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货币与经济的关系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存在很大争论。本文通过对1650—1936年近三百年间中国的货币供给、货币制度和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探讨了经济近代化过程中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表明：18世纪货币量的充足供给推动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为现代经济的成长准备了条件；近代时期的货币供给特别是纸币和银行存款快速的增长，则直接推动了近代意义的投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货币结构的变化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现代经济的成长。
【关键词】货币供给量；货币结构；经济增长；经济近代化
【作者简介】燕红忠，经济学博士，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山西 太原 300006）。
【原文出处】《金融研究》（京），2011.7.57～69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批准号200902017）特别资助。
【Title】Currency Supply, Currency Structure and Trend of China’s Economy from 1650 to 1936
【Abstract】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y and econom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mainstream economists never reach a unanimous conclu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money supply, monetary system and currency structure,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period of 1650-1936, thereb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18t~ century an adequate money supp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econotnic growth, as wel1as prepared the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growth of money supply, in particular notes and bank deposits, directly pushed the modern-sense investment, capita1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money supply; currency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modernization.
一、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货币
货币供给及其相关指标已经成为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无论是在长期的经济分析中，还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由货币演进所反映的经济运行体系的转换即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主流经济学中，货币的中性或者在长期中的中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分析是以既定的社会制度为前提的，但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却伴随着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变迁。一旦将货币看作一种社会制度，并考虑到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货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康芒斯（1962，第151页）就认为，“货币在现代的意义上是关于因交易而产生的债务的创造、可转让性及其解除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货币的定义就应该从静态的数量的观念改变为动态的过程的观念。那过程是无数的买卖的交易，其中有银行家参加。”克洛尔也提出，许多商品都具有作为交换媒介所要求的物理特征（如可携带性、不损性、同质性、不可分割性和可识别性），而选择通用的媒介物则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决策，“在被选作‘货币’时，商品本身的专门特征几乎没有什么经济重要性，起作用的是由习惯和法律所组成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促进个人可有效地进行交易，如果这些人遵循一定规则的话……”（Clower，1969，第13页）
货币是现代经济运转的动脉与通道，是组织现代生产的基本手段。正如熊彼特（1991，第418、421页1对古典货币理论所批评的，人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过程的主要特征或许就依赖于那块“面纱”，没有这块“面纱”，“隐藏在它后面的而容”就是不完整的，“一旦我们把经济过程基本上或完全看作是一由各种支出流构成的体系……家庭和厂商如何运用货币，如何对货币量做出反应就获得了重要意义，而不管它们的行动具有什么样的商品性质”。以保罗·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也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凯恩斯的思想。按照他们的观点，货币在长期和短期都起着重要作用，即货币和流动性偏好不是中立的，它们能够影响实际的经济决策；以货币计价的远期合同是为有效组织长期生产和交换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项人类制度，现代生产型经济正是建立在货币工资合同的基础之上（Davidson，1978；1994）。的确，如凯恩斯所言，在一个业主经济里，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变现其运营资本来结束生产过程，以获得比它开始投入的更多的资金（Kevnes，1979，第82页）。根据其在《通论》中的分析，由于持久性资产的存在，货币将联系着过去与未来，即资本存量的价值变动和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当资本存量和利润率被涉及，投资、消费、储蓄和利润等收入流量将成为与资本存量价值相对应的货币流量；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为了分散风险和应付可能出现的现金流（即投机动机和预防动机），人们将倾向于在手中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包括货币和其他流动性资产（Kevnes，1936）。