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青海河湟地区与陕北，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由新石器时代晚期王汉代的人类生态变迁，造成农业与游牧两个世界的区分。类似的人类生态变迁，也发生在东北与华北之交的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地带。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本地区大多在红山文化的涵盖范围之中。红山文化与华北仰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红山文化彩陶的器形、纹饰，或石制农具所显示的生活方式，或半地穴式的居址，都是在仰韶文化中常见的。红山文化之后，普遍分布在本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被认为是龙山文化的变种。以考古文化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文化或经济生态上的边界存在。但是，到了战国时，燕人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间筑长城以隔断「非我族类」。到了汉代，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已是游牧的鲜卑与乌桓的天下了。考古遗存也显示，战国到汉代，西辽河流域人群的文化与经济生态，与南方农业社会有强烈的不同。一个华夏的族群边界就此出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至汉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人类生态变化，以致于华夏将另一些人排除在华夏之外?
本章所探讨的地理范围，北起西辽河北岸，南到燕山、京津、唐山一带，西起大兴安岭南麓、七老图山，东至医巫吕山。在这区域内，主要包括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山地与南麓的京津唐地带等地理区。本区南方的燕山地区由中低山、丘陵、盆地构成。燕山以南的平原区，气候温暖湿润，土壤条件良好，是主要农区之一。山地北麓干旱少雨，冬严寒。温带干旱与湿润区的分界就在燕山北的承德、锦州一线。大小凌河流域夹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与燕山地区之间。多高山，丘陵起伏，少森林。整个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在目前只有少数的，点状的森林分布。但环境考古与历史文献显示，这里曾是沼泽森林密布的地区。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类生态
约在公元前2200-1500年之间，北起西辽河，南至海河，西起壹流河流域，东至辽河，这一广大地域人群所使用的陶器基本上相当类似。考古学家将此一地域文化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图六）。
图六 夏家店下层文化重要考古遗址
夏家家店下层文化与龙山文化、商文化间有密切的关联。夏家店下层文化愈早的阶段（接近龙山文化时期），磨光黑陶所占比例就愈大。类似中原龙山文化的卜骨，也曾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赤峰县东山嘴、药王庙、夏家店、蜘蛛山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赤峰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陶器，无论是器物形制、风格或纹饰，都有浓厚的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因素。年代较晚的夏家店下层遗址，则体现商文化的器物较多【1】。墓葬中发现的爵、簋、盉等酒器，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陶器群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随葬陶器上的彩绘、图案，以及少数以动物面’目为主的纹饰，都是在商周青铜器上所常见的【2】。
使用相同的陶器，并不表示在此广大地区的人群经济生态相同，也不表示在长期发展中他们的经济生态没有变化。以下我们分三个地理区一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与燕山地区一来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的经济生态及其长期变迁。
老哈河流域
老哈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出土有墓葬、房屋与石城遗址等，显示当时在这一带有相当活络的人群活动。考古学者在内蒙古的敖汉旗南台地遗址，曾发掘夏家店下层房屋三座，在塔．山也发掘了两座。南台地F12有一柱洞，柱洞四周贴一圈陶片，防止柱头腐烂。塔山F1房内有三层堆积，房子沿用的时间较长【3】。赤峰东山嘴遗址的南缘，有残石墙遗迹。东山嘴遗址的屋内有两个大柱洞，柱洞底与璧均贴上碎陶片，以防柱头腐烂【4】。这些对房屋柱头的防腐蚀措施，石砌围墙，以及重复铺陈的居住面，都显示当时人的
长期定居生活。类似的石墙，重复沿用的房屋居住面，也见于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5】。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夏家店文化墓葬有八百多座，排列紧密而有序，且无墓口相迭现象【6】，这也显示使用这墓地的人群是长期居住在这儿的。赤峰东山嘴与宁城小榆树林子遗址所发现的残石墙，显示当时这类聚落有石墙防护。这种以石墙防护的聚落，据调查，仅在昭盟敖汉旗三个公社就发现380多处【7】。在英金河、阴河流域，也曾调查过43座这种石城【8】。
什么样的经济生业，能让他们聚落分布密集，且过着长期的定居生活?在这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普遍发现石锄、石铲、石刀（缣）、石杵等，表明农业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业之一【9】。另外，以刮削器为主的细石器，也普遍出现在这一时期各遗址中【10】：这种小型石器，应与动物性资源的利用有关。当时的人留下一些动物遗骸。赤峰东山嘴遗址的房址与灰坑填土中，出土大量的猪、狗、羊、牛等兽骨。大甸子墓地中有埋牲习俗，以猪、狗埋入殉葬。药王庙夏家店下层遗存中，有狗、猪、斑鹿、羊等动物骨骼。夏家店遗址中的动物，有、羊、鹿科、牛科，可能有黄牛。蜘蛛山遗址的夏家店下层遗存中，有牛、羊、猪、狗、兔等动物骨骸，其中牛、羊、猪较多。宁城南山根遗址的夏家店下层遗存中，动物骨骼有猪、狗、牛、羊、鹿、兔、狐、鸟类等，其中猪、狗的个体较多【11】。大甸子墓葬中以猪、狗作为葬礼中的埋牲：敖汉旗小河沿略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存中，已有陶制的猪头、狗头。这都说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老哈河流域，猪与狗已是驯养的动物了。
