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水网圩田和挡潮工程技术的发展
第一章 水网圩田
我国在低洼平原开挖河道，筑堤围田的历史很是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太湖平原已有开发浅沼、筑堤围田的迹象，汉代开始局部修筑太湖湖堤，六朝时期开挖了众多的通江塘浦。但大规模建设水网圩田是在中唐以后，至五代吴越时期，太湖平原形成了水网圩田的系统格局，这是我国人民开发低洼地区水土资源的独创工程技术，足以与北方大型灌溉工程技术相媲美。宋代，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南方圩田在长江中下游的沿江滨湖地区、珠江三角洲等地得到广泛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筑圩技术经验。但是在两浙、江东地区，由于大肆围湖占江，造成围垦与水利的尖锐矛盾，由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湖区如何合理围垦以及综合利用水土资源的问题，提高了对湖区开发与治理的认识。
第一节 低洼平原水网圩田的发展
我国南方最大的平原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平原大体由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皖中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等组成，境内河道纵横，湖泊众多，地势低平，易遭洪涝威胁。与此相类似的较小平原有珠江三角洲，也是地势低平，河道纵横的平原。这些平原在未开发前，许多土地处于江河洪枯水位之间，沼泽相连，低下潮湿，农业生产的条件较差，加上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故很长时间内开发不够。唐代中叶以后，南方人口剧增，耕地渐感不足，除开山扩大土地外，人们转向开垦低洼平原，采用圩田工程技术，着重解决洪涝问题。以太湖平原用力最多，次为皖中平原，珠江三角洲也开始修筑堤围工程保护农田，而两湖平原和鄱阳湖区筑堤围垦则到明清时期才盛行。
一、水网圩田及其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
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珠江三角洲是由河、湖或海中泥沙长期冲积沉积而形成的，土壤肥沃，一经开发，其优越的自然资源潜力就得到发挥，农作物产量普遍较高，故被誉为“鱼米之乡”。唐宋以后采用水网圩田工程技术大力开发这些低洼平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一）有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
唐朝以前，关中和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历史上的政治动乱和战争破坏，大多发生在北方地区。另外，由于民族和文化的不同，历史上北方的民族冲突表现得十分剧烈。我国北方有着广袤的大平原，边境地区无天然大山和河流作屏障，当发生战争时，习惯于骑马的少数民族便能长驱直入。而长江以南地区有宽阔的长江“天堑”作防御，北方战火的漫延，往往到江而止。历史上南北分裂时期，战争基本在长江以北地区进行，江南能保持相对安定的局面。
如中唐时发生“安史之乱”，北方地区成为涂炭的战场，社会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时郭子仪说：“洛阳自大盗以来，焚埃略尽，百曹楱荒，寰服不满千户，井邑如墟，豺狼群嗥；东薄郑、汴，南界徐，北绵怀、卫及相，千里萧条。”[4]后来的藩镇割据，北方大部又陷人长期的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所以中唐以后，北方灌溉工程明显减少。而南方广大地区未直接遭受战祸，政局相对稳定，为兴办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据统计：如以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为界，将唐代分为前后两期，唐前期l37年，兴修农田水利工程151项，唐后期152年，只兴修85项。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所说：水利工程“（《唐书·地理志》）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十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5]”然而南、北方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明显的反差：唐前期北方兴修农田水利工程l02项，占到全国的67％以上，而唐后期相反，南方兴修农田水利工程65项，占到全国的76％以上，其中江南道兴建工程最多，有45项，约占53％。[6]
又如五代仅54年，北方就更换了五个王朝，政权极不稳定，黄河中下游地区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杀人如麻，北方户口大减，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更有甚者，还人为制造黄河水灾，以水代兵。人为的破坏，加上水利不修，故五代时黄河水患频繁。据统计，五代50多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达24次之多。但南方诸国内部相对稳定，社会较为安宁，为保境自安，一般较为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据有浙江全境及太湖以东十三州之地的吴越国，国势较弱，因此力求自保，对外采取和睦政策，对内努力发展生产，并用国家的力量统一组织兴修和管理圩田水利，因此太湖平原的塘浦圩田系统更加完善和巩固，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圩田治理经验。
