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就中国大陆宋史界，或是史学界而言，程民生先生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中年学者，而60万字的《中国北方经济史》就是他最近的研究成果，也是代表了他近年来的学术水平的提高。此部大作实际上是围绕着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课题而展开的。由于朱绍侯先生在序中已经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本文就可避免重复了。
本文名为启示，主要是说两点读後感。第一，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大环境下，目前史学界不可避免地出现若干严重的歪风邪气。譬如趋炎附势风、空头主编风、拼抢名位风、剽窃风等，不少人虽然喜欢用学者的各种头衔招摇于世，其实是醉心于权势和金钱，而无心于学问，以种种偷懒和取巧的手段混世。狂躁、浮夸等风盛行，没有创新者吹嘘自己大有创新，没有下功夫偏说自己是下了悬梁刺股的功夫。在此类不良风气侵袭面前，程民生先生坚决维持了可贵的学者本色，是很不容易的。
此处且引用他在後记中的一段文字：“学问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史料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不核对史料尤其是不核对转引的史料，不注明所引书目版本，是非常可怕的。在我阅读今人有关论著时，总是对所需史料予以核对，发现竟然将近一半有错，或多字、漏字，或误解，断章取义，或将不同朝代的两篇文章当成一篇，更有将卷数、篇名、作者注错乃至将书名注错。有时为核对一条史料，费时一天才找到——压根不在所注书中！及至核对本书初稿时，发现原来碰到的莫名其妙现象全部重现，不禁出了一身身冷汗。”这是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治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尽可能准确地使用史料的经验谈，值得我们每一位治史者参考和效法。只消看一下此书广征博引自先秦到明清的大量史料，即可知程民生先生是下了多么大，多么深的治史功力。
治史的要诀之一，无非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史学家不能没有宏观的综合、总结、提炼、昇华等能力，也不能没有掌握尽可能性多的细节知识，进行微观考证的能力，两者不可缺一，相辅相成。程民生先生的优长不仅在于能够不惮烦劳，扎实地从细小处的一个字、一条史料着手，也在于他在宏观上有见微知著、钩沉索隐、融会贯通、提炼昇华、标新立异之才。
在此可以转向本文所说的第二点启示。中华古史太长，史料（包括文物）与其他各国、各民族相较，又特别丰富。如果治史者一开始就对中华古史作贯通式研究，显然不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道路。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才有深入的可能，这是许多史家积累的共识。但是，治断代史自然有其缺陷，如果不能适时地处理通与专的关系，点与面的关系，就有可能成为井蛙观天，攻其一点，不及其馀，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就谈不上从大处着眼。正确的、高明的治史道路，应当是由断代史逐渐走向通史。
就古史史料而论，宋代史料已是十分丰富，但仍是比先秦至唐五代，辽金元有馀，而比明清不足。例如在经济史方面，在文革前，中国大陆的宋代经济史大致上属于粗放耕作区，然而经历最近二十馀年间宋史界同仁的努力，如今多少已成了精耕细作区。相形之下，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和开发馀地，就要比宋代大得多。所以有的宋史研究者，譬如刘秋根、龙登高等先生已经由宋代经济史转入以明清经济史为主的研究，汪圣铎先生也不把自己的经济史研究拘限于天水一朝。唯有能够作跨断代，特别是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才能够真正把握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和演变的脉络。应当说，《中国北方经济史》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逐渐由断代史走向通史的榜样，在真正意义上作了贯通四千年的相当深入细致的经济重心演变的研究，成为比前人研究更有份量的一家之言。
当然，由断代史走向通史，其难度是极大的，需要治史者付出极大的心血，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特别是在目前史学研究使用电脑，事实上正开始一场研究手段革命的时机，就更是完全可能的。目今将古籍数字化，信息化，制作电脑软件，显然还只是处于原始和低级阶段，但已经显示了研究手段革命的巨大优越性。以往需要治史者博览群书，作长期的知识积累，如今已有可能在片刻之间，就将相关史料尽收眼底，而其收集之多之广，可以超越过去一些治史高手的长期知识积累。可以设想，将来史学的学术竞争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看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因而就有更精湛的研究。高明的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古籍数字化、信息化程度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在没有较精深的断代史研究，即对一个断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教科文等有较全面知识和根基的前提下，就急于进入通史研究，只怕很可能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浮光掠影式的，隔靴搔痒式的，难以深入。
