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一统政权下洱海区域的地方城市
三、洱海区域城市空间结构的微调与城市形态的规范化
（一）城址变动与城市形态的规范化
这一时期，在洱海区域内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次中心区、边缘区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过城池兴筑或加固城池的活动。有的地方还伴随着城址的变迁（有的一次，有的则为若干次）。无论城池怎样变化，无论其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其最终的客观结果都是朝着适合多功能城市的方向发展。我的学友陈庆江曾经对明代治所城址的变动作过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1】，这里仅就其未曾论及的部分作一些补充。
1．中心区——大理城的兴筑与城址变动
元代对大理路的治所没有较大整饰和扩建，而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大理砖城的兴筑和城址发生变动的史实所表现出的意义则是深远的。
在元朝，大理路治所沿用南诏、大理都城的宫城建筑。除了有一点修建五华楼的记载外，几乎再也没有营建大理城的更多资料。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军攻克大理，经过战争洗劫的大理城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于生活、于防御都有诸多不便。
要稳定局势、安定民心、巩固统治，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筑城。于是，在今天大理中和镇的位置上，明洪武初年的地方官兴筑了迄今还可看见的明朝大理府城。新建的大理城，吸取了蒙古军灭大理段氏的教训，不迷信所谓苍山洱海是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的说法，选址于更加平坦开阔、更加方便居民生活的东面和南面。这种选择已经基本脱离了南诏以苍山为壁、以溪水为壕的建城模式，使大理城池建筑朝着更加符合综合性城市需要的方向发展。为了保持一座城市必须具有的防御功能，新建的大理城将城墙砌得宏伟而高大，墙体内外用砖石包裹，高高的城墙外侧又造有宽而深的城壕，除了南北城门外又新造南北关门等等。这样，大理城依然是一座防御功能极好的雄镇滇西的重镇。
明大理府与大理卫同城，对大理城的兴建几部云南志书均有记载，较为详细的是正德志、万历志、滇志和《大理县志稿》等文献。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洪武壬戌年，即洪武十五年朝廷改大理路为府并设卫，“其城周围一十余里。四门：东曰通海，南曰承恩，西曰苍山，北曰安远，其上各有楼，西门外有教场”【2】。
正德《云南志》曰：“大理卫城，洪武十五年建，周围一十余里。四门：东曰通海，南曰承恩，西曰苍山，北曰安远，其上各有楼，西门外有教场”【3】。
万历《云南通志》曰：“府城……枕点苍山中峰”，“砖表石裹，洪武壬戌年筑。明年，都督冯诚展东城一百丈。城方三里，围十二里；高二丈五尺，厚二丈；城上敌台十五座，铺舍三十九所；池阔四丈，深者丈五尺，浅者七八尺；城内驰道阔二丈五尺；四门各有楼，东曰通海，南曰承恩，西曰苍山，北曰安远，四陲为角楼”【4】。
天启《滇志》曰：“府城……枕点苍山中峰”，“砖表石里，洪武十五年筑。明年，都督冯诚展东城一百丈。城方三里，周十二里，高二丈五尺，厚二丈。池阔四丈，深七八尺。开四门，南曰承恩，北曰安远，东曰通海，西曰苍山”【5】。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五》曰：大理城“明朝洪武十一年，复因故城修筑，砖表石里；二十五年，复展筑东、南面，方三里，周十二里”。城有四门，名称同《滇志》【6】。
《大理县志稿》载：“……洪武十五年，大理卫指挥使周能建筑。明年，都督冯诚率指挥使郑祥广而扩之。展筑东南二面。四门各有楼：南门曰承恩、东门曰通海，西门曰苍山，北门曰安远。”“今城高二丈四尺，砖表石裹。上置敌楼十五座，铺三十九所（今废）。周围七里三分。垛口一千四百八十个，越墙垛口八十个，统计一千五百六十个。东门名洱海，西门名苍山，南门名双鹤，北门名三塔。四门城楼各高二丈二尺，宽四丈八尺。四隅为角楼（今废），池阔四丈，深八尺，今多被邻田侵占。”【7】
几种文献都详细记载了明初建造大理府城的情况，但文字有几点差异：（1）在建造时间上，《读史方舆纪要》与各志不同，建造年代不是洪武十五年，而是记为洪武十一年，拓展在洪武二十五年。（2）在大理城拓展城池的方向上《读史方舆纪要》和《大理县志稿》所言为向东、南拓展，而其他两部志书均言展筑东城。（3）在所建城池的具体地点上，《读史方舆纪要》言“复因故城修筑”，似乎是在元朝基础上修建。余皆不谈所在。（4）在具体人员上，有洪武年间官员周能、冯诚和郑祥等说。
查阅各志关于上述人员的记录，只有正德《云南志》中对郑祥记载较详，说他是“庐州合肥人。洪武初，调大理卫指挥使，恩威兼济，士卒怀之。增拓大理旧城，经画之功居多”【8】。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座城池的兴建是由多个当时所任地方官员完成的，其中郑祥“经画之功居多”。由于《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建城的时间与各志出入较大，故略作考订。据文献记载，明军攻克大理的时间在洪武十五年。如《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闰二月，……癸卯，征南坐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进兵功大理，克之。”【9】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若顾祖禹所言洪武十一年“复因故城修筑，砖表石里”属实，那大理城的修筑就显然不是明朝官员而是元朝镇守大理的段氏大总管所为了，否则不符合逻辑。难道是为了抵御明军而建造？否则就是顾氏记载的错误了。这一点，似可存疑待进一步考察。因多种明代的文献都记载为洪武十五年建，故现在一般公认，巍然挺立的大理城是在洪武十五年由地方官员们相继规划经营而建成的。
明朝初建的大理城池有明显的政治军事控制的因素，如高大的城墙、深堑的城壕以及敌楼、铺、垛口等防御设施。同时还有具有浓郁的臣属中央的文化韵味，这体现在四座城门的名称上，如北门曰“安远”，以王者居北，至尊无上的语气，藐视边地，而南门曰“承恩”，一幅南面称臣、卑躬届膝的架势。此外城池的建筑规制和坚固程度都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需要。