大小凌河流域
当时的人群，也活动在大小凌河流域，留下密集分布的聚落遗址。相同的，他们筑有石砌外墙，房屋柱洞以陶片贴底以防腐蚀，屋内居住面重复加铺。考古学家在辽宁建平喀喇沁河东遗址共发现房址8座，其中T1发现的5座较完整。五座房址依次迭压，后期房子在前期房址上垫土重修，五座房址堆积厚达2．4米。居住面大多都是先垫土，再抹草拌泥，再抹一层白灰面使之光滑。五座都是半地穴式，最晚的两座屋外有弧形石墙，其余屋址不见石外墙。最上层的房于Fl出现了土坏砌墙【12】.显然，这个遗址曾在长时间中被人们反复占居。
建平水泉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除了发现房址，窖穴灰坑外，还发现大量的工具与动物遗骨。当时人使用的石器至少有铲、刀、斧、锛及磨棒、磨盘、石臼等与农业生产制作有关的器物【13】。他们遗下的动物骨骸，有猪、狗、牛、羊、鹿与嚿齿类动物等。这批兽骨经动物考古学鉴定，证明当时猪的驯养较早，夏家店下层早期的猪已是家猪。狗，至少到了中期也是驯养动物了。建平水泉所见狗骨，多为年青的个体，无年老个体，幼年的也很少，因此学者认为在当时狗是被人类食用的动物。猪与狗在本区的驯养较早、较普遍，这些都与我们在老哈河流域所见相同。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的牛，据动物考古学者称，绝大多数可能都是野生的。羊的驯养，可能始于夏家店下层的晚一阶段，或更晚一些【14】。
猪与狗，在许多老哈河与大小凌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都构成主要动物遗存，显示牠们是当时人类生态中最重要的动物。猪对于早期农人来说，有生态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猪在森林中掘食各种植物的种子，初芽的树苗、根茎，经过一段时间，林间的树丛被清除，代之以草被。因此，在多森林的北欧，猪曾为铜器时代的农人制造便于农业与畜养草食类动物的环境【15】。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辽西地区，便是这样一个富于森林、沼泽的环境。利用畜养猪，一方面当时的农民可得到可靠的肉食，另一方面由于猪在林中觅食时的「清除」作用，更多的林地被开发成农地，或变成草地，聚落便逐渐衍生。
狗，在世界各主要文明起源地，都是最早被人类驯养的动物。由中石器时代以来，狗首先与人类在一种合作狩猎的关系上，后来被用来看管人类的财产（包括畜养的动物）。只有在极少的例子中，狗成为人类的食物。虽然学者由动物考古学的证据，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狗可能被当作人的食物。但是，当时的农人们也畜养许多猪。猪不但要被驱离以免骚扰农地，为了在野外觅食，也需经常被驱赶往返。研究驯养动物的学者F．E．Zeuner曾指出，驱赶自我意志强而不易朝特定方向移动的猪并非易事，而自古以来人们经常藉重狗来帮忙控制猪群【16】。因此，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许多狗骨，尤其是狗与猪骨构成当时许多人类聚落中的主要动物遗存，显示当时的人可能也曾利用狗来驱赶猪群。
燕山地区
与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类似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也往南分布到燕山长城地带。重要遗址有：北京琉璃河、昌平雪山、蔚县三关、天津围坊、唐山小官庄、大厂大坨头等。与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的人群相比，这儿的人们很少留下大型打制石器如锄、镐等物，没有殉牲的习俗，但他们却留下许多青铜器【17】。
大厂大坨头曾发现两个「灰坑」，一坑有主室与侧室，另一坑有柱洞：这两个所谓的灰坑，可能都是居住遗址。坑内出土有陶制网坠、弹丸，石制的刀、斧、凿、镞，及细石器的刮削器，并出土一件青铜镞，以及马牙与鸟骨。器物与殷文化同类器物有密切关系，因此被认为年代与殷代接近【18】。居住在天津围坊，时代约当商前期或中期（约公元前1650-1400年）的人们，遗下石镑、石刀、石斧、石矛，以及大量的刮削器等细石器，还有骨锥、骨匕、骨镞、铜刀与许多陶网坠。出上兽骨的数量很多，种类有牛、猪、鹿、熊、犬、鱼等，其中牛、猪、鹿、鱼较多【19】。距以上两地不远的平谷刘家河，曾出土一商中期墓葬。出土铜礼器16件，以及小件铜饰物、玉器、金器等。其中有一金耳饰，是流行在本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饰物【20】。
总之，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初（ca．2100-1500 B．C．），老哈河流域与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群，基本上是以农业与畜养、狩猎为主要生业，以此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晚期密集的聚落，显示在这一段时间内人口有相当的扩增。晚期聚落外的石围墙，也显示人口扩增，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剧烈，因此必需建造防卫性构筑。燕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比起老哈河、大小凌河地区的同类遗存，在年代上都偏晚。由大厂大坨头及围坊遗址的遗存看来，这一带的人们的农业活动不如辽西地区，渔猎与畜牧是重要生计手段。他们猎取许多林栖性的动物如鹿、麃等，显示在当地多森林、溪河的环境中，渔猎是比农业更可靠的生计手段。或者，因某些社会因素（如战争频繁），使得他们从事累积劳力投资、延迟收获的农业风险太大，不如从事付出劳力可立即得到报偿的渔猎活动：拥有可移动、可立即食用的畜产，也较拥有不能移动、不能立即食用的农作物有利。由于代表一些有武装侵略倾向人群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传统【21】，已出现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因此，可能因为战争使得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群构筑石围墙，也使得较晚的燕山地区人群疏于务农。
商周之际辽西地区人类生态变迁
