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户”与家庭经济阶层
到了宋元时期，乡村中的普通农民家庭的劳作方式仍然是传统的男耕女织、老幼协作方式，就像华岳《田家》诗所描写的那样，“老农锄犁儿收禾，老妇攀机女织梭”；而且都很勤快，“鸡唱三声天欲明……自扯蓬窗看晓星”，想尽早下田劳作；同时又“指晓呼儿去采樵，祝妻早办午炊烧”，全家人分工明确，各干各的活。还有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说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中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描写的都是农村家庭的生产劳作情形，而且是一代一代自然地延传下来的。对此，我们就不多说了。比较而言，最能体现这个时期家庭经济新特色的是各种“户”的增多。这些“户”有民间俗称的，也有官府户籍上使用的；其中的含义既有职业户类的区别，也有家庭经济阶层的划分。我们就从这些“户”入手作些考察。
第一节 传统的生产活动和“专业户”的增多
考察农民家庭的生产经营状况，首先应该看看农民家庭的劳作时间表。宋元时期人们安排生产生活的时间有三种方式，一是习惯以l0天为一个小单元，称为“旬”，把一个月分为上中下三旬，主要是安排生活方面的事情；二是以一年为一个单位（生产生活周期），来规划家庭的收入、开支和储备；三是以季或月为单位安排一年的生产活动，似乎对二十四节令使用不多。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原以北地区，从唐朝中叶以后普遍推广了夏秋二作制，相应地要一年忙三季，只有冬季可以休闲。从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到《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等书中可以看到，宋元时期普通农家一年的生产活动安排与以前相比没有明显的不同，仍然是春播夏锄秋收冬藏。特别是元代的农书与宋代没有明显的变化，仍然讲的是农业生产，而不是畜牧业。其中《农桑衣食撮要》一书与以前的“月令”一样，[1]按十二个月份详细叙述了南北各地农家的生产生活内容，补充了《农桑辑要》的不足，主要有：
正月：教牛、嫁树、移栽诸色果木树、骟诸色果木树、栽桑树、修桑、种麻、种茄瓠冬瓜葫芦黄瓜菜瓜、芋秧、修诸色果木树、栽葱薤、修农具、筑墙围、开沟渠、修蚕屋、整屋漏、移栽诸般花巢、织蚕箔
二月：除诸般虫蚁、种旧椹、种黍稷、种椒、种茶、种西瓜、种葫芦黄瓜菜瓜冬瓜茄子、种藕莲、摘茶、种蜀葵、插芙蓉、种大豆、压桑条、种红花、种豌乌豆、种笤帚、种银杏、种紫苏、种苏子、种葡萄、接诸般果木
三月：收荠菜花、种大豆、犁秧田、浸稻种、种粟谷、种山药、种香菜、种芋子、种苎麻、种秫黍、种蓝、种靛、种姜、种甜瓜、种芝麻、种黑豆、种木棉、种茴香、锄蒜、种枸杞、移石榴
四月：斫楮皮、做笋干、煮新笋、收诸色菜子、收杏子、造酪
五月：浸蚕种、嫁枣、收椹、槿桃李梅核、刈苎麻、收小麦、收红花、种夏萝蔔菘菜、壅田、收豌豆、造酥酒、晒干酪
六月：收麦醋、做老米醋、做米醋、做莲花醋、做豆豉、造麸豆、酱腌瓜茄、耕麦地、收椒、种绿豆、刈麻、耘稻、晒小麦、种萝萄
七月：种胡萝萄、种晚瓜、收紫草、种菠菜、做葫芦茄匏干、取漆
八月：种大麦小麦、糟姜、种葱子、分韭菜、种鸡头、种菱、种蒜、放芋根、栽木瓜、收柿漆、锄竹园、收鸡鸭弹
九月：寒露收茶子苎麻子、栽诸般冬菜、刈紫草、收芝麻秆、收栗、收茄种、收诸色豆秆、收五谷种、种油菜、腌芥菜、腌藏诸般菜、藏姜、收鸡种
十月：腌萝萄、腌盐菜、收冬瓜、藏收诸色果子、壅苎麻、耘麦、包裹木瓜石榴诸般等树、割蜜、收猪种、造牛衣、泥饰牛马屋 十一月：壅椒、种松杉桧柏等树、锄油菜、试谷种、盐鸭子、收牛粪、修池塘
十二月：栽桑、修桑、浴蚕连、收蓐草、捣磨干桑叶、伐竹木、收雪水、造油、收腊酵浑头、收鳜鱼、收猪肪脂、腊肉、收羊种
据研究农史的学者讲，《农桑辑要》一书在元代由官府印了一万册以上，主要是给朝中的大臣和地方官们，[2]实际上也会流传到民间，连同《农桑衣食撮要》一起成为当时居家必备的生产生活用书了。没有这些农书，不识字的农民们也是这样做的。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农业经济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首先是人口数量和土地利用面积的增加。北宋版图比唐代小，南宋只有半壁河山，但是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口却呈现出增长的强劲势头，到北宋中期以后突破了一亿，南宋时期总人口也达到了六七千万，与盛唐时期的人口持平。而且宋代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平原和南方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两浙路、成都府路和都城开封周围。