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形态的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初，迄今百有余年。百余年来，经济史学的研究领域可谓广泛，研究方法可谓多样，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前后相继的学者在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不断探索的同时，亦在努力建构经济史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式与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经济史，赵德馨先生在察古今经济变迁之始末外，复以全局之视野、敏锐之洞察力进行了理论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构建其全新的分析框架，此已为学界深知。然赵先生苦心孤诣处非止经济史学，亦在于经济史学概论。从上个世纪50年代步入经济史学研究之路时起，赵先生就开始思考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特征、经济史学的历史、构成、历史分期与依据、研究方法与理论、研究规范等等问题，并在教学与科研中不断探索实践。这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正是他半个世纪以来对相关问题探索与思考的成果，也是对“什么是经济史学”和“怎样研究经济史学”这两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①]。
一
何谓经济史？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对此的讨论几乎伴随着经济史学发展的始终。或言“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②]，或言“经济史是人们由以得到生存的各种方式的故事”[③]，或把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作为经济史的任务[④]。不同的定义下、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与重点也多有不同，从早期主张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到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再到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这或许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然对学科基本研究对象的模糊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学术研究的残缺，也必会影响到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赵先生发前人所未发，论前人所未论，首次对经济史学科进行了类型与层次的划分。
赵先生认为，从学科研究对象分，经济史学科分为经济史学与经济史学概论两大类，其中经济史学，即习称的经济史，又可区分为两个小类，即经济史与经济史通论。类型不同，研究对象自亦有区别。经济史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经济史通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进行理论的分析、概括与抽象；经济史学概论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经济史的内容包括时间、空间、经济生活三要素，仅就经济生活这个要素而言，就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类，如，按产业分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业、金融业等；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个再生产过程分类。每一类又包含多个层次，如生产关系中就包括经济形态、经济成分、所有制等类别。不仅不同层次上的经济史研究范围有大小的区别，同一层次的经济史也会有范围大小之分，或宏观，或微观，不一而足。若再考虑经济史的时间与空间要素，经济史的种类会更加繁多。如此繁多的经济史种类在赵先生的条缕细析下一目了然，而经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经济史研究对象问题亦迎刃而解。
在探讨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时，不能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人类前进的步伐未曾停止，而经济史研究的时间下限又该在哪里？熊彼特认为经济“科学”家掌握的三门基础学问是历史、统计和理论，而“三门基础学问之中，包括直至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⑤]。诚然，已经发生的，“直至今天为止”的经济事实都已成了客观存在的经济历史，但它能否成为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对此，赵先生提出了“跟随”与“沉淀”相统一的观点。所谓“跟随”，意指经济史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即研究的内容应跟随历史的步伐前进。所谓“沉淀”，意指事物本质的显示，要有个“沉淀”的时间过程，经济史研究的应该是已经结束的经济过程或是已经结束的经济阶段。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某时刻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探索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因而，不能简单理解“今天”的时间意义，一方面误将“今天”尚在发展中的经济过程或经济事件纳入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又遗漏了“今天”已经告一段落的经济事实。事实上，对经济历史与经济史学研究对象的错误理解已经造成了不少教训，只有科学地理解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宽度与长度，才能更好地发挥经济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也正是基于这个目的，赵先生不仅以宏阔之视野，极具创见地提出了“跟随”与“沉淀”的理论，更以绝大之勇气与魄力，不避其难，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之先导，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赵先生的奠基与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二
经济史应该如何研究？赵先生认为，经济史学研究最重在形成独立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对经济史的研究既要做到“史无定法”[⑥]，又要“史有定法”，而“定法”乃是基础。
经济史既是从历史学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又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两大学科对经济史学归属的争夺始终未曾停歇，这也造成了经济史之花在历史学科与经济学科中同时绽放。不同学科思维方式下的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历史学思维方式下的经济史，以史料考证为基础，偏重对经济运行过程的考察；经济学思维方式下的经济史，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偏重对历史上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研究。这两种经济史既有其成功之处，亦有偏颇之处。赵先生认为，真正的经济史学“历史学包含不了它，经济学也包含不了它，它是一种跨越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新型经济史”，这种经济史是新型思维方式——融历史学与经济学思维方式于一体、符合经济史研究对象要求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产品，究其学科属性言，它只能属于与经济学、历史学并立的独立学科——经济史学科。当我们不再纠结于经济史学究竟属于历史学还是经济学时，各种类型、各个派别的经济史才能由互相博弈而走向互补与融合，而这才会赢得经济史学科的真正繁荣。
每一门独立学科都有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特有的思维方式，经济史学亦是如此。经济史学的思维方式融合了诸多相邻学科思维方式的要素而又并非多种思维方式的简单相加。以其作用和地位而论，经济史、历史学、地理学因其是经济史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元素，因而是构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三个基本要素，处于核心地位，此为第一层次；社会学、人口学思维方式属于第二层次；其它如考古学、民族学等则属于第三第四层次。治经济史者唯有“具备本学科特有的、为揭示本学科研究对象本质所必需的思维方式，才能达到研究的最佳境界”。获得上述相邻学科中的某一种思维方式易，然养成融多学科思维方式于一体的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诚非易事，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广博的学识素养。路漫漫其修远兮，必得上下而求索。
随着学术的纵深发展，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已是学界共同追求的目标，单一的研究方法往往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与创见，经济史的研究亦在谋求方法与理论的突破，无论是经济学的经济史还是历史学的经济史，都在积极倡导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综合应用。从经济本身而言，经济世界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探讨它与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方可获得全面的认知，而考察的方法与借助的理论自也应当不局限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两种，它如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学等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皆可为经济史研究所用。“研究经济史，唯一根据是经过考证的你认为可信的史料，怎样解释和处理它，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性，选择你认为适宜的方法，进行研究。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⑧]“史无定法”已成治经济史者的共识。赵先生进一步指出，经济史种类繁多，内含复杂，是不可能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但“史无定法”并不意味着经济史学没有自身一定的研究方法，事实上，经济史研究必须遵循一些共同的方法与原则，如唯物辩证法，如论从史出等。经济史研究还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与规范，如资料的收集、选题、考辨资料真伪等等。因此，经济史研究既要讲“史无定法”，亦要讲“史有定法”，唯此才对学科发展有益。
《经济史学概论文稿》构建起一个完整系统的经济史学理论框架，填补了经济史学科创建以来在基础理论上的空白，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实厥功甚伟。这部著作不仅为习治经济史学者提供了专业知识与理论工具，其中某些文章、某些观点，如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历史分期的理论、学科发展阶段的标志等等，对研究其它学科和从事实际工作者，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
诚如赵先生在后记中所言，本书所呈现的是其半个世纪以来对经济史学概论有关问题的思索与实践，58篇论文或是单独成篇，或是选取了某些文章的部分，而论文的时间跨度几近五十年，因而将诸多论文置于经济史学概论的框架内不免有零散之感，亦欠成熟与系统。这不仅是赵先生的遗憾，亦是读者的遗憾。我们热切期待赵先生下一部更为系统完善的经济史学概论专著的问世。
注释：
[①] 对经济史学概论中的某些内容学界不乏研究成果，如严中平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十讲》、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的经济史论部分以及《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陈振汉《经济史学概论讲义初稿》等等。
[②] 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③] Gras：《经济史之兴起》，《食货》第二卷第3期，1935年7月。
[④]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页。
[⑤]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⑥]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⑦]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⑧]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43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