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的人类活动，都有减少的趋势。这个现象一直沿续到西周中期，随后才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代，由龙山晚期到早商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目前知道的遗存年代都大致在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战国之交，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存。因此，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大约即在商中期到周初这一时段。
夏家店上、下层文化间的缺环
在这一带作研究的考古学者，大多了解这一缺环的存在【22】。近年的一些考古发现，使得许多考古学者认为这个缺环已被填补。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是：（1）克什克腾旗、林西、翁牛特旗、赤峰、扎鲁特旗等地多次发现的商周青铜器：（2）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喀左发现的商末周初青铜器，以及（3）魏营子类型遗存【23】。
翁牛特旗敖包山，曾出土三件大型青铜器，一瓤二鼎，鼎中盛满棕色结晶矿砂。据研究者分析，在制作方法上，这些器物的铸造都非常原始：铜液温度低，流动差，因而形成多处缺液及补铸；内外范的定位也与一般商器不同，而在铸缝边留下圆形疤痕。因此，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应是在当地铸造的。类似的铜甗，也发现在克什克腾旗天宝同，以及赤峰县大西牛波罗【24】。商末周初的青铜器遗存，也出现在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的一座墓中。遗址西部有大型石砌围墙，墓被埋在石墙基址下，因而年代应早于石墙。随葬品有：穿孔砺石、直刀铜剑、铜斧、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泡，以及联珠扣等各种铜饰物。由直刀铜剑与铜斧的形式，以及层位关系，学者认为这个墓葬的年代接近于晚商，或不晚于西周早期【25】。
考古学者在西拉木伦河北岸20多公里处的林西县大井，发现古铜矿遗址。出土了矿坑、房址、冶炼遗址、大量与采矿有关的石器以及陶器、铜器等，证明这是一处采矿、选矿、冶炼、铸造的联合作坊。遗址中还发现有鹿、麂、野马、野牛、狐狸、麃炰、熊、野兔，以及山鸡等兽禽遗骨：家畜只发现有羊。这些野生动物的遗骨，显示当时在这儿工作的人们，主要以狩猎来维持生活。这遗址的时代上限约在商周之际，沿续到西周晚或春秋初【26】。这个古铜矿的发现，以及辽西地区所出的商周时期青铜器，证明辽西地区人群有铸造铜器的能力，以及悠久的青铜冶炼历史。
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喀左发现的商末周初青铜器，大多是窖藏品（不是出于墓葬之中）【27】。喀左县山湾子出土的22件殷周青铜器，出于一个窖穴中。由形制、纹饰、铭文、徽记等方面看来，学者认为这批铜器不是成套的组合，而是由各处搜集而来的「汇合体」【28】。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出于两个窖藏坑。一号坑所出都是贮酒器，埋藏年代为周初或稍早：二号坑所出的则是可用于烹饪、盛贮的成套器物，埋藏年代约为周初【29】。有些器物上铸有氏名、族徽，这许多不同的氏名、族徽，显示这些器物的来源还是多元的。海岛营子出土的近20件铜器也是出于窖藏，埋藏年代约在周初’但部分器物的制作年代可能早到商代晚期。器物形制与修补情况显示，它们仍是汇集而来的器物，而非是专为殉葬制作的成套礼器【30】。在海岛营子所出器物中，有一件「医侯盂」。学者以此证明，在西周初年这里已是燕国的疆域。唐兰则以北洞一号坑的器铭，认为喀左一带是商代孤竹国的范围。北洞二号坑器铭中的「[上己下其]」，也被认为是商代活跃在这一带的诸侯国【31】。
喀左县的殷周青铜器窖藏附近，经常发现一些陶器残片。近年来，考古学者认为这些陶器以及其它遗存，可构成一「魏营子类型文化」。朝阳县魏营子遗址中，曾采集到大量陶片。附近清理了9座墓，随葬品包括铜盔、铜甲、銮铃、铜泡、兽面当卢、绿松石珠、金臂钏，以及可能为车饰的羊头饰物。墓葬的随葬品，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所出类似，两者的墓椁结构也相同【32】。北洞沟窖藏附近，曾发现一些陶器遗存，数量少而残缺。类似的陶器，整批被发现在喀左海岛营子后玟村，距离出「匽侯盂」的马厂沟只有两公里。后玟村陶器，完整的即有19件。在陶器出土地点附近，未见居址、墓葬，因此这批陶器可能也是窖藏【33】。喀左和尚沟的黑山下，曾发掘4座墓，此遗存被称为和尚沟A点。这些墓中的陶器，都有魏营子类型陶器的特色。陶器的火候低，器壁厚，器形不规整。随葬品还包括金臂钏’铜卣、铜壶（壶内有海贝）、铜耳环、右斧等等【34】。铜卣、铜壶都是商末周初的形式：相同的金臂钏也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中期墓中【35】。学者由地域分布、年代、伴随出土物的关系等，证明魏营子类型文化遗存与前述殷周铜器窖藏实为同一人群的遗存。因此，他们认为辽西地区商末到周初的考古文化缺环已被新资料填补。
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忽略在魏营子类型文化时期，当地人类遗址的分布急剧减少，文化堆积较薄，前一时期那种层层相迭的房址群也消失了。我们更不能忽略，这时期的「商周青铜器」多出于窖藏，而且许多都是搜集品。显然，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当地发生了一些变迁，使得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利用，由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密集」，变成魏营子类型中「松散」的方式。在辽河地区，尤其是大小凌河地区，发现的商周铜器窖藏及相关器铭、徽记，常被解释为周初燕国的势力已及于此，或是商末这儿已有与商关系密切的方国活动。事实上，由魏营子类型遗存看来，当时这儿并没有可女持此种社会结构的生产力，以及象征社会层化的构筑与墓葬。而且，这些铜器的长期使用痕迹，也显示它们在当地与在南方商周社会中，各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营子墓葬中所出的铜盔、铜甲，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出土的铜武器，以及其它与「北方青铜器」有关的饰物，如臂钏、铜耳环等，都显示这时占居在辽西地区的人群与「北方青铜器文化」人群有关；他们是相当有侵略性、定居程度低的武装人群。
魏营子类型文化所显示的考古现象，对于我们解读夏家店下层女化的消失，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兴起以及相关的人类生态变迁，都有关键的重要性。问题也就是：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这地区人类生态上的变迁?