在肯定《中国北方经济史》是一部力作，一部佳作的同时，也须指出，北方经济史的研究决不是到此为止，尚有更深更广的馀地。为了写这篇短文，我与著名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通电话，交换一些看法和观点。他说，他搜集了自秦汉到宋元的相关史料，本拟写一部估计应有400万字的农业史。但由于他在大饥荒年代得了很严重的浮肿病，大大损坏了健康，在健康状况已经完全难以维持正常工作的情势下，最终只是勉力完成了75万字的《汉晋唐时期农业》，无法写更大部头的论著。我听了，只能深为惋叹。《汉晋唐时期农业》是分地区论述的，可称全面的区域农业，而在体力和精力极差的条件下，已经难于做到如程民生先生那样认真地核对每一条史料。但我们拜读张泽咸先生的最後一部问世之作，仍可体会他治史的顽强毅力和辛劳，这当然是他人生的最後一次呕心沥血的顽强拼搏。张泽咸先生对我说，从《中国北方经济史》60万字的篇幅看来，特别是明清部分，应是较粗线条的。这应是中肯的评论。
如果我们不用经济重心一词，而改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词，可能思考的范围会更宽一些。中国古代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有南北的问题，也有东西的问题。漆侠先生曾强调，宋代经济从秦岭经峡州而至海南岛，有一条南北线，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西不如东的差别。事实上，《中国北方经济史》也已接触到这个问题。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粗略情况看来，在此条南北线以西的主要发达地区，一是关中平原，二是成都平原。这两块地区的基本缺点是面积小，与东部的诸如黄淮海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和中游两湖平原相比，面积差别甚至很大。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曾有领风骚的时代，但一旦东部更广大的地区经济发展了，即使到了同等发展水平，其经济总量就会大大超过西部。
粗略看来，南方经济在春秋时代，似乎还是楚地领先。战国时，秦占巴蜀，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在汉代大致保持领先水平。三国时，长江下游应胜过长江中游。南北朝时，江南胜过淮南。我个人相当重视《资治通鉴》卷259关于唐後期的记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扬一益二”表明当时淮南经济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而成都平原居其次。经过唐後期的战乱，到五代吴越时，看来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才稳居全国首位。经历宋元，直到明朝中期，方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也跻身先进行列。唯有从明代开始，南方才形成了成都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四个农业发达地区。如果从东西的角度看，东部就更胜于西部。
当然，笼统谈东西南北，也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不论东西南北，都有落後地区。若对现代中国的贫困县的分布作一调查，再追溯历史演变，就可更清楚地了解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研究，当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如北方经济史，是个大范围的区域经济。欲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区域经济，似应在大范围之下，再尽可能地细分若干区域经济层次，并且对每个层次的区域经济再确定若干时间阶段；同时也应论证各区域经济在全国的地位，构建一个各时代有变化的区域经济水平排行榜。明清的史料多，完全可以在分省的基础上，再于每个省中划分若干个经济区，又划定本区经济的若干恢复、发展或停滞、衰退阶段。现代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排行榜也是经常变动的。古代的史料当然不可能有如此的数学统计，但是，如果仅停留在描述某区域的经济状况，而不将某区域经济纳入全国的经济排行榜中，就不能认为是高水平的研究。由于传世的史料多寡不均，以上的设想或是能够做到，或是不能做到，但总要最大限度地搜剔相关史料，尽可能细致地做，能做到何等地步，就做到何等地步。
譬如在唐初著名的贞观盛世，据《贞观政要集校》卷２《直言谏争附》载贞观六年（公元632），魏徵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当时距离北方大战乱的平息已有九年，估计关中平原已经相当富庶，而在伊洛以东的广大的关东地区仍处于大战乱之馀的恢复阶段，到底何时完成了恢复，尚须作进一步研究。再如在宋金战争中，即使是长江三角洲等地也经历了惨重的战祸，但恢复稍快。至于在大江以北，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76和《历代名臣奏议》卷90南宋初吕颐浩奏：“京西路残破为甚，京畿次之，唯京东〔东〕路、河北东路不曾经兵火”，他没有提到的京东西路、河北西路和河东路也经历相当程度的战祸，而京东东路与河北东路其实也经历战祸，其说不确。“淮南东、西路平原广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残破之後，居民稀少，旷土弥望数百里。今又重困虏人蹂践，焚荡一空”。事实上，大致在宋金对峙的七、八十年以至百年以上，从黄河以南到大江以北的广大地域，经济一直是萧条不振的。许多地区尚未恢复，而宋金蒙之间的战祸又接踵而至。这也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如果尽可能细致地既分区域，又分时限，就肯定会把古代区域经济的研究水平再提高一个或几个层次。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