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学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和诠释。环境史指历史上发生的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学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史学。
史学从起源之日起就很重视环境。在西方历史学界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非常重视自然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认为埃及就是“尼罗河的赠礼”。在中国，司马迁认为，撰写历史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甚至用自然变化来比附、认识历史变化。近代科学革命之后，这种历史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杰·培根冲破了基督教经院哲学对自然哲学的束缚，倡导通过观察和实验、使用归纳法研究自然。弗兰西斯·培根开启了一种为了人类利益、用科学征服和开发自然的新风尚。笛卡尔更进一步，用机械论完全取代了有机论，随后科学革命宣布了自然的死亡。与此相适应，历史学也完全变成了人的科学，环境被排除在现代历史学之外，即使有些历史学家注意到环境的作用，也只是把它当作历史发生的背景或舞台来处理。到20世纪中期，人类历史发展大大加速，同时也带来史无前例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激发了大规模的环境主义运动，要求历史学为解释处于危机状态的环境问题和支持蓬勃发展的环境运动提供历史智慧。同时，历史学内部或因为学科要走出危机需要拓宽研究范围、或因为日益增强的学科间交叉融合而呈现出愈来愈重视已经处于“失语”状态的环境，希望发现环境在历史上的“细小声音”的态势。这两者的结合在历史学领域催生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即环境史学。环境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国际史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两大趋势之一。[1]中国已把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其他学科研究环境问题的成果层出不穷，但历史学的反应相对比较迟缓，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比较明确的学科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2]尽管环境史学的历史并不长，但发展速度惊人，成果丰硕。应该说，现在是对它进行适当梳理和总结的时候了。
对环境史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无论是对学科建设还是认识人与环境关系进而促成文明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任何学科的自觉，都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历史认识基础上的，环境史学也不例外。环境史研究中形成的新理论、新方法，对重新调整人与环境其他部分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所以，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现实指导来看，研究环境史学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急迫的。
第一节 环境史的定义
“人猿揖别”标志着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开始。然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萌芽的，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的出版。[3]前者注重环境保护的政治史；后者超越了游牧理想，把荒野理想当成美国精神形成的关键。但是，环境史作为一个固定的学术用语，则是R．纳什在1970年首次公开使用的，这标志着环境史研究正式登上学术舞台。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先贤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R．纳什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因而，环境史“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4]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但该领域目前还没有对学科范围进行精确界定。[5]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观察历史的地球之视野，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6]T．泰特认为，环境史学家不能把一切人类历史都视作某种程度上的环境史，要把非常丰富的文献控制在一个能够处理的范围内。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第二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从石斧到核反应堆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7]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8]而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9] 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的变化以及对其意义的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的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主义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10]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伞型结构，下辖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特殊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11]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笔者认为，环境史研究的是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的历史关系。这里之所以没有笼统地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这里所讲的人既是自然的和个体的人，也是群体的和社会的人。以前的历史研究强调历史是人的历史，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忽视了人是自然界一部分的生物属性；深度生态学兴起后，过分强调了人的生物性，把他等同于一般生物，忽视了人不同于或高于一般生物的社会性。换句话说，人是自然界的一员，但是特殊的一员。其特殊性集中表现在他的社会性上，但不能特殊到不顾他的生物性的地步。第二，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自然的其他部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整体论和有机论的思想。整体论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思想。有机论把地球看成一个由各个不同部分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不但有机地(不是机械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各自都具有内在价值，缺一不可。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不是相对于人的价值，不等于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因此，环境史不是简单地以人为中心的，也不是完全以生态为中心的，而是以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为中心的。相对于先前传统的历史学而言，它的突出特点是把原来历史研究中忽略的那一部分重新融入历史研究中来。相对于深度生态学而言，它更强调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因此，环境史可以分为两类，即狭义的环境史和广义的环境史。
