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作为家畜，实在不可轻视。牛耕与铁制农具的导入，使生产力获得飞跃性的发展，带来的农业革命，甚至改变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阡陌开而井田坏，于是出现了“初税亩”。这主要是牛的力量。当时牛耕的普及，从孔子弟子名字上，便可见一斑。比如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
迄至两千年后的今天，人类甚至可以登上月球，走向宇宙，却依然还未能完全脱离牛耕。
自古以来，牛是农耕民族最亲密的朋友。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历朝历代都对耕牛的保护有加，颁布许多禁止屠宰耕牛的法令。最近，在东洋文库的研究会上，一起研读了这样一条宋代的有关史料，很有些意思。至少，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宋会要辑稿》刑法2-54载：
（大观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伏见无知之民日以屠牛取利者，所在有之。比年朝廷虽增严法度，然亦未能止绝。盖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肉每斤价直须百钱，利入厚，故人多贪利，不顾重刑。臣窃谓力田为生民之本，牛具为力田之本，若不禁屠牛而觊稼穑丰登，民食富足，诚不可得。况太牢唯祀天与祖，祭神亦不敢用，今贪利之民计会上下，秪作病牛倒死，申官披剥。因缘屠不畏官司，肉积几案，罗列市肆。冒法而不为禁、啖食而不知忌如此，非所以尊崇神祗，申严命令。伏望特
下有司立法，凡倒死牛肉每斤价直不得过二十文。如辄敢增添者，约定刑名，其买卖人并同罪，许人告捉。肉既价贱，则卖者无利，虽不严禁增赏，自绝其弊。”诏告获杀牛赏依元丰格，并见行断罪，并令刑部检坐申明行下，常切遵守施行。
尽管牛是农民的朋友，牛肉也是美味佳肴。因而牟利商人也会打法律的擦边球，买通官吏，把耕牛作为病牛屠宰贩卖。上述史料中，上奏的官员算了一笔帐：一头牛的价格大约是5千到7千钱，宰一头牛可以出肉2、3百斤，每斤牛肉的价格在1百钱左右。就是说，宰一头牛竟然可以卖到两、三万钱。牛肉价格是活牛价格的五、六倍。
人们都熟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据的一句话：“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商人追逐利益，不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自古而然。
活牛价格五、六倍的牛肉，带来的利益已不止300%了。因此，屠宰耕牛，“不畏官司”，屡禁不止。“肉积几案，罗列市肆”。卖的敢于冒法，买的也无忌讳。这种状况让政府感到很棘手难办，因为名义上屠宰的都是病牛，在法不禁。
在合理合法的名义下，干不法勾当。这类事情，不限于屠牛，古往今来，所在多有。然而，皆知其恶，却无法惩恶，法律有时也无力。
不过，上述官员奏疏中提出的处理方法，则很有启发意义。
牛肉每斤百钱，比较活牛，这是莫大的暴利。因此，上奏官员想到了在牛肉价格上做文章。要求强行压下牛肉的价格，使每斤牛肉的价格不超过20钱。这样一头牛的牛肉即使完全卖出，所得顶多与活牛相当。如此一来，不仅几乎无利可图，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古代，还要冒有牛肉腐败的危险。这个官员说，“肉既价贱，则卖者无利。虽不严禁增赏，自绝其弊”。
这样的建议，充满了管理智慧。运用经济头脑，施以价格的杠杆来进行调控，有时可以大过法律的力量。自然，法律的制约与经济的调控，属于互补。即为互补，便不可或缺。双管齐下，相得益彰。
力遏不如巧禁，思路和方法很重要。以治水为喻，鲧一味阻遏而无功，禹善于疏导则事成。想到疏导，是思路的转换。实施疏导，是方法的改变。细细思忖，立法者、行政者应当可以从这件禁屠个案中获得极大的启发。
立法之际，施政之时，认真想想，杠杆的支点当在何处。行不通时，思路与方法就该改变。
人类的智慧，犹如数学的无穷大，潜力无限。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从蒙昧未开到科学民主，一直在发挥着智慧，让这个世界不断进步。政治体制、经济运作、社会管理，从微观到宏观，人类会发挥出更多的智慧，探索出更臻完美的方式。或许将来，今天人们赞美的民主，都会被人们认为并非完善。然而，从不完善到完善，人类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长河不断，历史启智。智慧既来自眼下的实践，更来自前人的经验。
屠牛之禁，浮想联翩。
来源：乘桴子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