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不难看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大多高张惩贪倡廉的旗帜，并采取了一系列反贪倡廉措施，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善的制度。同时，历代仁人志士和普通百姓也都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清官廉吏击节赞叹，并以各种形式褒廉贬贪，期盼弊绝风清的治世出现。然而，结果却总是与愿望相违。清官廉吏虽代不乏人，但贪官污吏却多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最终蛀空了每一座王朝大厦。由此可见，以官员的贪污受贿为标志的吏治腐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顽症。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吏治的清浊受制于多种因素，既与封建的政治、法律制度 有关，又与历代君臣的素养相联，还与世风的好坏密不可分。
官贪政贿是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
《晋书》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弱冠而有美名的殷浩善言辞，有人问殷浩：“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殷浩答：“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时人以为名言”。我们从这一很有意思的“梦的解释”中可以体会到，由于官僚阶层自身的贪婪行为，为官者的 臭腐，攫取钱财的肮脏，早在魏晋时代就已成为民众的共识。
官吏的贪污和官场上的行贿受贿作为吏治腐败的表征，往往随着统治阶级权力的集中和私欲的膨胀而日益彰显。在早期的典籍《左传》中已有“诸侯贪冒，侵欲不忌”、“大夫多贪，求欲无厌”、“政以贿成”的记载；《国语》中也有“骄泰奢侈，贪欲无艺”、“以贿成事”的记载。后来的相关记载更是史不绝书，既有“贪吏布满天下”、“贪官污吏遍布内外”这样的笼统描述，也有“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这样的具体指称。可见，官僚阶层的贪婪在传统社会中司空见惯。几千年来，“贪官”、“赃官”、“庸官”、“糊涂官”、“酒肉官”等构成为汉语的特有语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无 毒不官，无官不贪”等也成为流行的俚语。
如果说“无毒不官，无官不贪”也许有点绝对化，那“官贪政贿”就确实是封建官场的准确描述了。就贪污而言，历代官员贪污手段之精明堪称一绝。东汉的外戚梁冀创造“定罪赎身”法而大肆搜括，积聚的资财“合三十余万万”。宋代著名的佞臣朱勔以承办“花石纲”之名，“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千计”；京官外放总是要想方设法营求“肥缺”以射利，所谓的“冲地”、“望地”、“财地”就是他们营求的目标。一般来说，地方官员任职一方，接近税源利地，天高皇帝远，贪污起来更是为所欲为。就行贿受贿而言，弥漫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无耻官僚将仕途视为追逐名利之路，或以贿赂谋取功名，或以贿赂结党营私，或以贿赂求官、升官，或以贿赂求得法外施恩，不一而足。地方官晋京“朝觐”，要向京官送礼行贿；下级官员晋见上级，要送“见面礼”；上级官员到下面视察，更是送、索结合，不厌不休。《明史·邹缉传》曾称，“含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公行贿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这段话揭示 出贪污与贿赂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剥下”方可“媚上”，贪污才能重贿，重贿才能通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行贿赂”不但腐蚀着官员的灵魂，败坏着官场的风气，而且又对官员的贪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官贪政贿”作为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从根本上说，与传统社会的专制政体密切相关。权力的膨胀与私欲的膨胀原本就是一胞双胎，它与腐朽的专制统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贪污腐败在王朝统治的初始已经胎生，并伴随着王朝统治的盛衰而消长。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是导致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祸害之源。贪污不但上蚀国财，下残民生，贿赂不但使“小人贵宠，君子困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造成官场上正人君子少，邪恶之人多，从而加快吏治腐败的进程，而且最终都要无情地侵蚀每个封建王朝的肌体，使之在官贪政腐中走向败亡。因此，王朝末期一次次的起义暴动，周期性的政治危机，都可以从日益严重的吏治腐败中寻找根由。
惩贪倡廉是维护统治的基本要求
古人早已清楚地认识到，贪污腐败可以导致亡国，也会累及身家性命。正如《贞观政要·贪鄙》中所言，“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污腐败虽有时为最高统治者所容忍，甚至纵容，但从整体上看，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都要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和遏制，历史上不断完善的谏议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考核制度、回避制度等的出台和施行，即是明确的标志。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制度已经相当严密，如秦简中就有对“不廉”官吏“不可不为罚”的记载；汉代则有官吏犯赃，“子孙不可察举”的诏令。《魏律》、《晋律》、《梁律》、《陈律》、《周大律》中有“请赇”、“请求”、“受赇”专篇，规定了对行贿受贿的处罚。《唐律疏议》是传统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对贪官污吏的处罚条款主要反映在“职制”篇中，但在“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诈伪”、“杂律”、“断狱”等篇中也有涉及。可以说对贪官污吏的处罚则例无处不在。唐以后的法典也同样值得注意，如《宋刑统》将“受财枉法”与“十恶”一起列为“不赦之罪”，就表现出宋代惩治贪污受贿的严厉化倾向，正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所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
