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世纪城市兴起后，具有越来越多的新品质，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等方面孕育着近代文明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在适宜的环境和气候中进一步发展，最终促成了近代西欧文明的诞生。总的来看，中世纪城市孕育的近代文明因素至少包括新的经济理念、新的经济方式、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文化教育、自由平等观念和新的政治形式等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西欧社会是这些文明因素的直接后裔。
关 键 词：西欧 中世纪城市 近代文明
作者简介：刘景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欧洲史。
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中世纪城市兴起时，是封建农本经济的补充和附庸，尔后演变为封建制度的侵蚀物和对立物。[1]3-24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中世纪城市与同时代封建制度的关系，既强调了中世纪城市有“侵蚀”封建制度旧事物的机制和作用，又揭示了中世纪城市具有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新本质。本文在这一理论前提下继续思考，关注中世纪城市与后来的近代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中世纪城市兴起后具有越来越多的新品质，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诸方面孕育着近代文明的诸多胚芽；这些胚芽在适宜的环境和气候中进一步成长，最终促成了近代西欧文明的诞生。
一、新经济理念在城市形成
中世纪城市培育了新的经济理念即商业意识和市场观念。这种理念不但促使近代西方文明最本质的经济特征形成，也属于人类文明进程中值得传之久远的思想观念之列。中世纪城市工商业活动与农业活动不一样，活动者的身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都有上升的机会，是人们可以通过努力而致富，因此城市被认为是“希望之地”。[2]55一无所有的穷人，可以靠个人的才智与进取心在短时间内进入致富行列。因此在中世纪城市里，许多传统观念逐渐改变，新的经济理念得以形成。
商品货币观念和商业精神。这是城市工商业活动所带来的最基本的观念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即温饱问题，是“谋食”，[1]6生产的物品只要满足需要即可，而不必衡量它的价值。而城市工商业的基础是物品的交换，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物品交换，亦即商品交换。于是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即各种有用物品都可用货币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转换成货币，再用货币自由地换取其他商品。因此，获取货币便成了获得更多有用物品的途径，也成了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这种商品货币意识渗透的结果，是各种活动的商业化，各种物品的商品化。为了得到货币，贵族们甘愿放下“尊贵”身价而从事商业活动或商品化产业活动。英国的中小贵族因为从事工商业而成为“新贵族”。一向保守、商人逆变为贵族的法国，也有波尔多的地主贵族经营着商品化的葡萄园，图卢兹的贵族投资附近的商业化农业之类现象。[3]积累财富的快捷途径是商业。随着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和商人的作用日渐被认识，商人也为改善自我形象做出了各种努力。社会各阶层出于各种需要，不得不与商业发生联系，对商人有一定程度依赖，因此开始改变以往的轻商贱商观念，重新审视和评价商业和商人。于是，商业从经济边缘走到了中心，西欧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商人在社会经济运转中成为关键角色。
市场意识和进取精神。工商业者生产或经营的产品，不是用于自身消费，而是拿来与他人交换的，需要有市场。这就培养了市场意识，就是说，每进行一种新的产品生产或经营，应该看有没有销售市场。反过来，了解到市场需要什么，就可以去生产或经营什么。进一步，还可以引领市场追求，创造市场需求，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于是，开拓市场也就成了工商业者生产经营的头等大事。开拓市场有纵深和横扩两大方面。纵深是指不断提升已有市场的消费需求档次，横扩则指不断扩大消费者体量，包括扩大本土消费人群，也包括将市场向海外扩张。这就需要进取冒险精神，敢于闯入陌生的世界。近代西欧的殖民扩张，终极目的就是将产品市场从欧洲扩至世界；而扩张的源头正是城市工商业对市场的需求。
