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宋初期，吴淞江流域仍有许多圩田内存在着大量的休耕地与不得耕种的积水田，水稻土的脱潜与剖面发育较慢。到了后期，吴淞江流域的水环境和农作技术都在推动着水稻土剖面的完全形成。宋初的丰水环境出现了变化，吴淞江的淤塞使这一地区的旱田化作用增加，脱潜化程度加强。与此同时，农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搁稻、施肥、翻青和开沟技术，都促进了水稻土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吴淞江；水稻土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1）01-0005-12
【收稿日期】2010-03-05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变迁史研究”（09&ZD068）；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创新基地项目（05FCZD023）。
【作者简介】王建革（1964—），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
吴淞江流域是最为经典的江南区，主要包括吴江、常熟、青浦、松江和嘉定等县。从太湖东岸到大海，分别有低地和冈身。长期以来，地势、水环境、感潮程度都对土壤，特别是水稻土的发育产生影响。影响水稻土的因素有很多，最为关键是水环境与农作技术。水稻土的要求一个经常干湿交替的水环境，历史时期的海平面、降雨可以影响水稻土，有关的水利技术也可以产生重大影响，而农作技术本身往往是在管理水环境，通过对稻田水环境的管理和施肥使水稻土的发育完善。人们的技术体系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全面控制干湿交替的，早期人们保持着休耕，土壤长期保持在持续的干或湿状态之下，没有经常的干湿交替。直到唐代末期，人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控制整个地区的水流，低地与高地的水流可以纳入到一体化的水利系统中，同时提高了土壤耕作技术水稻管理技术，才使水稻土在此基础上大量地产生并发育。唐末的江东犁的改进推动着土壤的耕作程度进一步加强。圩田的水流控制与水稻技术有机地结合，土壤的水旱交替才变得可控，水稻土才可以大量形成。宋元时期，水稻土在江南普遍形成，这是生态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从土壤变化的技术与环境因素出发，寻求这一生态事件的人文与自然背景。
一、休耕的残存
最早种植水稻的土壤现已在昆山发现。昆山绰墩遗址的古土壤属于新石器时期（628014C aBP），有44块远古灌溉田，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灌溉稻田群，也是国际公认的水稻土起源地之一。核磁共振分析及孢粉谱研究表明，新石器时期先民的灌溉稻作技术与“火耕水耨”相符。这时期人们可以控制水流，却不至于形成大规模的水旱交替。远古水稻土与现代水稻土的区别正在于此，远古水稻土只有种植水稻的意义，当时的水稻也更有野生性，可以长期持续地滴水。现代水稻要求高度的水旱交替，要求水稻土有一个氧化还原层以支持这种环境与技术。干湿交替是高强度的土壤扰动过程的产物。史前水櫂土表层全氮（N）量显著低于现代表层水稻土，全磷（P）量则相反。宋代形成的现代水稻土的有效态养分均大于史前水稻土，这是施肥和耕作的结果。剖面上铁锰氧化物的迁移、淀积，都是700年前——宋元时期大规模发生的[1]。远古时期先民地面耕作有限，水耕程度不足，氧化还原层很难固定地形成，绰墩遗址应该属于这个阶段的产物。真正地形成水稻土，还是在宋代以后。龚子同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昆山一带土壤纵剖面的上部是近千年水耕熟化的产物，这一层有机质比较丰富，中上层为早期的湖沼地带，有机质含量相对较低，中下部更低[2]。这恰恰是宋代以后的水稻土。
徐琪在论到史前到汉代的稻作农业一直处于“火耕水耨”状态，这种状态下的水稻土发育不完善，因为没有干湿交替，也就没有水稻土所特有的氧化还原层。什么是水稻土?徐琪认为：“具有耕层、犁底层与渗渍层的稻田土壤方能稀为水稻土，而具有耕层、犁底层、渗渍层与淀积斑状潜育层的水稻土乃是典型的水稻土土体构型。”[3]耕层与犁底层都是人类长期耕作以后才形成的。水稻土不但需要人类耕作，还需要有效地利用水环境，在灌排条件下完成的土壤的渗与渍，最后在耕作所形成淀积层中产生氧化还原层。这一过程是水稻栽培过程中排水、淹水与人类不断地搅动耕作层形成的。不是种植水稻的土壤就叫水稻土，有氧化还原层的种植水稻之土壤才叫水稻土。火耕水耨时期土壤长年积水，难有层次分化，人们在载培中也很难有排水干田的技术措施，剖面分化也难以形成。
火耕水耨的技术体系学术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主要在日本学者之间展开。日本学者的争论往往集中于火耕水耨的技术细节。真正对水稻土产生影响的，在于这种技术的水环境，正是这一体系的水环境管理，才构成对水稻土的影响。《史记·平准书》提到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因江南涝灾下达的诏令中有：“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应劭注“火耕水耨”时有：“火耕水耨：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4]西塢岛定生认为从这一基础上推论“火耕水耨”是不耕地和不整地的，使用的工具也不过是攫、锸之等掘土工具，非铁犁和畜力耕作。从除草这一环节来看，需要一年的休闲。总体而言，早期江南稻作农业可概括为一年休闲的直播式栽培法。这种“火耕水耨”是当时江南普遍运用的稻作法，关键的技术内容为直播、轮休[5]。技术中没有晒田细节，至于杀草时的灌水，也不是在干田环境下灌水除草，而是在有水的田中再灌水淹没杂草。与后期的耘田类同，都是在水上加水的条件下完成的。没有干田，必然限制水稻土的形成。日本学者的研究没有将大圩考虑在内，难以探知火耕水耨的全部。宋代的大圩稻作仍有以前的火耕制度的遗存，可以从中可以探知早期的一二。郏直言：“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塗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间年淹没也。”[6]这里指出的这种休耕的田，有再易之田，休耕时间长达二年，休耕期间是没有放水的，“间年淹没”本身是不是年年放水。正是圩田内的这种水流控制，可以做到此处放水而彼处干田，干田时的土壤基本上任野草生长，为以后耕作提供放火烧荒的机会。烧荒后土壤有效氮素含量增长，宋代当时已经不火烧了，而是翻耕压青，那自然会有更多的土壤氮素。赵霖也讲古人在修这种大圩时，圩内不全种植，“昔人筑圩里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7]。狭水就是将地表水排进河道的过程，利用大圩排进河道，而大圩内并不全部种植。圩内土地也没有完全耕种，一些抛荒，形成休耕，同时也形成了火耕水耨的基本环境与条件。宋初佃户挑选肥力高的地块，也就是休耕灌水之地年年易地而种。农民也是在游移中选择耕地，休耕地因自然恢复而肥力提高。