农田面积与人口的增加也是同步的，在两宋三百多年间，没有战乱的时候也经常颁布鼓励垦荒的诏令，并且采取扶植开垦措施，比如官府买耕牛出租给没有牛的农家。加上水田、山田的开发利用，到北宋真宗年间在籍的耕地达到525万顷，再加上隐漏未报的，实际可能会达到800万顷以上，已经与唐代不相上下了。但是宋代的版图小，土地的开垦和利用率相对高了。其次，与垦田的增加相配套的，还有水利设施的大规模整修，在缺牛的地区推广踏犁，在种水稻的地区推行秧马，并且选育了一些优良品种如占城稻，在南方推广五谷杂粮特别是小麦的种植，开始改变了多年来南北两地农作物单一的状况。由于这些措施，宋代亩产量也明显提高了，淮河以北地区亩产谷物2石至3石，淮河以南可达到4石以上，都比唐代有所提高。北方稳定了一年两熟，江南有的地方可以达到三熟，土地的效益明显提高了。促使土地效益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是从元代开始棉花的普及。在此之前，南北各地都植桑养蚕，桑树一旦种下就要采摘多年，而棉花则是一年一种植，可以更灵活地调节耕种品种，粮棉更替或套种，使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
土地利用率提高以后，从全社会来看，就可以有更多的农民从田野里走出来专门去从事工商业了；也可以不离开田野，把一部分原来种粮食的田地改种经济作物，进行商品生产，因为粮食产量增加以后可以分出一些田地和劳动力从事这些事情了。宋代商品经济明显发展的基础性原因就在于此。具体到单个家庭来说也是这样，有二三十亩地的小农原来只能忙于粮食的种植，从事“糊口农业”的生产，勉强维持全家人的温饱和缴税；现在产量提高了，用十几亩地就可以保证这些需求，可以拿出几亩地来种植商业性农作物，或者余出一个人去从事工商业了。[3]宋元时期的农村中，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很多家庭不再单一种植粮食，出现了不少兼营或者干脆专营其他行业的家庭，有的学者仿照现代的说法称之为“农村专业户”，[4]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普遍出现的。
所谓的农村专业户，是指乡村中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如今改为从事以交易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已经专业化了。这种在乡村中专门从事商业性生产的家庭并不是从宋代才有，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若千亩麦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这既是描述的各地乡村中作物种植的多样化，也是说一个家庭如果能种植其中一种作物，种上一千株，就与千户侯一样富足了。司马迁称这种不当官，但“自有园田收养之给”的家庭为“素封”，即没有封侯之名却富比王侯的平民家庭，他们的收入比那些诸侯不少。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中的这种专门从事粮食之外的种植的家庭不是很多，因为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还不足以拿出田地和人手去做这些事情。随着农业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促使乡村中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家庭多了起来，一个叫王柏的人说：“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5]说完全不同是文人记述历史时的夸张的通病，但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朱熹在地方任上的时候为了救济贫困人家，对“下户”的情况作了调查，其中一项内容是“别经营甚业次”，[6]也是指的农民家庭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宋代文献中常有“茶户”、“漆户”之类的称呼，以及某村民“以桑蚕为业”、“以艺茶为业”的记载，从这个时期开始农村家庭的生产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茶园户也称茶户、园户。茶叶的大规模种植始于唐朝，到宋代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大，江西、湖南成了产茶的主要地区，沿长江中下游一线都有了茶叶生产。在产茶地区有很多“茶农”，开始的时候大都是在种粮食的同时在山上栽一些茶树，以种茶为副业。由于种茶收益高，渐渐地有些家庭就放弃了粮食种植，专门从事茶叶的种植和加工了，成了茶叶生产的专业户。