理性计值意识。商业以及商品经济的本质是牟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在价格被行会控制的城市工商业活动中，怎样计算成本、扩大利润，逐渐成为工商业者的基本技能，这就是理性计值。反映市民理性计值意识增强的最典型现象是借贷(收支)复式记账法的出现和流行。以谋食为特点的传统农本经济是基本不记账的，最多只作出年成支出计划而已。早期工商业活动中的账目是流水账，即在一本账上按时间顺序记录每天的收支，只查看最后余额。而在复式记账法里，每笔账目借贷两记，收支两条线非常清晰，这就极其方便于成本核算，促进合理的生产或经营，最终达到单位产值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之目的。以复式记账法为代表的系统记账，还有利于记清每一笔交易，特别是赊账交易，从而发展一定信用关系；也有利于向客户展示诚实和坦荡，有利于发展合伙关系；还有利于雇请代理人，发展和扩大业务范围。复式记账法14世纪初已在热那亚运用，可能在更早时候出现在托斯坎纳。[4]425以复式记账法为代表的理性计值，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早在18世纪就有人认为，复式记账有利于“所有的买卖人，所有希望保持和增加积蓄的人，所有渴望致富的人，所有渴望变聪明的人”。[5]
新的财富观和消费观。在早期基督教价值观那里，财富只是维持“生存”的手段，生产只是为了过上基本生活；一定的财产可保证基本生活，但强调财产权则容易导致自私。城市工商业活动促使人们改变财富观。尤其当商人们致富后大量购买土地，提高了社会地位；他们向教会大量捐赠来证明收益的正当，得到了社会认同；他们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获得了社会赞誉。这一切行为都须以积聚财富为前提，因此追求财富不再为社会所鄙视。新的财富追求观念，是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兴起的重要驱动力。与此相联系，市民通过工商业致富后，也将所获财富部分地用于改善生活；他们大胆的消费实践，似乎也未被上帝惩处。于是生活要求和生活标准逐步提高，新的消费观念逐渐形成。追求消费会较快地耗散资源和财富，但它更能刺激生产，还能创造对新消费品种的需求，这正是生产发展和创新的原动力之一。也就是说，消费社会的形成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市场前提。“消费革命”的发生，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①
新的时间观念。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里，不要求对时间有精确的掌握。随着中世纪城市发展和工商业活动的进行，人们的劳动和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活动增多，白昼和夜晚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人们对时间逐渐有了更精确的利用和把握。城市工商业活动也具备了精确计算时间的条件。城市钟楼悬挂的时钟，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时间观念。时钟的敲击声催人奋进，告知人们要珍惜时间，合理地安排和使用时间，并用时间来规约自己的行为与活动。对时间的精确把握是人类走向近代文明生活的重要特征。[6]
二、新经济方式在城市诞生
许多近代经济方式和经营方式是在中世纪城市里产生的。早在13世纪，就发生了所谓“商业革命”，其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信用与汇票制度，即商人不再随货物而行，货物有专门的运输公司承运，并在货物到达地完成交割。交易结算工作另有专门的信使负责送达汇票，现存最早的汇票是14世纪前期的。[4]418商人坐在自己城市的家里，完成了商品的买卖交易。其二，12世纪末，中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和托斯坎纳的锡耶纳、卢卡和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了最早的钱币兑换商，13世纪这些兑换商演变成为初期的银行家；早期银行是为银行家自己的商业贸易活动服务的，主要与东方尤其是“罗马尼亚”的贸易相联系；[7]146-147同时，其吸纳闲散资金、贷款给工商实业或消费主体的现代银行功能也已具备。接受贷款的人，上至国王和贵族，下至普通市民及农民。[7]152在某种意义上，中世纪银行就是近代商业银行的前身。第三，保险业也在13、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出现，它大大降低了商业风险。最后，公司也是中世纪城市商业的产物。意大利城市的公司不计其数，著名的佛罗伦萨巴尔迪公司、佩鲁奇公司是突出代表。它们多为家族公司，在西欧许多重要城市设有分理处或代办处。即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英国，14、15世纪也先后出现两家著名的对外贸易公司，即羊毛出口商公司和专事呢绒出口的“商人冒险家”公司。这两家获有专卖权的垄断性公司是规约公司，即公司本身并非法人，而是自然人商人的集合体，有专门的特许状或章程来保护和规范成员们的商业活动，但生意还是每个商人各做各的。这种规约公司虽非近代企业，但最早的现代股份公司就是16世纪后期由它们转化而来的。