宋以前大圩内的水稻土肥力主要靠休耕恢复，感潮水与太湖水的作用也很明显．《淮南子》“地形训”中有“江水肥而宜稻”之说，从字面上看可能是指长江水。但长江水是不能肥稻的，真正的肥稻之泥是太湖水带来的泥。“江”很可能是指吴淞江。当时大圩内河道、灌水区、杂草区相混杂的时候，水生动物也相当丰富。由于河水感潮，在这种海水与湖水交汇的地区，蟹类非常之多。宋人高似孙在其《蟹略》中提到许多描述这一地区多蟹的诗。梅圣愈诗中有：“秋来鱼蟹不知数，秋叶萧萧蟹应老。”陆游有诗曰：“稻肥初簖蟹，桑密不通鸦。”这里暗示背景，是一种有树木与水流的水陆交错区有大量的蟹类。他的另一首诗中有“水落枯萍粘蟹簖”[8]。当时河流中水生生物丰富，且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一种富营养化状态，而是在富有河蟹的纯净水环境中有大量的水生植物。这正得益于大圩内有足够的空闲地以供休耕，圩内圩外又有足够的河流和水泊与这种休耕地交叉共存，才有这种良性的生态环境。也正因为有大量的蟹类，这一地区的现代的土壤中有大量的蟹壳之类的残留物。
这一地区的休耕还可以从《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的内容中寻求答案，在“水稻第十一”部分记载了一些水稻品种，贾思勰引用了太湖地区周处的《风土记》，说明这些品种大多是江南的品种。正文的水稻栽培技术也可能参照了属于这一带的栽培技术。正文记载了两种水稻栽培技术，“北土高原”以后的种稻习惯是北方的习惯，以前的部分当是南方稻作技术。首先的一句话是：“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岁易的就是岁岁休耕，北方灌溉地本来并不多，难以“岁易”，易田种稻也不会有很高的产量，因为一年休耕的杂草有限，烧荒后的土壤肥力增长也有限，第二年产量不会有多大的优势，说明这是南方的技术。南方的哪个地区呢?在南方地区，由于水环境的局限，水田岁易的地区并不多，有水流控制才可以岁易。“水稻第十一”中的第二句话实际上隐含着太湖流域的区域特色，“选地欲近上流，地无良溥，水清则稻美也”[9]。在北方那种缺少灌溉地的田地，上流与下流没有什么区别。水清稻美，北方各地几乎找不到什么地方支持这种证据。长江中上游也没有这种现象。真正符合“近上流”和“水清稻美”环境的只有太湖地区东部，那就是吴淞江流域。上流是靠近太湖清水来源的这一边，这种水清而稻美，相反的方向是海水形成的感潮方向，一旦受混潮影响，土质带泥带盐碱，没有能力使土壤肥力增加，反而起破坏土壤肥力的作用。“水稻第十一”关于种稻的技术被《王祯农书》所认可是江南的技术。王祯在讲水稻技术时，基本上以太湖地区的江南稻作技术为阐发对象，王引了这段内容，说明他认可这一技术的江南地域性。王祯还特意注解“水稻第十一”关于那种霜降收获的水稻的说法。“南方水地，多种稻秫。早禾则宜早收，六月、七月则收早禾，其余则至八月、九月。《诗》云：‘十月获稻。’《齐民要术》曰：稻至‘霜降获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别”[10]。宋代以前，太湖流域只种这种晚熟的大稻。
《齐民要术》引《周礼》地官稻人条的井田系统讲稻田之“作田”，塘浦圩田体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就是周礼的井田制模式。有了水利系统与圩田系统，才有火耕水耨的其它植稻技术。《齐民要术》讲“拽陸轴十遍”，据缪启愉考证，这种陸轴与《王祯农书》中的一种水田耕作工具同，外有列齿，用于水田时“破块滓，溷泥塗也”。由于没有翻耕，这种耙地的动土深度有限，尽管可以促进水稻土的发育，却不会象后期那些快。至于除草，《齐民要术》仍引《周礼》的内容，“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这种技术是一种不动土的除草方式。又有《札记》月令篇中的“大雨时行，乃烧、蘿、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烧为烧草，蘿为割草，《齐民要术》引郑玄注以解其意：“先蘿其草，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潦，畜于其中，则草不生。”辽[11]总之，无论是播前整地，还是播后杀草，基本上不怎么动土，由于动土层浅，又处于不断的休耕状态，这阶段不会有很好的水稻土剖面形成。
在大圩的塘浦体系没有形成网络的汉唐时代，海塘体系也没有形成，沿海沿江一带的感潮现象十分严重，一条河从开挖成功到完全淤塞，只需几年，大量的泥沙完全可以改变这一带的土壤结构与土壤生态。一般人不愿意经营这些旱地或受潮灾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开发的重点集中在低地与半低地的地区．徐修矩是唐末的一个读书人，有许多的潮田，却并不富裕。“徐修矩，吴人，仕为恩王府记室参军，奕世才贤，承家介洁。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有潮田五万，步草屋数间，不复出仕。皮日休尝就借书读之，与任晦同时”[12]。这么多的潮田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收入，因为感潮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当时肯定很低。浊泥人农田后，对水稻的生长特别有害。潮田的位置大多数位于冈身高地地区和临近冈身的低地地区。以嘉定为例，在横沥的周边地区，也有许多感潮之田。这种感潮之田多属砂质壤土，在吴淞江以北，有关系。
一种俗称潮泥地。沿浏河、温草浜、吴淞江、界泾、杨泾等潮水干河两岸，约占全县耕地的10％，即6万亩左右。这种土地富有腐植质，但肥料容易流失，施肥水平高，适宜栽种棉花，水稻产量低。习惯多年旱作，一年水稻。另一种俗称潮沟干地。在东部和北部，即练祁以北，横沥以东，潮水到达地区，约占全县耕地的40％，即24万亩左右，这类土地含沙量和施肥水平略低于潮泥地，也是富有腐植质的壤土，种植棉稻都较适宜，习惯二年旱作一年水稻，或多年旱作一年水稻[13]。