狭义环境史就是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下把历史研究中缺少的自然部分补回来。广义环境史是在历史发生的主体从人变为人与环境的前提下重新认识和结构新型的历史。在以前的历史学中，历史是人有意识的创造的结果。其实，历史不仅仅是人创造的，参与创造历史的或者说出演历史这幕大戏的，还有其他因素如自然。既然是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那么为什么只承认人而不承认自然的历史创造作用呢?进而言之，脑科学研究发现，人的行动很大一部分是直觉而不是理性指导的，并不是有意识的结果。这个直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动物性的，不是人所特有的。那么，为什么人的直觉可以创造历史，而动物的直觉就不能创造历史呢?美国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12]反过来，如果我们期盼要写出全面的、整体性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仅仅认为是人在创造历史，还必须承认自然的其他部分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因此，环境史研究所创造的种种知识已然超出了原来的知识边疆，改变了我们的基本历史思维，为我们带来新型的历史。
具体而言，如果把环境史研究看做一个伞形结构，那么一般情况下它应该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环境的演变过程。应该指出的是，这里讲的环境的演变过程不是自然史里面所讲的环境变迁，而是比较偏重于在人的作用下的环境演变。例如，自然史在研究黄河暴涨或断流的原因时，一般是从地球运动引起气候变化的思路来分析，是纯自然科学的研究。相对而言，环境史更偏重于人的因素，一般是从农耕深入到黄河中上游的游牧地区进而造成水土流失的角度来分析。在中文语境中，环境的历史和环境史的区分并不明显，但在英文语境中，其区分就比较明显。自然史中研究环境变迁的历史叫做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环境史的研究叫做EnvironmentalHistory。由于这方面的内容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记载比较少，加之也不能忽略环境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因此，研究这一方面的内容必须利用自然科学的证据和方法。第二部分就是经济或物质环境史。它强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工具技术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中，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农业生态史和城市环境史两种不同的模式。如何跨越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是环境史学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政治环境史。主要研究权力关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由环境问题引起的政治变化。例如，集权制和分权制对环境产生的不同影响，国会中关于环境立法的争论，还有环境主义运动以及绿党政治等。这一部分是环境史兴起的时候研究最多的一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文化或知识环境史。主要研究人类如何感知环境，这种认识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利用的。其中研究最多的恐怕要算对宗教环境文化的认识了，如犹太教基督教强调万物为人进而引起现代环境大破坏，而儒教和道教强调“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有利于环境保护等。这四个部分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不但包括人对环境的作用，还包括环境对人的作用；都注重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等。
总之，环境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作用下，不但自身发生变化，还通过进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进程，改变或塑造了历史发展进程。
第二节 环境史的理论建设
所谓环境史理论，就是要找出人与环境其他部分的关系变化的因果律。这种普遍的、逻辑的因果关系，是从一个个具体的、特殊的事件中抽象出来的，否则，环境史就变成一系列按时问顺序排列的具体事件的堆砌。当然，在抽象过程中也不能忽视人与环境其他部分的关系的复杂性，最终才能形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统一的因果关系即环境史理论。
环境史理论是逐步建设和发展起来的。环境史学的开拓者们在这一分支学科草创时期进行了初步探索。A．克罗斯比通过分析欧洲殖民者用“生物旅行箱”代替土著人的生态体系进而征服土著人、最终把生态进程纳入历史研究。[13]W．韦布通过分析大平原上的居民为了适应当地生态特点而改变在东部已经行之有效的技术，从而把技术进步整合进环境史研究。[14]W．克罗农分析了印第安人自给自足的生计经济和殖民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用环境模式的不同，揭示了环境形塑人类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环境的思想。[15]J．玻金斯用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分析了美国农场主为什么喜欢机械化和化学化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生物化的管理方式，进而分析了介于农场主和化工厂之间以政府和议会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作用[16]。这些研究分别把生态、经济、科学和政治有效地联系起来，部分发掘出了环境史的内部动力构造和机制。C．麦茜特进一步发展了环境史理论，把包括人类的生物性再生产及其社会化的人口再生产纳入到环境史研究的分析过程中。[17]环境史学家的这些努力逐渐形成了能对色彩斑斓的历史事件进行初步组织和分析的、基本得到认可的历史理论，环境史学家对人与环境其他部分关系的历史的认识和把握趋向客观和准确。[18]但是，这些尝试基本上都是从美国的历史经验出发并总结出来的，而美国经验无论是从它在整个历史序列中的地位还是从美国环境的独特性来看，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环境史理论建设的关键在于挑战和解构传统的历史编纂思想。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19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古代人类历史主要以神话或其他形式的故事来表现，用以天道来附会人事这种互渗律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出循环史观。在欧洲表现为世界处于创生、衰亡、再创生、再衰亡的不断循环的永恒过程中；在中国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循环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索无往不复的循环。16世纪以后，人类与自然分离，人类把自然看成有规律的客观实在加以认识和利用，并把自然不断进步的观念逐渐应用于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历史及其社会，提出进步史观。黑格尔、马克思等都总结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进步的图式。这种进步史观既有目的性、又有伦理价值判断，是持续上升的单线进步。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欧洲人的进步美梦，但是，进步思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重新抬头。作为现代社会的典范，美国人提出了现代化或发展史观。他们倡导的现代化实质上是美国化，发展是对已发展事实的模仿。当时第三世界国家被称为“不发达国家”(undeveloped)，但这些国家拒不接受这一称谓，认为其中含有贬义；后改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遂逐渐得到认可，因为即使排在发达国家之后，但至少表明这些国家已走上正确道路。实际上，以现代化史观书写历史，容易割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联系，进而把传统看成是静止不变的。[19]以发展为主线的问题在于，它把不符合这个取向的历史事件统统排除在外，或是将其视为非典型的例外。如古典文明的断裂与消失，工业革命造成的环境恶化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等。到了1960和70年代，现代化理论几经修正仍不可避免地失灵了。发展理论也被不断修正并逐渐与生态学结合，冲破了传统发展理论中存在的发展必然造成环境恶化、保护环境必然抑制发展的困境，提出兼顾生态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意在重新把人与环境其他部分的关系史整合进世界史编纂学。