城市新经济方式诞生的最高表现，是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主要是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即纯粹的手工业者通过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雇工人数，从而成为商人资本家。这条道路具有革命性意义，但却是一条非常缓慢的道路，因为手工业行会实施各种限制规定，制约了手工业者出身的资本家的成长。另一条道路是“商人直接控制生产”，变成了资本家，直接雇用手工业者，控制了与其经营产品相关的手工业部门。这条道路不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因为商人资本家不会对革新生产技术感兴趣，但却是西欧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主要道路。早期的城市资本主义生产一般是两种组织形式。一是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即所谓“家内制”、“外放制”或“委托制”。在这种形式下，商人资本家将自己购买来的原材料外放(委托)给工人，各生产工序分散在工人家里进行，工人们按期将生产好的产品交给商人，商人按照产品数量付给工人工资。二是集中的手工工场，即指一种产品的所有手工生产工序都集中在一个工厂里面，雇用工人做日工，付出计时工资。
尽管中世纪农村也很早就出现了使用雇工劳动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富农”，但那只是零星现象，而且在时间上也晚于城市。地中海沿岸城市，佛兰德尔的毛纺业城市，甚至较为落后的英国城市，都已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意大利是中世纪城市最发达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关系最早萌芽的地方。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常为人们引用：“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萌芽。”[8]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主要指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从生产部门看，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产生在毛纺业、丝织业中，上述两种生产组织形式都有。被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之典型的佛罗伦萨毛纺工场，实际上多兼有这两种形式，并且以第一种为主。羊毛从国外运来后，由梳毛工人集中在作坊主工场内进行梳洗整理分类。其后，纺纱交给郊区或农村的家庭妇女们完成。在作坊主和纺纱女工之间，有专门掮客起中介作用。他们分发羊毛，收集毛纱，按件付给女工工资。14世纪黑死病后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就有商人上门送羊毛、收毛纱的描述。毛纱又转交给织布工，由他们在自己家里用自备的织机织成粗呢。尔后这些粗呢再交给漂洗工，他们的漂洗作坊一般都设在郊外溪流上。生产过程的最后几道工序，如染色、剪整、压光等，大部分由独立工匠在自己小作坊中完成。呢绒最后交回作坊主。如一个合伙的毛纺工场，其账本上记载了在各个生产工序中支付给承包者的工钱，包括羊毛梳理、纺纱、染色、漂洗、织布、修整等。[9]佛罗伦萨的毛纺工场共约200来个。
英国可能早在13世纪后期就诞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时兰切斯特市议员亨利·霍西尔将自己织染的布分发给他人漂洗，收回后再由自己到集市上销售。[10]53714世纪中期，布里斯托尔的布兰克特常被当作小工场主的代表。该市发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他以及别的人不得在家中安放织机，雇用织工工作。14世纪末，英国某些工场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有些呢绒制造者交验的呢绒达1000匹以上。[11]虽然后来英国资本主义关系主要在乡村工业和农业中成长，但就时间来看，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应该更早。16世纪的一首歌谣，唱颂该世纪初纽伯里城呢绒制造商约翰·温奇库姆的呢绒工场里，有1000多人在工作，梳毛、纺纱、织呢、浆洗、修剪、染色、扦制等重要工序一应俱全。呢绒制造商托马斯·多尔曼，威廉·斯顿普，以及拉文翰的斯普林家族，都是这类大型呢绒工场的老板，动辄雇佣上千工人。[12]