清水与浊水的交界之地，形成潮沙淤积，使河道本身形成许多的汇。这种汇不断地进入到传统的大圩之区，让传统的大圩之区的土壤发生变化。“又有盘龙汇者，按介于华亭、昆山之间，步其径才十里，而湎沉迂远愈四十里，江流为之阻遏，值大雨则泛滥旁齿，沦稼穑，坏室庐，殆无宁岁。范文正公尝经度之，未遑兴作。宝元元年，太史叶内翰清臣漕按本路，遂建议酾为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厥后，转运使沈立之又开昆山之顾浦，颇为深浚”[14]。治理汇会使水稻土的水流环境得以改善，便于形成高肥力水稻土。在早期水利治理较弱的时期，部分地区大圩的重要性可能更在于使水稻土不受浊流泥沙侵蚀，保证了土壤肥力。对吴淞江流域圩田的土壤的影响而言，水环境的影响最大。宋元之前，水利系统和海塘建设水平较差，感潮影响范围较广，土壤的潮水之灾是广泛存在的。宋初的潮水几乎覆盖到吴淞江流域的所有地区。“民田既容水，故水与江平，江与海平，而海潮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反与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15]。
二、水稻土的早期发育与沤田
宋代有休耕的残存，也是休耕消失和水稻土大量形成的时代。休耕的结束迫使农民采取冬沤的方式恢复地力。这时的干湿交替主要发生在水稻生长期间，与干湿交替出现的还有一系列土壤耕作技术，这些技术使土壤出现了氧化还原层，成为标准的水稻土。首先是犁耕的推广，从唐代就开始著名的江东犁，江东犁的记叙者正是吴淞江流域的陆龟蒙。犁耕使动土量增加，形成耕作层和犁底层形成，并为进一步的水耕熟化创造条件。在以后，随着耕——耙——耖土壤耕作体系的完善，细粒向下淀积才可能加速。在此基础上的干湿交替，淀积层中开始有了氧化还原层。北宋时期人们对耕作土壤的淀积有了一定的认识，陈师道言：“田理有横有立，间谓之立土。横土、立土不可稻，为其不停水也。”[16]不可稻与不停水的关系，就是对土壤淀积层的作用的认识。停水功能很强，必然有很好的淀积层以止漏水。
在休耕阶段时，只有“水耨”，没有“耘”，播种前也没有“耕”，只有类似“耙”的环节。江东犁推广后，耕的环节出现并加强。有了秧田和非常精细的秧田耕作，“今夫种谷，必先修治秧田。于秋冬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冻冱，土壤苏碎。又积腐稾败叶，剗蘿枯朽根菱，偏铺烧治，即土暖且爽。于始春又再耕耙转，以粪壅之”。一般的田地也有耕作，“平陂易野，平耕而深浸，即草不生，而水亦积肥矣。俚语有之曰：‘春浊不如冬清，殆谓是也。’”[17]在唐中后期，昆山的诗人孟郊知道种稻需要站在水中耕作，“退身何所食，败力不能闲。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18]。耕白水，意味着耘田作业的增多。另外，江东犁的推广使一些地区难以种稻的板结土或强硬的青紫泥会得以利用。以吴江县的青紫泥为例，这种土耕作困难，1950年代的调查表明这种土壤“锄时成块，群众用‘敲敲一个洞，锄锄一条缝’来形容它的耕性。有水还好耕些、犁垡不断成条（每条都有3—4尺），晒干后，坚硬不碎，刺脚痛，上水，耥耙泥滑，粘农具，易沉清，一牛一天深耕7—8寸，只能耕3—4分，土块硬、僵、不易耙碎，插秧困难，秧苗人土时要‘滑脱’，遇大泥块，即移滑人空隙里”[19]。江东犁的出现明显加速了这种土壤的改良速度。至于耘田，大田插秧后，“苗高七、八寸则耘之”。耕、耙、耖（耘）齐全后，水稻土越来越形成良好的耕层，上有泥糊，下有团块，使大气中的氧不断地区流人根际，使土壤的养分供应协调。这时，还有了更重要的搁田（晒田）过程，这种技术加强了短时间内的干湿交替，更进一步促进了水稻土的氧化还原层发育。“耘毕，放水煸之。欲秀，复用水浸之。苗既长茂，复事薅拨，以去稂莠”[20]。元代的娄元礼在其《田家五行》中也讲到了烤田，“六月不热，五谷不结，老农云：大抵三伏中，正是稿（熇）稻天气，又当下壅之时，最要晴而热，为得力也”[21]。唐末五代和北宋时期，单季水稻耕作中的烤田过程明显是比以前加强了。宋代的高斯得对太湖东部的农业技术发达与水稻土的精良作了描述：
见浙人治田，比蜀申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竦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嘆，可保无忧。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22]。
讲到了土壤已经达到细如面的水平，说明水稻土的淀积层和滞水层已经成功地托住了地表水，他讲到了烤田的精细，正好说明在淀积层形成的基础上已经出现发达的氧化还原层。可以推断，现代水稻土的形成支撑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
这时期出现了另外一种淹水环境，就是冬沤。由于休耕已经取消，为了恢复地力，冬季反而开始灌水冬沤了。水稻收割后放水人田，稻田受积水覆盖，一些营养物质分解后进人土壤里面而不会轻易挥发。处于淹水状态下，有机质矿化作用减弱，腐殖化过程增强，土壤有机质可以提高。由于这阶段施肥还没有广泛地推广，沤田实际上是替代施肥的。耕作完了之后，放水灌田，古人认识到放水灌田有利于土壤肥力的保持。在南宋时期，这一地区有所谓“春浊不如冬清”俚语[23]，指春季灌水不如冬季灌水之意。前已述及，吴淞江流域的农田施肥其实并不普遍，通过休耕恢复地力就可以有倍于“常稔之田”的产量。“常稔之田”就是年年耕种，需要施肥的田。冬沤也是常稔之田保持地力的一种手段，秋天收稻以后，灌水人田。尽管这时的土壤有了氧化还原层，由于长期积水，潜育化程度应该很强，因为漫长的冬季积水使土壤的潜育化发育。冬季灌水，有机物的氧化速度低，有效成分仍在土壤里面，因此有积肥的作用，灌水还可以防除杂草和病虫害。年年耕种的水稻土有较多的稻秆，许多病虫害借稻秆寄生，灌水后虫害被除。灌水还会使土体软烂，便于耕作[24]。南宋时期，这种灌水在官田中非常普遍，“自来水乡秋收了，当即放水人田，称是废田，欲出榜招人陈告，其田给予告人耕田纳税，即已经予告人后有词讼不得受理”[25]。放水之后就等明年招佃，这些放水田是连作田。在官田上的佃户往往就挑选肥力高的地块种植，种植完灌水休耕，明年或者挑选其它地块耕种，或者就在积水的前荐地上种植，稻田经灌水后，前茬作物所留下养分不轻易挥发掉。这种方法到近代仍是江南农民恢复地力的重要手段。宋元时期仍处于丰水环境时期，许多圩田常常处于积水难排状态，这种耕作手段使土壤的潜育化加强。在大水时期尤其如此。赵霖言：