夏家店下层晚期的气候变迁
商周之间，整个辽西地区人类活动的减少，可能与发生在商末周初的气候变得干冷有关。在前一章中，我们已提及这个发生在公元前2000-1 000年左右的全球性气候变迁，以及它对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河湟地区）人类生态所造成的影响。动物与环境考古学数据显示，辽西地区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也的确经历了一段干旱化的气候期。学者根据建平县水泉遗址动物遗存所作的研究，显示在早期湿暖期（约当公元前2100-1500年）中，这儿是山林茂密，水草丰盛之地。后来，由于气候干燥，本地区成了一个干燥草原或疏林草原。这个新的环境，主要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36】。
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被停止占用之前，普遍出现有防御性构筑的聚落：显示不利农业的气候，使得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激烈。同样功能的构筑，也被发现在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这就是在赤峰东山嘴、宁城小榆树林子，以及英金河、阴河流域所发现的成群石城。根据在英金河、阴河流域的调查，这类石城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岗上。山岗形势险峻，经常是面临深沟峭壁，背依险峻山岭。这些石城分布密集，且相聚成群。每群中都有些城址明显的较其它为大【37】。另外，以夯上筑围墙的例子，见于敖汉旗大甸子遗址，这个聚落遗址围墙外还有壕沟。有关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许多分期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我们难以证明防御性聚落只在晚期出现。但是，至少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1685-1463 B．C．，1735-1517 B．C．，在这地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遗存。宁城小榆树林子遗址出现铜刀，也被认为是殷商到西周的遗存【38】。这些数据都显示，在殷末周初辽西地区人类活动减少之前，当地似乎也曾由于生存资源紧缩，而使得人们纷纷建防御性聚落来保护共同资源。
这波干冷化的环境变迁，最后终于造成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而在随后一段时期中，人类活动减少、分散，战争频仍，这就是「魏营子类型文化」所反映的人类社会状况。
经此混乱时期之后，大约从西周中期到战国时期辽西地区人群找到了新的适应方式，另一方面畜养更多的动物，一方面向南方争夺较适于农牧之地。当时人的活动所留下的便是「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
周初燕国受封于燕山南麓
当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在北方逐渐消失，或为魏营子类型取代时，在燕山南北地区，这个文化的当地类型却有持续的发展。在器物学上，燕山以南的这个文化类型被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支。但是在人类生态上，这儿却与辽西地区有相当的差别；农业活动不如辽西地区密集，而更依赖多元的自然资源，如捕鱼、打猎与畜牧等等。在动物遗存上牛、猪骨较多，也显示当地特色。在铜器上，这地区的人们常同时拥有殷式青铜器与属于北方青铜器的小件铜饰物。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西周初燕山南麓曾发生一件大事：周武王封召公于平津一带，在此建立政治据点。考古遗存中，此时燕山南麓出现许多中大型周人墓葬，反映此史实。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太保罍盖铭文，记录当时周王授民六族给燕侯，一同前去收受土地人民。这六族中，据学者考证，有殷遗民，也有西方与北方的方国如羌方、马方等部族【39】。在平津一带的西周贵族墓中，随葬品常混合商周式与北方青铜文化器物，也间接印证此一史事。至于一般平民的聚落，在燕国势力范围内至少有部分人群仍然是渔猎、畜牧与农业并重。
不同于辽西地区以猪、狗为主的畜养业，这儿的人们经常利用的动物以猪、牛为主。在中国古文献中，有商人的祖先「丧牛于易」的记载【40】。有易，或易水，一般认为就在河北偏北的地方。因此考古与文献数据都显示，牧牛业在河北北部人群的生计中有长远而重要的发展。
由这些数据看来，周人封燕后，并没有立即造成显明的文化边界分隔燕山地区与辽西地区。在考古遗存上，商周式器物（包括燕国器物）出现在辽西地区，而北方青铜器也经常出现在燕国贵族墓中。在中国文献中，封燕之后，召公之下九世燕主之名都失载了，有关西周时期燕人活动的记载也很少。这或者也显示，当时燕国与辽河流域人群的往来较密切：这种违反后世华夷之分的人群往来，容易被后来的华夏遗忘。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类生态
在商周之际，辽西地区人群所面临的新环境是，一方面气候的干冷化使农业凋败，另一方面，燕山南部地区出现了新的统治人群一以西周政权为后盾的燕国。在此情况下，一个明显的人类生态调适，表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图七），北面越过西拉木伦河，东界在努鲁儿虎山东麓，西南达燕山以南，中心区就在老哈河一带，时代约当西周到春秋或战国。到了春秋末战国初，这儿的文化遗存又有些变化。以下我们依然分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与燕山南北等三个区域来说明当时的人类生态。
老哈河流域
本区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不早于西周中期，而且能被断代为西周中期的遗址很罕见。内蒙古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遗址即为其一：该遗址地处老哈河西北1 8公里的沙漠中，在此发现有短剑2，刀2，陶器8件，及联珠形饰及铜泡若千【41】。年代相当于春秋时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葬，考古学者在此发掘墓葬54座。墓葬中随葬品大都是随身佩带的铜泡、铜牌、石珠，以及铜制武器如铜刀、铜镞、骨镞等等，女性则随葬纺轮。此外还随葬狗、牛、马头及马蹄。随葬陶器很少，大多数墓主只在头侧放置一件【42】。这些遗存的文化性质，显示其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较晚阶段的遗存。