由于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9～20世纪之交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大理城已不复是明朝初年的模样：大理城的角楼、铺及城壕已经不存；特别是城壕“多被邻田侵占”的记录，说明城池周边已经蔓延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们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墙功能衰减和城市发展的表现。
明大理城的城址选择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它对后来大理城市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1）从今天大理古城的位置看，新建的大理府城肯定较从前的羊苴咩城东移。这意味着经众人的努力，一座新的大理城拔地而起。虽然的确是在“故城”的基础上兴建，但是，只应理解为在故城的范围内兴建，有的部分与从前的羊苴咩城的建筑重合是可能的。不过，正是在新城兴起的同时，原有的南诏、大理的国都羊苴咩城以及元代大理城却永远地消逝了。今天，除了在桃溪的南面还残留有部分北部城基外，今人已难以确指故城轮廓的具体所在。
（2）明大理城不仅较前东移，而且有一再往东、南方向拓展的趋势。这种拓展常常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需要所致，而拓展的方向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生存环境发生变迁的重要标志。如今天的南京城，在作为三国东吴至东晋南朝国都的时期，都城的中心在秦淮河北面。但是，当秦淮河下游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南唐都城的重心就开始南移，在秦淮河下游两岸发展。今天的北京也是这样，当莲花池水系在金朝显现出不能满足都城的生产与生活用水需要时，元朝新建的都城“大都”就向东北移动，向水源丰沛的高粱河水系靠拢，从而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地处。同样，明代大理城向东、向南拓展，正是大理城经济发展的信号！
南诏、大理国时期，太和城和羊苴咩城的地望都在靠近苍山的缓坡处，宫城所在尤其如此。根据现存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都城的建造遵循着以苍山为壁、以溪水为壕的原则，由此形成内高外下的防御之势，外敌入侵攻城是极其困难的。在那征战频繁的年代，都城建造注重利用山坡进行防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建造原则对城市发展而言又有其不利的一面，即利于防御却不一定利于生活。城市的发展有自己的轨迹，即要重视防御更要便利生活。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从太和城到羊苴咩城地理位置的变动，本身就是一次改善防御条件的选择，也是一次符合城市发展的选择。这一点，可以从南诏定都羊苴咩城，且在以后的几百年依然存在并不断发展得到印证。
（3）明朝洪武年间大理城的扩展，说明自元朝以来，随着社会发展、政治局势的稳定，大理人的经济活动区已经不知不觉地向着更方便、更符合生活需要的南边和东边发展了。在今大理城的东部，其地势较西面平缓而开阔，显然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南面，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其区位优势的特点日益凸显出来。
另外，元以后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加强了东面和南面的区位优势。元代，西藏纳入了中国版图，大理北面劲敌的威胁减弱，大理城北面先前那种军事战略防御要地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赛典赤到云南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云南行省的统治中心从大理东迁至中庆路。这样一来，由鄯阐府进人大理的重要结点在龙尾关，同时，元代云南的对外交通也以大理城南面龙尾关处的岔道为重要枢纽。若要坚持从大理城出境，那就需要先往南行20余里，再由龙尾关转道往西，经永昌府、腾冲府出境。若要到中庆路，也是在龙尾关转道而东。很显然，龙尾关的地位日趋重要，而北面龙首关的战略地位随之削弱了。这就是自元朝以后，为什么大理城南面区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原因。
以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前提，明代大理城向东、向南的扩展不过是一种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认定罢了。
2．次中心区的城池兴筑与城址变动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次中心区域的治所或出于保护人民生活的需要，或出于便于管理，几乎都兴建起砖石或土筑城墙。同时，其城址发生变动的情况非常普遍。
（1）赵州城
根据文献记载，赵州城址变化主要是从旧治仁里乡迁到三耳山下。对迁治的地点（三耳山）和相关人物，文献记载一致，但对建城的时间则有不同。
庄诚的万历《赵州志》曰：“赵州旧不城……，弘治二年，嗣使林俊筑土城，四穴其门，门有楼。”《滇志》曰：“州城，在府东南，正德二年宪副林俊筑，周八百四十丈，开四门。”乾隆《赵州志》又说：“赵州城，旧在里仁乡，明洪治【10】二年，副使林浚城于此。”正德《云南志·大理府》曰：“赵州土城，弘治二年按察副使林俊筑，周围四百八十余丈，四门。”万历《云南通志》卷五记载：“赵州城，在府城东南六十里。正德二年，宪副林俊筑土为垣，周围八百四十丈，四门。”【11】
通过以上资料的记载，我们知道明赵州的治所确有变动，即从“里仁乡”或曰“仁里乡”迁到“三耳山”。三耳山即凤山。据陈庆江考，“汉邑村名称今亦未变，硐鼻即今作洞壁，皆在今凤仪镇东北五公里左右的凤仪坝子北缘”。对治所地望似没有异议。可是，因文献对建城年代记载有差异，我们有必要搞清林俊筑城究竟是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还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以正德《云南志》、万历《赵州志》和乾隆《赵州志》为代表，持弘治二年建城说；以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为代表，持正德二年建城说。两者相差18年，究竟建于哪一年？
上述所列文献的撰著者都是当时的名人或地方官，从史料价值看它们都有相当的可信度。如万历《赵州志》的作者庄诚在万历年间曾经任赵州知州、万历《云南通志》的作者之一李元阳是大理著名文人、刘文征所著天启《滇志》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佳作，等等。