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今低乡之田为积水漫没十已八九。当时田圩未坏，水有限隔，风不成浪。今田圩殆尽，水通为一。遇东南风，则太湖、松江与昆山积水尽奔常熟；遇西北风，则常熟之水东赴者亦然。正如盛盂申水，随风往来，未尝停息。尝陟昆山与常熟山之巅，四顾水与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筑圩岸，围裹民田，车畎以取水底之地，是弃良田以与水也。况平江之地低于诸州，唯高大圩岸，方能与诸州地形枉应。昔人筑圩裹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恃此以狭水之所居耳。昆山去城七十里，通往来者，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来者，常熟塘也。二塘为风浪冲击，塘岸漫灭，往来者动辄守风，往往有覆舟之虞，是皆积水之害。今若开浦置闸之后，先自南乡大筑圩岸，围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御凤涛，以狭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绝东西往来之水，治之次也。凡积水之田，尽令修筑圩岸，使水无所容，治之终也。昨闻熙宁四年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淘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目今积水之中，有力人户间能作小塍岸，围裹已田，禾稼无虞。盖积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筑。但民频年重困，无力为之。必官司借贷钱糓，集植利之众，并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亩或二十亩地之中弃一亩取土为岸，所取之田令众户均价偿之[26]。
丰水环境和水灾形成的积水难排，必然带来水稻土的大面积潜育化现象，反过来使土壤的生产力受到影响。在高大圩岸、排除积水的地区，稻麦两熟或稻麦两收增加，反而有生产力的提高，高大圩岸区出现了“稻麦两熟”的现象。在这种地区，水稻土才会因水旱轮作而进一步走向良性化发育。当时人追求的生产环境，往往是水旱两收。稻麦两熟或稻麦两收必然伴随着水旱轮作的加强，一般情况是今年种稻明年种麦，或几年种稻后再种一季麦子。尽管稻麦两熟肯定是少数，即使是稻麦两收，年年冬天灌水的现象也会减少。要预备种麦，必须开沟排水，收麦后则灌水沤田，种麦时就要开沟排水，长期积水的现象减少，水稻土脱潜速度加快。尽管如此，北宋时的长期积水环境使低地潜育化现象难以彻底摆脱[27]。以湖积物为主，长期潜育化的土壤称为青泥土，脱潜到一定程度被称为黄泥土。一直到20世纪，土壤仍有相互之间的转化。以昆山为例，1949年以后仍大面积地存在着潜育化水稻土。
昆北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土壤粘重瘠薄。土壤以青土类型为主，土壤受潜育作用很大，秋熟作物以种稻中稻为主，常因地势低洼遭受內涝为害，故产量不高。解放以来，经大力兴修水利和建立机电灌溉以来，目前水利条件得到改变，低洼田都由一熟改为二熟，产量逐年上升。目前本县土壤分布，通过今春土壤普查，大体分为灰土、黄土、乌山土、青土、小粉土等几种类型。其中灰土占4．145％，黄土43．2％，大部分分布在昆南及昆北的较高田块。土质疏松肥沃，黑黄色，大多属壤土；乌山土占6．7％，青土占42．5％，大多分布在中部。土质粘性，肥力中等，土青色，大多属粘土，白螺蛳土、小粉土，占3．35％，大多分布在昆北低洼区，土质粘重板结，低产田大部分集中在这类田[28]。
昆山地区低洼地区的黄土与灰土，是长期排水与耕作形成的，属于良性土壤。还有大量的积水土壤处于潜育化状态下，这种水稻土是青紫泥。青紫泥等潜育化土壤可以在水旱轮作的环境下向黄土和灰土转化。低地的土壤在开垦之初，地下水位很高，农民又采用沤田方法，全剖面几乎都处于还原状态。随着耕种的进行，定期的排水、灌溉、施肥、耕作，灌溉水与地下水不断分离，氧化还原层和其它层次才较为明显，成为良性水稻土。淀积层青色时候处于还原状态，黄色时处于氧化状态，相互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这种土壤上采取不同的技术，马上会使土壤产生不同的分化。“在长江三角洲平原湖荡地区，由于小地形和地下水位所决定的土壤颜色是反映稻、麦轮作水稻土的标志，因而分出青泥土、黄泥土和白土等”[29]。分化的时间表往往就是土地排水与开垦的时间表。宋元时期是新水稻土土壤在淀山湖和阳澄湖一带扩展，因为这时期的开垦在这一带，以吴江县的土壤为例。《吴江县土壤志》有：
土壤是历史自然体，一种土壤形成和人的生长有年龄一样，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在不断变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县是太湖地区的一部分，土壤形成主要是湖港淤积成陆被人们垦殖利用变成的。它（他）的年龄较轻，历史较短，不及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现有的土壤也继续受到各种因子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演变，如群众经验白土变为灰土要4—5年时间，因此说时间因子对成土作用也有它一定的影响的[30]。
吴江县东北部土壤实际上是宋元以后在低地开发基础上形成的水稻土，由于开发时间长，已逐步脱潜；沿湖地区主要是近代以后开垦的，脱潜正在进行中。施肥也对水稻土发育产生重要影响。也正由于各种施肥措施的加强，人们才会脱离对冬沤的依赖。徐琪指出：“从现代某些耕作制度看，在粘质土壤上，如不采用绿肥轮作或施用足够的有机肥料，冬沤往往是维持地力的保守的耕作方法之一。由于冬沤，便促进了表潜作用的发展，形成表潜水稻田或沤田。”[31]可以推断，冬沤的取消是人们加强施肥和种植绿肥的结果。随着稻作的加强，麦稻两收与稻麦两熟增多，江南地区开始大量地施用泥肥，泥肥使水稻土的表面粘粒增多，在水耕的搅动下，粘粒不断向下移动，淀积层加速发育，氧化还原层也会因之加强，土壤的保水保肥性能趋于良好。宋元这时的泥肥并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广泛。《农政全书》曾引元代《农桑辑要》中泥肥的作用：“壅田或河泥，或麻、豆饼或灰粪，各随其地土所宜。”[32]《王祯农书》有：“又有泥粪，于沟港内，乘船以竹夹取青泥，枚泼岸上；凝定，裁成块子，担去与大粪和用，比常粪得力甚多。”[33]泥肥与其它肥料不太一样，由于泥肥的使用量大，不但增加土壤的供氮能力，还增加土壤的粘粒水平，可以大大地加厚耕作层。由于休耕期越来越少，南宋时期普遍实行施肥。南宋陈專的《农书》体现了这种技术转型，陈甚至在江南施肥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施肥理论。他也提到了低区高大圩岸的问题，“其下地易以淹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江南农民这时有置粪屋的习惯，“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低为檐楹，以避风雨飘浸。且粪露星月，亦不肥矣。粪屋之中，凿为深池，瓮以砖甓，勿使渗漏”[34]。这种景观和生活习惯在江南的出现，是水稻田施肥已经形成的一个标志。在这种环境下，陈认为地力可以常新壮。