宋元时期南方归于统一，政治环境安定，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对水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国家财赋之地的东南地区，水网圩田及治水技术又有不少进步。
（二）人口大为增加，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
从事农田水利工程，面广量大，没有充裕的劳动力是难以进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开发甚早，但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因劳动力的缺乏，长时期处于待开发的状态。据《汉书·地理志》人口记载统计，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居住在淮河和秦岭一线以北的人口，有973.7万户；而以南的人口仅256.7万户，南方的人口只占当时全国总数的20.86％。后来，经东汉末政治集团的混战、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等，北方老百姓多次大批集中南徙，南方人口才逐渐增加。人口的增加，提出了开辟更多土地的要求，又为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开发利用水土资源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
东汉末和西晋末年北方民众南迁后主要开发江南的丘陵和高亢平原。唐中期后南方人口增加较快，尤其在长江以南沿江地区增加最多。如苏州，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开元十八年（公元734年），苏州有68093户，到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前后增至l0万余户。于是中唐后，地势低的苏州一带可以组织人力修筑众多的塘浦堤岸，圩田水利技术得到运用和推广。
北宋时南方人口逐渐接近和超过北方人口。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人口为5097.5万余人，其中黄河流域为3042.4万人，占总数的59.68％；长江流域为1939万人，占总数的38.03％。到宋代元丰三年（公元l080年），据《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统计，全国人口为3330万，其中黄河流域为1159万，占34.8％；长江流域为1945万，占58.4％。从此时起南方人口已稳定地超过北方。靖康之难后，又出现了北人南迁的高潮，南方人口增长更加迅速，尤以两浙地区为显。史称：“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7]据统计，两浙路元丰三年人口为322万多人，南渡后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人口为432万多人，增长34％。长江以南的江东路、江西路增长也快[8]。华南人口也有较快增加。南徙的除普通百姓外，大批的皇亲国戚、官宦大臣皆举族南渡，还增加了大量的驻军。这样，一方面官僚豪强要霸占土地，大肆围垦肥沃的河湖淤地；另一方面，人l5的增加要开辟更多的土地，并为豪强地主提供了许多廉价的劳动力。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两浙、江东等地区筑圩围垦进人兴盛期，大量的水面被围垦，建成不少大圩，形成围田相望的景象。广东地区堤围也有所发展。这样在修筑圩田水利工程中积累了较多的技术经验，圩田工程技术有不少提高。
（三）生产工具的进步，为垦辟低洼地创造了条件
唐代后期江南水田农具有了发展，特别是性能良好的江东犁（曲辕犁）的出现和推广[9]，对耕垦土质黏重、田块较小的水田作用很大。北宋以后龙骨水车在江浙一带普遍应用[10]，解决了低洼地排水灌溉问题，这就为围垦湖沼洼地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使圩区水利技术日臻进步。
（四）为保证财赋来源，政府重视和提倡兴筑圩田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于黄淮海流域，形同独立王国，“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ll]。唐中央政府的财赋主要依赖南方，“以江淮为国命”[12]，故重视江南地区的农业开发。唐政府曾在苏州、嘉禾（今嘉兴）实行大规模的屯垦，于是促进了塘浦圩田水利的建设。北宋时，更是“国家根本仰给东南”[13]。中期以后，因国内外开支增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故鼓励兴修圩田水利。如庆历三年（公元l043年）诏令兴复圩田等水利。[14]熙宁时，将“修筑圩垾堤防”“开导沟洫”，列为《农田水利法》的重要内容。[l5]崇宁时（公元1102～1106年）规定兴修圩垾等有功人员，“依格酬奖”[16]。政和六年（公元lll6年）又制定了《管干圩岸、围岸官法》[17]。宋室南渡以后，国土丧失一半，为了安置流民，筹集军费和增加朝廷收入，官府组织民众大量兴修圩田，当时大圩、官圩增加不少。绍兴时（公元1131～1162年）规定：“应有官圩田州县，通判于衔位带兼提举圩田，知县带兼主官圩田，每岁不得使有荒闲。”[18]官圩的修筑质量较高，这些都带动了圩田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