他们“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7]；还有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也是说的家庭化的自产自销的情形。这些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开销全靠卖茶叶来换取，成了“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的家庭，“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8]一般家庭的茶园比较小，只能生产一二百斤，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和经营的。这是适合当时的生产条件的，集中生产反而不好，像唐朝后期管财政的王涯突发奇想，下令把民间的茶树全部移植到官府统一安排的茶场中去，当时就有很多人反对，他却一意孤行。后来他在宫廷政变中被杀，继任者仍然不依不饶，说他“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如同儿戏，不近人情!”[9]这种小自耕农式的种茶专业户单个的力量很少，但合起来看，却是茶叶生产的主要力量，宋代茶商买茶、官府榷茶，主要就是针对的这些小自耕农式的种茶专业户；至于年产数万斤的茶园，相当于地主的大茶园户，或者集中经营，或者分散出租给茶农，历来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学者所注目，其实这种大茶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官府在产茶多的淮南蕲、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置山场种茶，“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10]。对这种方式，有关论著主要是从榷茶的角度看到了官府对茶户的控制企图，其实，这也正反映出这些“园户”大都是一些“本钱”不足的普通农户，官府只是在销售上统了起来，生产过程仍然是家庭化的。宋代还有专门加工茶叶的民户，称为“焙户”，据说加工焙制茶叶的也多是家庭式的作坊，比如在福建建溪有官私焙制茶叶的作坊336处，其中304处是民间的家庭式生产。[11]焙制茶叶需要用慢火“养”几十天才能保证质量，多数种茶的农户“无力养火，故茶虽好而色亦青黑”，[12]只能让专门焙制茶叶的家庭去加工了。这些焙户虽然比一般的园户富裕些，但仍然是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规模。
织机户种桑养蚕缫丝织绢历来是小农家庭的一个重要生产活动，“男耕女织”是南北各地农民家庭生产的通常的格局。宋代开始，在此基础上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放弃粮食种植，专门从事桑蚕及丝织的农户多了起来。因为人们已经发现“养蚕之利，逾于稼穑”，[13]比种粮食收获大得多，这是就北方的“河朔山东”而言的；南方也是如此，两浙地区的很多农家就是“以蚕为岁计”的，而且是因为单纯种粮“谷食不足”所以才“惟蚕桑是务”了。[14]湖州一个叫朱佛大的人“递年以蚕桑为业”，成为典型的桑蚕专业户了。[15]这并不是个别的情况，往往是一个地方家家户户都这样，太湖一带有3个乡村，3000多户人家，“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靠水运贩卖绢帛和水果换取生活用品。南宋初年有个冬天湖水封冻了，“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16]因为他们自己早已经不种所以也不储存粮食了。陈旉在《农书》卷下还以湖州一带的生产状况为例算了一笔账：
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蚕一二十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俟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
且不说“十口之家”是否符合实际，至少说明养三五箔蚕就可以维持通常的“五口之家”的生活了。而且一家人劳作起来比农耕效率高，因为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妇女的作用。有的地方还自发地形成了桑蚕丝织过程中的专业分工，有的家庭专门卖桑叶而不养蚕，更不织绢，宋人高斯得描写一个养蚕的农户非常内行，也非常勤快，养的蚕很好，自己却不种桑树，因为他“客寓无田园，专仰买桑供”，[17]养蚕用的桑叶全是买来的。有一年桑叶价格猛涨十倍，许多专门养蚕的家庭买不起，把蚕养到半路不及吐丝就丢弃了，“民多以为忧，至举家哭于蚕室”。[18]还有有关论著考察生产关系的时候经常提到的“织户”，不种桑不养蚕，直接购买蚕茧，缫丝织绢，l=t女n婺州“织罗为生”的人家，建康“俗以织纱为业”的人家，都是专门织绢帛的，有的甚至连缫丝也不做，直接购买缫好的蚕丝。