在明朝驻滇官员中，林俊是政绩较好的一位，故文献中着墨较多。可是，尽管正德《云南志·大理府》明确记载林俊建城的时间是弘治二年，但同书的《名宦》三至五中所罗列的明朝洪武至正德初年的部分官员却没有林俊之名。这似乎让人认为，没有被列入名宦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在正德年间到云南为官，故成书于正德五年的《云南志》还来不及将他收入志书中。由此，在正德年之后的万历《云南通志》和天启《滇志》言及林俊建城在正德二年则在情理之中了。但是，这不足以为证。因为，同样记载为建赵州城为正德年间事的另一重要资料《滇志》又与其后文记载有矛盾之处。在《滇志·建设志》中虽然言赵州城为林俊正德年间所建造，但在同书《官师志·总部题名·按察使副使》中明确记载林俊之名，并在林俊等人处注明“俱弘治年间任”，反而在正德年间出任云南各级官员的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既然有这些矛盾之处，我们需要靠其他资料加以佐证。①在正德《云南志》中有张志淳《新建赵州城记》，曰：“皇帝御天下之二年，适云南按察副使莆田林公俊来巡是道，州人闻公名，以筑城请”，经其多方筹措，“以弘治已酉季冬朔日经始，庚戌季夏望日告成”【12】。这应当是关于赵州建州城的较早且完备的记录。②在天启《滇志》中收录了林俊撰写的《永昌名宦乡贤祠》，其开篇就言“弘治初，上用言者崇重圣学”【13】之语。全文虽讲永昌府事，但其活动都在弘治年间。③《滇志》还收录有陈察所撰的《宪副林俊遗爱祠记》：“弘治初，……公奉命贰臬，分道金沧”【14】，并记其筑赵州等城事。上述种种，都表现出林俊治滇政绩主要在弘治年间。
由此可证，林俊正德年间建赵州城之说有误，赵州城的建造年应当是弘治二年，即公元1489年冬，于弘治三年，即1490年夏竣工。
根据文献记载，赵州城建城的原因是为了维护治安，即“赵州旧不城，每铁索箐赤石崖盗起，辄肆剽掠以去，州民苦之”，于是“嗣使林俊筑土城，四穴其门，门有楼，城外凿深丈许，赵之士民无虑于盗”【15】。建城规模是“周以丈计，凡八百四十有奇。高以尺计，凡二十有三尺。厚视高之半，下广而上锐。基以石，覆以瓦，环绕以隍。开四门，东曰‘见山’，西曰‘仪凤’，南曰‘在德’，北曰‘用夏’，皆树楼于上。又别为二门，以通水于下”【16】。《滇志》记载比较简略，仅言“周八百四十丈，开四门”【17】。直到清朝，赵州城依然是“一夫当关，万人辟易。西北通衢，郡城扼要”【18】。由此可见，赵州土城初建时是具有较好防御功能的。不过，到道光年间它只剩下南、西、北三门，墙垣也只存十之二三了【19】。
（2）蒙化府城
蒙化府城主要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滇志》曰：“系砖城，周四里三分。凡四门，南曰开南，北曰泽润，东曰忠武，西曰镇夷，门各有楼。”【20】康熙《蒙化府志》记载更详：“计九百三十七丈；高丈三尺二寸，厚二丈。砖垛石墙。垛头一千二百七十七，垛眼四百三十。北门环以月城。上建谯楼四座：东忠武，南迎薰，西威远，北拱辰。北楼三层，高大可望一川……备极坚固。”经清初的改建后，北楼“减去一层”，“重建城铺二十四座”；康熙年间“城中驰道阔三丈”，很显然，蒙化府城已经是一座极其坚固的城池【21】。虽以后的地方官对城池屡有修整，但基本延续前代模样【22】。
元明清时期，蒙化府城城址的变动主要表现为由高海拔向坝区平缓地带的变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记载，今巍山县县治所在地文华镇，亦即元明清时期蒙化府城或蒙化直隶厅治所的地处。从关于南诏时期的各种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其行政中心的具体地处发生过迁移，只是具体时间不详。将今天的地图与南诏时期的资料作一对比，就会发现明清以来的蒙化府城城址较南诏时期的“蒙舍城”、“巄*[山+于]图城”的地处往南迁移了许多，海拔也低了一些。
南诏巄*[山+于]图城在距今文华镇西北约20公里处，蒙舍城所在的古城村距文华镇以北7公里。巄*[山+于]图城古城址的海拔为2100多米，蒙舍城所在的古城村海拔为1720米，而文华镇的海拔为1715米。行政治所往海拔低而平坦的巍山坝子中央移动，本身就是向着有利于人们生活的方向所作出的一种选择。不过，古城村与文华镇同处坝子中央，条件非常接近，为什么没有在蒙舍城旧址上建立一个新城呢？这是否与明朝统治者具有较强烈的忌讳观有关呢？如明朝特别忌讳前朝的发祥地，这在朱元璋对待元大都、宋开封时均有充分表现。这一点有待日后的深入研究来证实。
（3）邓川州
邓川州州城迁徙特别频繁，这在洱海区域的城池中是比较突出的。
邓川州州城城池的建造主要在明清，而且是先土城后砖城。文献曰：邓川州州城“周三里，门三，有池。明崇祯十三年筑土城。”【23】咸丰《邓川州志》记载的城池修建年份虽略有出入，但对城池的演变叙述更详，曰：“邓川州城迁徙者屡矣。蒙段氏无足论。自元代入版图，设邓川州治于中所。明洪武十七年迁玉泉乡，成化间圮于潦，乃迁象山麓。隆庆间知州周公文化筑之，旋没于沙。知州钟公大章迁于来凤冈，无城。天启间徐公保泰迁于德源城，无水。崇祯十四年敖公泫贞迁邓川驿，埏城以土，背绕山半。国朝因之。乾隆二十八年，知州汪公斌截去绕山者，甃址以石，墙以砖，周三里七分，高一再丈五尺，厚五尺。东门曰德源，西曰景微，北曰观化，南曰敖泽。城楼东匾曰玉案回环，西曰文明起始，北曰江烟映日，南曰龙关拥翠。然已塌圮不能修。又南门外借西溪水，转东折北为池，水挟沙至溪，底昂于丽谯矣。”【24】
上述资料表明，明朝邓川州城城址变动频繁，大约到崇祯十四年左右才稳定在知州敖泫贞所选择的地点上，即邓川驿所在地；而砖造城池的完成则是在清初了。对其迁移的过程和频繁迁移的原因，隆武《重修邓川州志》卷一记载曰：“元，段氏在中所作州，洪武初改为寺寨铺，迁州于玉寨乡。成化间圮于流潦，迁于象山之坪，知州周文化筑城。后与民舍尽没，知州钟大章迁于来凤孤冈，无城。徐保泰迁于德源古城，无水，士民乃迁回旧基，涧深。崇祯十四年，知州敖泫贞迁于德源驿前，城之。”【25】隆武志大致勾勒了明朝迁城的基本情况，即多为自然条件的影响，或涝，或无水，或山崩沙溢，导致城址变动仅在明朝就先后移动了七次之多。在清朝，邓川州城城址虽然基本稳定，但是城址的不安全性仍时时困扰着人们。由于人们在“南门外借西溪水，转东折北为池”，也许是为加强防御，却导致“水挟沙至溪底，昂于丽谯”。州官侯允钦看到淤积的流沙逐渐高于城楼的情景深感忧虑，他曾“陟巘降原”，为“求一可以经久之地”，但最终不得而果。近年，有学者通过对今洱源县境河流变迁的考察分析，认为明代卫所垦田等发展农业的行为对自然环境已经产生负面影响【26】。人类为生存所进行的活动一方面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不断改变、甚至是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应当是导致明邓川州城频繁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观历史，邓川州城址变动大概有几个阶段性的特点：在南诏时期，“邓当寇冲”，为了击退吐蕃，故“峭山深堑以为备”。城池的建造更多地考虑防御的功能。随着大一统政权控制的加强，局势渐趋稳定，承平日久，城址选择趋向重视人们的生活。所以，有明一代一直处于频繁迁徙、反复选择的过程中。清朝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说明邓川驿的地处是相对符合当时城市发展的要求的。但由于泥沙淤积等因素的影响，它还不是最佳地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影响到后来邓川州城市的发展，使得行政治所的地望不得不最终让位于今天的洱源县城。