以上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推动南方圩田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形成浙西围田、江南圩田、浙东湖田、广东堤围等不同地区的圩田水利形式，创造了丰富的水网圩田工程技术。
二、太湖塘浦圩田系统的形成和变化
太湖地区东南临大海，东北枕长江，西北以茅山为界，西南屏天目山脉。其地形的特点是四周高仰，中部低洼，构成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平原洼地占太湖全流域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沿江滨海的碟缘地带为高平原，地势较高，海拔5～7米（吴淞高程，下同）；腹里为水网湖荡平原，大部分海拔3～5米，淀泖、青松洼地低于3米。太湖多年平均水位为3.1米，历史上太湖汛期洪水位常有超过4米的，最高达4.48米（吴江水位）。故太湖以东的平原低地每逢汛期，外河水位高于田面，内水无法排泄，受外洪内涝的威胁很大，此外还受长江口高潮和沿海大潮的侵袭。这样，太湖平原高田地区需开凿河港，引水灌溉，解决干旱问题；低田地区需筑堤作围，防洪除涝，解决淹没问题。否则，农业生产就没有保障。塘浦圩田水利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并与湖堤、海塘工程相配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见图3-1-1-1。
图3-1-1-1 太湖流域图
太湖平原开河筑围的历史很早。相传公元前12世纪，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逃奔江南，建立吴国，在无锡东南开太伯渎，以备旱潦[19]。春秋时吴、越国分治太湖平原，从事治水辟田工作。开凿有胥溪、胥浦、渔浦、棠浦等众多水道[20]，故《史记·河渠志》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越绝书·吴地传》载有吴、越在苏州开辟的农田名称。如吴国辟有大醪、鹿陂、胥卑虚、胥主疁等农田，“疁”“虚”有四面高中间低之意，“鹿陂”是堤内成田，表明已有筑堤围田的迹象；越国在淀泖地区经营垦殖，灭吴后，在地门外波洋中筑围造田，称“世子塘”“洋中塘”等。战国时楚进一步经营吴地，河道开凿增多，同时在江阴、武进、无锡高亢平原，开凿申浦等河，垦拓农田，设置上下屯经营。[21]
汉代沿太湖西南边缘分段兴筑湖堤。在长兴、于越范蠡所筑蠡塘的基础上，又开凿荆塘[22]、皋塘[23]。这类塘，“皆以水左右通陆路也”[24]，是两岸堤路夹河的水道，外挡洪涝，中通航行，又起排灌的作用。显然，这时太湖西南已向沿湖低地拓展垦殖。
三国吴孙休时，又在太湖西南的长兴筑青塘，此塘从长兴抵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城北迎禧门外，为长堤数十里[25]。规模较大，能拦截太湖洪水的泛滥，卫护沿堤的良田。东晋时又筑吴兴以东的塘岸，由吴兴太守殷康主持，西起吴兴城，东抵平望镇，长90里，称为荻塘，“旁溉田千余顷”[26]。后来太守沈嘉又重加开浚，灌田2000余顷，更名为吴兴塘[27]。荻塘的修筑，促进了太湖南部平原的围田垦殖，为此需要疏浚水道，治理水患。南朝时有两次提出在东南方面开凿入海水道，以减轻吴兴郡的水灾[28]。两次计划虽未实现，但说明吴兴郡已在较快地进行开发垦殖。太湖东部地区六朝时塘浦圩田建设发展也快，如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设置了海虞县，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将海虞县分置出常熟县。其名为常熟县，是因为“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29]。这一时期，昆山之东也开有“一十二浦”[30]。由此可见，常熟、昆山一带的塘浦圩田，大致在南朝后期已基本形成了。
唐代，太湖平原的塘浦圩田建设规模盛大，在以往的基础上形成大范围规整的塘浦圩田系统。它的建成与中唐后屯田制的推行密切相关。“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31]唐政府十分依赖太湖地区，因此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太湖的东南腹里地势特别低洼，外缘虽较高，但与海相接，许多土地还处于“际海茫茫”的，未经开辟的“榛荒”状态。之前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已对东南沿海海塘重筑增修l24里，形成横亘一线的防海屏障，这就为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创造了条件。中唐之后，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军队供应问题，唐代宗广德时（公元763—764年），在苏州、嘉兴等平原地区设屯开垦。据唐代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记载[32]，当时浙西有三大屯区，以嘉禾（即嘉兴）屯区规模最大，设有27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自太湖之滨至东南沿海，环绕着半个太湖都在嘉兴屯区的范围之内。