可持续发展思想萌芽于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会议。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布伦特兰报告，明确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综合全球各国意见，发表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进一步具体化了布伦特兰报告中的定义，指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要进行国内合作和国际均衡，就要建立一种支援性国际经济环境；就要维护并提高支撑生态抗压力和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基础；就要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等。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广泛接受了这一解释，并写入了《21世纪议程》。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全球和人类共同性以及代内、代际和国家间的公平性。以此为史观编纂世界史仍然处于探索中。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提出历史研究应包括生态进程，但除了在序言中贯彻这一思想外，其他章节仍然没有跳出政治史的老套。“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开篇第一章就阐述了环境在历史中的作用，把环境当作影响长时段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对待。但他的环境是静止的Milieu，而不是变化的Environment。深受年鉴学派影响的沃勒斯坦继承了整体史的传统，创立了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理论，但抛弃了重视环境的思想。1997年，《世界体系研究杂志》出版专集讨论世界体系的深度绿化问题。后来，秉持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阵营发生了分化，以詹森·摩尔为首的一些年轻学者坚持五百年的世界体系，但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如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新陈代谢、资本主义的生态紧张等出发把五百年世界体系变成世界环境史。以弗兰克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构建了一个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前一个世界体系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后一个世界体系则更多的是地理学上的概念。弗兰克等人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中的基本概念“资本积累”产生了怀疑：他们强调“物质积累”，或者干脆就叫做“积累”，其中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实物积累。于是，他们的世界体系就不局限在近五百年，而是一个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几近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全球史。五千年的世界体系理论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弗兰克代表的、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的五千年世界体系。他认为，世界经济和体系并非独立于生态系统或宁宙之外，二者确实有互动关系，要把生态环境当成是理解世界体系发展动力的一个基本维度，有必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但可惜的是尚缺乏足够的概念资源对此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其基本思想实际上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0]另一派是以环境为基本出发点来编织世界体系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华裔学者周新钟(Sing C．Chew)，他出版了构筑其体系的三部曲，分别是《世界生态退化》、《循环的黑暗时代》和《生态未来》。[21]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五千年的世界体系的深度绿化。
在两方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中，麦克尼尔父子在把环境史融合进世界史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老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研究以人为主的世界史，但也关注环境史的课题，他的名著之一《瘟疫与人》就被翻译成中文先后在港台和大陆出版了繁体和简体版。小麦克尼尔(JohnR．McNeill)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环境史学家，他的研究范围遍及除西亚之外的整个世界。他们父子合写的《人类网络》一书中就包含了许多环境史内容和环境史的思维，但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并不到位。[22]菲利普·费尔南德兹一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中指出，世界史就是探讨世界如何呈现现在的面貌，是对世界的整体叙述，有两大主题，一是人类社会自身的故事，另一个就是环境史，研究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其他物种、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动态的地球——的交互作用。正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构成了世界史，因为我们无法脱离环境来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23]但是，通观全书，怎么看都像是把两大内容摆在一起，环境史和人类史并没有真正融合起来。这只能是我所说的狭义环境史。
在西方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要从月球上看地球的历史发展，这个尝试实际上并不成功。但在另一本不被国内学者注意的小册子中有所突破。他从“为什么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的这个时代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并非想象的可能性的时代?”这一现实问题出发，把生态环境作为自古至今始终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一条生命线写人世界史[24]。另外，布鲁斯·马兹里士倡导的以全球主义为核心概念的全球史，比较注重第三世界的历史和全球环境问题，企图用包容了环境的全球主义来统领全球史。[25]