在传统经济中，货币主要充当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财富储藏的职能，而在现代经济中即凯恩斯所称的业主经济里，货币进一步担负着组织生产和分散风险的功能，从而使以资本和市场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得以顺利运转。因此，在经济的近代化过程中，现代经济的成长及其对传统经济的替代必将与货币扩张及其有效供给相适应，货币量的增加、货币形态的变化和货币制度的演变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迁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但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是库兹涅茨式的，它不同于在既定制度条件下由市场扩展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斯密式增长，也不同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反映了经济近代化的基本进程和现代经济的成长。
在世界历史上，大约从16—17世纪开始进入了近代时期，中国经济大体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近代化转变。本文接下来对1650—1936年间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的成长进行探讨。
二、清代的货币与经济运行
在清代，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主要为白银和铜钱（又称制钱）。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王业键，1981；杨端六，1962），但更一般的看法则将其归结为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彭信威，1965；燕红忠，2008），这种货币体系形成于明代中叶，一直延续至清末时期。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内，白银是一种称量货币，政府对其铸造和流通基本上不进行干预，它本质上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而制钱则是一种铸币，其铸造、流通及面值则由政府严格控制和规定。在经济运行中，白银与制钱分别满足着不同的交易层次，如县以下地丁、赋税的征收需要用制钱，县解中央则需要用银；各种批发贸易、长途贩运贸易、对外贸易需要用银，一般的零售交易则用钱；大额的商业汇兑、趸售交易、田产买卖以及民间贮藏等需要用银，民间的一般收支则用钱；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多用银，同一地区的经济往来则多用钱。“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刘锦藻，2000），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恪守着一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基本原则。
制钱的流通具有地域性特点，白银则更利于较远距离经济活动的开展与区域经济的交流与融合，并能够更好地保障人们之间的经济信用。白银是清代经济中的主要货币，但中国国内自身的银产量却非常有限，主要依赖于从国外输入。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获得的白银数量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并且中国获得的白银数量也不等同于经济中的流通量。燕红忠（2008；2009）根据白银与制钱的关系，以制钱的铸造量为基础对1651—1860年的货币流通量进行了估算。谷物价格可以很好地反映传统经济中的物价波动，由于清代没有全国统一的物价指数，我们使用彭信威（1965，第850页1所整理的米价进行替代，将1651—1860年的名义货币量转化为实际货币量，其结果为图1所示。可以看出，名义货币量与实际货币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实际货币量的变化相对比较平缓且略有滞后，但却增加了短期波动。在18世纪中期之前，实际货币量明显高于名义货币量，表明这一时期的经济处于通货紧缩之中。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由此推动的物价上涨，至18世纪中叶以后则转变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出现了类似于欧洲近代早期的“价格革命”。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温和的通货膨胀更有利于商业繁荣和经济增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明清王朝的更迭最初由白银短缺和世界性贸易的衰退而引发，并受到“17世纪世界性危机”的影响，中国17世纪的经济萧条和明王朝的崩溃与白银短缺密切相关（Adshead，1973； Atwell，1986）。清初，又因政府实施禁海政策和铜矿封禁政策，造成了白银输入减少、货币供给量不足和需求萎缩，而出现“康熙萧条”（Mio Kishimoto— Nakayama，1984；吴承明，2001a；燕红忠，2008）。除清初时期的经济有所恢复之外，几乎整个l7世纪的经济都处于不景气之中。但进入18世纪，白银大量输入、货币供给量持续增加，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繁荣。根据1651—1860年的货币量数据，1651—1680年间的名义货币量虽然略有下降，但物价的下跌更甚于货币量的下降，因此实际货币量在这一时期是增加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短期恢复之中。从1681—1710年间，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均出现紧缩，名义货币量虽然只下降了4000多万两，而实际货币量则下降了多达2.2亿两，经济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康熙萧条”。在18世纪，虽然货币量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价上涨，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则大于价格的上涨，或者说剔出了价格因素的实际货币量也得到了很大增加。在1701—1790年间的近一个世纪中，名义货币量增加了4.6亿两，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了2.2亿两，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21%和0.63%。实际货币量的增长则直接推动了实体经济的繁荣，商品资本空前活跃，农业、手工业生产稳步发展，大批的商业市镇产生并兴盛起来，区域性大市场逐渐形成。
