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谈丽，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美国史学家大卫．拉姆齐在《美国革命史》一书中写道：在美国获得独立的过程中，笔杆子与刀剑具有同样的价值。对此罗伯特·A。佛格森评论说：作品可以与事件画等号，是因为事件虽小，却因语言赋予了它们象征意义而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美国革命这样一国历史的奠基性事件而言，其重要意义和特殊性不仅在当时就被许多亲身参与者所描述，而且革命事件本身无疑也成为促使建国初期历史撰述繁荣的强大动力。
不少革命者首先指出了美国革命的特殊性，他们怀疑客观的社会现实能否解释美国革命的发生，认为它主要与思想有关，是“精神的拷问”、“人民头脑和心灵”变化的结果。但在建国初年至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历史作品中，美国革命却成为上帝指引下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件。乔治·班克罗夫特把美国历史视为争取自由的历史，认为英国为压制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是美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但是保留了神意作为历史的动力。进步主义史学家则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革命时代的社会和经济解释上，即便像贝克尔这样对思想感兴趣的人也并不认为它是事件的决定因素，而把思想理解为上层建筑，研究其融贯性、逻辑和清晰性以及人们形成并利用思想的方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他学者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主题，其影响十分广泛，一直到50年代仍然是对美国革命的正统解释。但与此同时，一些史学家已经开始反对物质决定论，坚持人的力量和思想在促成变革上的重大影响力，思想史开始在美国兴起。
50年代后期，爱德蒙·S．摩根已经开始尝试摆脱美国革命研究中社会一经济观点的解释框架，新辉格派将革命变成了理性的保守主义运动，他们认为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情况与引发革命几乎无关。这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回到了革命者对革命起源的解释。这些被称为“新辉格派”的史学家倾向于回到19世纪的理智主义者的简单假定，认为历史是人类对自己行动目的和手段理性考量的结果，因此倾向于选择那些最直接明确表达革命者意图的证据，使美国革命的历史完全成为“美国人追求原则的历史”。
伯纳德·贝林则以另一种方式阐明并加强了对革命的观念论解释。他指出，革命者的修辞并不仅仅是进步派史学家所认为的煽动性表述与宣传言论，而是意味着某种十分真实的东西，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现实；因此想理解革命原因的史学家不能忽视美国思想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笔下，思想不再是静止的，也不再仅仅是对行动意图的声明，它不仅是解释手段和动机的指示器，其本身也成为分析对象，应当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被同等对待。更重要的是，贝林以令人兴奋的意识形态概念取代了关于思想影响力的令人厌倦的旧观念。在贝林之后，戈登·伍德又将这种思想史的理路运用于对革命和制宪的研究，更进一步清理出美国革命和建国的思想意识源流。他们和波考克共同呈现了美国革命中的共和主题而被归为“共和综论”、“共和学派”或“共和修正派”；又由于共同关注革命时期政治变革中的概念变化而被认为采取了“意识形态转向”。可见，如果说到20世纪60年代，革命者的思想或者说意识形态而非其社会和经济利益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中心，那么到70年代，思想本身和构成思想的话语则日益成为考察的对象。
当“共和综论”将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社会一利益和自由主义引向思想一话语和共和主义时，它一方面由于从根本上动摇并终结了对美国历史的自由主义一元论解释而获得学界的认可，其影响也很快从革命史扩散到共和国初期、内战前甚至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与此同时，它也不断受到一部分史学家的批评，不少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解释不过是“重新加热的一致论历史”，只是以共和主义取代了自由主义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仍然是一种排他甚至支配性的范式；这些“意识形态史学家”过于关注重建思想模式，低估了个人思想者的力量和创始性，等等。这些批评迫使意识形态史学家在强调共和思想的突出地位及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吸引力时更为慎重。戈登·伍德本人后来也指出，争论究竟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主导了美国革命与立宪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问题，而且它假设在两种明晰可辨的传统之间存在尖锐的二元对立，但18世纪的现实并不支持这一点。一些学者指出，可能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传统(或更确切地说，其多样的支持者)如何能够一道起作用，而少去关注谁才是主导性的。这种观点将注意力引向意识形态的边缘或“模糊之处”，也更强调个人思想者和行为者在革命动员和立宪政治中的重要性。
在此过程中，一小批“概念史学家”，包括对语境更感兴趣、也更容忍“相对主义”的非斯特劳斯派政治理论家，已经开始详述建国时期多种思想传统或倾向的相互作用。这些作者的灵感来自斯金纳和波考克的政治语言史研究著作。他们认为，政治是在交流中构建而成的行为，语言是交流的媒介，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政治，而词语就像流通货币。政治话语是不断变化的，其速度一般极为缓慢，几乎无法察觉；但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时期却截然相反，比如美国革命期间就发生了格外激烈的政治争论。在这一过程中，sovereignty、virtue、republic、democracy、constitution等概念都被重铸，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失去了旧的含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如federalism。概念史学家关注革命时期的概念变迁，也关注促进概念变迁的环境，在他们看来，政治变革和概念变迁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概念史学家笔下，美国革命就不再是群体利益的冲突或者思想意识变化的结果，而成为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和概念变迁时代。
考泽莱克曾指出，没有共同的概念，社会就无法存续，也不存在政治的行动领域。但在历史的关节点上，什么样的概念能成为话语的通用货币，这才是真正的角力场。通过考察那些构成政治话语的概念的历史中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概念史家试图勾画出真正的雷区。我们不仅要追问，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目的，新词以及那些现在已为大家所熟知的词语被铸造，而且要追溯旧术语意义的变化。概念史家所指的概念不同于词语，具有一种概念并不等同于理解一个词语的含义，而使用同样的词语也不等同于具有同样的概念。例如，在宪法批准辩论期间，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表面上使用同样的语言和术语，但双方对所涉及概念的定义显然不同，双方都声称赞同代议制共和政体，但对“代表”和“共和”在理解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另外，双方都相信公共“德”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但对公民道德却有不同见解，对道德的最佳定位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们的争论不是、也不可能是对词语含义的语义学争论，相反，他们的争论大部分是关于美国政治生活将以何种方式被构建、存在和证明的概念争论，其结果是，新生共和国的公民不再使用在各地有不同含义的政治语言，而开始使用一套独特的、被公认为美国的政治用语。而在美国革命期间，围绕主权、道德、共和、民主等词语，都发生了这样的概念争论和变迁。在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词语并不具有历史，而概念则具有历史。这种概念的历史，即概念争论和变迁以及与它们互相促进的政治革新正是概念史学家意图描绘的美国革命史。