在西方的“大历史”研究中，弗雷德·斯皮尔和戴维·克里斯蒂安等撰写自137亿年前发生“大爆炸”(The Big Bang)以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宇宙和地球这颗行星的历史。[26]它最符合环境史的两个基本思维：第一，它改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编纂原则，把人和自然都还原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上。按大历史思维，如果假定宇宙的历史开始于13年前，那么人类的存在不过只有53分钟，农业社会仅存在了5分钟，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6秒钟。历史研究视角的变化一定会带来历史认识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中，人类还能目无一切，唯我独尊吗?自然还能被视为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吗?第二，它把人类史置回它发生的宇宙或地球史中，有效地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统一起来，其共同点是复杂性不断增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能量流动和消耗越来越密集。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所说的广义环境史。
虽然至今仍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融合了环境史的、完全贯彻了可持续发展史观的世界史著作，但从上述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这一史观可以帮助克服先前世界史编纂中的一些难点，初显新优势。第一，环境史可以帮助从根本上克服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环境史研究的是人与环境其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它既把人类历史放回发生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又以生态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撰写人类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和断裂性，因为不把环境其他部分作为历史的主体来叙述的世界史肯定是不完整的历史。从时间跨度上看，如果接受“大历史”的思维，那么原先世界史中大书特书的人类历史只能是历史的一瞬间，原来我们对历史的狭隘自大态度和认识就应该彻底扭转过来。
第二，环境史可以帮助校正进步史观的缺陷。进步史观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中心论和东方学的同谋共犯。环境史强调环境各因素的内在价值，以此可以证明世界不同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从环境史的思维出发，文明的优越性并不完全在于先前人们熟知的欧洲人确立的那些标准，尤其是要正视科技和理性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反思狂热的科技和理性崇拜，相反在于是否与它所生存的环境和谐适应。如果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估历史发展过程，那么欧美文明约定俗成地、就比非洲等地的文明高明的观念就需要重新考虑了。第三，环境史有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编纂世界史的瓶颈。先前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尽管都声称要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甚至要从月球看地球，但其实都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最终变成几个主要国家历史的拼盘。环境史讲求整体论和有机论，强调环境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在环境史中，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认识都可以以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为主线、以生存生境、生态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相结合来结构、来展开。于是，民族国家将不再成为阻隔历史认识的樊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编史模式。
第四，环境史可以帮助世界史把人类社会与环境变迁的规律统一起来。传统的世界史编纂要么着眼于五种生产方式演变，要么就以不同文明的相互交往为重点；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完全分离，人类社会独大而自然环境几乎无用。但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和环境史的新进展都告诉我们，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供养我们的地球环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只能服从于自然规律。从环境史中可以发现，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都经历着复杂性和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其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人类采集和传播信息能力的增强，而隐藏在此之后发挥作用的是能量流动的热力学定律。根据这一史观，环境史和世界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人与环境的新和谐：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分界点是1492年和1969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两大半球汇合，地球连为一体，人类和其他物种实现跨洲交流，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差不多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把人与环境完全割裂开来，形成二元对立、机械论和还原论的分析方法。在基督教文明圈，宗教改革强化了我为上帝、万物为我的传统思想……这种种变化凑合在一起，促成了以工业主义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这种文明促成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也造成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几乎把人类文明逼入难以为继的绝境。《增长的极限》就是工业主义时代的盛世危言。1969年人类登月成功，意味着人类可以跳出地球本体，从太空俯视我们生存的地球，进而能够超脱于人类中心主义。差不多与此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从理论上颠覆了二元论、机械决定论和还原论。后现代主义思潮首先对现代性进行反动、然后通过科学的返魅来重建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这种种因素一起促成人类文明正在走向人与环境的新和谐，即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要扩大和深化对所有环境因素的关注。[27]
这种即将出现的新型历史，不但可以改变目前历史学的局限性，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人以正确思考人类和地球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终极命运的智慧和启示。
第三节 环境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挑战