19世纪上叶的白银外流和国势下衰是学术界关注的主要热点问题，人们一般将这一时期的经济下滑比较笼统地称为“道光萧条”。但根据图2所示的货币流通趋势，嘉庆、道光时期经历了两次经济紧缩，而非一次。第一次发生在1791—1810年期间即乾嘉之交和嘉庆前期，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分别急剧下降了2.4亿两和2.7亿两，大约为流通中货币总量的1/3和1/2。第二次经济紧缩发生在19世纪30—40年代即道光中后期，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分别下降了1.3亿两和1.2亿两，缩减了23%和34%。这一时期货币供给量的急剧紧缩严重冲击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它不仅直接诱发了两次鸦片战争，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且也影响到整个近代经济的发展进程。
在清代前期，由于没有合适的生产总值（GDP）的数据可资利用，因此我们无法对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按照麦迪森 （2009，第267页）的数据，中国在17世纪的年均增长率为一0.15%，而在1700—182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则为0.85%；根据刘瑞中（19871的估算，中国在1700—1800年间的增长率为0.99%；邓钢（Kent G. Den9，2009）也认为，中国1750-183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9%。虽然这些数据是非常粗糙的，但如果考虑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经济下滑，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增长率应该在1%左右，这已经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初期的增长率基本相当。[1]因此，虽然清代前期的经济仍然属于传统经济的范畴，但货币供给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和波动。
三、晚清民国时期的货币量与货币结构
19世纪60年代之后，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开始动摇并逐渐解体，新式的机铸银元、铜元与各种纸币逐渐在流通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方孔铜钱则完全退出了流通领域。清末最终确立了银本位货币的运行原则，但直到1933年之前，在经济运行中仍然是“两元并用”，流通中的货币有银两、银元、银角、铜元和各种纸币等类别。1933年的“废两改元”，才使得银本位的货币运行体系最终得以完成。1935年，国民政府又进行了法币改革，从银本位转向“汇兑本位”，也最终从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
随着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运行体系逐渐解体，经济中的货币种类也大为增加。清末时期，流通中既有银两又有银元，既有制钱又有铜元，还有各类纸币。同时，不同种类的货币之间还存在着区域差异和发行机构之别，银元有外国银元和中国自铸银元，纸币则有外国银行发行的，也有中国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各类货币也很难有确切的记载与统计数据。彭信威（1965，第888～889页1根据当时的各种调查、记载，以及一些研究成果对清末时期的货币数量进行了估计，其结果如表1所示。这个估计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清末时期的货币数量最全面、最详细的一个数据，当然也是较其他零散的统计或研究而言最贴近实际的数据。
根据表1中的数据，清末时期全国的货币数量为21亿元或15亿两，相对于1851—1860年间的货币流通量，清末时期的货币数量增加了3.46倍。同鸦片战争前经济发展最好、货币流通量最多的1781—1790年相比，也增加了2.19倍。但这仅仅是名义数量。如果仍用当时的主要商品米价进行替代折算，那么清末最后20年间的平均物价比1851—1860年间上涨了1.84倍，比1781—1790年间则上涨了1.96倍。再考虑晚清时期货币种类的增加和混乱所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货币运行效率的降低，那么按照经济中的实际货币供给量，清末时期的货币数量确实比19世纪中期获得了很大提高，但只略高于清代中期（1790年前后）的规模。
民国初期的20年间是中国货币状况自明清以来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由于货币种类繁多，地域分割严重，币制紊乱，从而有关货币数量的记载和统计也十分零散，为我们探讨这一时期的货币量造成了很大困难。当然，对于民国时期货币量的统计与研究相对于清代已经大大增多。除官方与当时的一些金融机构的零散报告之外，许多学者也就这一时期的某些年份、某些货币种类的数量进行了研究。综合学术界目前存在的各种货币量数据，尤以罗斯基（Rawski，1989）的数据序列最为完整，估算方法最为合理。同官方报告、其他学者关于个别年份的货币流通量的估算数据，以及经济的发展状况相比照，我们发现将罗斯基的较低数据序列A作为这一时期的货币供给量较为合适。
1910—1936年间的名义供给量和实际货币余额（M/P）及其趋势如图2和图3[2]，可以看出，战前20多年间货币供给的总趋势是在不断增加。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化趋势与名义货币供给量基本一致，因受物价因素的影响，其增长相对比较平缓，并增加了一定的短期波动。
从货币的类别和结构上来看，铜币的数量在持续下降，而银行纸币和存款则在持续上升，银币的数量则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并于1933年起开始急剧下降。二三十年代经济中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存款、纸币所推动的，这反映了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的发展。而各种货币份额的相对变化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货币结构的变动。一般而言，先是纸币继而是银行存款的快速增长，并逐渐对金属货币进行替代，是经济近代化中所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按照表2所示的数据，从1910—1936年，中国的货币构成得到了很大优化。在1910—1920年间，金属货币降低了4个百分点，银行纸币增加了4个百分点，而银行存款的比例则保持不变。从1921—1936年，金属货币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而银行纸币和存款则大幅度提高，但纸币的增加仍然快于银行存款。就中国1936年的货币构成而言，其金属货币所占的比例仍然大大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13年的比例，而银行券和存款的比例则都低于后者。因此，中国在1936年的货币构成大体上只相当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期的情况。