佛兰德尔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早于英国。佛兰德尔毛纺业发达，但原料羊毛主要由商人进口，因此他们较容易介入毛纺业生产，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关系萌芽。这和意大利佛罗伦萨毛纺业情况相似。所以，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尔)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13]商人通过包买制度，供给手工业者原料，收购他们的产品；或将贫苦的手工业者集中到自己的工场里生产。早在13世纪中期，杜埃就有150个呢绒商，每人都雇用100人左右。[14]这个世纪后期，该城一个毛纺织业主琼·博伊纳·布洛克，既拥有一个工场，雇用了许多工人；又将一些工序交给外面独立的手工业者做，按件付工资，收回成品。[10]536这些手工业者看起来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成了商人资本家雇用的外放制工人。不过，他从商人那里领取工资后，还要付给自己作坊里帮工的工资。
至于资本主义萌芽能否在城市里顺利成长，则要依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不过，由于城市商人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必定为新生产关系的成长准备了较为充分的资本条件。
三、新社会力量在城市培育
中世纪城市培育了新的社会力量即市民阶级或中等阶级，市民阶级逐渐从第三等级演变为与封建势力抗衡并最终推翻它的强大政治力量。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顿所指出的，城市的出现及发展虽然是在封建社会框架内部，但最后却创造了一个其利益与封建统治阶级完全相对立的市民阶级，城市也最终变成了向封建主义进行革命性挑战的场所。[15]
市民阶级或中等阶级，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前身。它是在15、16世纪西欧进入经济社会全新阶段时逐渐形成的。城市中等阶级有很多成分，来源面广，大致包括：(1)处于上升阶段的独立手工工匠，即所谓手工业资本家；(2)渗透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商人，即所谓商人资本家；(3)因从事国内国际贸易而新近发迹的商人；(4)城市里新出现并富有的律师、医生、公证人等事务性阶层；(5)从事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的精神劳动者。可以说，这个阶级就是那些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人，或与这种经营息息相关的新兴商人，以及为这种经营提供各类服务的人。市民阶级是城市市民富有阶层的总称，作为市民的主流，其所具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已非旧时的商人寡头可比。如17世纪晚期英国每年岁入增长总额超过10万英镑的社会阶层共11个，其中属于城市的社会阶层5个，即远洋巨商，远洋商贾，律师，店主和商人，工匠和手艺人；有若干阶层含有城市市民成分，如绅士、地产主等。此外如人文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一城市阶层，也能形成积聚一定财富的能力。[16]
伦敦是中等阶级力量成长的很好例子。在这里，封建性的行会制度只存在了一个短暂时期，大约在14世纪开始崩溃。寡头政治在伦敦几乎没有出现。15世纪后，伦敦12大号服公会成员几乎全是富有商人或大工匠，较小的号服公会中也有不少富有者。富人之多，使伦敦不可能让少数人来控制政权。16世纪里，虽然伦敦的政治权力主要由12大号服公会控制，但很少有人滞留在城市高级官职上。该世纪一百年中，各大公会担任市长职务的有六七人以上，最多的丝绸商公会达24人。[17]可见掌握市政领导权的人来源广泛。从籍贯看，1480年至1660年伦敦的172任市长中，只有14人出生于伦敦。[18]由此可推断伦敦的统治集团并无封闭和世袭之嫌。因此可以说，16世纪伦敦城的政治领导权已过渡到市民阶级或中等阶级手中，因而也就不难理解英国革命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伦敦与国王的斗争。
中小城市由于自身工商业发展的局限，中等阶级成长速度相对要缓慢些。如英国的诺里季，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是英国最重要的地方城市之一，但人口只有一万余人，只相当于大陆上的小城市。它在17世纪里逐渐显示中等阶级接近城市领导权的趋势。从其市长职业可以看出这样的走向：(1)所任市长的职业广泛，大约代表20个行业以上；(2)商人出身的市长比例愈来愈小；(3)公证人、药剂师等事务性阶层开始进入领导层；(4)作为纺织城市，最大行业是织呢工，但在商人寡头政治尚有影响的17世纪前期，没有人当过市长；到17世纪后期，织呢行业的领导地位日渐见长，并有将商人取而代之的势头。[19]
在欧洲大陆城市里，无疑也有中等阶级力量的成长。但各个国家均因各种原因而使这种力量发育不全，难见优势。意大利工商业城市发展早，市民阶级很早就发出了声音；但到社会经济转型的16、17世纪时，意大利城市反而走上了衰落之路。