有的织绢专业户摊子比较大，自家人忙不过来，还需要雇工，在《夷坚志》所记的神话传说中，有些半夜赶路遇上鬼怪的人，就是到外乡为“机户”打工干活的“织工”，男女都有，如百石村民、李姥等，看来这些家庭作坊的雇工有时候还要加夜班。陆游曾经记述过亳州的两个家庭（实际上已经是家族了）织一种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但这种轻纱在亳州只有两家能织，别人不会，“相与世世为婚，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年矣”。[19]这是技术保密、家庭传承的习俗，在这种习俗下织轻纱的家庭自然是专门从事织绢的专业户。这种专业户的生产规模比较大，但为数不多。
糖霜户南方种植甘蔗的民户有的不榨糖，只出售甘蔗，可以称为蔗户；但纯粹的蔗户不多，他们至少会制作工序简单的砂糖。工序复杂的糖霜（即今天说的冰糖）则需要专业户来生产了。制作糖霜的技术是从唐后期开始的，专门从事糖霜生产的家庭——糖霜户，却主要是在宋代开始出现的。遂宁（今属四川）一带出产优质甘蔗，也是优质糖霜的出产地，遂宁府的小溪县、蓬溪县山区有很多民户已经不种粮食，也不种桑麻，专门种甘蔗制糖，“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专门生产糖霜的民户动辄数百家。[20]遂宁府的糖霜户包括蔗户，大约有500户。与种茶、织绢的专业家庭比起来，糖霜户要少一些，这是因为甘蔗的生产区域比茶、桑小，而且制糖霜的工艺复杂，从种植甘蔗到制成糖霜需要近两年的时间，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垫付本钱的家庭才能从事生产，特别是家庭的专业化生产，更需要充裕的经济基础，所以有的地方“虽多蔗田，不能成霜，岁压糖水卖山前诸家”，只能给有生产能力的家庭提供半成品的原料。在专门生产糖霜的家庭中，“每家多者数十瓮，少则一二瓮”，有几十瓮的相当于地主阶层的“上户”，自己不种甘蔗，收买甘蔗作原料，然后雇工生产，已经是家庭式的作坊，更多的是只有一两瓮糖霜的家庭。据漆侠先生考察，这种糖霜户相当于四等民户即自耕农，“这样一个专门户，大体上是靠自己一家的劳动，从植蔗到制霜，完成全部生产过程”。[21]不只是生产优质糖霜的地区，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专门生产糖霜的家庭，如惠安（今属广东省）在“宋时王孙、走马棣及斗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辐辏”，官府在这里曾经置监收税。[22]据有人估计，当时这种专门生产糖霜的家庭大约有5000户。
水果园户宋元时期水果的主要品种有梨、柑橘和荔枝等，水果的种植明显地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但是北方的梨业主要是乡村的大户人家种植经营，并且是作为副业，很少有专门以种梨为专业的家庭。北方的梨业走上专门化的路子，专门种梨的专业户增多的时候已经是明代。宋元时期专业园户主要是生产柑橘和荔枝，产地集中在两浙和福建一带。苏州洞庭湖附近的山区种柑橘很多，如前所说的，当地人“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在方圆几百里内“多种柑橘桑麻”，橘子已经与桑麻这类常用的衣料作物并提了。范仲淹诗中说的“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也反映出这些橘树是各家种植的，而且数量不小。[23]这些家庭可能就是以种植柑橘为生的，因为他们已经不种粮食了，“糊口之物，尽仰商贩”，[24]靠出卖柑橘换回粮食等用品，卖不出去就买不回粮食，这是比较普通的中小家庭，他们种柑橘是以多少棵树为单位来计算的，相当于自耕农；大户人家则是说种了多少亩，已经是“园主”了，仍然是家庭式的生产，只是需要雇工劳作。据说有的时候干旱，光雇人担水浇树就可以花去十万钱，[25]可见橘园的面积很大。不只是苏州洞庭一带，广南也有很多种柑橘为生的家庭，当地早就有“多种柑橘以图利”的习俗，据说广南的柑橘容易生虫子，这种虫子可以用“柑蚁”虫来防治，为此还有了专门养“柑蚁”的人。[26]福建一带的荔枝在宋代也呈现出家庭专业化生产的特征，由于这里的荔枝好，“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27]，有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28]。荔枝的生产与柑橘不同，专业种植荔枝的家庭多是殷实大户，小户人家很少，可能是荔枝保鲜期短，容易变质，有比较雄厚的财力才可以担此风险，并且需要生产、运送、销售一条龙，一般家庭做不到。这些专门生产荔枝的大户人家自己也不远途贩卖，而是与商人联营，在荔枝树刚开花的季节，贩卖荔枝的商人就到了，他们一起估摸产量，预测行情，“计林断之，立券”，先交一份订金，收获以后再算总账。