内蒙古赤峰县夏家店遗址的上层文化中，发现有灰坑20个，居址5座，墓葬11座。这些居址座落在临河的小山岗上，并筑有石砌台阶，可见当时聚落是建在相当陡峭的山坡上。这种聚落地点选择，着重防卫性功能是相当明显的。在这儿发现的文化遗存，陶质粗，火候低，纹饰少，制作粗糙。石器有石斧、半圆形双孔石刀、杵、臼，及石锤、石坠等。遗址中发现有许多动物骨骼，经鉴定有狗、猪、羊、牛科、马科、鸟纲等，其中以狗、猪为最多。墓葬中的随葬品以随身饰物为主，包括铜扣、联珠形及双尾型铜饰、骨珠等，另外还有铜锥、铜刀、铜镞、骨针、纺轮等工具【43】。由生产工具及动物遗存看来，这应是农牧混合经济人群的遗存。赤峰县蜘蛛山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发现有居住遗址2座，窖穴13座。陶器质粗，火候低。石器有刀、斧、锤斧等，及一件细石器。骨器有镞、锥、匕、珠饰、牌饰等。动物骨骼有猪、狗、羊、牛、马、鹿，其中以猪、狗骨较多【44】。
赤峰红山后墓地及居址，为早期日本学者所发掘。由于田野发掘的误失，夏家店下层与上层两种遗存没有被分辨出来，而被统称为「赤峰第二期文化」。但是此地所出的石棺葬，学者认为当属夏家店文化较晚的阶段，约在西周末到春秋初【45】。这些墓葬中所出的兽骨有犬骨8，羊骨5，牛骨3，鹿骨2，以及猪骨一例。并且，似乎是仪式性的以犬、羊，犬、牛、或犬、猪为组合殉葬【46】。由这样的动物殉葬组合来看，在此社会中狗可能不同于对人类提供肉食的猪、牛、羊等动物，而被用来帮助人们驱牧猪、牛、羊等动物。
在内蒙古的宁城县南山根，学者也曾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留下的灰坑与墓葬。他们所使用的陶器，质地粗，陶上似未经淘洗，火候不高。石器中有大型石器与细石器：包括半月型双孔石刀，与刮削器。骨器37件，有骨镞、骨铲等。动物骨骼经鉴定有，猪、狗、牛、羊、鹿、马、兔、狐、鸟类。其中以猪与狗的个体较多。猪皆为幼年与成年，无老年猪。墓葬中，随葬物以装饰品为多。女性随葬纺轮、骨针及装饰品，男性仅随葬耳饰、串珠。一件随葬铜环上，有骑马追兔立雕，显示当时马已被用为座骑。墓葬的年代，据推测相当春秋时期【47】。
同一地点曾发掘一座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椁墓。与其它夏家店上层墓葬不同的是，此墓的随葬品相当丰厚。青铜器总数达五百多件，其中数量最大的为兵器，包括刀、剑、戈、矛、斧、簇，及盾与盔等护具，并出有马衔。青铜容器有盖、簋、鼎、鬲、瓿、杯、豆等。除了典型夏家店上层文化器物外，也有中原文化的典型器物。这儿的遗存与附近的青铜文化，尤其是中原地区青铜器文化，有紧密的关系。由本地器物与中原同类器物的比较，学者认为此约当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遗存【48】。
研究者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与下层遗存的主要差别在于：（1）上层文化的制陶工艺远不及后者，器形、纹饰及质地有明显区别：（2）上层文化的石质工具中，主要是敲砸器与半月形石刀，缺乏下层文化中常见的锄、铲类的松土工具：（3）以动物遗存而言，上层文化所出兽骨较下层时期为多，且出现了马骨：其它动物骨骼与下层类似【49】。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层文化的聚落远不如下层时期分布密集。居址的墙、居住面与柱洞的修筑方式，不如下层时期精致，也不见下层时期那样长期反复占居的情形。墓葬中，无论男女都盛行以小件的随身装饰品随葬（或是衣物上带有许多装饰品）。男性常以战争器械，如剑、刀、盔、镞等随葬。
这些考古学上的现象显示，在西周春秋时期，老哈河流域人群以农为主的混合经济生活有衰退的趋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初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长期定居、累积投入劳力于土地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流行。在上层文化中，农业变得较为粗放，松土工具消失，表示在农业上所支出的人力减少。相对的，当时的人比较不定居，而畜产与随身装饰品较多。在农业上省下的人力，除了应付牧业之外，由随葬武器看来，也用在防卫或掠夺性的战争上。这一切的变化，应与马卓越的负载力与移动力被开发利用有关。
春秋以后，这儿的考古文化遗存被发现的很少。赤峰蜘蛛山遗址，在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之上，有战国至汉初文化堆积【50】。由出土一千多枚铁铤看来，这是一个有军事性质的遗址。大量的瓦类残片及体积相当大的陶器残片，显示这里原有相当规模的建筑，及相当定居的占居者。出土遗物与中原区的同类器几乎完全一致。这些遗存，以及英金河、阴河沿岸为数不少的规整夯土城障【51】，都印证着文献中记载的战国晚期燕国势力发展到老哈河流域，以及燕、秦长城的建立。
大小凌河地区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本区西周早、中期的遗存发现甚少，大多为春秋至战国时的遗存。这些遗存通常都被视为夏家店上层遗存【52】。但是，事实上我们可将之分为前期（西周中到春秋）与后期（春秋末至战国）两种遗存；两者在时代上及人类生态上的差别，不能被怱略。
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的前期夏家店上层遗存中，出土有房址、窖穴灰坑、墓葬。房子为圆形，墙为夯土或石质，居住面有硬土或红烧土。有的窖穴内藏有碳化的稷、粟。墓葬中，有些死者随葬数量相当多的兵器，如銎柄曲刃剑、铜刀、铜斧、铜镞，以及装饰品，如铜泡、联珠形铜饰等。另有些墓葬，事实上是利用废弃灰坑埋入多具尸体的乱葬坑。石质工具有半月形石刀、斧、锤斧、杵、臼、磨盘、磨棒，并有各种的细石器【53】。在建平喀拉沁河东、孤山子、榆树林子，也都发现随葬曲刀短茎式青铜剑及其它兵器的墓葬’时代约在西周中到春秋晚之间【54】。
大小凌河流域后期夏家店上层遗存的特色是，几乎只发现有墓葬，罕见居址与窖穴。辽宁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第一号青铜短剑墓，是一座男女合葬的石椁墓。出土有兵器、马具、装饰品等。男性随葬铜剑、铜斧、铜镞等兵器，女性随葬砺石、铜鱼钩及石网坠等物。报告中估计其年代，约当春秋晚或战国时期【55】。与之相似、时代相当的石椁墓，也被发现在朝阳小波赤。同样的，随葬以兵器为主，有曲刀短茎式青铜短剑【56】。
辽宁省喀左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和尚沟遗址，也曾发现随葬青铜兵器（以曲刀短剑为主）的墓，有些墓中还随葬有牛、羊等兽骨。这些墓葬的年代，据估计约当西周晚至春秋时期。喀左南洞沟也发现有青铜曲刀短剑的石椁墓，时代约当春秋晚战国初【57】。
类似的战国曲刀青铜短剑墓群，也出于辽宁的锦西乌金塘’喀左老爷庙、凌源三官甸等地。凌源三宫甸墓葬中，还有环首刀，蛙形节约、虎形节约、马衔、马鏕，及动物形铜饰等：时代据估计是在战国中期【58】。