佛兰德尔城市的衰落更早。这种衰落，丧失了孕育中产阶级强大力量的母体。德国城市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后，更多地被诸侯势力所控制，原本就孱弱的城市中等阶级终究没有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新社会力量。法国国家机器的强大使城市中等阶级寻求蜷缩在国王卵翼之下，或寻求在国家政治资源中分得一杯剩羹，买官求职，富有商人由此堕落为封建营垒成员。西班牙原本就是封建性极强的国家，这种封建性使这个国家无法把握发现新大陆带来的前景，本来就缺乏工商业生活体验、新观念较少的市民，自然也难成气候了。尽管有种种坎坷，城市中等阶级作为西欧一支新社会力量崛起的态势，应该是无可否认的。
这支由城市工商业者逐渐集结而成的新社会力量，他们作为享有自由权利的经济活动者，逐渐演变成能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发出一定声音的第三等级，最后成长为能与封建势力抗衡并最终推翻它的强大政治力量。市民阶级—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虽然有一个漫长过程，但这个过程主要与中世纪城市相联系，或者说，城市是早期资产阶级成长的摇篮。
四、新文化教育在城市出现
中世纪城市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培育了全新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事业。城市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发源地，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城市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和主要发生地，因为工商业活动加深了对人的能力和人的价值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世俗生活和今生幸福的理解。
中世纪早期，各类教会学校所传授的“七艺”课程，以神学经典和宗教信条为核心，几乎不涉及现实生活。而城市工商业作为世俗职业活动，需要各种实用的社会知识、地理知识，需要掌握读、写、算基本能力，需要进行行业技巧训练，还需要大量为工商业服务的管理者、律师、医生、教师等专业人员。这样，随着城市的兴起，大致从12世纪起，世俗教育也在城市中发展起来。进城市学校学习的人有的是为了谋求文字职业，有的是为了掌握经营所需的计算技能，也有贵族子弟把识文断字作为身份与地位的标志。13世纪，更多的传授实用技能的学校如商科学校发展起来。商人们为了赢得社会好感，提高社会地位，也将开办学校当作自己从事公益事业的一部分。
城市学校主要有两类，一是为工商业者上层市民子弟开办的学校，如拉丁学校，文法学校，公众学校等，其目的主要是提高人文素质，增强文化修养；二是为手工业者子弟设立的“基尔特”学校，即行会学校，是手工业行会创办并监督管理的职业技术学校。还有专门为下层市民设立的学校，由市政当局管理，学习读、写、算等基础知识和技能。城市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虽然脱离不了宗教，但它们已成为有较大独立性的世俗教育机构。
在城市学校发展的基础上，兴起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近代大学兴起在人类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正是城市的发展使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日益重要，他们要求在基础文化水平之上，有更高级的专门知识和专门人才。十字军东征使欧洲人接触和了解了东方世界的文学、数学、哲学、艺术、科学成就；近邻阿拉伯人的灿烂文化成就，激起欧洲人学习效仿的愿望；阿拉伯人对古典希腊文献的大量翻译，为欧洲人提供了学习材料。这些都是促使大学产生的重要因素。
拉丁文“大学”(universitas)的本意是“共同体”。最初的大学是教师与学生自发联合的自由学术团体，师生之间按照相互间订立的契约履行权利和义务。当人数增多后，学者们或学生们为维护自身利益组织起来，推举校长，共同管理，最终发展为规模化的教学管理机构。中世纪大学作为共同体，获得了一系列自治权。主要有司法审判权，内部自治和罢教权，学位授予权，迁移自由权，赋税和义务豁免权，参政权，教师资格审定权等。这种高度自治，培育了独立的大学精神。中世纪大学一般开设文学、神学、法学和医学四大学科，法、医、神是“高级”学科，文科则是准备阶段。13世纪，大学课程逐渐固定下来，知识传授也有讲授、辩论和练习等方法。
早期中世纪大学主要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即以教师为主进行管理，从教师中推举校长，学生相当于商业领域的学徒。另一种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学生实行自治，制定章程，由学生担任校长，进行教学管理。大学的形成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学兴起促进了文化的世俗化、高级化、专门化。大学学术的活跃，知识的发展，促进了世俗人们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更加注重知识教育，提高精神生活质量和文化品位，理性思想便通过大学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而承继和传播。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世纪大学的不同特点还影响到各国科技发展的不同走向。中世纪科技发展集中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意大利科技与艺术、建筑、机械相联系，后来长期在精密仪器机械方面享有盛誉，这可能与早期意大利大学的学术倾向有关，因为帕多瓦大学、博洛尼亚大学都偏重于实用。相对来说，法国和英国的科技要落后些，这可能是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偏重哲学和神学因素的缘故。[20]更为可贵的是，中世纪最早诞生的那些大学不但实行自治，而且还拥有较为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利。[21]