制度上与法律上的规范，其目的在于惩贪防贪。在惩贪防贪的同时，对“廉”的倡导同样明显。《晏子春秋》记载了齐景公与晏子关于“廉政”的对话：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这是“廉政”一词在文献上第一次出现。“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被视作从政者的主要行为规范。在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洁”、“廉平”、“廉正”、“廉直”、“廉谨”也是主要的道德准则。所谓“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耻，立人之大节”，“廉耻者，士人之美节”等说教，可谓俯拾即是。同 时，古人也认为，“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清高廉正者进，苟贱不廉者退，清与浊分，廉与贪判，有所劝，有所激，则士俗成，士俗成则民风成。”只有“砥砺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义为重，利禄为轻”，才是“转移世道之枢机”。就历代具体的“倡廉”举措而言，在官员的考察、升迁、旌奖等方面，都有表现。《周礼·天官冢宰》认为，考察官吏的政绩，有六条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条标准都离不开一个“廉”字，体现出“廉”为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不少帝王也有意识地表彰廉吏，以此引导官场廉洁奉公的正气。因廉洁而升迁的官吏代不乏人，如汉昭帝、宣帝时期的名相黄霸，起初“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有的廉洁之官在死后则得到哀荣，唐代的名臣李因为“性廉慎，不立产业”，死后，唐高宗“举哀光顺门，七日不视朝”，并“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给秘器，陪葬昭陵”。不少帝王也时常以“清廉”对官员进行诫勉，这以康熙的话最具有代表性：“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以祀，岂非盛事。盖百姓虽愚，而实难欺，官员是、非、贤、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尔等各宜自勉。”这种“诫勉”，事实上是在强调以“廉”为操守、为官德，鼓励官员 以“廉”来获取从政的声名。
惩贪与倡廉是整饬吏治的两种刚柔兼具的利器，聪明的统治者会将其把持在手中兼而用之，正像《明史·魏观传》赞许朱元璋：“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能，以示劝勉，不专任法也。”惩贪与倡廉的两手兼用，对整肃吏治、规范官僚阶层的政治行为，都会或多或少或久或暂地发挥作用，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和影响。但惩贪而贪官不绝、倡廉而清官稀见的历史事实，则使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这一顽症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根治。其中的症结，除了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外，还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司失察、营私舞弊，上行下效、利欲横流、世风败坏等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弊绝风清是仁人志士和庶民百姓的期盼
惩贪倡廉当然是为了营造一个“弊绝风清”的治世，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但从历代的政治实际看，各种各样的制度、法令都没能从根本上遏制贪官的产生和吏治的腐败，惩贪倡廉在名和实之间实在相差悬殊，这似乎已成为历史对统治者的嘲弄。宋、明两代，曾以惩贪严厉著称，但《宋史·刑法志》中却有“法令具在，吏犹得以为奸”的记述，朱元璋也有“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感叹。这表明，在“禁”与“行”之间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死结。我们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究其原因，但有一点是清楚不过的，这就是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于制度因素，正像前人已经指出的“法能 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贪污腐败既与制度相关，也与世风的好坏相联。纵观历史，可以知晓：世风好的时候，吏治较为清明，贪官污吏较少，世风不好的时候，往往贿赂公行，廉士难求。世风影响吏治，吏治也影响世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管同认为，“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苏轼更认为，世风的好坏不但关乎吏治，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统治时间的长短，即所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所以，“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康熙也曾深有感触地说：“世风浇漓，人皆不能洁己自爱，故今日求操守廉介之人甚难，或仅能自守，而其才不克有为。”国外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腐败的严重化与社会风俗、道德习惯、价值观念相关联，“在某些文化中，人们往往有这样不同的价值观，即认为腐败不是违法的，相反却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是社会习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有价值观念倒错的实例。如在万历年间编的地方志上就记载过民风的转变：“正(德)、嘉(靖)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重轻。相为姗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一般民众对“官行”的评判发生的这种转变，是相当有意味的。它至少说明，在贪官污吏遍天下的情势下，社会上缺少了正气，混淆了是非标准，“清白无长物”的清官，被讥笑为“痴牧”(傻官)，为官贪婪反而视为正常，而且以宦囊的重轻来分别退休官员的高下，这 种世风实在值得玩味。
历史事实同时还表明，越是贪官污吏遍天下，越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们越是呼唤清官，期盼“弊绝风清”的治世来临。应该说，普通百姓和仁人志士在期盼“弊绝风清”的治世方面，旨归是基本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太一样而已。普通百姓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尊崇清官、拥戴清官、呼唤清官。他们寄希望于清官的清正廉明、为民请命、执法不阿，渴望有一个朗朗乾坤、清白世界。仁人志士期盼“弊绝风清”，除了文化上的宣传和舆论上的渲染外，主要的是倡导移风易俗。在中国传统社会，仁人志士无不关注世风、强调移风易俗的作用。据《孝经》、《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孔子已经提出移风易俗的命题，并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虽有诸多内涵，但在移风易俗方面，有其荡涤邪秽、陶冶情操的独特功能。荀子也认为，习俗移志，安久移质”，社会习俗可以改变人的志向，久而久之可以改变人的素质，所以必须“注错习俗”，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其后，有关移风易俗的议论繁多，也更为具体。如贾谊提出，“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向)道。”王符提出，“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司马光认为：“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为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顾炎武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清代 以降，相关的论述更多。沈垚的言论颇具代表性：“天下治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无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以治天下者以整饬风俗为先务。”通过移风易俗、荡涤邪秽，而达到“弊绝风清”之境，正是 仁人志士的期盼。