环境史主要研究历史上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因而，其研究方法不但兼具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特点，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跨学科研究是环境史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史本身是多学科知识积累的结果，自然也继承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环境史不但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和生态学的知识；另外由于人类行为异常复杂，环境史研究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给历史学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启示，使之精确化、科学化；社会科学给分析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提供有益的概念系统、调查和统计资料。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互相借鉴和融合，达到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史的目的。当然，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因为历史学在整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发生时最具优势、困难最少。[28]否则，仅从多个侧面或角度进行研究，或者把跨学科研究仅仅当成各门学科的总和来对待，虽然集中了各自专长但并不一定构成一幅统一图景，有可能得出灾难性结果。[29]如果仅从不同学科进行孤立探讨，其结果必然具有很大局限性。跨学科研究也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越分越细，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沟通起来难度增大。历史学家在研究环境史时往往根据自己心目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来选择适用的自然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家有时认为这是断章取义、文不对题，甚至嗤之以鼻。因为历史学研究人的行为，强调人的主观性，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不中立，历史事件也是生动和不可重复的。而自然科学不关注生命，只研究客观存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是中立的，科学现象也是可以多次重复的。因此两者的沟通非常不易。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从传统上讲也存在较大差异。历史学注重从史料出发来叙述历史，强调历时性和空问方位，进而分析和解释历史变迁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断裂和连续性即因果关系。社会科学总是从理论预设出发，利用使用系统方法获得的共时性调查数据和受控制的观察结果，通过个案和分类研究来抽象出普遍原理。即使是环境史学家和环境政策制定者、环境行动者也很难说同一种语言，因为后者总是从现实需要和群众心理出发，用道德诉求和煽情的方式来唤起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激情，几乎不可能像历史学那样对环境问题进行冷静、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认识。总之，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易融合的问题。各学科因差异而存在着张力，也因差异而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学叙述的基本特点。就认识论来看，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学中的修正派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认为所谓客观科学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的理想。我们通常认为，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信息论、系统论等使生态学变成了像物理学一样的成熟科学。但是，现在崛起的、更强调对观察者依赖的混沌生态学和生态学多元主义或许预示着“旧生态学的死亡”[30]，因为它的诸如生态系统、平衡、演替等基本概念都受到强烈质疑。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境史自然也必须对这种“不科学”的指控作出有效回应。历史研究因研究对象不中立、研究者有意识形态等背景而必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即同时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同一史料时会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的表达功能问题。语言不可能给人们传达一种固定的内容，可能会产生多种歧义和误读，也就是说，只要语言介入，事实就不可能是历史实在的复制品。换句话说，叙述本身具有自我解释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就是撰写对历史进行语言上的故事化处理的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因为选择叙事语句(NarrativeSentence)受制于我们的历史概念，已有的意识形态也会随着叙述进入历史文本。即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意识把一些自认为可以编成故事的历史资料按照自己设想的模式组织起来，交给读者阅读；读者会把这个故事与自己意识中的故事模式加以对照，进而形成新的故事模式，完成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意义最终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叙述仅是个形式和载体，但在后现代主义中，这个形式有了实际的内容和价值。环境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后现代主义对语言和叙述本身产生含义的强调混淆了历史和虚构的明显差别。只有把史实和故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保持历史学的特色，又有效地发挥它的大众环境教育的功能，即用这种忠于史实的寓言或故事、而不是学院式论文或政策建议的方式呈现历史的智慧，进而与普通百姓交流蕴涵着强烈道德关怀和社会改造意图的环境史。[31]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三点叙述强制规范(Narrative constraints)。一是故事不能违背已知的历史事实；二是故事必须具有生态意义，否则就不是环境史的叙述；三是环境史学家是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编写故事的，工作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纯粹个人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完全决定对史实的取舍、对语言的选择和与读者的交流。[32]环境史学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实际上更多地来源于家庭行为、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33]总之，环境史的编写方法既要坚持历史学的传统特点，又要因应新思维的不断挑战，形成更加宽容、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形式。
环境史研究必须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环境史一经出现便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迅速发展。英国根据自己国家独特的环境变迁，提出了英国的环境史理论。法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年鉴史学的传统，认为环境史仅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需要对它进行结构分析。美国因为缺乏前现代历史，出现了把环境史等同于环保运动史的倾向。总体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客观上受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影响很大，但在非洲和其他以前的殖民地，环境史研究呈现出新特点：不但深化了民族主义史学关于殖民地人民具有历史创造力或历史首创精神(Agencv or initiative)的观点，还把生态破坏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加深了对殖民主义的认识。总之，本土化一方面丰富和深化了环境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推动它较快发展。与本土化同时，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国际化或全球化。其最热心的倡导者是美国和西欧部分国家。它们以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为借口千方百计推广自己的环境史学模式。主要做法有两种：一是这些国家的学者用自己的学术范式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二是通过吸引留学生、培训等方式教育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以留学所在国的主流环境史模式研究自己国家的环境史。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企图形成知识话语霸权。