15世纪德国城市美因兹工匠古腾堡创造的印刷术，加快了城市成为文化教育中心的步伐。古腾堡去世时，至少有六个城市建立了印刷工场，即美因兹、斯特拉斯堡(1460)、班伯格(1460)、科隆(1464)、巴塞尔(1467)、奥格斯堡(1468)。[22]1470年代末，印刷术向北传到了斯托克汉姆(瑞典)，往东到达了克拉科夫(波兰)，往西传到了里斯本，往南达到了地中海边的那不勒斯、科森察。英国人卡克斯顿从布鲁日学到这项技术，带回英国，[23]1476年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了该国第一个印刷工场。②古腾堡印刷术出现后的半个世纪里，欧洲各地城市建立的印刷工场达1000多个，[24]出版书籍至少有数百万册。[25]印刷业逐步集中于城市的大公司。如斯特拉斯堡的印刷商柯伯吉尔，1490年代拥有24台印刷机器，雇用大约100个学徒，还在巴黎、里昂、图卢兹、米兰、威尼斯、卢卑克、安特卫普等设有分支代理机构。有的城市成为书籍印刷中心。如15世纪后期的安特卫普还未作为国际商业中心崛起，却在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至1501年，安特卫普印刷的书籍有432种。[26]
近代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印刷书籍的大量出版，使得欧洲不仅成了有文化的欧洲，也成了有思想的欧洲。正因为如此，14、15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也主要是城市运动，它为欧洲近代精神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自由平等观在城市生成
可以说，自由是近代文明的最本质特征。“不自由，毋宁死”，虽然近代思想家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自由”这一天赋人权，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这一人类新观念是在中世纪城市里最先生成的。中世纪城市自诞生起就在争取自治权，但不管自治权取得与否，也不论自治程度有多大差异，所有的西欧中世纪城市都有一些基本“自由”。这些基本点是城市市民不同于封建农奴的根本标志，也营造了孕育近代自由观念的温厚土壤。
其一，城市工商业者在法律上都是自由的，“自由人”(freeman)就是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正式称呼。“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德国俗语)。那些从庄园份地上逃出来的农奴，只要在城市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获得了身份自由。这种自由，也包括了在城市经营工商业的自由。因此，新兴的城市对农奴特别具有吸引力，故而马克思说，中世纪的城市是由逃亡农奴建立起来的。只不过这些逃亡农奴中，多是从份地上离析出来的农奴子弟。虽然“这些人在以土地为唯一生存基础的社会里，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27]但正因为不占有份地，才能更顺利地摆脱对庄园领主的人身依附，才有比较大的活动自由。初期城市市民的籍贯多在附近乡下，按说离城如此之近，领主极易抓回，因此正是城市保护了他们。
其二，城市土地一般都成了自由地产。领主将城市土地以或租或卖的形式转让给市民，市民也就免去了许多与土地相联系的封建性义务，从而可以自由地任意处理自己的财产，尤其是房地产。市民们拥有的这种自由租赁权，在整个西欧都很普遍。它与庄园租地不一样，不但课租较低，也不连带人身依附关系，而且承租者可以自由转让，甚至不需通过地产主人的同意。在有的城市，自由进一步发展，地产变成了市民个人的绝对财产。如佛兰德尔地区，根特在11世纪下半叶停止征收地租，阿拉斯由城市买断了土地所有权，图尔奈的佃户拒绝缴租。而德国莱茵河城市多特蒙德和杜伊斯堡，庄园主干脆放弃了征收地租。[28]18
其三，城市作为整体向领主交纳一笔固定的税款，称之为包税；而交了包税之后，城市共同体就享有相对充分的独立与自由，不再受领主的直接控制和任意干预。英国12世纪亨利二世时期，林肯等城市就取得了直接为国王代管征收赋税的特权，尽管这时英国城市并不享有欧洲大陆城市公社那样的自治权。随着13世纪城市赢得了真正的自治，这种做法也逐渐增多。[28]24-25虽然这种特权有一定的时效性，要保留它必须在到期时重新申请，封建主也会要求重新确定税额，但在包税特权生效期间，领主对城市的许多随意性特权也就免除或取消了，其对城市财政上的干预无疑也减少了。