有一种叫“陈紫”的荔枝最好，价格也高，那些“富室大户，，岁或不尝，虽别种千计，不为满意”，总是供不应求。每当陈紫荔枝采摘的时候常有商贩和食用者到园子里来买，园户们“必先闭户”，不让他们进去挑选，只能“隔墙人钱”，园户们在墙里面摘好，“度钱与之”，隔墙送出来，买者也“不敢较其直多少”，[29]因为这种荔枝太好了，买到已经不容易。专门种这种荔枝的园户此时是很神气的。Jf J蜀地区也有这种靠种水果为生的家庭，范成大的《夔州竹枝歌》说“新城果园连穰西，枇杷压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归”。吃的用的全靠水果来换取，而且比普通农家要富裕一些。《宋史》卷四六0《列女传》中记载的乐氏姐妹，其父亲就是“以鬻果为业”的，这是个普通的小家庭，也不种粮食了。
花户养花的花圃原来是供官僚、富豪家庭玩乐观赏的，只有大户家庭才有，到了宋代，养花却成了相对独立的商业性农业了。[30]牡丹、芍药、菊花的种植由来已久，在宋代出现了很多专门种花的花户，也称园户，这些“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还有专门种花的“花田”。[31]牡丹花在唐朝时候的洛阳最流行，宋代已经移植到洛阳之外，也就是宋代人说的“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有的地方“花户连轸相望，莫得其姓氏也”，[32]似乎还有些外来户。洛阳城里人养牡丹也不是自己栽培，多是从城外的花户那里买，天王园就是卖牡丹花的市场，每逢牡丹盛开的季节，园户们“毕家于此”，安营扎寨，卖上一阵子，“姚黄、魏紫一枝干钱”。[33]很多人家在临近城市的郊外种牡丹，“花户多植花以侔利”，卖到城里，有时候名贵花可以卖到七八千钱一枝，特别高贵的可以卖到“三十千钱”。[34]陈州一家姓牛的种牡丹多年，有一年长出了一株变异的牡丹，他舍不得卖，让人观赏收钱，“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35]，发了一笔财。还有的花户不是自己种花卖花，而是掌握专门的嫁接管理技术，给种牡丹的家庭当雇工，洛阳城里就有“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36]，靠技术挣钱。这种专门从事嫁接管理的“花户岁益培接，新特间出”，不断培育出新品种。[37]芍药花、水仙花在杭州一带最受喜爱，因此这一带“种花之家园舍相望，最盛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张氏，余不可胜记。畦分亩列，多者至数万根”。而且不用到远处去卖， “四方之人赉携金币来市以归者多矣”[38]。种数万株的是富裕人家，一般自耕农水平的家庭种花比种粮食收益也要高一些，有人计算过，“土人卖花所得，不减力耕”[39]。越是家底薄的家庭，对卖花收入的依赖性越强，有首诗说，“山下六七里，山前八九家，家家清到骨，只卖水仙花”，全家人的吃穿全靠卖花了。[40]越来越多的人靠种花卖花为生，技术因此也不断提高，宋代已经有人会用温室技术随时养花，可以打破季节限制了。最有名的是一个“艺花如艺粟”的人，他养花的技术很独到：
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鞭竹置花其上，烘土以牛溲硫黄，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顷，汤气熏蒸，则扇扇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会，经宿则花放矣。若牡丹、梅、桃无不然，独桂花则反是，盖桂必凉而后放，法当置之后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风，养以清气，竞日乃开。[41]已经相当专业化了。与养花户相似的，还有专门种植或采集草药的家庭。草药的种植这时候也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尤其是川蜀地区最为明显，绵阳地区的彰明县在北宋末年辖20多个乡，其中有4个乡种植一种叫“附子”的药材，这4个乡共有耕地520多顷，附子种植占ll0多顷，年产16万斤以上。[42]在这些地方必然会有～些专门种药的家庭，而且已经有了“药户”的称呼，[43]范成大说见到一个卖药的人家，“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44]。种药材的家庭也应该是这样。
漆园户 油漆业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漆主要产在东南一带，漆树是这一带民户的养生之业。歙州地区有很多家庭专门从事漆的生产和销售，有的还掌握了独特的油漆技术，“仰其米自给”，并且有了专门以此为生的“漆户”的记载。[45]这些专门从事油漆生产的家庭放弃了农田耕作，专门种植漆树，“采取漆蜡以为养生之具”。而且这种家庭不在少数，据说睦州（今浙江建德）青溪一带的农民“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46]不提粮食，在四种林木中漆树占第一位。北宋末年方腊在这一带发动起义，义军的主力就是漆户，方腊自己就是个漆园主，据“方腊家有漆树之饶”来看，[47]很可能他们家还是个靠雇工生产的富裕家庭。