在大小凌河地区，由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都有以曲刀剑为特征的考古遗存，而且这些遗存都多少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些关联。但是，在前期（西周至春秋中）的建平水泉遗址，还有农业痕迹与居址，猪仍被人们畜养。到了后期（春秋战国之交王战国时期）’见于报告的几乎只有墓葬，罕见居址：猪骨被牛、羊骨与马牙取代；在随葬品中，陶器传统没落，随身饰物成为人们新的偏好；墓葬遗存中常见武器与护具，显示其墓主所处社会的强烈武装化倾向。这些考古遗存上的转变，都说明在春秋战国之交，这儿的人类社会曾经历剧烈的变化。
燕山地区
本地区的西周遗存，最主要的是北平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都城及墓地遗址【59】。北京昌平白浮地区，曾出土西周时期的墓葬。天津附近的大厂大坨头，也曾出土西周晚期遗存【60】。
在北京昌平白浮发掘的3座西周早期木椁墓，随葬有丰富的中原及北方特色的器物。铜器主要有兵器、工具、礼器与车马饰。另有陶器、石器、玉器与卜甲、卜骨等。墓室结构、葬式、腰坑殉狗及大部分随葬品都与中原西周墓相似。这儿的青铜短剑，是内蒙、辽宁、河北北部一带常见的北方文化器物。钉满铜泡的靴子，曾出土于沈阳郑家洼子春秋末到战国初的墓葬中。出上的铃形器，在内蒙、山西一带发现较多。值得注意的是，有两座墓出土整套战争工具（包括护具、武器与车马具）墓主一为中年男性，一为中年女性【61】。
除了有中原或北方特色的贵族墓葬外，一般民众的墓葬出上于天津蓟县围坊遗址第三期遗存中。在这遗址发现灶址一座、人类骨骸两具。出土工具有陶网坠、石斧、石矛，细石器有镞与大量的刮削器。出土兽骨有牛、猪、鹿、麃等，其中以牛、猪骨的数量较多。留下这些遗存的人们，大约生活在商、周之交到东周初【62】。这些遗存显示，商代早中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本地区中偏重渔猎’畜牧的混合经济生活方式，一直沿续到这个时代。但是约当西周晚或春秋战国时，本区的北方与西北方出现较大的人类生态变迁。
北京延庆军都山附近的玉皇庙、西梁洸、葫芦沟等地，出土总数约500余座所谓的「山戎墓」。这些墓葬中部分有殉牲：狗最普遍，其次是羊，再其次是牛，最少的是马。妇女殉马比较罕见，儿童则多殉狗。殉牲数目多寡与种类，似乎与死者的社会地位高下有关。除少数儿童外，死者几乎都配一对耳环，颈下佩戴动物形牌饰，胸前佩戴各种质料的项链。男性死者腰问佩戴武器，如青铜短剑、铜削刀等，铜锛、铜斧、铜凿则放在他们的骨盆至足部问，铜镞及骨镞则置于膝部以下。随葬的陶器大多制作粗，火候低。少数墓有青铜容器，这些容器大多来自燕或中原地区。墓地的年代，上限约在西周、东周之交或春秋初，下限到春秋晚，或春秋战国之际【63】。
这种随葬兵器、随身装饰品及草食类动物骨骸的墓葬，也见于河北宣化县小白阳遗址。在这儿发现的春秋到战国早期墓葬’随葬品有陶器、兵器、随身装饰品与生产工具。陶器质粗，火候不高。兵器有青铜短剑、刀、镑、斧与铜镞、骨镞等。装饰品有铜泡、巨耳环、铜珠项饰，以及各种人面饰、连珠饰、管形饰及动物形牌饰等。在48座墓的9座中，发现牛、马等牲畜的头骨与腿骨【64】。
类似的墓葬也见于河北怀来县北辛堡与滦平县炮台山。北辛堡的墓葬，基本上分三层，葬具在圹底，其上是殉葬的马匹与车马器，最上是殉葬牲畜。第一号墓，墓中有殉牲与殉人，以及大量的车马器、车架、兵器、铜礼器，以及随身装饰物。墓主颈部有石珠串饰，腰问有铜剑、铜环首刀、砺石等。殉牲的种类有马、牛、羊各十余头，另外在殉人旁有狗头。在车架下埋有杀殉的马，以马头与四肢为代表，现存9匹（原有10-12匹）。第二号墓，圹东角的殉牲有牛3、马3、羊2，与狗、猪各一头。圹东北另有马、牛的头、肢骨与兵器等遗存。这两墓的年代都约当战国时期【65】。滦平炮台山的墓葬，也见有殉牲的习俗，在殉牲种类上有狗、牛、马，其中以狗最多。其它随葬品以兵器、车马器、随身装饰物为主。
由以上各遗址的考古现象看来，平津西北的燕山山地一带，由西周末或春秋初开始，出现了一些人群。他们的男人大多有武装倾向（随葬武器），一种直刀短剑经常就置于死者手边，可代表他们最常用的武器。在殉牲中，大型动物有牛、马，小型动物有狗、羊，而殉狗的数量又明显高于羊。猪在他们的经济生态上消失或并不重要。而且只见墓葬，几乎没有发现有类似房屋的居址遗存。在墓葬中也不见任何与农业有关的遗物。随葬陶器少且制作粗糙。这都显示在春秋晚到战国的时期，这儿的人群经历了与大小凌河地区人群类似的社会经济变化，使得他们放弃许多不利于「移动」的文化因素（如养猪、长期居住的房屋、精致的制陶业等等）。
相对于这些有青铜短剑及殉牲的墓葬，在北京怀柔城发现一批东周至汉代的墓葬。这儿的墓中没有直刀短剑，没有殉牲，随身装饰品少，陶器多。而且附近有与墓地关系密切的居住遗址。墓葬形式与出土遗物，与河南洛阳、郑州，陕西关中一带遗存一脉相承【66】。与前述燕山以北有青铜短剑的墓葬遗存相比较，可以说一个显明的文化性的、生态性的「边界」已沿燕山地区形成。
环境变迁、人口迁移舆人类的适应
由以上的数据看来，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魏营子类型文化之后（西周中期之后），辽西与燕山地区人群为了适应环境变迁，在经济生态上做了相当的调整。老哈河地区，在西周春秋时期，当地人群的农业衰退，不再长期定居。在农业上释出的人力，被用在畜牧与掠夺上。他们畜养的动物以猪、狗为主，羊与牛也很重要，马在此时成了驯养动物并被用为座骑。在大、小凌河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对环境有类似的调适。虽然当地人群仍种粟、稷，但对动物的依赖增加，而且，驯养动物的种类也有变化。喀左和尚沟墓葬中的随葬兽骨显示，牛与羊在当时人类的生计中成为最重要的动物。利用草食性的牛、羊，将人类不能直接消化的草资源变成动物性蛋白，这是人类在经过商周间的挫折后，能够再度密集的利用此地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燕山地带，由商周到春秋时期，当地人群在农业与畜牧之），始终有活跃的渔猎活动。无论是牧养草食类动物或是渔猎，都与定居、农业生活有些矛盾，并且在这种生态下，人类群体所需的资源空间扩大，造成人群内外的剧烈冲突。
整个来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农业水平较低，而且有武装倾向。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代表人群是由北方南下农业较落后的民族【67】。但是，我们应注意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墓葬中，经常随葬许多武器与护具。这些战争工具，显示资源匮乏使得掠夺或保护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在战争频繁的年代，农人倾向于以移动性的、可立即消费的渔猎、畜牧自给，而避免定居的’长期投资的农业活动。中国文献中曾记载，在汉魏间的世乱结束后，地方官曾以没收民间渔猎之具，来逼不定居的人民重归农耕【68】。这也显示，人类经常放弃农业、定居，以适应环境的变迁。气候变迁的确可能造成人类大规模的长程迁移，但是以此解释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农业的衰退却是不足的。因为，即使是有长程迁移而来的人群，我们也应考虑他们如何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是坚信他们必然使用从前的生产技术。无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群有多少是由北方迁来，更重要的问题应是，当地人（无论是当地上着或是远近移民）如何对于新环境（气候变迁与政治变迁）产生新适应。如果我们将考古上一个农业较发达的文化被农业落后的文化取代，都当做是人群迁移的结果，显然是将问题简化，而忽略了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