（4）云南县
元明清以来云南县治所地望相沿，其城池修建主要在明清两朝。
据载：“元初，置品甸千户所。至元十一年，改为云南州，属大理路。后降为县。明洪武隶赵州，改品甸千户所为洱海卫，置指挥军职等官。于是，县与卫同治城中。”“宏治二年，割县二里属宾川州。”“康熙五年，裁洱海卫屯赋并归云南县。三十八年改隶大理府。”【27】云南县的领属关系和辖地虽然有变化，但治所相沿。
明朝称云南县城为洱海卫城或洱海城。明景泰志、正德志和天启各志对它的记载文字略有出入，但意思相同。《滇志》较详细，曰：“县城，即洱海卫城，洪武二十年建，周四里三分，高二丈三尺，池阔四丈。开四门，南曰镇海，北曰仁和，东曰镇阳，西曰清平，各有门楼。”【28】
清朝的文献与前文记载出入较大。光绪《云南县志》载：“县城在昔屡迁，洪武十五年指挥周能重筑甎城。十六年遣六安侯王志、安庆侯仇成、张龙等督兵一万即品甸缮城池、立屯堡、置邮传、安辑人民，又遣都督冯诚、指挥镇【29】、曹政及千百户等督建洱海城。周十二里，高二十五尺。十九年改筑，甎其上，石其下，为高二十有三尺。墙厚一十四尺三寸，宽长一千六百一十二弓，池广四丈，深可二丈，旁植杨柳，周四里三分，楼堞巍然，为门有四：东曰镇阳，南曰镇海，西曰清平，北曰仁和。门额久废。周城垛口一千五百三十，建钟鼓楼于城北（即今禾市），上有铜壶滴漏，街有五，巷凡十三，具四纵五横之形。水道之人有三，一正北；一东北；一西南。其出则二，曰正南，曰东南隅。天启三年地震，楼堞毁，惟南楼僅存。国朝裁卫归县，遂为县城”。此后，该城屡有修建。其中主要有乾隆二十六年，重修后的城池“周九百二十丈，增筑南门月城。”同治十一年，城的四周遭火炮轰塌，损坏严重。光绪年除城楼外基本修复，“城垣悉如旧观”【30】。
根据上述记载就出现几个问题，一是城池的建造时间有洪武十五年、十九年、二十年等说；二是记载中有“周围十二里”、“周四里三分”等两个规模不等的城池；三是建造者有周能、王志、仇成、张龙、冯诚、赖镇、曹政等人。比较各志的情况，光绪志关于洱海城的记录问题较大，似将大理府有关州县城池的多种资料汇集后未加整理而成。在此略加分析：
首先，光绪《云南县志》卷三记录周能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筑甎城”，又说次年冯诚、赖镇、曹政等“督建洱海城”，又说十九年（公元1386年）“改筑，甎其上，石其下”等等，如此混乱的记叙使人未知孰是。而卷七的记载为：“明太祖洪武十七年设洱海卫指挥使司……二十年遣六安侯王志、安庆侯仇成、张龙等督兵一万于品甸睑北，首建洱海卫城池，立屯堡哨守，安辑人民。以指挥、镇【31】曹政、赖镇及千百产等官督建。”此说与明朝正德、万历、天启志的说法吻合。据此，明洱海卫城的建城时间应采用洪武二十年之说，亦即公元1387年。
其次，该志所记城池“周围”含混不清，前文正叙十二里之城事，后文又载“周围四里”，前后牴牾。我们知道，明朝建城规模实际是受治所行政等级的限定的。明初所建大理府城不过十二里，那隶属于赵州的县城不大可能在规模上超越府城规模或与之相等，而且，文献明确记载当时云南县与洱海卫同城，所以，明初洱海卫城或云南县城的“周围”应当从明正德、万历、天启三志的说法，即周围四里左右。至于乾隆重修后的城池“周九百二十丈”，可能略大于明洱海卫城，但也未到“十二里”的规模。据今天祥云县城所残留遗址看，也未有大理古城的规模。
再次，根据光绪志，建城者众多。既然已经前有指挥使周能筑城事，又何必“遣”六安侯王志、安庆侯仇成等督兵即品甸缮城池和赖镇等筑洱海城呢？据正德《云南志》记载，洪武二十年赖镇由大理卫指挥同知调往洱海卫，虽未言及在那里建城之事但有较好政绩可考。仇成、王志等在洪武年平云南中立有战功，被列为勋业名贤之列，其中记仇成“十六年，复征大理、金齿等处”，记王志“十五年，从颍川侯平云南，缮城隍，立屯堡”等【32】。曹政有“洪武十八年调征云南，永乐十二年历官都指挥，世袭斯职”的记录【33】。通过这些记载可知，他们都与云南县的发展有关，但难以确指建城者，故存疑待考；由此也可证实周能和郑祥与洱海卫城的建设无涉。
（5）弥渡
弥渡（又写作迷渡）设县是民国初年事，但弥渡坝子里的行政中心经历了一个从南诏白崖城、元代建宁县治所到今天弥渡县城的变化。在元明清的数百年里，弥渡的行政地位不高：元朝在白崖赕的基础上设建宁县，隶赵州，不久裁撤；明清以来设弥渡巡检司。明朝卫所屯垦使得这一地区发展很快，弥渡街市也很兴盛。清朝为加强管理，改弥渡市镇，驻通判。
这期间，弥渡实际上有三个城址，一个在弥渡坝子北端（今红岩街），即明嘉靖四十三年在白崖城旧址上修建土城“彩云城”【34】。彩云城曾经是大理府督捕通判的驻地，“万历末，裁通判不复设，而居民殷阜，俨若城邑”【35】。另一个在坝子东缘的中部，明崇祯年作为景东卫储粮的“新城”。还有一个是弥渡市巡检司驻地，即后来成为弥渡县治所在。当年徐霞客经由弥渡，评价新城“方整而甚遥，内无巨室，乃景东卫储粮之所”。他又由新城东行至弥渡巡检司驻地看到“其墙不及新城之整，而民庐甚盛，是为旧城”【36】。
从民国所建弥渡县以弥渡市巡检司驻地为县治这一点看，弥渡坝子中行政中心实际上有一个由北而南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控制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元朝郭松年看到白崖甸“居民辏集，禾麻遍野”【37】。明代卫所戍卒屯垦又加速了坝区经济的发展，弥渡的小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明朝对景东地方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加大了弥渡坝子中南部的区位优势，景东卫的储粮地建在弥渡巡检司西侧就是证明。
以上都是既建城又有城址变动的例子，还有以建城为主的地方，如浪穹、宾川等。
（1）浪穹
浪穹县为元代所设，明代的治所较元代南移三百步【38】。其作为一县治所，“旧无城。明万历三年知县李之一始筑土城，周二里三分，高一丈一尺。……二十四年，知县王承钦毁西门，设下北门，无池；东面宁湖。门四，各有楼”【39】。此后“岁久倾圮，屡有增修”【40】。此城规模不大。
（2）宾川州
宾川州州城规模不大，又叫大罗卫城。“弘治七年筑，周围六百七十九丈，四门，东曰迎晖，西曰西成，南曰永安，北曰柔远。”【41】其建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迩贼巢，宜高城深池以防之，此宾川州先务也”【42】。又据其清朝文献记载可知，该城“取坐东向西。周四里三分，高一丈五尺。……计垛口一千二十”【43】。《滇南志略》言该城为砖城【44】。从砖城及垛口等记载看，该城的防御性较强。