概念史既用同时性，也用历时陸方法研究概念。同时陸分析不仅要将概念置于其语义域中，而且要将其置于同使用者等级、阶层或阶级的关联中。类似的是，历时性分析不仅要追溯概念含义的变化，而且要将这种变化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在概念史视野中，“共和主义”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惯用语(idiom)，它比“意识形态”概念具有更大的弹性，它的含义是不确定的而不是被预先框定的。概念并不具有给定的内容，而是通过在社会语境和斗争中被用来表达思想而获得意义。斯金纳指出，事实上我们理解概念的最佳途径，从来不会是试图提出一种声称可以告诉我们并应该如何被正确运用的概念分析，而是需要发现表达概念的词汇最初是何时、如何及为何出现的，这些词汇被设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它们在辩论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因此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考察，学者们开始得以超越“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经济利益”与“思想意识”之争，因为无论“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都必须在一批相关的概念中理解，而无论“经济利益”还是“思想意识”，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因而也都是由相关概念构成的。因此现在已经有学者指出：并不存在单一的共和意识形态。共和主义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诫律，而是适应不同环境的一系列信仰和思想。我们不应该期望共和主义在同一时刻在每个地方都有同样的含义。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很可能有许多种流行的解释。在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演进和使用中，不同地区和阶级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虽然会有相同的关注，但国家层面的政治家宣称自己信仰的共和主义并不一定就是地方层面的手工业者、农民或商人信仰的共和主义。另外，在更详尽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会发现在地方社区中的不同阶级之间以及同一阶级内部对意识形态的使用和理解都是不同的。我们需要记述这些解释中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对其加以粉饰。
正是通过对相关概念尤其是像“virtue”这样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概念的考察，有的概念史学家已经发现，制宪时期的政治话语极为丰富，至少有四种“可辩识的惯用语”并存于1787—1788年的政治话语中，即共和主义、洛克自由主义、以工作伦理为核心的新教教义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与主权语言。并且即便这四种惯用语也并未穷尽革命及立宪时期的政治语言，其他太容易辨识的政治惯用语还包括“法学语言”、“科学的辉格主义”、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情感派”以及18世纪的官能心理学。
早期共和国同样是重大的概念变动时期。如果说“共和主义”这一词语本身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语言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话，与自由主义观念相关的术语如“自然权利”、“平等”等却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从而充分证明，一些思想观念的发展并不必然依赖于特定词语的出现。事实上，美国的共和主义可能是作为一种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意识形态而演进的，它有相当清晰的政治面，经济部分却极为含混。它的政治面谈论道德、独立、共和、反对专制；却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明确观点，它经济政策和政治理想之间的联系是模糊的。因此在整个19世纪，当工业资本主义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支配力量时，共和主义语言却一直被持续使用，常常被不同的社会团体加以重新改造以适应新的物质条件。
当然，概念史的方法目前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有学者指出，目前的概念史方法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尽管考泽莱克曾经警告过应当注意这一问题，但他和多数概念史实践者的著作仍一直主要关注关键概念，即紧密地反映和表达社会冲突的概念，而这通常会表现为对精英文化过度的偏向，从而忽视了一部分群体的声音。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除了被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忽视的非精英群体外，社会中还有一些群体甚至无法通过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来把自己的不满用语言表达为概念或相关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在语言的公众使用中表达出来，因而是概念史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还存在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一个或一系列文本可以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或群体。我们应该将思想史扩大到精英文化以外的其他甚至隐藏的个人和群体。同样，我们应当避免将社会的整个阶层等同于某些代表性的声音，以及将多样的个人的声音简化为与社会中特定阶层相关联的单一语言。因此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所言：话语分析没有与它社会和文化史中天然的盟友联合起来，有时却与它意图反对的狭隘的观念史相似。对此，斯金纳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思想史不可能像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那样子庸化。还有不少学者对部分概念史家所说的“语境”提出了质疑。而事实上，被称为概念史学家的群体内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存在这种情况，有的学者受德国概念史的影响较大，有的则更倾向于接受剑桥学派的方法；有一些比较符合当下概念史的模式，另一些在部分学者看来则不完全是概念史。而美国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发展起像欧洲各国那样的全国性的概念史项目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的评论所说，概念史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形式。或者可能正如特伦斯·鲍尔所言：对于概念变迁的关注或聚焦并不等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它只是一个透镜，通过这个透镜，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并部分修正政治思想史。它帮助我们去认识那些舍此极易被忽略的一些事情。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