屯区由大理评事朱自勉主之，下建有一套组织机构，“屯有都知，群士为之，都知有治，即邑为之官府。官府既建，吏胥备设，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伍，上下相维如郡县”，并“有诛赏之政驭其众，有教令之法颁于时”，构成一支有组织，统一指挥的生产大军。屯垦时先兴修水利，“划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在广阔的土地上进行规划，开浚畎浍通川，高低分治，用“遂氏”之法治旱地，“稻人”之法治水田。这样原来“际海茫茫”的荒芜之地，形成“畎矩于沟，沟达于川……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途），中亦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日雨日霁，以沟为天”。反映畎浍沟川畅流，沟渠堤路整齐的状况，基本做到晴雨无忧，旱涝有秋，“无凶年下岁”。《新唐书·地理志五》提到，海盐县有古泾301条，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县令李谔曾进行开浚。这些河沟，可能是广德年间所开，李谔重加疏浚而已。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嘉兴屯区的粮食收入，“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李翰称当时“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嘉兴一带通过屯田兴修塘浦圩田水利，其经济地位日渐重要起来。
苏州地区的屯田，文献中也有反映。如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崔翰为浙西观察巡官，在苏州执掌军屯，“凿浍沟，斩茭茅，为陆田千二百顷，水田五百顷，连岁大穰，军食以饶”[33]。也从事开河辟土的工程。
之后，太湖平原继续开河筑堤，完善水利系统，开有元和塘、孟河、盐铁塘等骨干河道。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开常熟塘[34]，也称元和塘，自苏州齐门北抵常熟，长90里，将澄锡虞高平原与阳澄低区分隔开来，导引塘西高地之水入运河，减轻塘东低区的排水负担。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孟简为常州刺史，开古孟渎[35]。孟渎位于常州城西40里，南通江南运河，北入长江，长41里，灌溉农田4000余顷，还能增引江水济运。太和中（公元827～835年）又疏浚盐铁塘[34]，西起杨舍镇，经常熟、太仓，在黄渡入吴淞江，全长190里，这就将东北碟缘高地和腹里洼地分隔开来。以上这些骨干河道，既起高低分片治理的作用，还起引水、输水、排水、灌水、运输的作用，对太湖东北地区塘浦圩田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还大力修筑太湖湖堤。贞元间（公元785～805年），湖州刺史于頔大力修筑荻塘，加厚增高，改名为颉塘。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由苏州刺史王仲舒主持，修筑平望至三里桥的吴江塘路，苏州的宝带桥也同时建成[36]。该段地势低下，河湖不分，在水中筑堤，工程艰巨，到唐代后期才筑成。吴江塘路的最北一段“古塘”，从三里桥至苏州南七里桥长9里，之前已筑成。因此，这时建成了平望至苏州的湖堤（但此时太湖水人吴淞江处还甚宽广）。开成年间（公元836～840年），修建了蒲帆塘，东起吴兴城北二里，西接长兴县人太溪（即今箸溪），折北经今水口镇直通顾渚茶山[37]。这是在原青塘等基础上进行增筑。于是，太湖湖南、湖东的湖堤连成一线，改变了湖水漫溢的状况。特别是吴江塘路修建时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漕运的风涛之险和纤路问题，但建成后大为有利于岸东低洼的围垦。
唐代海塘、湖堤的全线建成，太湖南部、东部、东北部众多塘浦泾河的开挖，使太湖下游平原从初级形式的分散围垦向高级形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发展。所以中唐以后，是太湖塘浦圩田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
太湖水利的发展，促使地区经济迅速上升。故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38]
五代吴越时期，在唐代良好的水利建设的基础上，又加强养护管理，努力巩固提高。设置了“都水营田使”，统一规划水利工作，兼顾治水与治田，创设“撩浅军”，在都水营田使领导下，专事疏浚港浦和管理堰闸的工作。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钱氏时，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日撩浅。盖当是时方欲富境御敌，必以是务为先。”
