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是一个主要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土族的几个族群分布很开，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将各族群凝聚起来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许多文化因素，宗教信仰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三川、同仁、互助等地，观察各地土族人文风情的异同，深入考察各地寺庙。通过朱家寺、吾屯寺、佑宁寺等代表性寺庙，不但可以看到不同区域土族文化的细微异同，还可以看到土族在艺术、学术领域的成就，以及在汉、藏、蒙、回等民族文化交融地区，土族受到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
朱家寺：在汉藏之间形成独特的土族风格
元明以来，中央政权在三川地区实行“授土司民”制度，直到民国才逐渐废除。各土司都在衙门附近建有中心寺庙，成为小片区政教关系的中心。如今，这里有一系列藏传佛教寺庙，朱家寺是最有代表性的寺庙之一。
站在寺庙最高点，南望黄河，远眺积石山，平畴沃野之中，飞檐翘角，金瓦青砖，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
记者发现，这些寺庙受到藏族、汉族文化的多重影响，形成了当地土族藏传佛教寺庙独特的建筑风格。其一，三川寺庙多为砖木结构，外墙不抹齐上色，保留砖砌形制，外立面观感与其他藏区的寺庙明显不同。其二，屋檐宽阔舒展，窗户外形虽为藏式风格，但每个窗户又有汉式小檐，这可能与三川降雨充沛有关。其三，重视细节装饰，殿顶、山门建有精美的歇山式庑殿顶，脊兽、鸱吻、滴水等精工细构，使三川寺庙的外观与一般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寺庙都有所不同。
朱家寺土族僧侣朱小明（僧名扎西多吉）取出钥匙，打开主殿大门，带记者进殿参观。走上大殿二层，朱小明指着西边一片草地告诉记者，那是当年朱土司衙门旧址。
朱土司系统始于元代西宁州土人癿铁木，明初其子金刚保随明成祖朱棣出征，因功升为千户，金刚保的儿子袭任后，赐朱姓，称朱荣，此后在当地世袭17代。
站在二层俯瞰，全寺布局谨严，严格对称，各组建筑环绕主殿，院内鲜花盛开。朱小明告诉记者，这个建筑格局是该寺高僧洛桑多杰大师自己设计的。
走进二层的房间，佛龛中一个舍利塔映入眼帘，看上去地位非常高。朱小明告诉记者，这是朱喇嘛的舍利塔。朱喇嘛是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土族学者，对三川地区土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记者早闻其名，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他的舍利塔。朱小明见记者有所了解，便告诉记者，在青海省有三份朱喇嘛舍利，其中一份供养在此。
三川土族学者徐秀福向记者介绍，朱喇嘛原名朱福南，字海山，俗名天喜禄，僧名索南达吉，是官亭镇结龙庄人，生于1894年，1980年在尼泊尔圆寂。他自幼出家，曾拜佛学大师喜绕嘉措为师，精通汉、藏、梵、蒙四种文字，是著名的土族高僧。他追随十世班禅大师，民国时期曾任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朱喇嘛十分关心三川土族文教事业的发展，30年代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完全小学、七所初级小学、一所女子学校，还创办了官亭图书馆，并出资购置了一套民国时期商务版《万有文库》，至今仍是青海省唯一的一套。
朱喇嘛还利用自己的名望，通过各种渠道招收青海籍青年到内地学习深造，包括土族、藏族、回族、汉族等，为各民族培养人才。
朱喇嘛在三川的工作影响深远，惠及当代。今天的青海学术界，有一批出自三川的土族学者、诗人、画家，他们有不少在青海高校、政府文教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包括记者遇到的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吕建福等。他们告诉记者，今天的成就与朱喇嘛在三川的化育之功直接相关。
面对这样一位学问精深、心胸博大、惠泽乡梓、竭力报国的土族学者，记者礼敬再三，才离开朱家寺。
工巧明是藏传佛教五明之一，建筑及装饰技艺属于工巧明，三川土族的工巧明水平很高。像洛桑多杰大师这样亲自规划设计朱家寺的例子，三川有很多。在朱家寺东边的文家寺，记者了解到，该寺的杨嘉活佛不但佛学造诣不凡，追随十世班禅大师创办佛学院，而且还学会了建筑工程技术，是青海全省唯一获得古建筑工程师的活佛。
吾屯寺：土、藏、汉文化交融的藏传佛教艺术殿堂
隆务寺及其属寺郭麻日寺、年都乎寺、吾屯寺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隆务河谷诸寺庙富丽堂皇，与格鲁派六大寺等著名寺庙相比也不遑多让，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一筹。