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秕，断稿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汗，积之既久，不觉其多。凡欲播种，筛去瓦石，取其圳（标准）者，和匀种子，疏把撮之，待其苗长，又撒以壅之。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
或谓上敞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二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則益清熱肥美，其力常新壮矣，仰何敝何衰之有[35]。
单从以上的理解看，这时的施肥水平似乎到了物尽其力的水平。实际并不如此，陈所介绍农田环境是“凡田土种二五年，其力已乏”。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农田处于一种是刚刚脱离休耕的状态，人们并不怎么习惯施肥，又不行休耕，才出现地力下降。《王祯农书》中甚至记载人们仍不会利用杂草。“礼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今农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弃置他处，殊不知和泥渥漉，深理禾苗根下，沤罨既久，则草腐而土肥美也。今江南三月草长，则刈以踏稻田，岁岁如此，地力常盛”[36]。可以看出，元代的江南农民尚不像明代那样会利用杂草沤制杂肥，当时的施肥可能主要集中于养猪积肥上。“尝谓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以饲之”。种绿肥和挖河泥，是江南的水稻土土壤改良施肥的手段，只是这两种技术在每一个地区的实施都有一种与环境的关系适应问题，推广尚需时间。这一时期的压青技术很有成效，上文提到的“江南三月草长，则刈以踏稻田，岁岁如此，地力常盛”。就是翻青技术使水稻土肥力得以维持。对江南水稻土的认识，基本上在传统的阴阳概念基础上进行理解。王祯又言：“其火粪，积土同草堆叠，烧之；土熟冷定，用碌碡细用之，江南水多地冷，故用火粪。种麦、种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兽毛羽亲肌之物，最为肥泽，积之为粪，胜于草木。下水田冷，亦有用石灰为粪，则土暖而苗易发。”[37]这里在讲到因地制宜施肥的同时，也提到了阴性水稻土的概念，这基本上就是那种长期处于沤田状态下的潜化水程度较高的水稻土。在这种田地上施阳性有机肥，实际上是增加这种冷浸田的有机碳以增加氧化作用，由此引起的土温升高对作物生长有利。
三、水环境的影响
北宋时吴淞江非常宽广，两边的塘浦也很宽广，太湖清水在宽河道中强盛，清水压浑潮，抑制了浑潮的大量泥沙进入河道并进入到农田。随着吴淞江淤塞得越来越窄，周边的塘浦也越来越窄。任仁发的《水利集》中有：“议者曰：‘古者吴淞江狭处沿二里许，犹不能吞受太湖之水，于是添浚三十六浦以佐之，且后时有淹没田畴之患。今所开江二十五丈，置闸十座，其能去水几何?’”吴淞江的许多地段只有二十五丈左右，与日后黄浦江形成时期的吴淞江差别不大了。吴淞江下游有几道分流人海，其中的上海浦“泄放淀山湖三泖之水”[38]。这种排水方式也会使吴淞江南部松江一带的圩田土壤更受潮淤化影响。范成大曾这样形容昆山一带的水环境与土壤，“昆山常受三江具区之委以入于海，其野甚平而善淤，苦于霖潦，时至则水多，高居必以横塘纵浦疏瀹四出，然后民得污邪而稼之，今岁久弗浚，塗泥满沟，夫地愈益下而脉络壅底，则其沈淄独其于它邑”[39]。这种污邪之土壤应是感潮形成的潮淤之泥，并没有多少土壤肥力，对稻田有害。关于潮水对土壤的影响，北田英人曾作出过一定的描述[40]。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潮水与水稻土发育的关系。在感潮区，潮水的影响自北宋时吴江长桥被堵塞时就开始了，到南宋和元代，吴淞江流域几乎总处于严重的淤积状态，清水丰盛程度的减弱便于圩田区有大量的潮积淤泥随潮水进入。
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溉，厥利甚大，若河港闭塞，不能通流湖水，稍遇大雨便致泛溢，渰没田禾，为害不轻。其吴淞江原受太湖淀山湖诸处湖泖上源急流冲散潮沙，自古可敌千浦。浙西之水来既有源，去亦有委，是以不成水患。近年以来因上源吴江州一带桥洪塘岸椿钉坝塞，流水艰溘，又因沿江水面并左右澱山湖等处权豪，种植芦苇，围里为田，并边近江湖河港隘口沙滩，滋生茭芦，阴节上源太湖水势，以致湖水无力不能渲涤潮沙[41]。
潮沙淤塞地带的植被演替通常是先有芦苇等植物的生长，然后被权豪垦占，种一些水生经济植物，比如茭芦之类，最终里围成田，种植水稻。在淀山湖一带，低地开垦后的水稻土变迁过程基本上就是一种青泥土被潮沙改良的过程。宋元时期，权豪利用整体水环境的变化，以小地域改变水稻土环境的例子有许多。南宋末年，由于各处河道被钉塞，潮水淤积的速度更加快速。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潘应武言：
今浙西水自丙子年归附时，招民官恐哨船入境，掳掠乡村，各自钉塞，地分河港。吴江长桥系三州六县太湖众水之咽喉，长桥南堍古来水到龙王庙侧，又被筑塞五十余丈，沿塘三十六座桥道，实乡村河港众流之脉络。多被钉断，日久岁深，浮秽壅塞。亦有桥道被筑实，坝水不通流，所以不流不活，不疾不驶，不能隨即涤去淤塞，以致淀山湖东小曹港口、大沥口、汊港口等处潮沙日壅，积成数十里之广，三五尺之厚，被权豪势要占据为（田），湖水、潮水不相往来，积水不去[42]。
潮水淤塞到淀泊一带，能够达到淀山湖一带潮泥，粗沙质已经大大减少了，被圩田化和垦殖后会很快变成肥沃的水稻土。何况这里沉积淤泥的主要部分仍是太湖水形成的肥沃淤泥。所以，吴江与长洲一带的土壤，属于非感潮区的土壤，南宋时期毛翊有诗提到吴县、长洲一带的土壤肥沃状况。“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清渠此最肥”[43]。任仁发这样讲淀山湖一带的冲淤区，有很好的水稻土。“富户数十家，于中每种植茭芦，埋钉椿笆填委葑土，围筑硬岸，岂非逆土之性何?为今日尽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验，不可掩也。既是淀山最低之湖，经营尚可以为田”[44]。