从本质上讲，它阻碍着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些国家的环境史模式只是从本国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并未形成、也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历史理论和解释模式，即并非适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进入21世纪后，学术研究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是推广某些国家模式的全球化，而是不仅对这些国家的模式进行反思(Rethinking)，即对总结模式的方法进行反思，更要进行“否思”(Unthinking)，即对它们总结出理论的前提或经验进行检讨。[34]在客观总结全球各地区、国家经验基础上总结出全人类普遍、共同的概念和话语。就环境史而言，就是倡导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新文明观。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必然削弱本土化、民族化趋势，相反，本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反过来可以指导本土化。环境史研究如果没有广泛的本土化，它未来的发展就只能走上某些国家话语霸权的道路。当然，这种本土化必须以探讨全人类普遍共同的概念为目标，使全球化和本土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有机地统一起来，即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第四节 环境史学史研究
环境史学史以环境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环境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环境史学家对环境史作出的思考和认识(包括环境史学家对环境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和对环境史学本身的认识两个方面，即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环境史观和环境史学理论)。
其实，在新世纪之初，国外对环境史学史的总结和研究已经开始。2001年，《太平洋历史评论》推出专版，围绕“环境史：回顾与展望”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讨论环境史研究如何走向成熟以及未来怎样发展的问题。[35]2003年，《历史与理论》杂志推出“环境与历史”专集，其中发表了约翰·麦克尼尔教授的论文《对环境史的特征和文化的考察》。该文介绍了作者自己的环境史定义，分析了环境史研究的内容、环境史的前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环境史研究在1970年代兴起后世界各地的研究(美国、欧洲、印度、澳大利亚、拉丁美洲、非洲、中国、日本和法国、俄国和中东)、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环境史研究与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需要开拓的新领域等。这是笔者迄今为止读到的最为全面、最为深刻的研究环境史学史的论文。[36]2005年，《环境史》杂志在并刊十周年之际邀请29位作者撰写29篇短文，在对自己熟悉的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总结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37]美国杂志上刊发的文章的作者绝大部分是美国学者，其研究往往因过度细化、话语霸权和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而不能对环境史学史作出整体和全面的研究。2004年，《环境与历史》杂志推出了纪念创刊十周年专集，刊登了六篇文章，分别总结了非洲、美洲、澳洲、中国、欧洲等的环境史研究成果。[38]该杂志比较注意世界性，但仍缺乏关于印度、东南亚、日本等的环境史学史论文。
与专业杂志重在引领环境史研究的新潮流不同，四位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初步研究了环境史学史。J．唐纳德·休斯在2006年出版了《什么是环境史》。[39]休斯既是美国环境史的开拓者和见证人，又因为重点研究地中海古典时期的环境史而相对来说较具世界视野。他从环境史的定义、环境史研究的先驱、环境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不同国家、区域以及全球环境史研究的状况、环境史研究的问题和方向、如何研究环境史等方面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和表述，对初学者或爱好者来说是一本好的入门书和指南。2007年，在德语世界，出版了两本环境史的概览性著作。弗兰克·俞考特的《19和20世纪的环境史》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19和20世纪的环境史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概述；第二部分分析了环境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趋向(主要内容包括自然思想、森林史、能源和资源问题、环境污染和城市卫生、自然保护和生态运动、1945年以后的环境运动、农业环境史、环境史研究的方法论等)；第三部分是原始资料和文献，尤其是分类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德语文献目录。[40]维莲娜·维尼瓦尔特和马丁·克努尔的《环境史》比前者更为全面，也更为简略。作者在分析了环境史的定义和发展状况、环境史研究的主题、环境史研究的方法、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和叙述形式之后，综述了环境史不同领域的研究状况，如环境史视野中的土地利用体系、城市环境史、贸易、交通和运输的环境史、环境史中的人口、环境的社会感知、环境史与可持续发展，最后附有比较详细的参考书目。[41]这三部书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和强点，同时也各具弱点。休斯尽管有意识要进行全面研究，希望能够避免以欧美为中心的论述，但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做到，因为他在讨论环境史的概念、方法、起源时，并没有把视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而在综述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和现状时，虽然看似比较全面，但对非欧美世界的环境史并没有充分的了解，更遑论总结出其特点和强点。两本德语著作主要阐述的是德语世界的环境史研究，维尼瓦尔特和克努尔的研究范围虽然比俞考特仅仅关注德国19和20世纪的环境史学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要广泛，但也主要是以欧洲和美国为重点，可以成为德语世界环境史的参考书和工具书。显然，国际环境史学的发展，需要打破美国和欧洲环境史模式在国际环境史学界的话语霸权，消解历史上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知识”(Received Wisdom or accepted knowledge)，给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民族的环境史以应有的地位，把地方性知识有效地整合进主流环境史研究中去，进而为世界环境史研究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起点和平台。我们需要既能全面关照到世界各地环境史研究之特点、又能深刻洞察国际环境史学的发展进程和趋势的环境史学史著作。