衡量狭义的货币化，学术界通常使用的指标是用最终产品（含劳务）的市场交易量占国民生产总值 （或GDP）的比例来进行度量，在金融问题的研究中也常常使用M2层次的货币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实际GDP）的比例来度量。在表3中，我们根据相关资料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狭义货币化水平进行了估算。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狭义货币化水平从1887年的0.15增至1936年的0-3，增加了1倍，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这一指标在1887—1920年期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增长主要是在1921—1936年期间完成的。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近代时期的狭义货币化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英国和美国在1929年时，这一指标已经分别达到了0.63和0.52。而中国1936年时的水平大体上仅相当于英国19世纪末期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货币制度所决定的。
四、1887—1936年的货币与经济增长
（一）货币、资本与现代经济成长
投资和资本积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与资本的形成则是以金融和货币的发展为基础的。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资本的形成来源于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来源于储蓄，而储蓄则取决于收入与利润。因而，投资和资本形成的关键是资本的不断循环和周转，但资本的循环流转首先是以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以及资本流转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前提的，这最终取决于货币经济的有效扩展。
投资不仅是资本形成与资本不断积累的源泉，而且也直接推动着工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麦金农（1988）通过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已经证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即在发展中经济（或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经济）中，货币与资本是互补的。这意味着“实际现金余额M/P大量和迅速地增加，有助于投资和总产出的迅速增长”（麦金农，1988，第101页）。在近代经济中，工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正如希克斯所言，只有当固定资金进入或开始进入中心地位的时候，工业革命才能够发生。而要形成固定资金，关键性的问题则是能不能得到流动资金，使流通资金不断周转，不断返回以用于再投资。“要使人们愿意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投下大量资金，那这些人本身就必须拥有形式更为流动的其他资源，以便紧急时可以很快把它变卖以应急需；或者必须有把握借到资金——就是说有把握从能够借到钱的人或拥有流动资金的人那里（可能是一家银行）借到钱。”（希克斯，1987，第131页）因而，工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增长取决于固定资本投资与资本积累，而投资与生产还取决于流通资金的不断循环周转。归根到底，现代经济得以正常运转最终取决于货币量的有效供给。近代中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不仅减低了交易成本，而且直接推动了近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的现代化。货币供给量和实际货币余额增加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导致利息率逐步下降，推动了资金流动、固定资本投资和资本集成，进而推动了现代意义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
近代时期的利率非常复杂，目前尚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图4显示了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拆息变化。[3]一般而言，拆息可以看作当时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基础利率。1873—1936年间上海的拆息虽然波动较大，但整体趋势是处于下降之中。图5为1903—1936年近代方向的固定资本投资（Rawski，1989，第245页），其变化趋势完全与货币供给一致，大体上从1918年之后迅速增长。近代时期的资本存量也在不断增长，民国初年经济中各类资本的总量为48.38亿元，到战前的1936年，包括东北在内的资本总量已增至258.04亿余元，特别是与近代经济相关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了更为迅速的提高（吴承明，1991；2001b）。随着投资和资本的积累，近代工业也在不断发展，这从图6中的工业生产指数（Chang John K．，1969，第60～61页）可以得到很好的反映，在1912—1936年间，无论是工业总产值还是净产值都得到了持续增长。因此，货币供给量和实际货币余额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投资、资本集成和工业生产的发展，推进了现代经济的成长。
（二）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是现代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但中国近代时期并没有对GDP或国民收入的专门统计数据。为了反映近代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结构变化，本文使用刘佛丁、王玉茹（1997，第91～95页）所估算的1887年的国民收入，吴承明（2001b）所估算的1920年、1936年的产业总产值数据。
表4为1887年、1920年和1936年的生产总值，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各部门的产值，以及传统产业和现代化产业产值及其所占比例。表5为1887—1936年整个时期及1887—1920年、1920—1936年两个阶段各产业的实际增长率。无论是从总产值还是各产业部门来看，1887—192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1920—1936年。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们对1887年的生产总值有所低估所致，但另一方面更可能在于1887—1920年的经济仍然处于经济萧条和战争破坏之后的恢复之中。按照刘佛丁、王玉茹估算1887年国民收入时的同一口径，太平天国动乱前的1850年的国民收入为181.64亿元（1936年币值），1850—188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0.64%（刘佛丁、王玉茹，1997，第70页）。根据前一节的分析，中国传统经济大体是在1790年前后达到顶点，之后便出现停滞和下滑，先后经历了“嘉庆萧条”和“道光萧条”，50年代后又遭受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大破坏。因此，1887—1920年的经济较快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在恢复19世纪所遭受的经济萧条和战争破坏。