辽西地区游牧化与华夏边缘的形成
由以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华夏与非华夏间的生态性边缘已经形成。这个变化的关键有二：一是燕山以北与辽西地区人群的全面游牧化，一是南方「华夏」的形成。这两种力量相激相成。
辽西地区游牧化
春秋时期是这个人类生态变化的关键年代。在前面我们曾提及，辽西与燕山地区的春秋战国考古遗存，主要表现在一些青铜短剑墓上。在大小凌河地区，在朝阳十二台营子、小波赤，喀左南洞沟、老爷庙，锦西乌金塘，都发现有类似的青铜短剑墓。凌源三官甸墓葬中的马衔、马鏕，以及五道河子墓葬中以马牙殉葬，显示在战国时使用曲刀短剑、环首刀的墓主，更能有效的掌握对马的使用，因而也在文化生态上人与马有更亲密的连系。值得注意的是，
在考古报告中都未见有关居址的报导。在燕山一带，也出现类似的人群。延庆军都山、宣化小白杨、怀来北辛堡与滦平炮台山，都发现他们留下的（直刀）青铜短剑墓。在墓中流行以动物殉葬；这些动物，以马、丰、羊、狗为主，除了个例外（北辛堡二号墓），基本上没有猪。在这些墓葬中，出土陶器少，且质地粗糙：没有发现农业工具，也没有发现居址。
以上燕山地区与大小凌河地区的青铜短剑墓，以及相关的遗物’动物遗骨，显示早在春秋时期开始，在所谓「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范围内，另一波的人类生态变迁在蕴酿中。到了春秋晚至战国时，这个生态变迁明确化了。那就是，大小凌河与燕山北麓一带人群的「武装化」倾向愈来愈强，人们对于草食性动物的依赖也愈来愈重。这时马的驯养、驾御技术已成熟而普及。利用马在战争上，以及在牧养其它动物上，可增加机动性以调节家庭人力的运用，这对于草原或森林草原游牧业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相对的，农业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已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定居已无必要，而需经常迁移。迁移，对于武装化与畜养草食性动物的人群而言，是一项有利的社会因素。
在这些地区的游牧化过程中，狗的地位不能被忽略。由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狗在辽西与燕山地区人类生态中都扮有重要的地位。在前面我们曾推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牠们曾被人们用来帮忙驱赶猪。后来，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由前述赤峰红山后兽骨遗存所见，牠们也被用来驱赶草食性动物。当时马的利用尚未普及，因此在牧养草食动物方面，狗有相当的重要性。后来，在春秋晚到战国的青铜短剑墓时期，马的驯养与利用已相当普及，但狗在考古遗存中仍占重要地位。甚至到了汉代，活动在西辽河地区的乌桓、鲜卑人死后仍要以狗殉葬，希望以狗牵引亡魂归于「赤山」【69】。在马被用在游牧后，狗在本地区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可能是狩猎中的助手。汉代辽西地区的乌桓、鲜卑，萨彦一阿尔泰地区的坚昆，贝加尔湖附近的丁零，以及许多后来在这些地区游牧的人群，都经常在林中猎皮毛动物出售【70】。在近代多森林的东突伐地区（萨彦岭附近），狗也是当地人狩猎中不可缺的助手【71】。这是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特色。
华夏认同的出现舆强化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因戎祸而亡，由此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诸侯国间一个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尊王攘夷」。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华夏的集体意识逐渐被强化。北方华夏诸国一面吞并或驱逐「戎狄」，一面各筑长城以保护南方的资源。在燕国方面，《左传》中记载，春秋时山戎伐燕（公元前664年），齐国出兵伐山戎救燕。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战国时「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到了战国晚期，「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北方地区的游牧化与春秋时期华夏意识的强化，两者相激相成，终于造成华夏北方边缘的确立。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因戎祸而亡，对周封建国或周文化圈内各人群造成相当的刺激（见下章）。「华夏」这样的自称在文献中愈来愈普遍：华夏成为极力维护自身族群边界，以保护共同资源的人群。燕国就在此气氛下，受到齐国的保护而免除了山戎入侵的威胁。华夏愈互保以垄断南方资源，愈逼使辽西与燕山山地的人群更依赖畜养动物，以及进一步的武装化、移动化，以向南方侵夺。并且，为了对付南方华夏的团结对外，此时燕山以北及辽西地区的游牧人群也结成较大的政治群体一束胡。北方人群愈武装化、移动化、畜业化，他们在华夏心目中的「戎狄性」就愈强，这种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意识」，进一步强化华夏的北方边缘。终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燕国北征，将东胡往北驱赶了干余里【72】。然后，建长城以御胡。这就是其残迹今日仍横绵于赤峰、建平、敖汉旗、北票、阜新等地的燕长城【73】。这个变化，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与辽西燕山地区，几乎是同步发生的。燕与其它北边诸国筑长城，与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便是华夏族群边缘形成的具体化象征。
注释：
【1】辽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 《考古》5（1983）：429。
【2】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6.