就现实意义而言，研究环境史学史会让我们了解人类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最新认识，重新全面反思现代文明的历史意义，重新思考我们共有的星球和人类自身的命运和未来，逐步确立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知识支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赶超型现代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的初期，为了加速发展，在受到资本和技术限制的情况下，主要推进向环境索取的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主流发展观停留在进步和现代化阶段，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的不可持续性；甚至认为环境史学是后现代的，中国仍处于现代化阶段，后现代对中国人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其实，正如格里芬所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了’。”[42]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正在深入人心，特别是1998年发生大洪水之后。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伟大构想，中国的发展观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中国追求的总目标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完成的总任务。建设和谐世界是建设和谐社会理论的扩展，都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因为没有中国的绿色崛起就不可能建设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心，也就不可能建设和谐世界。[43]从这些理论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的环境保护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专业领域，而是上升到对整个社会和世界的认识的高度和广度，正在形成新型绿色文明的基础。在中国和世界正在推动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历史上处理人与环境关系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起到鉴往知来的作用，环境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建设新文明的一支重要动力。研究环境史学史有助于在通晓国外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又好又快发展。现阶段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仍处于介绍和引进的起步阶段，研究世界环境史学史能使我们的研究从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出发，可以避免大量的重复劳动，真正发挥出“后发优势”，尽快实现与国际环境史研究界的交流和对话。就当前国际环境史学界的现状来看，环境史学史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是国外学者由于学派隔阂、知识面和师承关系等局限尚未能够进行全面的研究，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都比较超脱，也有学习、讲授和研究世界通史的知识积累，所以，研究世界环境史学史很可能成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一个突破口。对于构筑中国的新世界史和世界史学史体系而言，环境史学史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内容。就国外现在比较流行的三种世界史体系来说，无论是新世界史、全球史还是大历史，都包含相当分量的环境史内容。研究世界环境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在我国的环境史研究还很薄弱的条件下，高效便捷地借鉴吸收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另外，如果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希望能够在未来建立自己的学派，那么必须走出的第一步就是要站在全人类和全球的高度学习别的国家环境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然后实证地研究中国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史；最后把中国环境史放在全球环境史的框架中与美国、欧洲、非洲等环境史一起进行整体的分析和综合，进而形成中国的世界环境史学派。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环境史还是从世界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角度来看，环境史学史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先行的基础性工作。
在研究环境史学史时，必须注意把它放回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环境中，在流变中作出动态的考察。具体来说，就是要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史兴起的社会基础和学术渊源，分析它为什么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注重对不同地域环境史学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不同流派、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的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要总结出世界不同地区环境史研究的独特性，就必须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横向和纵向或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既可以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共性和个性，又可以观察不同区域环境史研究的阶段性特点。环境史研究的历史相对比较短暂，第一代环境史学家正在陆续退出第一线，有些甚至已经谢世，对他们进行抢救性采访既可以积累最真实的资料，又可以加深对环境史研究历程的认识。另外，研究世界环境史学史是单个学者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的庞大任务，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深感力不能及，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个缺憾。因此，本书在研究编之后，特意安排了篇幅比较大的访谈和评论编，其中绝大部分是作者对有代表性的环境史学家的采访。它与研究编在内容上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全书各章的顺序按照地理位置，由西向东依次排列。
注释：
[1]从严格意义上讲，环境史和生态史是有区别的，但在环境史初兴时，环境史和生态史在西方史学界有时是混用的。参看杨豫等，“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第134页。
[2]高岱，“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研究美国史的候文蕙教授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在1995年出版了《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3]有学者认为，J．马林1947年出版的The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是环境史诞生的标志，但马林并不认为自己是环境史的创立者。R.White,”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54(No.3)，1985，P.297.