吾屯分上下两庄，各有一寺，分别叫吾屯上寺和吾屯下寺。寺内建筑华美，文物众多，目不暇给，堪称艺术殿堂。
在藏传佛教寺庙常见如来八塔。吾屯上寺的如来八塔，依地势一字排开，塔刹高耸，塔身白色，遍布彩绘，周饰梵文，是记者所见的最为华丽的如来八塔之一。经过吾屯上寺，不入寺就能感受到浓郁的宗教氛围。
走进吾屯下寺，在寺口的画室，记者遇到唐卡画师桑科才让正在绘制唐卡，只见他屏息凝神，一笔不苟。他请朋友带领记者进寺参观。吾屯下寺不仅以唐卡著称，泥塑水平也很有名。千手千眼观音殿的主尊为镏金泥塑，高达10多米，而细节却极其精致，看管观音殿的僧侣说，这是全寺泥塑高手合力塑成的，代表着当代吾屯下寺最高的泥塑水平。
近代以来吾屯走出的最有名的唐卡画师是夏吾才让大师，他1921年出生在吾屯上庄，早年出家，在吾屯寺学习藏传佛教艺术。有的资料说他是土族，有的说是藏族。今天，由于民族混居、文化交融，同仁一带的土族和藏族有时很难区分，这也是同仁土族与其他地区土族的不同特点之一。
夏吾才让大师与汉族画家张大千的艺术因缘传为美谈。40年代抗战时期，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夏吾才让随行，在敦煌临摹三年，大开眼界，此后又游走藏区，博学多能，转益多师，成为一代大师。今天在同仁有四位唐卡画师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中斗尕、更登达吉（夏吾才让的儿子）、西和道都在吾屯。
热贡艺术是土族和藏族共同创造的。热贡艺术馆副馆长侃本塔是藏族学者，他告诉记者，在古代，许多艺术家一辈子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他们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至少有三个方面：高度的佛学学养、虔诚的信仰态度、精熟的艺术技艺。即使到今天，也极少有人能够达到当年这些无名大师的艺术水准。只是由于他们不重视宣扬个人，声名不显。热贡艺术馆珍藏了一批老一辈大师的艺术珍品，当代的土族和藏族艺术家们还要继续努力，把热贡艺术发扬光大。
同仁县近代著名的藏族学者更敦群培被誉为“划时代的藏族学者”，是热贡艺术和拉卜楞学术这一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藏族大学者，不但学问精湛，富有创见，而且艺术修养很高。他是双朋西村人，自小生长在艺术氛围浓郁的热贡艺术之乡，后到邻县夏河县的拉卜楞寺修学沉潜，由此走出藏区，走向世界。
作为藏传佛教艺术的热贡艺术也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青海民族大学教授马成俊是撒拉族学者，出生在同仁县的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对热贡艺术有深入研究，他告诉记者，据清代《循化志》等文献记载，“保安四屯实内地民人，久居番地，染其习俗，竟指为番人，似误矣”。“故今有日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多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为番民矣。”
吾屯艺术之由来，反映了热贡艺术为土、藏、汉等各种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
佑宁寺：名扬蒙藏、学者辈出的土族圣地
佑宁寺位于互助县五十镇的大山中。作为学术重镇，学者辈出，走出过三世章嘉活佛、三世土观活佛等著名学者，在藏传佛教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记者决定前往这一圣地。
这里是汉、藏、蒙文化交汇的地带，在历史上，作为蒙藏民族地区之间的藏传佛教大寺，佑宁寺活佛对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作出过贡献。据记载，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去蒙古参加俺答汗藏历路过此地，在此讲经传法。四世达赖和班禅派弟子嘉色活佛来此建寺，时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此，佑宁寺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地位很高。
佑宁寺建筑布局很有特色，依山势而建，自下而上，主次分明，在半山腰和山顶都有重要建筑，青山翠柏之间，梵宇宝刹雄踞，整体呈现为立体的佛教中心。走进寺内，记者发现这里正大兴土木。与三川寺庙的细致清秀、同仁寺庙的富丽堂皇有所不同，佑宁寺虽也融汇藏、汉、土的建筑风格，但相对较为大方庄重。
爬上半山腰，有章嘉国师寝宫。寝宫右首有一世章嘉活佛的灵骨塔，塔前山腰有三株高大的柏树，参天挺拔，树身系满哈达，备受当地人敬爱。
