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的视野
《新唐书·南蛮传》的“赞”最后总结到，“《易》曰：‘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南蛮传》的作者用另两个可供类比的例子，从“长时段”的角度解释了唐代灭亡的原因——由于南诏不断向东南渗透，两陷安南，迫使唐王朝不得不调用徐州兵士镇守南安北部最大的要塞桂林，久戍不得更代的士兵最终造成“庞勋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无力于黄巢——“唐亡于南诏”的观点不但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人类学家芮逸夫先生的认可。
包括《南蛮传》中的古今研究者们，都没有把唐帝国的灭亡看成短时段内社会结构断裂——藩镇强大与农民叛乱——的结果，而是把这一激烈的结果，放到了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去。我们先不必忙着解释南诏与唐朝灭亡的“长时段”关联，但至少带着这种几乎已经将近1000年的智慧（从1060年《新唐书》完成算），解读一下1000年后的一本著作：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英文原著1989）。看看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知识财富，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本关于“欧亚大陆游牧与农业定居人群互动”的著作。
拒绝“他者化”
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怀着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精神，拒绝传统观念中，农业定居人群将周边草原-林地带游牧人口，武断称之为“野蛮”、“蛮夷”的做法。力图在《危险的边疆》（简称《边疆》，下同；凡涉及本书页码，均直接标出，不另作说明）一书中，深入“对汉族文明的学者而言只体现为具有很少内在价值的边缘历史”，（p.4）打破“视部落民众为中原的长期附庸”，简单理解为“纳贡”、“归附”或者“入质”的刻板印象。他认识到，传统文献中建立在农业人群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观点，“经常被现代学术通过一种继发的种族中心论不加批评地予以保留”，而且“对于定居社会的历史学家而言，……也总是难以理解那些与其自身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生活方式的部落游牧民族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p.5）
所以，巴菲尔德想要做的，就是将传统汉文文献中“他者化”——一律以野蛮、不开化，文明践踏者脸谱化形象——出现的游牧人群，放到历史主体的地位上。他们不是单一的，攻则漫山遍野，铺天盖地；退则如潮水滚滚，不留痕迹的入侵者，他们没有农业定居者一样，基于农耕生计、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文明的基础），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社会组织，没有文明，只是他们有的是另一种“文明”，游牧文明——建立在周期迁移，短期定居生产方式上的文化类型，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
不过，巴菲尔德并不是这种尝试的第一人，在人类学的领域，自以“启蒙教化”为己任的殖民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结束以来，以埃里克·沃尔夫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学家在诸如《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等著作中，便已经开始“还历史于‘没有历史’的人们”，把后者的主体性还给那些，拥有发达文字书写历史传统以外的人群，因为失去“文字”这样有利的武器，他们只能任由掌握文字魔力的人们，贬谪为“蛮族（蛮夷）”。后有，马歇尔·萨林斯在《历史之岛》中试图还原“土著的理性”。那么，在这一思潮涌动背景之下，同为人类学家的巴菲尔德便在稍晚的时侯，便在这份亟需“正名”的“野蛮人”名单上，在非洲广大的班图语族、美洲印第安人、大洋洲土著和东南亚山民之后，添上了欧亚大陆历史上，驰名遐迩，令人闻风丧胆的“游牧人群”。