3．边缘区城池兴筑与城址变动
边缘区的城池兴筑和城址变动似带有极强的“个性”，要么受地理环境的局限，要么受时局的影响，要么带有明显的经济特征。
（1）剑川州
由于剑川地方处于洱海区域的北缘，历史上剑川州城的兴建总与时局变化有关，且城址有数次迁移。
据明人卫炳《剑川州治记》载：“元初，段氏世衰，高氏迭兴，因请鹤川为路，今剑川改县属焉，今柳龙充，即其治也。……洪武十四年，王师戡定云南，置府州县，剑川沿旧为县。未几，……剑川还复为州。”但土知州杨奴“意不轨，乃废旧治，即上登之广明寺为治，以便私事。未三载，复创治于下登罗鲁城，背山阻水，险僻湫隘，盖欲负固以起妄图”。次年，杨奴果然起兵叛，朝廷“克平后，使司遣浪渠守李崇仁来摄州事，仍于广明寺设州，逾三年，废坠不举”。洪武二十三年，吴兴人赵彦良为知州，在考察了当地民情和地理环境后认为：“州治，民之所瞻，政令所自出，且广明非政事之堂，罗鲁实叛逆之窟。吾尝游柳龙充，观其土地爽垲，山水环抱，闾阎辐辏，商旅杂遝。古人置郡邑，立城郭，历世因之，良有以也。”欲乘农闲之际将治所迁至柳龙充。这一建议得到官员和百姓的拥护，史载：“举州之人皆鼓舞而乐趣事焉。不数月，视政之堂、典幕之司、仪门、廊庑、公廨、吏舍翼翼落成，而民居相为罗列，街衢阛阓，不改旧观，视昔日有加焉。”【45】由此看来，仅明洪武二十三之前，州治先后在上登广明寺、下登罗鲁城和金华山下的柳龙充之间发生了四次变动，最终定在柳龙充。
自剑川设治以来，其治所的频繁变动大多源于局势的动荡。若有反叛势力，其治所常常选择背山阻水之地，如剑川坝子南部的罗鲁城和上登广明寺。一旦局势稳定，又大都选择柳龙充。如南诏所建罗鲁城就是背山阻水的地方，在地理位置上有较好的军事防御条件，这一点也为后来的明朝土官所看中。元朝由于西藏归入中国版图，剑川北面的不安定因素减弱，于是柳龙充优越的环境就成为剑川县治的首选，其地理原因如前面赵彦良所分析的那样。
明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公元1641年～1643年），剑川州城郭的建造才定型。据载，州城“周三里三分，高一丈六尺，厚一丈二尺；砖垛石墙，剁口一千三百二十七；壕宽八尺，深五尺；城内驰道宽一丈，城外驰道宽一丈二；四门谯楼，东曰嘉靖，南曰拱日，西曰金龙，北曰拱极”【46】。在清朝，剑川州城池毁坏严重，不断重修【47】。
（2）鹤庆府
这一时期，鹤庆的行政地位波动较大，或州或路或府或军民府，但其治所城池在兴建后不断改进并扩大。
据正德志载：“鹤庆御城，洪武二十年建，周遭四百五十九丈。开二门，南日镇远，北曰安定。”【48】《滇志》卷五又曰：“府城，宋段时筑，元末倾圮。明洪武十五年，恢旧址，列排栅。永乐元年，指挥李成等甃以砖石。嘉靖十九年，知府周集始拓地改筑，为四门，南曰迎恩，北曰镇远，东曰观澜，西曰仰高。其北门月城，即旧城也。万历二十八年，知府祁汝东更开一门于西偏以便民。”非常明显，鹤庆有新旧二城，新城较其扩大坚固了许多。据李元阳《新建鹤庆府城记》可知当时“城周五里五分”，“高二丈二尺”；其砖石垒砌上下内外各有章法；“城四门，南有郛【49】，北因守御旧城而门之，若重关焉；门各为楼，四角如之；周庐二十有五，敌台十。堑广三丈，深丈五尺……”如此种种，可谓“经纪周密，巨细毕张”，俨然一座铜墙铁壁之城【50】。清朝“屡经增修”【51】。
（3）云龙州
这一时期，社会对银铜需求量的激增猛烈击活了这个沉寂多年的边远之地，促使云龙经济因素的复苏，其行政治所的迁徙和城池建造带有较强的时代特点，即迁治原因有较明显的经济因素——治所的变动系由当时盐、金属矿藏及其产量所致。
云龙州在汉比苏县境内，但比苏县治所究竟在什么地方已难以考证，只知在澜沧江西岸。明清至民国，治所数迁。仅明朝后期的一百多年里，云龙就三迁治所，时间是嘉靖、天启和崇祯年；地点是由旧州一雒马井一旧州三七村一雒马井。
据载：“旧州治在江外三七之地，明万历四十八年筑土城，周四百六十丈，高丈五尺，厚四尺，东南北三门，各有楼。西则楼而不门，匾曰‘景崇’，此旧州城也。今州治迁于雒马井，无城池。”【52】《清一统志》云龙州城条曰：“旧有土城，在澜沧江外。明崇祯中，迁州治于雒马井，四面阻山，未建城。”【53】但据《云龙县志稿》载，治所在崇祯年以前还有一次变动，即嘉靖年间曾由旧州迁到雒马井。改土归流后，流官知州周宪章又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迁州治到旧州三七村。在其以后的地方官深感盐务的重要，意识到云龙“仍应以盐课为要务”，于是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知州钟以敬又将州治迁到原“五井提举司”司署所在地，即后来的宝丰。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又迁治石门镇【54】。
事实上，旧州的地望对管理日渐兴盛的盐产地、铜银矿厂地实在有诸多不便，仅一条波涛滚滚、汹涌澎湃的澜沧江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在崇祯年间放弃“旧州”而迁往雒马井所在地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虽然其间伴随有云南土知州和改土归流的影响，但是，父母官最终还是遵从了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沿着矿产丰富的地方走，沿着人们生活方便的地方走。
自云龙州迁到澜沧江东岸后，逐渐建起州署、厅官署、盐课大使署、学政署、训导署等官衙，始终没有建造城池。究其原因，除了四面阻山的地理条件外，还因为澜沧江以东地区经济异常活跃，如在雒马井的周边（主要在以北地区）活跃着一个个小的经济中心，有诺邓井、师井、天耳井、检槽、白羊厂、大功厂等，一道州城的高墙显然无法控制多经济中心的局面。
（4）永平县
历史上的永平在行政上多隶属于永昌，但其长久以来一直担负着的连接洱海与永昌地区的使命没有改变。其治所建城在洪武年间，城址发生过三次变动，江流对该城城址变化有明显影响。
“洪武十九年，雷嵩立木为栅，跨银龙江上。二十六年，指挥时瑀砌以砖。高二丈，周三里三分，计九百五十六丈二尺。凡四门，南曰德化，北曰武安，东曰春阳，西曰镇西。城壕广二丈，深五尺。”【55】因该城跨江而建（今老街镇），“江流贯城，南有水洞，每至水涸，窃盗乘以出入。万历间，兵备道毕存礼浚东西濠为河，改水分流城外，会于城南，砌塞水洞为墙。后河水泛涨，不循河道，横流城中，居民官署，淹没无存，因迁县署于南门外大河之西，城郭遂废”。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建新城于西山东麓（今新城），“周三里三分，高一丈四尺。设四门，东曰向日，南曰文明，西曰永定，北曰朝京。以银龙江为城东襟带，西南北无池”。该城毁于咸丰兵燹【56】。同治年间县治曾经迁到曲硐；光绪年间，治所迁回老街【57】。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心区还是边缘区的各个治所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整着自己的地处，大都发生过治所迁移和兴建城池的事例。自明朝在云南兴起一场筑城运动后，几乎遍及中央政权下的县级治所，波及面之广，成为云南城市发展中的一大特色。而且，始作俑者几乎都是地方官员，他们或出于保护居民的目的，或为了体现规范。明朝的筑城运动一方面是中央对云南边地管理有所加强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中华大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强大渗透力的表现。从城市研究的角度分析，这些变化都反映出在中国大一统政治局势逐步稳定和云南社会经济稳步前进的同时，云南城市已步步走向成熟。