在湖岸与沼泽地带围的田，积水环境比淤塞区要严重，存在大面积的表潜化现象。由于南宋时期人口的增加，乡民新开垦之淀山湖等地围湖造成圩田和湖田，加上土壤的肥沃，会被加速地改良并形成水旱轮作，如果施肥与耕作程度都非常高，容易形成高产水稻田。淳熙六年（1179年），“浙西提举颜师鲁言：田野日闢，治世盛事，今乡民于自己硗确之地，开垦以成田亩”[45]。许多草荡田被垦成新田，嘉定二年（1209年），湖州王炎奏：“本州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硕。”[46]亩收三石水稻田应该是水旱轮作，高产稳产的水稻土。这种地块上往往行二熟制。在大多数地区，仍然只是一熟。开发最好的黄泥土水稻田属于潴育性水稻田。近湖地区耕作性状较差，在经常表潜作用，土壤的僵硬板结状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氧化还原层与淀积层的供水供肥性也达不到后期二熟制水平，供肥能力带有晚发特点。晚发是指水稻土对水稻生长后期有较强的供肥能力。早发田与晚发田是有区别的，“在太湖地区，鳝血黄泥土是早发田，肥力水平较高；僵板黄泥土是晚发田，肥力较低”[47]。晚发田是早期的，早发田是后期形成的，一熟状态下普遍是晚发田，只有水旱轮作加强，耕作加强，才会把水稻田由晚发田开发成早发田。早发田加上勤施肥料，才能支持二熟制的供肥需求。这种变化的大前提是积水环境得到改变，明代以后黄浦江形成后吴淞江流域的丰水环境不再，才出现这样的深度开发，在宋元时期，丰水环境所形成的大面积潜育化，始终限制着低水稻土的进一步改良。
四、农作技术的影响
无论如何说，自宋代以后，旱地作物开始在吴淞江流开始推广，只要有旱地作物加入到水田种植中，水旱轮作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水稻土的剖面结构也会加快改善。只是要指出的是，北宋时期的旱地作物和稻麦复种都非常少，发生旱灾时，以致连补种的旱作物都没有。“宋太宗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秔稻。虽风土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当时许多地方仍有休耕，水稻以一熟制为主，难见旱地作物是正常的。麦稻复种和双季稻也没有，稻麦参差种植也很少。经过宋元两代四百年的发展，江南才有非常复杂的其它作物种植。“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江北之民种秔稻，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今世江南之民，皆杂莳诸谷，江北民亦兼种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48]。旱地作物的增加，也是这一地区人口压力的推动下土地利用程度增加的结果。人类的选种也导致了早稻与晚稻的分化，稻麦轮作复种因此进一步发展。《吴郡图经续记》言：“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禾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所及，择其土所宜，以次种焉。”[49]朱长文在这里讲一岁再熟，也可能是稻麦两收。可能是在不同的地块上分别种了稻与麦，也可能是麦稻复种。直到民国时期，稻麦复种仍不多。无论怎么讲，一块土地上可以实现麦稻轮作，使水稻土加强了水旱轮作，向良好剖面演替的方向加快了。在稻麦轮作推广的时候，土壤耕作也有相应的发展，特别是稻麦二熟基础上的水旱轮作技术，在元代已经很成熟，中国农业科技史上著名的开埨沟技术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一技术对水稻土的氧化还原层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用一年挽之，作止回旋，惟入所便。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焊之，以种二麦。其法：起拔为疄，两疄之间，自咸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谓之“再熟田”也。下田熟晚，十月收刈既毕，即乘天晴无水而耕之。节其水之浅深，常令块坺半出水面，日曝雪冻，土乃酥碎。仲春土膏脉起，即再耕治。又有一等水田，泥淖极深，能陷牛畜，则以木杠横亘田中，人立其上而锄之。南方人畜耐暑，其耕，四时皆以中昼[50]。
很明显，这种再熟田是复种制下的二熟之田，肥力较强，正是水旱轮作使肥力提高。至于“下田晚熟”的意义，指种一熟的田是下田，肥力不好。这种田容易积水，潜育化环境更明显一些。在吴淞江的中下游地区，因为河流进人冈身地带，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种植，现在应该有了旱作，同时有灌溉与稻作，是稻麦轮作最早的地区。以嘉定为例，这一地区的沙质壤土就是分布在吴淞江两岸，沙质壤土又有两种，既可以用之于旱作，也可以作水田，一般是多年旱作后加一年水田。
一种俗称潮泥地。沿浏河、温草浜、吴淞江、界泾、杨泾等潮水干河两岸，约占全县耕地的10%，即6万亩左右。这种土地富有腐植质，但肥料容易流失，施肥水平高，适宜栽种棉花，水稻产量低。习惯多年旱作，一年水稻。另一种俗称潮沟干地。在东部和北部，即练祁以北，横沥以东，潮水到达地区，约占全县耕地的40％，即24万亩左右，这类土地含沙量和施肥水平略低于潮泥地，也是富有腐植质的壤土，种植棉稻都较适宜，习惯二年旱作一年水稻，或多年旱作一年水稻[51]。
稻麦轮作使土地利用程度加强，土壤肥力开始依赖有机肥的施用、绿肥的种植和挖河泥。随着泥肥的施用的程度加强，土壤耕作层开始快速演替。在整个太湖平原上，施泥肥形成的堆叠各处不一。明显的是，由于吴淞江排水的功能降低与潮淤的增加，许多水田的旱作条件形成了，水旱轮作开始普及。淤塞使人们加强河道疏浚，疏浚使潮沙土被起于两岸，不断的疏浚意味着两边水稻土的土层堆叠作用加强，土壤质地沙壤化倾向进一步增加。宋元时期的堆叠大大影响了现代地貌，形成了大量的半干旱化高地．在嘉定县，“全县地势平坦，是一个冲积平原。地面高度一般在3．8—4公尺。东北部因受潮汐影响，历年大量疏浚河道，积土较多，因此地势略高”。在吴淞江和较宽大的河道两岸都有高地突起，“一般高度在5公尺以上，最高达10公尺左右。这种高地约有15万亩。另有高度在5公尺以上，最高达10公尺左右。这种高地约有15万亩。另有高度在3．5公尺以下的小块低地约4万亩左右分布在各处，其中在3．2公尺以上的洼地有14块5000亩，以朱桥公社的沥江、外冈公社的钱门和黄渡公社的松滨为最低”[52]。正是河网密布和淤塞与疏淤加强，这种土壤景观才得以形成。在一些浅水地区，堆叠很快引起旱作物的推广，在一些深水圩田区，这种堆叠使圩田的边缘地带成为稻麦两熟或稻麦两收的田地。