一言以蔽之，他想要通过对游牧人群“政治组织”的描述，考察游牧者与农业定居人群的“互动范围”。然而，从人类学的蹊径中走出来的作者，会不会又回到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中国的征服王朝：是否存在一种边疆关系的周期率……?”（p.5）
人类学视野中的游牧民
既然把历史主体性还给了“游牧者”，那么，按照人类学的做法，就要描述他们的生计类型、文化要素，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边疆》的作者看到了这些（尽管他把主要笔墨放在了匈奴、突厥、蒙古等等人群的亲属关系上了），而且把他们与农业人群的互动详尽地归纳了出来（以两者物质交换为主）——游牧人群提供畜牧产品，而农耕者以不对等比例的高额“等价物”支付酬金，维持了某种“朝贡”体系——但除此之外呢。
他非常详细地记述了匈奴、突厥、蒙古和满洲的兴起和衰落，或许是出于某种谨慎态度，他回避了游牧人群与农业定居者的大量冲突，小心地描述游牧者的轨迹，甚至还努力廓清“游牧帝国与中国”的界限，保证自己的视角全都落在游牧人群那边。同时，他又像以往的历史著作一样，记录了游牧者“汉化”（文化涵化）的过程——胜利的游牧民“入主中原”，听取汉人谋士的意见，遵行农事，崇尚儒风。
巴菲尔德力图避免以往那种“附庸”与“边缘历史”，然而，《边疆》让我们更多联想到的还是格鲁塞《草原帝国》一类的风格，由戈壁、沙地隔开的草原和农耕地区，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游牧人在农业帝国视野中的出现依然突兀，他们如潮涌来，每次只仿佛变换了名字，又重新登场。10多万匈奴融入后起的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只是后先继起。只是，在人类学家眼中，他们从输诚向化、入贡纳赋的“蛮夷”，变成了智慧的“勒索者”——他们并不倾慕“汉化”，只是理性主义，商业头脑使然——并从物质交换的配角，变成了左右汉人农业帝国政治-经济运行的主角。当然，巴菲尔德还为每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主角绘制了详细的系谱，试图讨论亲属关系在他们政治组织中的作用。
不过，我们稍加注意，还能找到另一些人类学独特的视角，巴菲尔德提到，“有证据表明，游牧的匈奴人民有大量的谷物可供支配，这很可能是由被俘的农民生产的。例如，公原前119年，……汉军将领卫青及其五万士兵用交货的匈奴粮食大摆盛宴，并在南返之际，将剩余的粮食付之一炬。”（p.61）游牧人群谷物种植情况的发现，并不是新闻，更多的材料也见王明珂继巴菲尔德之后写成的《游牧者的选择》，然而这种极有可能纠正我们对游牧生活固有偏见的发现，似乎少了更多着墨。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边疆》中详细记录了游牧人群每次从汉地王朝获得的“回报”，如“呼韩邪获得了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他的随从受赠谷米三万四千斛。……第二年，呼韩邪声称其部众困乏无助，汉廷遂派发谷米二万斛赈济……”（p.81）不论是匈奴，还是后来的鲜卑、突厥、契丹、满洲都与汉地王朝发生过频繁的物质交换，巴菲尔德的笔触随同历史文献一样戛然而止，而把更大的奖励和发现的喜悦，留给了后来者。
新的思路
像历史学家一样，《边疆》的作者在文献终止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似乎暂时忘记了人类学家“社会结构”这一利器。尽管文献没有提到它们的来踪去影，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一下，“七十七袭衣被、八千匹锦绣绮縠杂帛，六千斤絮、三万四千斛谷米”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这显然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多年如此的支付——这些既不是凭空出现，也不会就此埋入地下陵墓——会产生哪些“看不见”的影响?材料背后，反映的是看不见的“社会（生产）结构”。此外，其中隐含的信息还显示，游牧人群所需要的，与农耕者并无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光是乳和肉的食用者，他们同样消费大量谷物！