吴越时塘浦圩田布置得很整齐。据北宋郏亶《水利书》称，太湖东部平原的苏州、秀州和沿江沿海一带郏亶能指出塘浦名称者共265条，分别分布于腹里低田区和沿江沿海高田区，大约各占一半，构成高田区的塘浦网络和低田区的水网圩田的格局。并指出这些塘浦圩田皆是“古人之遗迹”，钱氏时尚完好存在，所以《水利书》中所述塘浦圩田遗迹可代表唐后期至钱氏时的状况。其塘浦圩田的布置分腹里低地和周缘高地两种情况：（1）腹里低田区。“环湖卑下之地，则于江（指松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在吴淞江南北每五里、七里开一纵浦，以通水于江；又在浦的东西，每七里、十里开一横塘，以分水势。利用开挖塘浦取出之土，修筑堤岸成圩，构成圩圩相承，棋盘式的圩田系统。塘浦深阔，水流通畅；圩堤高厚，大水不能人于民田。当时每一方塘浦圩田的面积颇大，达l.3～2.6万亩之间。郏亶称之为大圩古制。（2）周缘高田区。“沿海之地及江（松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而为一横塘。港之阔狭与低田同，而其深往往过之”。纵浦横塘的布置同低田区，为了引江海潮水灌溉，要将塘浦开深，并在高田区与低田区分界处设置堰闸，以蓄雨泽灌溉。
由于吴越努力治理太湖水利，坚持长年的管理维护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塘浦圩田系统，因此有效地减轻了水旱灾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郏亶《水利书》说：“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据《吴越备史》等统计，太湖平原吴越时期水旱灾害共有四次，大致十余年受灾一次，所以史料有吴越“境内丰阜”[39]，“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记载。太湖塘浦圩田系统的形成意义重大，它为太湖农业经济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促使了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同时也为湖东河网化奠定了始基，其水网的布置，至今尚有旧迹可寻，这也是今日苏、松、嘉等地河道密布，布置整齐的历史由来。见图3-1-1-2。
图3-1-1-2 五代吴越太湖塘浦圩田示意图
北宋前期，太湖平原以塘浦为四界的大圩制渐渐解体，数万亩的大圩，大多分割成以泾滨为界的数百亩的小圩，并一直延续到后世。对塘浦圩田系统遭到破坏的原因，郏亶《水利书》中列举种种：“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官中开淘而减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淹没，或因决破古堤张捕鱼虾而断定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舍力而连延隳败，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看而因循不治……”有些破坏现象在“五代之季”，即吴越末期已有出现，北宋因管理松弛，各种破坏接踵发生。郏亶书中所指只是表象的原因，大圩古制的解体还有深层次的因素。
首先，土地制度和土地经营方式有了改变。中唐以后，太湖平原的土地开发曾以大规模的屯田方式进行，土地属于国有，劳动者被强制组织起来，以大生产经营方式为主，所以产生了大圩制。吴越时屯田营田制度仍然保持和巩固。到宋代时，将大量屯熟田亩以官田形式出租出卖，地主租买到土地后再分佃给农民，土地由集中经营的方式变为佃农分散经营的方式。如《宋史·食货志上四》称：“淮南两浙，旧皆有屯田，后多赋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此外，唐代实行“均田制”土地制度，土地买卖受到限制，到唐中后期，均田制实际已不执行，土地兼并盛行，庄园制发展，可以维持大圩制的生产方式。到了宋代，土地私有制发展，租佃制盛行，小农个体生产发展。如北宋郏亶《水利书》提到，“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其中三等以上5000户，不足百分之四，而第四、五等户（个体农户）占了百分之九十六强。这样大圩中高田与低田，灌溉与排涝，维修管理等矛盾日显，不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往往破大圩堤自保小堤，于是大圩被解体，小圩逐渐建立。
第二，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唐后期至吴越钱氏时，太湖平原人口密度较低，土地利用还不紧张，大圩中有不少未开发的湖荡、洼地、低田可以蓄涝，而用封闭高厚的圩岸御洪。宋代人口增加，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大圩中低洼地也另圈筑围垦，在较低地筑径塍，以便分隔利用，大圩破坏，小圩随之产生。此外，宋代更依赖东南地区，将太湖地区视为“国之仓瘐”，漕运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端拱中（公元989年），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亩之利，姑便于漕运，一切毁之”。[40]沈披在无锡，王钦若在杭州，也相继毁闸便漕。这就使水网失去控制。庆历二年（公元l042年），“欲便粮运，遂筑此堤（吴江塘路），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41]。庆历八年，又在太湖入吴淞江的进水口，建吴江长桥[42].长桥的建造，沟通了吴江对外的陆路交通，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壅阻湖水下泄，加重下游河港的淤塞，引起水灾增多，大批圩田被淹变成湖荡。以上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塘浦大圩体制的解体。
