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秦汉时代的家庭面貌
第二节 “分家析产”与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包括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与家族、家庭与姻亲之间的关系，是家庭史研究应该着力考察的重要内容。在秦汉时代，这些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就家庭内部关系来说，父权独尊、夫主妇从的关系模式，在秦汉时代已经完全确立下来。不过，妻子的地位尚未降至历史的最低点，母亲（特别是当父亲去世之后）在家庭中仍具有一定权威。至于家庭与家族和姻亲关系，不仅家族关系相当重要，姻亲关系也①过继给父亲的兄弟作“后”，伏恭是我们从正史中找到的最早例子。但是取兄弟之子为“后”，早在秦代就已经出现，秦简《法律答问》云：“士五（伍）甲毋（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弁市。”（《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10页。）它出现于法律文书中，表明在当时并非个别事件。秦简《日书》中屡次出现造宅筑室等兴建活动不当可能招致绝后，说明在普遍民众心理上，有“后”无“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根据张金光先生《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一文的观点：秦代家庭立“后”的制度和习俗，与宗法制度下的立宗子（又称宗后、宗嗣）有一定历史联系，原本只是贵族的特权而不存在于庶民。但是，战国以后，随着宗法社会的解体，宗子制度被破坏，立后的界限也被打破，立后的观念和形式由贵族独擅而下移至庶民，由宗法大家族转移于个体小家庭，故产生了家庭立后的习俗。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人”，当不仅是指贵族而言的。不过，由于战国以后家庭财产实行诸子均分制，立为“父后”者的地位和作用远不及于过去的“宗后”，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并不具备控制力，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爵位继承和赐予之时）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两汉时期遇到重大喜庆之事，皇帝都要赐爵，如果因立太子而赐爵，则要对“为父后者”特别多赐一级爵，以示与非“为父后者”的区别。这也说明：秦汉时代的“后”专指继承父爵、顶立父亲门户的儿子，而不像后代那样将所有儿子都泛称为“后”。比后代受到更大的重视。由于这些问题牵涉的范围太广，我们不准备全面展开，只着重对分家析产和家庭财产关系作些分析。
一、“均分”与“生分”
前面曾经说过，在个体家庭独立之前，社会的基础是大家族或宗族而不是小家庭。在贵族阶层，封土命氏者得以另立为宗，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形式的“分家”；广大庶民如何“分家”，从现有史料中难以寻其踪迹，不过由于家庭在当时尚不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土地是由领主根据“夫”和“余夫”的数量进行分授的，庶民即使实行“分家”，在“析产”方面却没有太多值得一说的，因为后代的主要家产——土地，在当时还没有私有化，不属于家庭财产；其他财产如住房、器用等等非常有限，家庭拥有一定数量的现金货币则是春秋中期，特别是战国以后的事情。但是，经过春秋战国社会变迁之后，上述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私有财产观念即使在家庭内部也得到了显著加强，在家庭分解的过程中，财产析分显示出了El益重要的经济意义，“分家”和“析产”于是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秦代在分家之时如何析产?我们没有找到什么直接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分家之后，即使是父子之间，财产也是明确分开的，从大家分离出来的小家拥有各自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不仅儿子不能占用父母家的财产，父母也不能对儿子家的财产、器物随意使用，这种家庭财产私有权不仅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得到了国家法律的确认。
睡虎地出土秦简《法律答问》中的有关规定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其中有一条规定：“父盗子，不为盗。”[1]意思是说，父亲盗取儿子的财产，不以偷盗论罪。虽然在法律上不以偷盗论罪，但这样的规定仍然反映：父子分家之后，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另一条法律规定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为了说明问题，再次对它作些解析。其文称：“可（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父已死，或告，勿听，是胃（谓）家罪。”[2]对于这条有关家庭财产的规定，我们可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出三种理解：从正面即该规定的字面来理解，在父子同居的家庭中，儿子杀伤或者盗窃父亲的臣妾、畜产等家产，如果父亲已死，即使有人告他，官府也不加处罚，因为此时他已成为合法的财产继承人。从反面理解则隐含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父子同居家庭中，如果父亲尚在世，儿子杀伤或者盗窃父亲的臣妾、畜产而被（父亲或者其他亲属）告发，则官府要加以治罪，因为此时的财产所有者是父亲而不是儿子，尽管他作为家庭成员之一也拥有家庭财产的享用权。二是，如果父子并非同居关系，儿子杀伤或盗窃父亲的臣妾、畜产而被告发，则肯定要治罪，因为如果父亲在世，他就不可能是财产的所有者；如果父亲亡故，财产的继承人可能是他的兄弟中与父亲同居者，即使他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也不是唯一的继承人。由此可见，秦代家庭的财产所有权是很明确的。 汉初贾谊对秦人的批评，同样证明分家之后的小家庭对各自财产具有明确的所有权，即使在父母和子媳之间，对方家中的日用器物也不愿意随便借用。《汉书》卷48《贾谊传》载贾谊之语云：“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晡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引按：耆，同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3]父母与子媳之问尚且如此，兄弟妯娌之间就更不用说了。此类秦俗之所以遭到汉人的诟詈，是因为过度讲究小家庭的私利，对亲情关系造成了严重伤害。两汉开国皇帝刘邦就曾受到过这方面的感情伤害。