（1）从城址变动方面分析，虽然这一时期的城市依然有明显的防御功能，但日益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促使各地城市向着经济等多功能方向发展，城市管理也走向规范化。它们已经显现出一个总体趋向：城址的变动已经由原来那种首先以政治功能为主、需要极强防御体系作为选址原则的状况，逐步改变成更加遵从普通城市发展，即遵循城市人口生活的需求、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等原则。这正是云南城市向多功能方向发展的一个方面。
从筑城方面分析，在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朝以后，各地纷纷出现筑城的现象。它不仅完善了城市外郭的建造，成为云南城市的形象标志，同时，也是云南城市管理开始走向制度化的表现，具有积极意义。
当时，中心区、次中心区和边缘区城市的城池规模有明显等级差别。大理府的规模最大，城周为十二里，余下皆五里、四里、三里甚至二里不等。大理城的城墙最高，有二丈五尺，而其余大都不过一丈五、一丈二或更低。大理城壕阔四丈，其余都不过三丈、一丈。大理城壕最深处有一丈五尺，浅者也有七八尺，而其余城壕大都不超过一丈。大理城城内驰道阔二丈五尺，除了蒙化府城为三丈外，其余皆在一丈左右。作为城市外缘形态的标志，城墙的高低显现了城市管理走向规范。虽然相关文献没有记载城池大小的具体规制，且云南建造城池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但我们仍然可以明显看出每个地方的城池大小实际都基本是依照行政层级的高低来建造的，如大理府作为次于云南行省的一级地方行政中心，其城池规模始终大于其所辖的各个州或县。这样的城市形象本身蕴涵着云南城市的等级。城池的等级差别起源很早，人们所看到的古代城池大小、城墙高低等变化，实际就是西周宗法等级制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的一种表现。我们知道，西周是依照血缘亲族关系确定等级，在宗法制的基础上确定了城池规模的大小。随着郡县制的确立，后代城池建造虽然仍有等级差别，但所依据的不再是宗法关系而是国家政权之下的行政层级的高低了。明清以来云南建造的城池与之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在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坚固的城池、高大的城墙以及环绕城周的城壕等设施的建造，对保护大众生命财产安全、对居民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方面的确起过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城墙在云南普遍存在又显示出云南城市发展的极大局限。因为，早在唐代后期至北宋年间，中国城市发展就开始突破城墙的局限。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恰恰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区人民的活动走出了城墙，海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是商业的“外溢”；同时，一个个新兴的经济性城镇在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其形象不再是高大的城墙而是蓬勃发展的工商业了。比如在北宋中期，一些地方官员仍然希望“展筑城墙”来控制日益发展的城市经济，但是苏东坡颇有预见地阻止了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举措【58】。
当然，如此突破城墙的道路中国走了许久许久，无论观念上还是客观现实中都是如此。与内地相比，明朝云南城市的筑城是那样普遍，那样受到时人的称赞，除了确有加强政治军事控制，适应云南地区发展的一面外，也表现出云南城市经济发展局限的一面。基于此，云龙州迁治雒马井后没有建城，除了地理条件的制约外，正是云南城镇经济活跃发展突破城墙限制的一例。到清王朝灭亡前后，经济发展越活跃的地方，城墙的作用越是薄弱。
（2）直到今天，人们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还可以看到古代城池的遗址。除了领略它们具有历史韵味的身姿外，人们可以形象地感受到云南城市不断纳入大一统王朝主流文化的过程。
从城池的造型看，充分吸取内地城池建筑的特点。新建的城池多为矩形，多以砖石包裹墙体，建有敌台、城铺、城壕、角楼、垛口等，使这些新城具有较好的防御性能。像明大理城的整体建筑风格与明西安、南京等城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采用砖包城墙、敌楼、垛口、角楼等以加强城池防御；大理城门为重楼式，可以登临，其城楼的屋顶采用了中国宫室建筑中较高等级的形式——重檐歇山式等等。
从各城所建城门的名称看，不仅表现出中央王朝对边地以及那种从上至下的行政隶属关系，且具有更多的文化内涵。如大理城的东门曰通海，西门曰苍山，南门曰承恩，北门曰安远。又如蒙化城东门曰忠武，南门曰迎薰，西门曰威远，北门曰拱辰。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建筑常常模仿皇宫的宫室建制，如从南门为皇宫正门等做法中引申出各个城门等级的地位；由于皇帝坐北面南的至尊地位，故北门的名称通常有居高临下的气势，名“拱极”、“拱辰”、“安远”之类。
可见。洱海区域城池的建造体现了大一统政治制度与文化对云南地方的深入。
（二）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不断构建