第三，有分隔为小圩的地理条件。太湖下游地区圩田的地面高程绝大多数在3.0到4.0米之间，最低圩田的田面也不低于2.5米。而太湖洪水的特点是水位变幅小，圩子内外水位高差较小。宋郏亶《水利书》估计当时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5～7尺，其时昆山、常熟、吴江三县所筑的堤岸，高者7～8尺，低者5～6尺，华亭县堤岸不过高3～5尺，堤岸较易修筑，农户可以修筑小圩保田。不像芜湖、当涂滨长江大圩，圩子内外水位高差大，圩内地形低，靠高大的圩岸抗御洪水，圩子一般都很大。范仲淹曾说：“江南（路）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43]宋之后，这些地方的大圩也没有解体，因为缺乏如太湖下游塘浦圩田分割为小圩的地理条件。
北宋大圩制解体后，鼓励民众自修小圩保田。如嘉祐五年（公元l060年）转运使王纯臣，“请令苏、湖、常、秀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令县官教诱利殖之户，自筑塍岸”[44]。被批准执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为解决漕运与水利的矛盾，元祐（公元l086～1093年）之后，采取筑闸控制蓄泄，设置复闸通船的方法，缓和了矛盾。
北宋后期，政府为增加赋税收入，鼓励围垦湖滩草荡。又因地理环境的变迁，太湖平原排水不畅，水患增加，也需要筑圩护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诏苏、湖、秀三州治水，“创立圩岸”，工费许取于越州（治今绍兴市）鉴湖租赋[45]。政和六年，又颁布《管干圩岸围岸官法》，规定“在官三年无隳损堙塞者赏之”。在政府的倡导和组织下，筑堤围田进展迅速。如平江府（治今苏州市）兴修围田二千余顷[46]。同年又委派赵霖治水，他将“大筑圩岸，高围民田”作为治水之上策，并奉诏围裹常熟县尚湖和秀州（治今嘉兴市）华亭泖为田[47]。宋室南渡以后，大批北人“云集二浙”，一些侨寓巨室，结联土著千方百计围裹湖荡，浙西围垦又掀起热潮，“隆兴、乾道之后，强宗大族，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48]。此外，早在绍兴年间，浙西驻军也侵据太湖淤滩为田，“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到淳熙期间，浙西围湖为田的势头依然未减，“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淳熙十一年（公元ll84年）统计浙西共有围田l489所[49]，并立石碑作标志，以限制围垦。但以后围垦发展更多，湖滩草荡大部分被民众垦拓成田。“围于浅水既为高田，围于茭荡既为稻田。”嘉定时（公元l208～1224年），仅湖州（治今湖州市）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50]。之后，围田继续发展。到元初，仅苏州府所属的吴县、长洲（今苏州市）、常熟、吴江、昆山、嘉定六州县共有围田8829座[51]。
可见，宋元时期太湖平原圩田的面貌与唐、五代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唐、五代形成的圩田体制是大圩制，以国家组织的屯田等大生产方式兴筑。北宋以后大圩制分解，形成以民间兴筑的小圩为主，南宋时以有力人户占射方式为主，继续发展围田，围垦与水利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
三、皖中平原圩田的发展
皖中平原，位于安徽长江干流两岸，为狭长的沿江平原，分布有大小不等的许多湖泊。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水资源丰富，但外受长江洪水的威胁，内受支河及湖泊的浸淹，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筑堤作围，才能垦拓成田。
皖中平原筑圩垦殖的历史悠久，大体上皖南早于江北。皖南平原的主体是由古丹阳湖经过长期淤积而形成的，并分解为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等众多湖沼。相传春秋时吴国已在丹阳湖地区（丹阳湖部分地区属今江苏高淳、溧水，为叙述方便一并论述）从事垦殖活动。光绪《高淳县志·山川》记载：“相国圩内田四万八千亩，周四十里，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是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当时吴与楚交兵，在固城（今江苏高淳固城镇）筑城为据点，就地围垦农田也是可能的。三国孙吴时有了筑圩的正式记载，当时皖中战略地位重要，故在此地区驻兵和招民屯田，还将中原流民安置于此，于是促进了圩田水利的开拓。据载孙吴的名将周瑜、陆逊等皆在丹阳湖区屯驻过[52]。孙吴的军士有屯田垦殖的义务。后来陆凯说到孙权时军屯情况：“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耕，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53]可见军士是且耕且战的。孙权时还在于湖（今安徽当涂县）设督农校尉，组织民屯。这时期大概修筑了一些圩田，后代地方志称芜湖的咸保圩、宣城的金宝圩等都创建于此时[54]。之后，到永安三年（公元260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55]。八年后，奚熙于建衡元年（公元269年）又“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53]。因选址不当，计划过大，工程艰巨，两次筑围都未成功。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江宁府溧水县下记载，蒲里塘在溧水县南20里[56]。