徐琪认为：“随着河泥的施用，圩区田面不断垫高；沿江平原多引江水灌溉，淤积作用明显，河泥堆垫的稻田与淤灌加厚土层的稻田，由于不断耕耙，土体内多含螺壳碎片（河塘中多螺蛳）与侵人体，而平原稻田与丘陵稻梯田，所用泥肥或农家肥多是就地挖土垫圈，堆叠作用较弱，土层增厚不显。”堆叠作用使水稻土的A层（耕作层）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个圩内，堆叠在不同的圩田位置有不同的影响，圩边缘的头进田，受河泥堆叠的影响最大，圩心田受河泥的堆叠程度最少，圩田逐步形成一种外缘高、中心低的结构。送河泥的船向内圩输送河泥的成本也是越向内越高，“以村庄与渠道为起点，借舟楫之利运送河泥是先近村近岸农田，而后逐步扩展至远田，久而久之圩区出现了头进、二进、三进田与圩心田的空间分异。在垫高土层超过50cm，土壤地下水位降至50 cm之下，稻麦（油）轮作体系方得以稳步发展”[53]。这一过程也与居住地有关系，大圩崩溃之后，人的聚落居住点从围心转向缘河地带，人们也自然在居住地附近加强堆叠以形成房屋基址。伴随着圩田新结构与圩田土壤新格局的产生。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旱地作物自然首先向头进田推广，头进田自然也成了稻麦轮作的地方，而围心往往只能种一稻水稻，甚至由于长期积水而不成种植。在这一段时期，江南也出现了成熟期较早的早稻，早稻的种植地区并不是在大圩田里，而是一些边缘地区的小圩田才出现这种早稻。
对于那些长期淹水的小圩，也有一种叫做黄穋稻的品种种植，王祯言：“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顺置田段，便于耕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人，内水则车之易涸，浅浸处，宜种黄穋稻。《周礼》谓：‘泽草所生，种之芒种。’黄穋稻是也。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则熟，以避溢水患。如水过，泽草自生，糝稗可收，高涸处，亦宜陆种诸物，皆可济饥。此救水荒之上法。”[54]由此可见，早熟之早稻并没有先在高地或在一般的大田种植，而是在水灾易生地区种植，这些地块是小圩区，一般在水边，青泥土发育程度较高。以后随着稻麦轮作的推广，这种稻向边圩一带推广。
五、小结
总之，宋元时期江南的水稻土大面积地发育，与这个时期的水环境与农作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一开始，沿岸大圩内有大面积的休耕，休耕的条件下水稻土发育较慢。在唐宋出前，休耕的稻作使现代水稻土的剖面结构不能形成。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垦殖，宋代以后的大部分地区开始年年耕作，水稻土开始形成，但这时的潜育化程度较高，存在著大面积的冬沤田和潜育化水稻土。随着耕作的水平与动土水平的提高，良性水稻土的剖面结构进一步发育。与此同时，宋元时期的旱地作物开始普及，这种普及使水旱轮作加强，推动水稻土氧化还原层出现。由于吴淞江的淤塞，开始形成大量的高地，这种高地的出现对这一地区的干田化和旱地作物的推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之，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的水稻土发育与水环境及农作技术密切相关。
The Rice Ecology and the Paddy Soil Formation in Wusong River Valley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
Wang Jiange
（Center for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Abstracts: At the beginning of North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a lot of fallow lands and lands covered with water in Wei fields in Wusong River valley.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file of paddy soil and the process of getting out of gleization was very slowly. In the later stage, the water condi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file of paddy soil. The water abundant cond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North Song dynasty had been changing, the silting of Wusong River made more and more dry land, and the process of getting out of gleization also was intensified. In mean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slach as drying land of rice field, applying fertilizer, retracting green grass and ditching technology, all had promoted the good profiles of paddy soil.
Key words: Wusong River; paddy soil
注释：
[1]吴克宁：“土地生态史与土壤历史档案记录和文化遗产功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区域生态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收录论文，2009年3月28日（未刊稿）。
[2]龚子同：《苏南昆山地区全新世土壤与环境》，《土壤学报》，2002年第5期，第618页。
[3]徐琪等：《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44—45、54页。
[4] 《史记》卷30《平准书》裴驷“集解”引应劭注。
[5] [日]西嶋定生：《火耕水耨について》，首刊于《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东京：讲谈社，1951），后经修订以《火耕水耨について一江淮水稻農業の展開過程一》之名收入他所著《中国経濟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l966）。
[6]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
[7]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下》。
[8] [宋]高似孙：《蟹略》卷2。