注释：
[1]如汉代的《四民月令》、唐末五代时期的《四时纂要》。此外，官方的行政事务也围绕农业生产的季节来安排，如宋代规定，打官司只能在冬闲季节，从二月初一到十月初不能打官司，这在当时叫做“务限”，是为了保证正常的耕作时间而做的限制。
[2]胡道静：《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3]按前面说的五口之家为标准来计算，家中有三个成人（两个男丁和一个妇女），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少一个人一天吃2升粮食（带壳，折合米l升，合今l．3市斤；未成年人减半。详后），则这个五口之家每天需要l0升粮食，全年需要36石。方回在《续古今考》卷十八说在太湖地区“五口之家人El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是指米，而且是不分老少计算的。如果家有20亩自己的地，亩产2石。收40石，扣除缴官税、留籽种和换买农具等用项，刚刚够吃。如果亩产提高到3石，收45石，扣除例行的费用还可以余出八九石粮食，这就可以拿出三四亩地种植经济作物了。
[4]许惠民：《两宋的农村专业户》，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5]王柏：《鲁斋集》卷七《社仓利害书》。
[6]朱熹：《晦庵集》卷六《取会管下都分富家及缺食之家》。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
[8]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
[9]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
[10]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
[11]丁谓：《北苑茶录》。
[12]庄绰：《鸡肋编》卷下。
[13]庄绰：《鸡肋编》卷上。
[14] 《嘉泰吴兴志》卷二0《物产》；《严州图经》卷一《风俗》。
[15]洪迈：《夷坚志》卷十五《朱氏蚕异》。
[16]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十三《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
[17]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六《桑贵有感》。
[18]洪迈：《夷坚志》卷七《南昌胡氏蚕》。
[19]《老学庵笔记》卷六。
[20]王灼：《糖霜谱》卷三。
[21]王灼：《糖霜谱》卷三。并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1页。
[22] 《嘉靖惠安志》卷五《物产》。
[23] 《范文正公集》卷十四《苏州十咏·洞庭山》。
[24] 《范文正公集》卷十四《苏州十咏·洞庭山》。《金史》卷一二八《石抹元传》说河内（今河南沁阳）地区“民家有多美橙者，岁获厚利”，也靠种水果为生了。
[25]叶梦得：《避暑录话》卷四。
[26]庄绰：《鸡肋篇》卷中。
[27]蔡襄：《荔枝谱》。
[28]蔡襄：《荔枝谱》。
[29]蔡襄：《荔枝谱》。
[30]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l61页。这一段的写作转引了漆先生书中的一些资料。
[31]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
[32]陆游：《渭南文集》卷四二《天彭牡丹谱》。
[33]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34]陆游：《渭南文集》卷四二《天彭牡丹谱》。
[35]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
[36]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37]陆游：《渭南文集》卷四二《天彭牡丹谱》。
[38]孔武仲：《宗伯集》卷十六。
[39]蔡戡：《定斋集》卷十六。
[40]宋伯仁：《西塍续稿·山下》。
[41]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
[42]杨天惠：《附子记》。
[43]傅肱：《蟹谱》卷下。
[44] 《范石湖集》卷三二。
[45]罗愿：《新安志》卷一；傅肱：《蟹谱》卷下。
[46]方勺：《青溪寇轨》。
[47]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