至今还有蒲塘地名，其处濒临石臼湖。孙吴时还围垦长江以北的沿江滩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六称：望江县东北60里有西圩，“周三十余里，堤长三千九百七十余丈，阔十丈，高二丈，圩中田三万七千余亩。志云：‘孙吴时屯皖口，得谷数万斛，即此圩也。”’说明孙吴屯田皖口（皖水人江口）时创建西圩。又和县的铜城堰筑于赤乌中（公元238～250年），“筑堰设闸，以捍水患，遇旱则积，遇涝则启，遂有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铜城堰后代常修筑，捍御了30多万亩的圩田。之后南唐时皖中平原的圩田多有修筑。如芜湖万春圩筑于10世纪前，“土豪秦氏擅其饶，谓之秦家圩”。南唐时置官管辖，田租直接上交皇室供后宫专用[57]。又宣城金宝圩，清人考证后指出：“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圩民束四请以私田为官圩，李璟嘉之，诏补束四官，赐金帛有差，号金银圩。”[58]金银圩又称化成圩，是金宝圩的前身，规模很大。
到宋代时，皖中平原大兴筑圩垦田之风，这既与经济重心南移、人口增加等因素有关，同时也与上游山区开发加剧，河、湖滩地淤积加快有关。
皖南平原宋代属江南东路，当时的太平州（辖当涂、芜湖、繁昌）、宁国府宣城县、江宁府溧水县（包括今高淳县地）等地是大力发展圩田的地区。该地区湖沼散布，地势低平，东有长江水的顶托，南面和西面有水阳江、青弋江、胥溪等洪水的威胁，所以修筑的圩岸高大，即是如此，圩子也常被冲毁，因此修复工程频繁，圩区便在废复中不断发展，圩田工程技术也逐步提高。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江南大水，许多圩围毁废，周围80里的万春圩也被淹没，成为一片汪洋，此圩于嘉祐六年（公元l061年）由江东转运使张颙等人主持修复，成为江东规模最大的圩。到治平时（公元l064～1067年）江东的宣州、池州一带有圩围“千余区”[57]。治平二年（公元l065年）又遭大水，大多数圩子被沉没，经过数十年的修治，除了修复旧有的圩围外，又先后增筑不少新圩。如崇宁间（公元ll02～1106年）筑芜湖易泰圩，大观二年（公元ll08年）筑陶辛圩，政和二年（公元lll2年）垦当涂路西湖为政和圩，政和五年下诏招集上元（今江苏南京市）、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句容、溧水等邑民夫修溧水县永丰圩。以上是官圩，民圩也修筑不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三。载大观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诏：“宣州太平州圩田并近年所作，多是上等及官户借力假土人名籍，请射修围，今已成田，认纳租税。”可见北宋后期皖南新增了不少圩田。
南宋时对江东圩田的修筑更加重视。绍兴元年（公元ll31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58]，促进了两州的修圩活动。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五记载，绍兴时江东的大圩：宣州有化城、惠民二圩；芜湖有万春、陶新、政和、扰山、永兴、保成、咸实、保胜、保丰、衍惠等圩；当涂有广济圩。每圩各长数十里，这些都是官圩。发展到乾道时（公元ll65～1173年），宣城已有圩田179座[59]，太平州共筑圩455座[60]。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对宁国府、太平州圩田进行核查，《宋史·食货志上一》称：芜湖县圩岸长达290余里，“通当涂圩共四百八十余里，并高广坚致”。之后圩田继续发展。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太平知州叶翥说：“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并低接江湖，圩田十居八九。”[61]太平州的土地大部分已圈筑于圩中，政府赖圩田收取数量浩大的租米。到南宋末总计江东圩田至少在三百万亩以上。此时皖南沿江已形成“上通建德（今东至县东北）下当涂，千里江湖缭一圩”[62]，出现了圩圩相连的态势。
皖北沿江和巢湖地区，宋代属淮南西路，北宋末年修建圩田记载渐多。如政和四年（公元lll4年）卢宗原负责兴筑自江州（治今九江市）至真州（治今仪征县）“自古江水浸没膏腴田自三百顷至万顷者凡九所，计四万二千余顷，其三百顷以下者又过之”[63]。可见当时修复沿江一带圩田的数量相当可观。
南宋时，宋、金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淮西为前哨重地，多次遭受兵火，田地荒闲，为就地解决军粮和安置南徙流民，政府曾于淮西组织百姓营田耕垦。比较大的工程有：绍兴三十年（公元ll60年）淮南运判张祁主持修复了无为、庐江县一带的杨柳圩（周环50里）和嘉城圩[64]。乾道间又修复合肥圩田。合肥地区濒临巢湖，是老圩区。乾道六年（公元ll70年）太府少卿叶衡上奏：“合肥濒湖有圩田四十里，旧为沃壤，久废垦辟。今若募民以耕，岁可得谷数十万斛。”[65]二年后，由薛季宣主持，修复合肥36所圩，并设22庄，组织南徙流民从事垦种[66]。绍熙间（公元1190～1194年）钱之望知和州，主持修荒圩，得“美田五百七顷”[67]，并设兵屯耕作。此后含山县主簿娄机组织民工3000余人，修复铜城圩84所[68]。
从上可见，南宋时期重视皖中平原圩田的兴筑，修筑活动频繁，圩田的数量、面积、规模大为增长和扩大，由此促进了圩田工程技术的提高。