[9]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10]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四，收获第十一；农桑通诀集之六，水稻。王祯在引了《齐民要术》的这部分内容以后，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确认的江南稻作新技术，如插秧技术等。
[11]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12]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25《人物》。
[13]嘉定县人民委员会：“嘉定县十年来农、林、牧、付、渔生产总结初稿（1949—1959年）”，1959年10月1日，上海市嘉定区档案馆藏，农业局档案，44—1—3l。
[14]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
[15]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
[16] [宋]陈师道：《后山丛谈》卷2。
[17]万国鼎校注：《陈專农书校注》，“善其根苗篇”，（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45页。
[18] [唐]孟郊著，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卷2《退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19]江苏省吴江县土壤普查办公室编：《吴江县土壤志》，1959年，第32页。
[20] [元]王祯：《王祯农书》，百谷集之一，水稻。
[21] [元]娄元礼：《田家五行》，六月类。
[22]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23]万国鼎校注：《陈專农书校注》，“善其根苗篇”，（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45页。
[24]朱鹤健：《水稻土》，（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40—341页。
[2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26]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下》。
[27]熊毅、李庆逵：《中国土壤》（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28]昆山县农林局：“昆山县改良土壤工作初步总结”1959年12月15日，昆山市档案馆藏，农林局档案334—1—9。
[29]熊毅、李庆逵：《中国土壤》（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213、216页。
[30]江苏省吴江县土壤普查办公室编：《吴江县土壤志》，1959年，第68页。
[31]徐琪等：《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上海）上海利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44页。
[32]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6，农事，营治上。现在出版的《农桑辑要》中无此条。
[33]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三。
[34]万国鼎校注：《陈專农书校注》，“地势之宜篇第二”、“粪田之宜篇第七”，（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25、34页。
[35]万国鼎校注：《陈專农书校注》“粪田之宜篇第七”，（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34页。
[36]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三、粪壤篇第八。
[37] [元]王祯：《王祯农书诤，农桑通诀集之三、粪壤篇第八。
[38]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2。
[39]嘉靖《昆山县志》卷15，范成大：《新开塘浦记》。
[40] [日]北田英人：《八一十三世纪江南の潮と水利·農業》，《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
[41]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8《大德三年六月都水庸田使麻合马加议讲议吴淞江堙塞合急治方略》。
[42]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3。
[43] [宋]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310，“吴门田家十咏”。
[44] [元]任仁发：《水利集》卷2。
[4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淳熙六年五月十八日。
[46]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
[47]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研究论文集（摘要）》，1979年，第2页。
[48]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4。
[49]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50]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二、垦耕篇第四。
[51]嘉定县农林水利局：“嘉定县十年来农、林、牧、付、渔生产总结初稿（1949—1959年）”，1959年10月1日，嘉定区档案馆藏，嘉定县农业局档案，44—1—31。
[52]嘉定县人民委员会：“嘉定县十年来农、林、牧、付、渔生产总结初稿（1949—1959年）”，l959年10月1日，嘉定县档案馆藏，农林水利局档案，44—1—31。
[53]徐琪：《论水稻土肥力进化与土壤质量——以太湖地区为例》，《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年第4期，第325—326页。
[54] [元]王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柜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