明显不公状态。他认为这种社会变革功能障碍产生的原因，在于这种变革是在官僚制之内产生的，官僚政治组织的巨大规模导致优秀的文明资源构成和较高的社会技术水平。但是，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体系本身会产生更高的行政费用，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而技术的输出使邻国同样能够掌握并成长。”因此，帝国在达到既得的经济利益示技术水准显示其潜在增长平衡的临界点以前，增长就成为可能；与此相反，增长接近这一临界点极限水准之际，内部的社会制度就呈现出一种经常的紧迫状态。如有政治上的失策成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千方百计筹措军费和行政费用就成为当务之急，缺乏合理性的种种苛捐杂税应运而生，社会变革就势所成为其必然。不妨沿着这种解释的思路看一下宋代的变革：公元979 年，宋朝统一了江南各国和北汉王国，接收了五代华中以南保存完好的财富、资源，而且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技术。科举和集权的官僚制度经组织技术的改良而较易运行，赵宋政权农业基础的扩大，社会的技术改良出现多元化，潜在增长的临界点也改变成为较高水准。” 【25】但是，当这种较高的经济增长临界点一旦再次达到，在一定的社会技术条件下，效率的提高会遭遇边际效益递减的结果。即花费更多的代价，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结果，而且官僚集团的低效率及庞大的财政支出，使社会总效益减少更为严重，经济制度的改良终于在政治制度的制约下，最终出现停滞。
三
唐宋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结果，形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潜在冲突，由于政治制度梗阻而无力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窒息了经济成长的活力，使利益冲突尖锐化，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压力骤增，这种情况在王安石变法中表现最为清楚。宋代政治趋于平等的社会阶级原因：士的身份的确立标准，在于他们的文化与教育。唐宋社会的变迁，使士由世家大族演变成一种文化精英，这些精英由那些重视保持学问传统的家族组成。这些精英虽有政治野心，但是缺乏政治权力，因此难于形成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式的排他性利益集团。由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无法解决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问题，使宋代的士大夫群体最终向地方精英与维护地方利益转化。正如包弼德（Peter K Bol）所说，唐宋时期，“那些自称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然而，士的身份随时代而变化。在7 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 和11 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却不太显赫能地方精英家族，这些家族输送了官僚和科举考试的应试者。”【26】例如，唐宋科举制度的实行，本应导致更为广泛的社会平等化。但是宋代“逐渐增加的官户享有优免的特权，宗族势力赖以强盛，贫困化的一般族人则沦为隶属色彩较强的世仆。在这一土地占有制度下，世仆制宗族组织的形成便成为必然结果。如不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便难以消除矛盾增进共同利益，并将无法避免地在政治上产生对立与纷争，从而带来社会的全面震荡，危及皇朝命运。”【27】可见宋代注重政治平等的具体方式，如在科举制度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又形成了对经济效率的制约，制度的变革的重要途径，是依靠政策调整的累积而达至变革的最终完成，这一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并依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共识。政策累进往往仅适用于社会变革压力较小的情况，政治平等是制度变革的重要支撑点。但是，在那些面临严峻社会挑战与承受巨大变革压力的情况下，除非得到强大的外力支持，制度变革很难成功。北宋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主题之一，都在于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并且让他们去有效地管理经济运行。表明到北宋中期，效率又已取代平等成为社会注目的焦点。且这种效率主要在于提高管理经济的效率，而非行政效率。但新法推进对障碍的克服，严重依赖皇权的支持，在皇权的支持减少时，新法就难逃被废除的命运，正证明政治平等的发展，在高度专制集权的条件下，反而导致官僚机构效率的低下。黄仁宇认为，唐宋王朝兴衰的背后原因，是当时的官僚机构虽已相当成熟，但其行政效率并不高，经济管理能力也十分粗疏，这是因为其缺乏现代商业组织的数字化管理技能，对数字无法作精密的核算。这种农业国家的行政管理，并不遵循经济原则，所以在社会出现大的变动时，对社会资源无法进行合理的征集与分配。【28】此论有相当的创见，唐宋王朝的官僚机构缺乏对社会经济部门的控制与数字化管理能力，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为这些新兴的经济领域发展留下了回旋的空间。克服制度性梗阻的根本途径应是协调政治革新与经济变革二者的关系。以政治革新而在经济领域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合力的形成，以经济发展的合力而促进政治的妥协与进步，从而使二者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但是唐宋社会演变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的变革无法协调，政治的平等却导致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效率的降低，终究使唐宋的变革最终停滞，中国古代社会终究没有出现历史性的突破。
南宋周密描述宋代理学对经济和政事的鄙视说：“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烝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夷考其行，则言行了不相顾，率皆不近人情。异时必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29】唐宋之际的士大夫追求政治的平等，以理学的教化和道德伦理取代政治的责任伦理，以制约君主权力，但实际并未能制约君主之权，反而成为君主控制官僚和驯服百姓的工具。曾育荣认为，“中国历史演进至赵宋社会，政治哲学向单线条发展的指向甚为显明，尤其是北宋中叶，经历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两次较大的政治运动后，儒学因汲取了佛、道精华，对众多士人产生了强烈的吸
引力，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为宗旨的思想理念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广泛认同，并终于催生出理学，且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不二法门。与此相应的是政治专制统治的日益严密，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30】由此，政治平等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制度未能出现重大变革的情况下，转化为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化方式，而内化的专制比外部的专制更有效率。因此，唐宋之际的统治集团在政治领域的平等趋势，终于向宋元以后的君主极权高效率专制体制转化。
注释：
【1】武建国《均田制研究》第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2】李凤圣《公平还要兼顾吗》，读书，2003 年第5 期
【3】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绪论》，P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
【4】孟宪实《唐代前期的使职问题研究》，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重研究》，P176，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
【5】吴宗国《隋与唐前期的宰相制度》，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P61，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
【6】《旧唐书》卷l06《李林甫传》
【7】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七章，第39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0 年
【8】《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七章，笫4l8 页
【9】《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10】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21–22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1】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第164-176 页，第186-187 页，1992 年
【12】斯波义信，前引书，第168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3】袁采《袁氏世范》卷3《治家富家置产当存仁心》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丙午。
【15】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26-28 页，中州书画社，1983 年
【16】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卷5《万章章句上》
【17】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散论》，张其凡、陆勇强《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第291 页，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8】（美）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P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9】叶适《水心别集》卷之十《始议二》
【20】李华瑞《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l年，第12-14 页，《论宋初的统治思想》
【21】李裕民：《说宋学精神及相关问题》，张其凡、陆勇强，前引书，第3–7 页，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2】葛金芳：《宋代儒学的伦理学转向及对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影响》，张其凡、陆勇强，前引书， 第11 页，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3】（美）：诺斯（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306-30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l994 年，
【24】斯波义信，前引书，第80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5】日：斯波义信，前引书，第72–74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6】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4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7】斯波义信，前引书，第27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8】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ll5 页、l83 页，三联书店，1992 年
【29】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道学》
【30】曾育荣《政治社会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03 期，85～8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