总之，中世纪城市一旦形成，它就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从个人方面讲，包括了市民的人身自由，经营工商业的自由，房地产权的自由等；从城市作为整体方面说，城市有处理本城经济社会法律事务的自由，包括司法自由、行政自由以及对外关系上一定程度的自由，城市甚至还可自行配备治安人员，组织军队。不独取得了自治权的城市是这样，就是那些没有获得自治权的城市，领主一般也不干涉城市内部事务，领主对这类城市的统治权，主要表现为他对城市整体宣示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他派驻城市的代表大多只是象征而已。这种控制没有深入到领主与城市每个市民的关系，不能对城市社会内部生活施加实质性影响。
因此，讨论中世纪西欧城市时，用“自由城市”代替“自治城市”更具有概括性。城市自由的实质就是指城市脱离了某种依附地位，有自由行动和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由度既指城市独立于领主的程度，也指市民个人从业和活动的自由程度，还指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有集体行动的自由。所有的中世纪城市都是一种社会共同体，或称公社。在城市共同体里，内部结构是典型的公社制度，有市政会、城市法庭等管理机构，有市长、大法官等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城市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即市民多系移民，一般无血缘关系可言，即使有也退居次要地位。把他们结合起来的纽带是一纸契约：或是封建主赐予的特许状，或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城市章程。市民们共同享有在本城内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并且得到城市的保护。作为共同体成员，所有的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法理地位是平等的。虽然城市诞生于等级制的封建社会母体之中，而且同城市之外的等级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无论如何绕不开”等级制度、等级观念的影响，[29]但没有任何城市公开宣示或建立等级制。虽然因财富占有程度而使城市中也有明确的等级分层，但以财富为基础的社会等级是开放的、动态的，在名义上给予每个市民获得财富的机会是平等的。这对封建社会贵族阶级与农奴阶级截然划分、身份永不改变的僵死的不平等制度是一个重大突破。“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近代文明精髓正是在中世纪城市里得到了最初体现。
六、新政治形式在城市萌生
中世纪城市还孕育了新的政治形式、奠定了近代政治基本原则，包括近代政治本质、近代国家政治精神、近代国家政治手段、近代国家政治机构及相互制约等。
在中世纪城市里，无论早期的行会政治时期，还是后来的商人寡头政治阶段，其政治运行中孕育了作为近代政治精髓的民主机制与法治传统。城市市民的平等法律地位，市民们共同遵守法规章程的契约意识，城市政治运行中的民主程序，在冲击和破坏封建法统的同时，也促使了民主机制和法治传统的形成。这是中世纪城市对近代政治本质的培育。
意大利城市最为典型。这里的城市政治民主机制基本上在13世纪就已确立。这时，意大利城市的政治参与面已大为扩宽，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家族；进入城市执政圈不再基于财富、地位或资历，而是依靠选举或抽签；权势人物和家族的影响通过秘密投票、任期缩短、限制连任次数等做法而受到限制。[30]如13世纪意大利中部城市锡耶纳建立了“九人”市政会，为督促其实施善政，市政厅特作两组壁画以寓意好政府和坏政府。好政府为人物坐像，两侧画像代表安定、刚毅、宽容、豁达、克己和正义等美德，其结果是市民能在城市和耕地里安宁地从事日常工作。对立的坏政府则形象狰狞、有角，两侧画像反映了暴政、背叛和自负，或代表残酷、背叛、欺骗、暴怒、纷争和战争等罪恶，坏政府之后果是对抗、骚乱、劫掠、屠杀和抢劫等，[2]99-100足见城市对民主政治之理解和对自由和平之期盼。
在城市孕育近代政治形式这一点上，布克哈特早就作了精辟论述。当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正在由分散的封建国家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绝对制君主依然是国家的灵魂和标志时，近代政治形式开始在意大利城市里萌生了。意大利城市在国家性质上的较早发展，使“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32]125这种发展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最为突出。尤其是佛罗伦萨，可称得上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
近代政治形式的几条基本原则，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都具备了：