【3】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2（1977）：9-10。
【4】辽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421。
【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2（1965） ：619-20.
【6】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4（1992）：304。
【7】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内蒙古文物考古》2（1982）：4.
【8】徐光冀， 〈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一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82-93。
【9】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1974）：118、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1979）：224-2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1975）：125。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22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菱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枢遗址发掘报告〉，125。
【11】辽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嘴遗址试掘简报〉，429：刘观民，〈内蒙古赤峰市大甸子篡地述要〉，30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22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赤峰蘗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120、1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126。
【1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组，〈辽宁建平县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1（1983）：974-75。
【13】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2（1986）：13-21。
【14】张镇洪，〈建平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1989）：57-61。
【15】M．L．Ryder，“Sheep，”in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68；FrederiCk E． Zeuner．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262．
【16】Frederick E．Zeuner，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263。
【17】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斩成果〉，见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4：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近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六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4；张忠培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58-78.
【18】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1966）：9-10。
【19】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0（1983） ：881-86。
【20】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1（1977）：1-8。
【21】林澐，〈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129-155；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3（1988）：257-75；江上波夫，《エゥラツア古代北方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48），7-10.
【22】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79：喀左县文化馆，〈记辽宁喀左县后玫村发现的一组陶器〉，《考古》1（P982）：109。
【23】郭大顺，〈西辽河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24】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1．2。
【2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一、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8（1991）：704—711。
【26】林西大井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2700±100、2715±85、2720±90、2780±100、2795±85、2790±115。见，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2（1987）：189。
【27】剀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7。
【28】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殷周青铜器〉，《文物》12（1977）：26-27。
【29】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殷周青铜器〉，《考古》6（1974）：370。
【30】〈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8（1955）：16。
【31】喀左县文化馆等，〈潦宁喀左北洞村出土殷周青铜器〉，370。
【3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5（1977）：306-309。
【33】喀左县文化馆，〈记辽宁喀左县后玫村发现的一组陶器〉，108-109.
【3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县博物馆，〈喀左和尚沟墓地〉，《辽海文物学刊》2（1989）：110-11.
【35】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86.
【36】张镇洪，〈建平县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62-63.
【37】徐光冀，〈赤峰英全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82-93。
【3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2（1965）：621.
【39】尹盛平，〈新出太保铜器铭文及周初分封诸侯授民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19-30。
【40】《周易•旅》；《楚辞•天问》。
【41】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文物》2（1984） ：50-54.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5（1984）：417-26.
【4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111-43。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215—42.
【45】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100-101.
【46】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东亚考古学会，昭和13年），22-23。
【4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117-40.
【48】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2（1973）：27-39。
【49】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10.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230—42.
【51】徐光冀，〈赤峰英全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89-90.
【52】迟雷，〈关于曲刀青铜短剑的若干问题〉，《考古》1（1982）：57。
【53】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2（1986）：21-25.
【54】李殷福，〈建平孤山子、榆树林子青铜时代墓葬〉，《辽海文物学刊》2（1991）：1-9、77。
【55】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1960）：63- 70。
【56】张静、田子义、李道升，〈朝阳小波赤青铜短剑墓〉，《辽海文物学刊》2 （1933） ：15-17。
【57】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6（1977）：373-75。
【58】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考古》2（1985）：125-30。
【59】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6.
【60】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11.
【6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一一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4（1976）：246-58、228.
【62】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平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0（1983）：886-93.
【6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戒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8（1989）：17-33.
【64】张家口卞文物事业管理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小白杨墓地发掘报告〉，《文物》5（1987）：41-49。
【65】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5（1966）：231-42。
【66】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5（1962）：219-39。
【67】刘观民曾注意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低温期，并以此解释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人群的变迁，他认为：「农业发达的居民逐步南徙，接踵而至的是农业发达水乎较低下的北方居民，并且这一趋势时缓时怠地持续了两千多年」。刘观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的变迁〉，56。
【68】《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记载郑浑的功绩曰：「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
【69】《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90／80。
【70】《三国志集解》引《魏书》称鲜卑产「貂、纳、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这些林中动物，显示当时鲜卑活动的生态区有相当丰富的森林。有关萨彦一阿尔泰地区的森林草原游牧，见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ns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71】在突伐地区，东部多森林，是驯鹿游牧、猎人与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天下：西部为草原，是草原游牧人群活动的地方．据研究者调查，东部地区的突伐人拥有的狗，比西部人拥有的为多。这也显示狗在森林草原游牧生态中的重要性。见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174.
【72】辽西地区早期游牧人群因受定居人群的影响，或因循当地旧传统，曾组成类似「酋邦」或「国家」的集中式政治组合，这就是中国文献所载柬胡王所领导的「东胡」。但是，在南方燕国建长城．强力争夺、保护本身资源，在西方东胡又受挫于新兴的匈奴后，东胡这种较集中式的政治组织解体。当地的游牧人群最后发展出「分散化」与「平等化」的游牧部落组织，这便是文献所见的乌桓与鲜卑。关于柬胡舆乌桓、鲜卑在社会结构上的异同，以及在考古与文献上的反映，请参考拙著〈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23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