19世纪80年代处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起步阶段，1887年现代化产业的产值非常有限，以致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农业部门的现代化比较缓慢，从宏观数据的角度其产值同样可以忽略不计。为简化分析，我们将1920年和1936年的农业部门也全部归入传统产业的范畴。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产业逐步发展，1887—1920年的33年间，现代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接近于0增加至6.4%。而接下来的1920—1936年间则从6.4%迅速提高到13.6%，16年间增加了7.2个百分点，现代化的速度大大增加。但直到1936年，传统产业的产值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例仍然高达86.4%。从增长率来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增长远远高于农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现代产业的增长所推动的。在1887—1920年间，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都得到了较大增长，虽然因起点的产值为0，无法计算这一时期现代产业的具体增长率。到1920—1936年，传统产业却陷入了停滞，出现了0.02%的负增长，而现代产业的增长率则高达5.33%，在经济发展中传统产业已经开始被现代产业所替代。当然，由于农业和传统产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绝对比重，传统产业的停滞导致了这一时期整体经济的较低增长率。而经济的低增长与传统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停滞也同当时的社会观察者和微观研究中所描述的农村经济的破败和社会动荡是一致的。
五、结语
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回答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也必须对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结构变化做出解释。在1650—1936年间的近三百年间，中国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和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清前期的货币供给量已经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和波动，因通货紧缩和货币供给量的不足，清代经济中先后出现了“康熙萧条”和“嘉庆、道光危机”，而18世纪较为充足的货币供给则极大地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提高和整体经济的繁荣，并为经济的近代化转变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近代时期，不仅货币制度和货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且货币供给量特别是与现代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纸币和银行存款迅速增长，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货币结构的变化推动了近代意义的投资、资本积累和工业生产，使现代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增长。到1936年，现代生产在整个经济中占到了13.6%。在1650—1936年的整个期间，货币量的增长率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反映了经济近代化过程中货币和金融发展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在1920—1936年，M1和M2货币量的增长率不仅远远高于整体经济的增长率，而且也高于现代产业的增长率，而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水平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更为显著的提升。当然，与同一时期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近代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和经济近代化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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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Mio Kishimoto-Nakayama,1984, “The Kangxi Depression and Early Qing Loca1Markets”, Modern China, Vol.10, No.2（Apr）: 227 – 256.
[34]Rawski, Thomas G.,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5]Yah Hongzhong,2009,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 t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etary Circulatio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4, No.2 （Jun）:221 – 264.
【注释】
[1]按照库兹涅茨（1985，第13页）的数据，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695/1715至1765/1785年的7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0.5%，1765/1785至1785/1805的2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61%。根据麦迪森（2009，第266页）的数据，在1700—1820年期间，英国的年均增长率为1.02%，法国为0.50%，德国为0.56%，俄国为0.71%。
[2]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原始数据见罗斯基（Rawski，1989，第394。395页），实际货币余额按照中国批发物价总指数（王玉茹，1997，第23页）折算。
[3]1873—1932年的数据来自于《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孔敏，1988，第478～481页），1933—1936年的数字出白于《金城银行创立20年纪念刊》（上海金城银行，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