(一)近代政治精神或政治意识。这就是，国家不再是哪一个人的国家，而是全体成员的国家，因此全体成员都对国家的命运表示关切，全体成员都介入国家事务。国家事务“是全体人民所勤奋研究的问题”；而且人民还要求政治上不断出新，由此“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和政治的面貌”。[32]72
(二)近代国家的政治手段，即国家内部治理和对外政策的精心结合。内部稳定团结是基础，外交政策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手段。在这里，国家“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策略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32]85譬如，城市商业活动向一切人开放，最贫困者也能获得丰富报酬，使他们不至于去注意政治问题而变成社会危险分子。它们在外交问题上也有周密而冷静的考虑，避免陷入外界的党派之争，避免卷入永久的联盟。对外界的蔑视和外人对他们的嫉妒，使得城市国家内部更加团结，从而使阴谋者找不到煽动对象。[32]68
(三)近代国家的政治机构及其相互制约。城市共和国里立法、行政等机构分立，各司其职，但又互相牵制。如威尼斯，元老院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关。它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决定战争和平，判定条约，布置税收，管理财政，批准一切法令。元老院中的十人委员会是常设机构，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意义，任何其他机构都不可更改。它甚至可以决定废黜总督、决定总督生死。元老院之外的大议会，是威尼斯的最高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它可以选举元老院成员，十人委员会及元老院的决议也须有大议会的支持才能生效。大议会对总督也有很大监督权。[33]总督虽然行政权力极大，但须按“总督誓词”行事，并遵守种种限制和规定。
(四)官吏政治。除了城市主要官员由选举产生外，各机构中还有许多常任公职人员，他们的就职有任命、推荐、考试选拔等多种方式。由常设和常任官吏来执行行政职能，是近代国家组织与中世纪相比一个极大的进步。中世纪封建国家的统治方式的演变明显呈阶段性。割据封建制君主时代，国王基本不设立机构，只有一些随员，王室是国家象征和权力中心。等级君主制时期，国会成为非常设政治机构，国王也增加了许多助手，逐渐形成以国王为中心的朝廷，这些助手主要是那些大小贵族，因此这一时期又可称为贵族政治时期。西欧国家从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吏政治，大约开始于16世纪，这是向近代国家迈进的重要一步；而迈出这一步的先驱，是意大利城市国家。
本文所论中世纪城市对近代文明因素的孕育，尚只是初步而又粗浅的勾勒，还须更细致地予以阐述，从更深层面上分析和探究其本质。而且这些近代文明因素并非正式形态，只是胚芽，因此更应探讨胚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长为正式形态。16世纪是西欧近代文明正式诞生的时代，但诞生的标准和标志是什么亦需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强调城市，认为中世纪城市所创造的这些因素是近代文明的先驱，或者说，近代西欧社会是这些文明因素的直接后裔。那么又该怎样看待来自其他方面如乡村、宗教、国家等对近代西欧文明兴起的影响呢？说中世纪城市孕育了近代文明因素，但事实上恰恰又是中世纪城市最发达的意大利和佛兰德尔没有率先实现向近代文明的转变，这该怎样解释？这些问题都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注释：
①M. Berg and H. Clifford, Consumers and Luxury: consumer culture in Europe, 1650-185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L. Weatherill, Consumer behaviour &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1660-1760, London: Routledge, 1996; J. Brewer and R. Porter,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C. Shammas, 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著名数据库“早期英文书籍在线”(EEBO, Early English Book Online)，就是以1476年为起始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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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6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1-1