走进寝宫，殿内陈列着历代章嘉活佛的塑像，其中三世章嘉活佛的帽子与众不同。看守寝宫的僧侣告诉记者，这是国师帽，因为三世章嘉活佛曾任清王朝国师。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1717—1786）是一位土族僧侣，雍正时期就被奉为“国师”，自幼侍从乾隆皇帝，前后近60年，与乾隆关系极为密切。清朝注重藏传佛教，扶持若干活佛系统，到乾隆与三世章嘉活佛时关系达到顶峰。乾隆将雍正潜邸改为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三世章嘉活佛即为第一任堪布（主持）。
章嘉活佛系统在蒙古地区影响很大，三世章嘉以国师身份奔波蒙藏，参与解决民族宗教问题，为我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历史贡献。这些方面学术界已做了不少研究，土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秦永章研究员撰写的《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对此有系统论述。
三世章嘉活佛佛学造诣精深，精通藏、蒙、汉、满、梵等语言，他奉乾隆之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翻译成蒙文，对蒙古王公影响很大。
三世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是佑宁寺另一位著名的土族学者，著作颇丰，其中的《喇钦贡巴饶赛传》、《章嘉活佛若比多杰传》、《塔尔寺志》、《佑宁寺志》等都很有学术价值，而《土观宗教流派镜史》尤为有名，不但被翻译为汉文，还被翻译为英文、德文，常常被简称为“土观佛教史”。佑宁寺三世松巴活佛益西班觉（1704—1788）撰写的《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常被称为“如意宝树史”。这些著作都是藏传佛教研究界必读的重要典籍。
同行的互助人汪君告诉记者，一位佑宁寺系统活佛不久前回寺讲法，轰动一时，当时整个山谷内全是闻声赶来的周边土族、藏族、汉族等信众。汪君是汉族人，他说在互助一带，土、藏、汉通婚很普遍，他的一个土族叔爷是佑宁寺的一位活佛，家族中各族人都有。
在互助、民和、同仁等地区，土族不同族群的文化略有异同，有的受藏族文化影响较大，有的吸收汉族或其他民族文化更多，在此基础上，土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化。在汉藏蒙回的西北民族走廊上，各民族间文化交融的现象特别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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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纳顿：黄河边的土族传统文化遗产
纳顿是青海省民和县南部三川土族的传统节日，是每年秋收后为了感恩神灵、喜庆丰收而举行的一种民俗活动，在土藏、土汉杂居的村庄轮流举办，从农历七月十二持续到九月十五，历时63天，三川地区70多个村约4万多土族群众参与其中，规模之宏大、场面之隆重，实属罕见，堪称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
纳顿是土语“玩耍”、“娱乐”之意，融合土族历史、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文化艺术等众多文化内涵，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形态。纳顿这一天，人们在绿茵茵的草滩上扎起雪白的帐篷，供奉土族心目中的圣像。在“大好呀”、“大好”的呼声和欢乐的锣鼓声中，拉开纳顿大幕。
“会手舞”是纳顿的开场节目，是几十人乃至数百人参加的群众性集体舞蹈，象征着一支古代军队。
“面具舞”是土族原始艺术的遗风、傩文化的延续，是娱神、娱人的节目。包括“五官舞”、“庄稼其舞”和三国“五将舞”、“关王舞”。
压轴戏是“杀虎将舞”，杀虎将是土族人民心目中的天神，这是一出古老的傩舞，被称为“古代戏剧的活化石”，其中有土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遗风。
“五大民族舞”是一种奇特的面具舞，由汉、满、蒙、回、藏五个角色组成。据说最初是清代后期开始在民主沟纳顿中表演。五个演员身着各自民族服饰，舞蹈节奏明快，舞姿细腻别致。这是一出反映民族团结的傩戏，体现了三川土族人民同周边兄弟民族和睦相处的互助关系。
纳顿这一天，三川土族走亲访友，家家宾客满座，人们品着清香的酩馏酒，唱着祝福的“道拉”，讲述着一年的所见所闻，交流着亲朋间的感情。
这一天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日子，黄河边、田野间，“花儿”悠扬，男女倾吐着相互的爱意。有意的青年男女则利用纳顿的日子派媒人上门说亲。
纳顿也是排解纠纷、化解恩怨的吉祥日子，人们如有什么矛盾，互敬一碗酩馏酒，问一声“阿门贤”，所有恩怨在“大好”声中烟消雾散。
土族纳顿自始至终贯穿着和谐的主题，是一个增进友谊、增强民族团结的吉祥盛会。
资料文图由青海省民和纳顿艺术研究会会长、土族纳顿传承人徐秀福提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