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邦在起事之前已与父母、兄弟分了家，经济方面是异财别爨的。这位刘仨儿素来不治产业，其父很看不惯，因此不喜欢他而偏爱勤谨持家的刘二，刘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当他打下江山、做上了皇帝之后，竟在一次宴会上当着众多诸侯、大臣的面对父亲以言相讥[4]。更伤他感情的是大嫂的行为。《史记》卷50《楚元王世家》云：“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佯）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因为有这件极不愉快的事情鲠在心里，所以后来分封宗室子弟，大嫂的儿子就只封了个“颉羹侯”。刘邦的大嫂之所以在小叔子有难时还做出这种不顾情面的事情，很显然是由于他们已经分家，经济上各自独立了。
然而，一曰“分家析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惯，小家庭各顾私利，父母、子女、兄弟互不相恤，甚至因为争夺财产而发生严重冲突，恐怕就是势所难免的了。这种恶俗，在西汉初期非但没有改变，而且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贾谊又说：“……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顺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5]虽然贾谊是举极而言事，但因经济利益冲突而导致分家之后亲属之间感情淡薄，则是可想而知的。
正是由于私利驱动，西汉时期，“生分”现象在不少地区相尚成俗，因而遭到了班固的批评。《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云：“河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又云：颍川“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颍川好争讼分异”。班固将“生分”归囚于风教不善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好私争利乃是人的本性，这种人情习俗非君子的道德教化所能根本改变。在两汉时代，经济利益始终是亲属关系（包括分家前和分家后的亲属关系）主要症结，在分家析产过程中务求多得，甚至因争财而起殴讼，分家之后经济各A独立，父子、兄弟不相顾恤，恐怕是一种社会常态。
与贾谊、班固等人持一味批评的态度不同，西汉初的陆贾似乎很看得开，在处分家庭财产时采取一种顺俗通变的态度，只是他的做法显得很特别。《汉书》卷43《陆贾传》载：“孝惠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以好畴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女约：过女，女给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以往来过它客，率不过再过，数击鲜，毋久溷女为也。’”为了使自己得到很好的照顾和防止被儿子们弃于不顾，陆贾竟然要采取这种“诈术”，类比于今天某些可怜见儿的父母们的做法，真令人鼻酸也!
从上文来看，陆贾诸子分家也是“生分”，这无需多说，但分家析产的方式很值得作一些分析。文中说得明白，陆贾分给儿子们的，只是出卖自己出使南越的“囊中装”所得千金，而不是他的全部财产，其车马、侍者和价值百金的宝剑（可能还有他的田产）却都没有分，这些部分将归谁所有，则要看儿子们对他如何供养。这就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其一，在分家过程中，财产是诸子均分，没有出现某个儿子多得而其他儿子少得的情况；其二，由于陆贾诸子分家是“生分”，分家之后陆贾还要继续过日子，所以第一次分家并末将所有的家庭财产都分完，而是留下了相当一部分，这些没有分割的家产以后还要进行再分配或者再确定继承人。事实上，诸子均分和二次（或者多次）分财（特别出现于“生分”家庭），乃是两汉时代甚至整个传统社会常见的分家析产方式。
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尽管“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直到西汉时期“生分”现象仍相当普遍，并且分家之后的经济和财产即使在父子之间也是各自独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已婚儿子都要与父母分家另过。事实上，《法律答问》已经暗示：秦代与父同居的儿子包括了已婚者，如果自己没有儿子，还要从兄弟那里选一个“为后”并与同居，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独子通常可能并不与父母分家；在多子的情况下，父母也很可能与其中的一个儿子（不管他是否已婚）共同生活，这个儿子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中一再提到的“为父后者”——他是父亲门户的直接继承人，享有比其他出分兄弟更多的财产继承权。当然，在赡养父母方面可能也需承担更多的责任。
“分家析产”需遵循一套法律（或者参以习俗）的程序。湖北《张家山汉墓竹简》称：“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6]由此记载可知，当时分家遵照“先令”（先人遗嘱），有“乡部啬夫”参与作证并立下“券书”，如发牛财产争议，以“券书”为准。新分出的家庭自当另立门户，同时还需经过国家户籍登记成为一个新的“编户”。秦汉时代户籍管理实行“八月案比”，即在秋季八月对户口进行查验和登记，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登记新户。《张家山汉墓竹简》又云：“民欲别为户者，皆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7]登记后的新户，在法律上得到国家正式承认。
注释：
[1]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8页。
[2]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ll9页。
[3] 阎振益、钟夏校注本：贾谊《新书·时变》作：“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鉏杖篲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併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文字略有不同，但意思未变。
[4] 《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的话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洋洋得意和对老父的讥讽之意溢于言表。
[5] 《汉书》卷48《贾谊传》。
[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之《二年律令·户律》简334-336及简345。
[7] 《二年律令·户律》（简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