为政以德是培育良好世风的根本
移风易俗，培育良好的世风，有许多途径，但与廉政结合在一起，最为突出的是强调“为政以德”。具体而 言，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端。
第一，德教为先。德教即道德教育或道德教化。孔子是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奠基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教是为政治国和改善社会风俗的首要任务，因此提出了“德教为先”的思想。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德”包含了“政德”和个人品德两个层面。在“政德”这个层面上，德教为先体现出了“为政以德”或“以德治国”的意蕴，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并由此导出以礼治、德教为主，德、刑并用的政治理念。同时，孔子又指出，“为政在人。”吏治的好坏，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为政，什么样的人掌权，为政者要有好的道德水准，所以在个人品德这个层面上，德教为先强调的是德育为首位的原则。儒家伦理倡导的道德当然是对全社会而言，十分庞杂，且瑕瑜并陈，这是不用申说的。而从德教与廉政、德教与社会风气的关系着眼，至少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要知廉耻。先贤诸子对此论述繁多，孔子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名言；孟子有“人不可以无耻”的名言；《旧唐书·杨绾传》中有“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的记载。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说得最为直白：“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为官为士者讲廉耻，就会规规矩矩地做官，正正当当地做事，就会不阿上，不欺下，不枉法，不贪赃，促使整个社会风气淳化。二是道德的践行。《论语·里仁》中已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言论，主张道德的好坏不在于言辞而在于践行。《荀子·儒效》也说，“知之不若行之。”道德的学习固然重要，道德的实践更为重要。宋明时期还曾有过“知行”(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问题的争论，但不管是“先知后行”说，还是“知行合一”说，甚至“行可兼知”说，都肯定了“行”的重要性。之所以要强调道德的践行，主要是针对“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现象。如果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那当然是难以指望清正廉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
第二，修身为本。在《论语》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修己以敬”的命题，认为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孔子家语》中也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这也就是儒家倡导的“修身为本”的精义所在。修身一般是指个人的道 德修养，但“修身为本”所主要强调的是统治者的修养，即所谓“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也就是说，通过良好的道德修养，提高统治者的道德境界，铸就“君子人格”或理想人格，以达到正百官化万民、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修身的内容而言，孔子提出尊礼、处恭、有信、敬事、俭用，孟子强调仁、义、正、礼、恭、俭，朱熹则归结为“修身在正其心”，“修身是修德”。可见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说法，但说到底，修身一方面在于祛邪扶正，保持和发挥善心与德行；另一方面在于“涵养”正气，比如“君子坦荡荡”的“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贵公贱私”之气等。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处处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才能公正廉明，大公无私，使社会正气上扬。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符说：“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 洁白，恬淡无为，化之本也。”
第三，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良好世风的形成，虽然人人有责，但其关键不在下而在上。对此，先贤早已论之凿凿。《管子》中有“治官化民，其要在上”之说，《孟子》中有“君正，莫不正”之说，《韩非子》中有“圣人治吏不治民”之说。孔子也曾分析过世风形成过程中为君者、为臣者、为民者的关系与影响：“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汉书·王吉传》也有这样的言论：“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说苑·贵德》则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论述：“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了“上”之表率作用，君主的言行是百姓的指南，官吏的言行是百姓的仪范，要想世风好，先要从上层做起，在位者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使“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如果上层统治者寡廉鲜耻、贪鄙成风，就不可能民敦俗璞，更不可能反腐倡廉。另外，“治下先治上”，还不单单是治民与治官的关系，还有下层官吏和上层官吏的主次之分。正如王夫之所说：“严下吏之贪，而 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反腐倡廉是一项艰巨而系统的工程，既要重视制度、法律的外在控制、制约作用，又要重视道德、修养的内在自省、自律作用。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 会正气、培育良好世风，是非常重要的。
转载自大学网2012年6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