[4] R 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A new teaching frontier”,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1(1972),PP.367—372．R．Nash,”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H．J．Bass(ed．),The Stateof American History,1970,PP．249—260．
[5] L.J.Bilsky(ed)．Historical Ecology:Essay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New York,1980,p．8,p．4．
[6] C.Merchant(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Lexington,1993,p．4．
[7] T．W.Tate．”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Newsletter,1981,PP．8—10．
[8] D．Worster,”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Pacific HistoricalReview 53(1984),P．16．
[9] D．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292—293．
[10] K．E．Bailes(ed．),Environmental History: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anham,1985,p．4．
[11] W Cronon,”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76(No．4)1990,PP．1122—1131．
[12] W Cronon,”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Vol.17,No．3 (1993),P．18．
[13] A．Crosby,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ssion of Europe 900—1900,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6．
[14] W．P．Webb,Great Plains,New York,1973．
[15] W.Cronon,Changes is the Land:Indians,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New York,1983．
[16] J．Perkins,Insects,Experts and the lnsecticide Crisis,New York,1982．
[17] C. Merchant,”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Revolutions”,in C．Miller & H．Rothman(eds．),Out of the Woods,PP.18—27．
[18] B．Leibhardt,”Interpretation and Causal Analysis:The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Review,Spring 1988,PP．28—33．
[1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38页。
[20] A．Frank & B．Gills(eds．)，The World System，500 Years or 5000? London,1993．弗兰克在1998年出版的新著中对这一观点有所深化和修正。A．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21] Sing C．Chew，World Ecological Degradation:Accumulation,Urbanization,and Deforestation 3000 B．C.-A.D.2000,Altamira Press,2001;The Recurring Dark Ages:Ecological Stress,Climate Changes,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Altamira Press,2007; Ecological Futures:What History Can Teach Us?Altamira Press,2008．
[22] J．R．McNeill & William 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2003．
[23]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叶建军，庆学先等译，《世界：一部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4]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5] Bruce Mazlish and Ralph Buultjens(eds．),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
[26] Fred Spier,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From the Big Bang until Today，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6．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7] A．Naess,”Politics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in G．Sessions(ed．),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Century,Boston,1995,PP．445—453.
[28] J．Petulla,”Toward a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In Search of a Methodology”,Environmental Review,2(1977),P．36．
[29] D．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30] D．Demeritt,”Ecology,objectivity and Critique in Writings o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i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23.D.Worster,”The Ecology of Order and Chaos”,in C．Miller ＆ H．Rothman(eds．)，Out of the Woods,PP．3—17．
[31] D．Worster,”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6(1990),P．1089．
[32] W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8(1992),PP．1372—3．
[33] J．Petulla,”Environmental Values:The Problem of Method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K．Bailes(ed．),Environmental History: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D．36．
[34]沃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
[35] Richard White,”Afterword Environmental History:Watching a Historical Field Mature”;J．DonaldHughes,”Glob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Vera Norwood,”Disturbed Landscape／Disturbing Processes: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har Miller,”An OpenField”;Samuel Hays,”Toward Integra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0:1(2001)．
[36] J．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42:3(2003)．
[37] “What’s next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 10:1(2005)．
[38] Jane Carruthers,”Africa:Histories,ecologies and societies”;Peter Coates,”Emerging from theWilderness(or,from Redwoods to Bananas):Rec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the rest of the Americas”;Libby Robin and Tom Griffith,”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Australasia”;Bao Maohon9,”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Verena Winiwarter etc．,”Environmental history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l．G．Simmons,”The world scale”,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4(2004)．
[39] J．Donald Hughes,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olity Press,2006．中文版由梅雪芹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40] Frank Uekoetter,Umweltgeschichte im 19．und 20．Jahrhundert,Muenchen:R．Oldenbourg Verlag,2007．
[41] Verena Winiwarter,Martin Knoll,Umweltgeschichte:Eine Einfuehrung,Wien:Boehlau Verlag,2007．
[42] D．格里芬编，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43]包茂红，《中国の环境ガバナンスと东北アヅアの环境协力》，はる书房，2009年，第26—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