大量关于游牧方式的研究（包括弗里德里克·巴特、王明珂和德国马克·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显示，纯粹的游牧生计方式（如西伯利亚驯鹿放牧者，或如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的“林中百姓”）无法维持大量人口（如“控弦之士二十万”），汉地农业帝国眼中的游牧者“入侵者”来自农牧混合经济，且农业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事实上，传统研究的症结，恰恰在于将游牧与农业经济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在彼此之间划分了一条“边疆”，这种二元的分割，阻止我们深入大漠的另一侧（今天国家疆界的确立，让我们对蒙古高原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农牧混合经济缺乏更直观认识）。其实，大量史料记载，在汉地赋役较高时期，人们流入游牧地区从事农牧；而且农业帝国，也鼓励（或掠夺）匈奴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反之亦然。这种更开放、更加整体化的观点能为我们打开更开阔的视野：两汉帝国对匈奴的胜利，并不纯粹出自军事上的胜利，汉帝国对西域与河西走廊农业地区的控制，构成了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对西域农业绿洲的控制远不止给汉地远征军提供补给，同时也阻断了游牧人群的农作物供应，加速了农牧混合经济社会的瓦解——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卫青那“付之一炬”的决定性意义。
历史的进程没有那么简单，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还有“衣被、锦绣绮縠杂帛和絮”的问题。《边疆》提到一个唐代的案例，“（回纥可汗）大为震怒，并要求偿付所欠马匹价值180万匹绢。……有观点认为，朝廷的这些负担通过对东南富饶地区征收的年赋来弥补，这大约是20万匹绢。”（p.196）巴菲尔德在本来应该趁势而入的地方点到即止，一笔带过，用“有的观点”遮住了人类学的眼光。
历史学家止步于数据的罗列，但对于人类学而言，“七十七袭、八千匹、六千斤、三万四千斛”并没有那么简单，甚至构成了讨论的出发点。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而生产体系（物质生产）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先从游牧者的视角来看，他们从农业帝国那里获得了这些物质产品，需要通过“再分配体系”分发出去，分配的网络可能按照包括“亲属关系”在内复杂的部落间关系展开；另一方面，如同农业帝国的君主，这些产品也不是无偿赠予的（如匈奴及后来的游牧人群，都要用马匹或畜牧产品交换——且不论兑换比率是不是合理），产品在游牧世界从中心向边缘的扩散，好比货币浪潮的推动，刺激了草原深处的生产。
我们可以设想，农业帝国提供的物质产品促使多少人群加入到这场贸易网络当中。虽然文献没有告诉我们有太多远方聚落（以匈奴为代表）为农牧混合人群提供：皮货、毛料、手工制品，以及铁制品（被称作柔然“锻奴”的突厥），甚至雇佣兵的情况。但是，契丹向女真索取贡物的行为，最终促使女真社会的全面崛起；而鲜卑首领檀石槐之父投鹿侯就在匈奴中服兵役三年——鲜卑卷入匈奴与汉朝的军事互动，推动了鲜卑社会的整合。正是“生产刺激-人口增长-社会整合-资源压力”这样的进程导致了汉地农耕者眼中，此起彼伏的游牧者浪潮。
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产品对农业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复一年的大额度支付，最终转嫁到国家控制的编户头上，其实包含复杂的连锁效应会以一种“微观”的方式传递下去。向南方山地索要更多的可耕地、更多的赋役提供者，造成当地原著居民的暴力回应——这就是我们在开篇看到那段话的实际含义。另外，即便“东南富饶地区”也有承受的极限，沉重的赋税（其实更残酷的则是兵役，尤其农业帝国的南北两线同时开战）迫使人口逃亡，未及逃亡人口的负担则成倍提升，农业帝国内部财政紧缩，又反过来影响了与游牧人群的经济互动。兵役、赋役的不足，同时也削弱了农业社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实力——这便是我们在所谓“朝代末期”看到的“内忧外患”——其实都来自长期积累的结果，“唐亡于南诏”，其信矣。
现在我们可以回味一下开篇那段引文，将近1000年前的智慧确实不谬，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并不只有那些剧烈的突发事件，而是那些只有通过“长时段”视角才能揭示的深层原因。《边疆》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材料，却“三顾而不入”，蔚为遗憾。游牧与农业社会并非截然对立的世界，二者的联系与转换将继续给我们带来有趣而值得深思的主题（篇幅有限，恕难展开），也将继续启发历史学与人类学家。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