四、珠江三角洲堤围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重要的三角洲之一，三角洲土地肥沃，丘陵台地散布，水道纵横交错，水热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发达，又处于南部海疆，其社会经济对华南甚至全国都起重要的影响。这种富饶的局面是千余年来不断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尤其是兴修大量的堤围工程，使低洼的土地和海滩沙洲得以开拓利用，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珠江三角洲是由西、北、东三江及其他溪河所挟带的泥沙，在岩岛罗列的浅海湾内长期沉积而形成的复合型三角洲。三角洲的堤围建设是随着泥沙成陆的推进，地区人口的增长，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渐由上游推及下游，由分散小围并合成巩固的大围，由河岸平原发展到滨海沙滩。
唐后期，珠江三角洲的成沙范围已推进到今新会的外海、顺德的桂州、番禺的沙湾，东莞的道滘一线。当时人口稀少，还无大规模的修筑堤围活动。人们主要耕垦地势较高的土地，或采用潮田方式经营较低田地。此时可能已修少量挡水堤岸[69]。
宋代有了兴筑堤围的正式记载。这时由于南徙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增加，为了扩大耕地，人们移向沿江低地开垦，而低地水患频繁，需要修筑堤围。特别在至道二年（公元996年）遭大水后，开始群起修堤防洪。此年在高要县修筑了榄江堤（分称赤顶堤和长利堤）、金西堤、罗岸堤、横桐堤等[70]。它们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北边缘的西江两岸。到北宋中后期又兴修一批堤围，著名的有：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由东莞县令李岩主持，在县东沿东江修筑福隆堤（后世称东江堤），上起司马头，下迄京山，延袤万余丈，工程浩大，捍护了大片田地[71]。宋徽宗（公元1101～1125年）前期，于南海县建造了著名的桑园围，堤基总长12000多丈，成为三角洲面积最大的基围[72]。在沿海也开始修筑少量的海堤，如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仍由东莞县令李岩主持修筑咸潮堤，此堤位于咸西獭步（今东莞长安乡），长4110丈[73]。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总共筑有堤围28条，堤长共6.6万余丈，捍卫农田面积达243万亩[74]。
宋代修筑堤围的特点：一是堤围主要分布在三角洲顶部一带，以西北边缘为多。说明人们首先开发位于三角洲上游的较高地带。二是沿东、西、北三江两岸筑堤，顺应水势修筑，以防洪为主，极少修成环形闭合的围，故水流顺畅。三是修筑了一些规模颇大的堤围，如桑园围、福隆堤等，在堤线的设计布置方面显示了较高的技术水平（详见第二节桑园围）。四是当时所筑的堤较低矮，以土堤为主。如南海县的罗格围，据《罗格官洲围志》载：“始建自宋真宗代（公元998—1022年）……而当时河床阔旷，潦势不甚猖狂，故堤高不满三尺。”桑园围堤高，明初加高培厚后仅高5尺，故始建时也不会超过此数。这是由于围堤处于河口地带，河宽水流顺畅，洪水位不高，故而堤岸可以修筑得矮些。
元代筑围的高潮期出现于至正间（公元l341～1368年），如西江支流高明河两岸修筑的大沙、小零、石奇、南岸、俊州、菰茭、企山、绿葱、伦埇等堤围，均筑于至正年间。至正间筑堤29条，占元代总数的85％以上。元代珠江三角洲共筑堤围34条，长度共5万余丈，捍卫农田23万余亩[74]。
元代修筑堤围的特点：一是增筑的堤围集中分布于西江及高明河两岸，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北边缘地区。二是将宋代原来分散、隔断的堤围，联结成一线，使高明河以上的地区，防洪能力大为提高。三是新筑堤围和培修的旧堤高度一般都比宋代的高，堤高达l丈至l.5丈之间，较有力地增加了抗御洪水的能力。四是采用石方修筑技术。当时高明河两岸的堤围，大多筑有石窦，有的还筑有石坝。如光绪《高明县志》记载：元至正间创筑的南岸堤，筑有石窦三穴；暗珠堤，外有一石坝；秀州围，中有间基，分上、下二围，石窦六穴。五是元代堤围的修筑以乡民自办为主，所以堤围虽多，但其各个堤围的规模较小，一般在百顷以下。见下页图3-1-1-3和图3-1-1-40
图3-1-1-3 宋元时期西、北江三角洲主要堤围分布示意图（选自《珠江水利简史》）
1．榄江堤 2．塘步堤 3．柏树堤 4．金西堤 5．榕村堤 6．范洲堤 7．罗郁堤 8．横桐堤 9．大滨堤 10．大沙堤 ll．小零堤
l2．石奇堤 l3．东坑堤 14．南岸堤、俊州堤 l5．菰茭堤、企山堤、绿葱堤 16．伦埇堤 l7．镇南堤 l8．桑园围
图3-1-1-4 宋元时期东江下游及三角洲主要堤围分布示意图（选自《珠江水利简史》）
1．福隆堤 2．苏村堤 3．随龙堤 4．牛过萌堤 5．西湖堤 6．咸潮堤
珠江三角洲自宋元大量修筑堤围，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宋以前三角洲地广人稀，粮食仅能自给。经过两宋期间的堤围建设，三角洲粮食生产面貌大为改观，除自给外，还有大量粮食外销，广州成为南方的一大米市。《宋史》卷四○一《辛弃疾传》称：“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籴于广。”宋人朱熹说：“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75]建都于临安（今杭州市）的南宋朝廷也多次下令运广东粮食供应京城。如淳熙九年（公元ll82年）诏：“籴广南米赴行在。”[76]这些广米很大部分产于三角洲地区。可以说宋元时珠江三角洲的堤围水利建设对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