自城市形成伊始，就开始了一个构建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历程。在洱海区域城市形成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所谓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政治行政中心为核心来布局整个城区。前文所提到的13世纪以后城池选址的变动所表现的是区域内城市空间结构的微调，城池规模、城墙高低等所表现的是城市外缘形态特征，在这里涉及的城市街区规划的发展变化反映的则是城市内部地域结构问题。在经过明朝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筑城运动后，云南城市的“外形”的确规范了许多。不过，有资料表明区域内城市内部街区的规划晚于城市外缘形态的规划。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完善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表现出来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街区或沿用以前自然形成的模样，或人为地规划一两条主干道，这些街道有平行、丁字或十字相交的形式。文献记载有“驰道”的城市只有大理城、蒙化城、剑川城，其宽度不一。如大理城内“驰道阔二丈五尺”；蒙化府的“城中驰道阔三丈”；剑川州的驰道有城内和城外之别：“城内驰道宽一丈，城外驰道宽一丈二”等等。这些，肯定是城中的主干道。除了“驰道”外，许多地方多有“州城东街”、“州前街”、“东街”、‘南街”、“北街”、“西街”等记载，它们可能是主街，也可能是附属街道。
当时，城区的主干道似以南北向为主。以大理为例，城内有一条南北向的大街。它与大理城市对外交通以南北向为主有关。明朝末年，徐霞客途经大理时，南北大街依然是其城的主干道。又如剑川州，在建城以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街衢，至少有南街、北街和东街，而且东街“抵州前，乃北行”，据此推测，剑川州是以南北街为主道。这应当就是方志中所记载的那条宽一丈的“城内驰道”。其他城市如宾川，“过南薰桥，人其南门。行城中，北过州治前，约一里，出北门……”这就是一条由南至北的主街。又如鹤庆府，《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载：“郡学南向有大街，市舍颇盛”【59】。
如此看来，虽然有的志书没有记载“驰道”，但是不等于没有城中的主干道。据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情况分析，没有“驰道”的地方，“州前街”就是城中的主干道。而且许多地方似以南北街为城中主道。之所以这样，很可能是因为城池建造之初，除了城池的坚固性外，规划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就是官衙地处、方位和建筑组群。由于官衙是郡县城市规划的重点，因而形成了以官衙为重心的街区格局。这是云南城市街区规划仍处于早期状态的真实记录。
从前引地方志书的大部分记载看，街区是一个被忽略的部分。街区之所以不被志书和游记所记载，除了人们主观上侧重点有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城市发展局限所导致的街区发展不足。这种情况延续到清末。
清末，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十分突出，这在城市街区状况中有表现。19世纪末，法国奥尔良王子看到蒙化城“街市并不大，铺着石板的街道有两三米宽”。这与康熙《蒙化府志》的记载相去不远。他还参观云龙州的象鹿盐场，发现州城“城里只有衙门机构”，显然街区较明代没有什么进展。但他所看到的大理城却已经是另一番模样：“大理约有两万人口。两条主要的大街横贯城市，一条明显是南北向，另一条向东一直延伸到了湖边。”还说“街道两边是清一色的小铺子”等等【60】。这种街道与店铺相结合的形式，正是城市街区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民国初年刊行的《大理县志稿》【61】中对大理城街区的记载非常详尽，其街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理城内的街道增多，街区明确
大理城主要有南北纵向大街5条和东西横向大街7条，它们大多为井字型相交，并将全城分隔成67条大小不等的街巷和若干个小空间。这种布局形式大多延续到现代。当时，大理城中的主街仍然是南北城门间那条全长约1500米的大街，只是已经被分隔成8段，从南到北依次是南门街（后来叫双鹤街，以下括号内皆是新名）、鼓楼街（五华街）、卫市南（华丰街）、银行街（崇文街）、四牌坊南（来远街）、四牌坊北（报武街）、鱼市口北（崇仁街）和北门街（万安街）。
（2）城区内有明显的功能分区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从街巷的名称、衙署的地处等可以看出大理城已经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大理城的北部多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居住的地方，而南部多是有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活动的区域，且体现出南重北轻，西重东轻的区位格局。
在城的西北角有鱼市口、卖鸡巷等；东北角多是各色手工业者、匠人和小商贩居住的地方，有打铁街、金箔街、打铜街、卖糖巷、屠羊巷、鱼市口、晓街子，这说明当时大理城的手工业者的生产和销售具有一定的规模，行业之间形成聚集。以大理西门向东一线划界，大理府衙门、提督署、文庙、武庙、城隍庙、演武厅等都分布在城的南部，多是官府衙门分布区域。由于大理自然地势是西高东低，为了形象地体现官衙高于民宅、体现孔子和关圣的崇高地位，政治文化军事建筑大多建在城的西边，而民宅则主要在东边了。大理城的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南北城门一线。从南门“双鹤门”至北门“安远门”间的大街，除了鳞次栉比的店铺外，还有各种小市，“逐日贸易率以为常”。鼓楼北面还有菜市等。显然，大街一线的确是商贾辐辏、货物流通的繁盛地段。这种情况延续至今。
（3）文化的不断进步对城市街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代给街巷命名是城市规划水平不断提高的表现。一般说来，街道最早的名称常常来源于约定俗成的叫法，通常以方位（如四牌坊南、东街、西街等）、行业（如鱼市口）、地处（如南门街）特点等来命名。一旦街道名称脱离早期的自然形态，人们赋予它一些文化的、政治的含义以后，常常显示出城市在“长大”。像前面括号内的街名是民国初年大理志书中记载的名称，谓之“今名”；而括号外的街名是原来的街名，为“旧名”。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今名”是否就是民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名称，也无法确定“旧名”究竟始于何时，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大理城街区正在走向成熟。
（4）街区规划存在着不成熟性
若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清朝对街、巷、坊的划分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它主要表现在街巷划分过于细碎。如在一个大约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大理城区内，街巷就达60多条。本来，“街”，通常指较长、较宽的主干道；“巷”，通常指较窄、较短的小街；“坊”较多地指一块居住区或指牌坊。但从保留至今的街道看，大理古城中许多名之为“街”的地方不过是一条几十米长、甚至十几米的小巷。若一条不长的街道被划分得过于细碎，会给人们的活动尤其是给外来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综上所述，洱海区域城市尽管已经有千余年的发展，城市的外缘形态也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建立，但是，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完善则是在19～20世纪之交时区域内中心城市的街区布局中才较清晰地显现出来。由此我们也看到洱海区域城市之间行政管理的成熟度和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城市街道布局除了以官府衙门为中心外，更多地会表现为一种自然形态，无所谓城市的功能分区。官府虽然对官衙、学府等地址加以关注，但却缺少对整个城市街区的规划。那种“州前街”、“东街”、“西街”等就属此类。在19～20世纪之交，大理府城内行政、商业、手工业等区域的划分，表现出城市内部地域结构逐步完善的一面。这种完善在另一方面又可以表明大理府城和洱海区域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然，没有相应的经济发展，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真正构建是难以完成的（这点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
注释：
【1】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2】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五《大理府》。
【3】正德《云南志》卷3《大理府》。
【4】万历《云南通志》卷5《建设》。
【5】天启《滇志》卷之五《建设志》。
【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五》。
【7】《大理县志稿》卷3。
【8】正德《云南志》卷19下《名宦五》。
【9】《明实录》卷143《太祖实录》，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10】“洪”字当时清人避讳乾隆之名弘历所致，引者注。
【11】万历《赵州志》卷1。
天启《滇志》卷之五《建设志》。
乾隆《赵州志》卷1。
正德《云南志》卷3《大理府》。
万历《云南通志》卷5《建设志》。
【12】正德《云南志》卷32《文章十》。
【13】天启《滇志》卷之二十《艺文志第十一之三》。
【14】天启《滇志》卷之二十《艺文志第十一之四》。
【15】万历《赵州志》卷1。
【16】正德《云南志·文章十》卷32张志淳《新建赵州城记》。
【17】天启《滇志》卷之五《建设志》。
【18】刘慰三：《滇南志略》卷2。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3卷，版本下同。
【19】陈钊镗、李其馨：道光《赵州志》卷1。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三年重刊本，版本下同。
【20】天启《滇志》卷之五《建设志》。
【21】康熙《蒙化府志》卷2。
【22】刘慰三：《滇南志略》卷4。
【23】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478《大理府·城池》，商务印书馆1934年刊本。
【24】咸丰《邓川州志》卷6。
【25】敖浤贞、艾自修：隆武《重修邓川州志》卷1、卷15，大理州文化局1983年翻印本。版本下同。
【26】Mark Elvin and Darren Crook：An Argument From Silence？ The Implications of Xu Xi- ake’s Description of the Miju River in 163．载《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光绪《云南县志》卷3。
【28】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之五《建设志》。
【29】此处似脱落当时的洱海卫官员赖镇之“赖”字。
【30】光绪《云南县志》卷3。
【31】此处似应补“抚”字。
【32】天启《滇志》卷之十《官师志》。
【33】光绪《云南县志》卷8。
【34】《明史·地理志七》。
【3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7。
【36】《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二》。
【37】郭松年：《大理行记》。
【38】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五。
【39】光绪《浪穹县志略》卷3。
【40】刘慰三：《滇南志略》卷2。
【41】正德《云南志》卷3《大理府》。
【42】天启《滇志》卷之五《建设志》。
【43】周铖：雍正《宾川州志》卷5，大理州文化局1984年翻印本。版本下同。
【44】光绪《滇南志略》卷2。
【45】天启《滇志》卷之十二《艺文志》。
【46】康熙《鹤庆府志》卷7。
【47】刘慰三：光绪《滇南志略》卷3。
【48】正德《云南志》卷10《鹤庆军民府》。
【49】郛，即外城。引者注。
【50】天启《滇志》卷之二十《艺文志》。
【51】刘慰三：光绪《滇南志略》卷3。
【52】刘慰三：光绪《滇南志略》卷2。
【53】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478《大理府·城池》。
【54】《云龙县志稿·地理志》。
【55】天启《滇志》卷之五《建设志》。
【56】刘玉珂等：光绪《永昌府志》卷10。刘慰三的光绪《滇南志略》卷4同载此事。
【57】朱惠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永平县》。
【58】参阅拙作《略论宋代的城市化》，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9】《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八、十二。
【60】[法]亨利·奥尔良：《云南游记》，第127页。
【61】《大理县志稿》卷2。参阅附图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